《数理化通俗演义》第五十回
飞鸿一叶华莱士已着先鞭,掷笔三叹达尔文欲弃前功
——进化论的发表

  上回说到爱玛接到一封信顿时脸色大变。你道这信是谁写来的?原来是一个叫华莱士(1825-1892)的人,他当时正在马来亚考察。这人也在探寻物种起源问题,过去常来信向达尔文请教,可是他今天随信寄来一篇论文,大有捷足先登之势,达尔文多年的辛苦岂不白费?爱玛将这封信急慌慌送到卧室,达尔文拥被而坐,睡眼惺松,也急忙读了起来。先是一页短信,说他夜来辗转床头着实难眠,又回亿了这几年考察研究的结果,遂得出一奇怪的理论,写成一篇论文,不知是否妥当,转送上请过目,并请转赖尔,也请他提提意见。达尔文立即如磁遇铁,捧着论文读了下去:

  “野生动物的一生是生存斗争的一生,它们所有的器官和力量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及子兽幼禽的生存而发挥作用的。在不适宜的季节觅取食物的可能性,逃避最危险的敌人的可能性,以及其他等等,都是决定个体生存和整个物种生存的首要条件。这些条件也决定了物种群体的大小。仔细考虑这些情况以后,我们就能够理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原先看来是不能解释的事情——为什么有些物种个体数目非常多,而另一些和它们密切相关的物种个体数目却非常少……”

  达尔文读着读着,激动之情已无法按捺。多么似曾相识的文章!就差这稿子上不是他自己的手迹了。他一把撩起被子,只穿一件睡衣,坐到窗前的桌子上,飞快地扫过下面的文字:

  “最能适应环境以获得经常性食物供应、并且能够抵御天敌和气候变化的物种,它们的数目必定有所增加,而且力量和身体结构上有缺陷的、在食物来源减少的情况下不能适应的那些物种,在数目上一定会减少,甚至完全灭绝……”

  达尔文读着读着只觉眼前一阵晕眩,他稍一定神,将拳头轻轻地击着桌子,喊道:“世上竟有这样的巧事!华莱士啊,你知道我在研究物种和变种问题,可是我从来没有把变异的原因和方式告诉过你,怎么你的论文简直就是我的书的缩写呢?赖尔先生,你在前几年就劝我快点写书,快点发表,不然总有人要抢先的,不想今天被您不幸而言中。这个抢先者今天真的出现了,他已经大摇大摆地走进我的研究室,捧着他写好的论文,傲视着我桌上这一堆散乱的手稿。华莱士先生,你既然写好了论文就该直接去表发啊,为何又要让我看,让我改,给我出此难题呢?”

  爱玛一直站在达尔文的身后,她看他像是突然被雷击了一样浑身瘫软,两手发抖。她上前搀扶他,让他到床上休息。达尔文却捏着那几页纸,哆嗦着示意扶他到书房里去。书房像一个战场,桌上还留着昨晚激战后的痕迹,墨水瓶开着口,稿纸散在桌上,几十本笔记或者敞开摊在灯下,或者里面都挟了纸条,卡片都用小铁夹子分门别类夹成许多小迭,在桌子的右角堆成一个高台。达尔文坐在他那把已经磨穿几个洞的大藤椅里,把目光从桌上移开,环视四周,靠墙都是一人高大的资料柜,有各种标本,整柜的笔记,还有别人的和他自己已出版的著作。这间房里无处不渗透着他的心血啊。

  他从椅子上站起,先将散乱的卡片全部放在一起,用夹子夹好,又将笔记本一本一本地合上。爱玛站在旁边忙顺手接过,放回资料柜里。她熟悉达尔文的习惯,每写完一章就这样清理一次,那桌子也就难得地乾净一次。但也不会超过一天,下一场战斗又打响了,“战场”上又是一片混乱。今天看来他是要彻底打扫了,连墨水瓶也都放进了抽屉。

  达尔文最后收拾的是那半尺厚的手稿。他将它细心地理齐,查过页数,又找来一根丝线拦腰捆了一道,然后交给爱玛说:“我们现在可以宣告结束战斗了。”

  “怎么,现在就立即送去出版吗?”

  “不,请您把它送到那里去。”达尔文用下巴指指书桌旁的壁橱,又拾起一盒火柴放在爱玛手里。

  “查理!”爱玛突然明自了他要干什么。她喊着,声音都变了:“您不能这样,这是二十年的辛苦啊,是您的生命啊,难道就这样付之一炬,就这样前功尽弃!”

  温柔的爱玛,达尔文这位可亲可爱的表姐、妻子,今天突然十分威严。她将手稿重新放到桌子上说:“您最应该知道它的价值,这是伟大的成果,是将要照亮整个生物界的火炬,你怎会这样轻易地抛弃。”

  “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果没有我别人也已照样将他取得,说明它在我这里已经毫无意义。现在,只有此法才是最合适的处理。假如我将这本书立即出版,华莱士一定以为是我抄他的。那么世人将认为我不是科学家,而是盗贼。我宁肯不要首先权,也不背这个坏名声。”

  “您关于物种起源的研究早就不属于您一个人,赖尔先生、霍克先生,还有那个热情的赫胥黎(1825-1895),他们给了您多大的支持!没有赖尔在地质方面指导,没有霍克在植物方面约合作,那能有今天这样的结论?再说您也该想想我们夫妻的情份,这部手稿上不只有您的心血,也有我的许多手迹啊……。”

  爱玛说着禁不住鼻子一酸,背转身去轻轻地饮泣起来。

  爱玛这几句话真叫达尔文心软了。他说:“好吧,我先给赖尔写封信,听听他的意见。”说罢使拔笔写道:

  您的话已经惊人地实现了——那就是别人会跑在我的前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我这件事更为显着的巧合;即使华莱士手又有过我1842年写的那个草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术语现在都成了我那些幸节的标题。请把草稿还给我,因为他没有说叫我发表,当然我立即写信给他,建议把草稿寄给任何刊物去发表。因此,我的创造——不论它的价值怎样——将被粉粹了……

  希望您会赞同华莱士的论文,这样我可以把您说的话告诉他。

  1858年6月18日

  信发出后的三天,赖尔就来到了唐恩村,他的身后还跟着霍克。

  在达尔文的客厅里一场很奇怪的谈判在激烈进行,隔壁的爱玛不时紧张地竖耳静听,他们搬进这所房子以来,这里还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争吵。辩论的一方是达尔文,而他代表的却是华莱士,另一方是赖尔和霍克,却代表达尔文。

  赖尔将达尔文的手稿捧在手里激动地说:“查理,我曾劝您早点发表这篇东西,您不听劝告再三推辞,说是要听听不同意见,那么今天反倒听见了相同的声音,若再不发表,就该轮到别人去听不同意见,享受优先者的光荣。所以我和霍克今天公布这些研究成果。”

  “不,赖尔先生,如果没有华莱士的这封信,我可以立即将手稿托您去发表,现在却反而不能发表了,而且永远也不能发表了。华莱士先生近年来与我书信往来,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从事的研究,他确实独立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划时代的课题。”

  这时霍克插进来说:“达尔文先生,您不是比他更早就开始研究这个课题了吗?而且您还掌握了最丰富的材料,已经陆续发表了《考察日记》和地质、动物、植物各方面的著作,就只差这层窗纸没有被最后捅破,没有公布最后的结论了。不错,华莱士先生是在搞这项研究,但是当您1831年就出发去环球考察时,华莱士才是一个刚背上书包的六岁孩子,1842年您已经写出那份详细提纲时,他才是一个十九岁的学生,1854年他在马来半岛进行考察,只花了二个晚上就写成这篇论文。而您得出这个结论已经有20多年了。您就是现在发表,谁敢说您是在抢优先权呢?”

  “不,霍克先生,年龄的大小不能说明成果的先后,正像您比我小8岁,但在植物学方面仍是我的老师。华莱士如果有我这样的环球经历,有我这么长时间的研究,他会得出更完善的结论。”

  “但是,您早就在辛苦研究,而且已经得出了结论,这也是事实。”

  “对,结论我已经得出,而且华莱士也已经得出,现在冠以谁的名字就更无足轻重了。我常想我们英国人对世界科学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但是有一件事让我一想起就不愉快,就是伟大的牛顿因为微积分的优先权和莱布尼茨争吵了几十年,这与数学本身的发展有什么关系?难道让世人将来评论说,在牛顿之后英国人又出了一场科学官司,是达尔文和他的朋友在物种起源研究的优先权上吵架。你们知道,我在科学研究上,在事业上,可以像钢一样的硬,可以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任何难题都是我要消灭的敌人;可是我在感情上却像水一样的软,经常在左顾右盼,任何对我表示爱和友谊的人,都会使我屈膝投降。我不愿朋友之间有一点的误解,一点的怠慢,这种心灵上的一点创伤要赛过来自敌人的一次扫荡。我不忍心这种痛苦驾临到华莱士身上,他还年轻,他多么聪明,他应该没有烦恼地轻轻松松地去干更多的事情。同时我纯净的感情之水里,也决不允许滴进这一滴污水。这样我会心神不安,即使终日面对稿纸却将再也写不出一个字了!”

  这时赖尔看这场谈判越谈越僵,便起身趋前一步,以师长的身份缓慢而严肃地说:“查理,这是科学,不光是感情……”

  早就悄悄守候在门口的爱玛生怕达尔文又会说出什么更无法挽回的话来,忙上前说:“查理,您不看已经几点,让让客人吃饭了。”

  说完,他们四人一同走进餐厅。

  1858年7月1日,林奈学会在伦敦举行学术报告会。这又是一次科学史上奇怪的学术会。论文作者是达尔文和华莱士,但是两人都未出席。华莱士这时还远在马来群岛,无法赶回。而达尔文虽勉强同意同时宣布他们两人的论文,但听说华莱士不能到会,他也不去。他对赖尔说:“虽说同时宣布两人的论文,可是只教我一人趾高气场地坐在主席台上,我不干。我坐在那里想起这时正在热带酷日下艰苦考察的华莱士先生,会羞红了脸。”他自会议请假说身体不适,论文请崔克先生代为宣读。

  赖尔主持会议,他说:“各位先生,今天我们要宣布两篇关于物种起源和变异方面的论文,无疑这是一个科学上的最新命题。但是更可贵的是两位科学家达尔文和华莱士先生他们同时发现这一理论,但又谁也不想争优先权,只此一点在科学史上也足可大书一笔,这是我们林奈学会的骄傲,是我们英国科学界的骄傲。”

  这时全场响起一阵热烈掌声,大家都很兴奋。霍克就在这种情绪中走上讲台,开始了介绍:

  “生物为什么会有许多的品种?它并不是上帝一次造成的。它先有较少的品种,然后由于环境的作用出现各种变异。比如鹰和野猫科的动物由于捕食的需要就逐渐长成了尖利的但又可伸缩的爪;长颈鹿是在地上的食物缺少,为了采吃高处的树叶,脖颈就越来越长;蒲公英为自己的后代能够延续,它的种籽带着轻软的毛绒,可以随风飘得很远……。这种情况叫作‘自然选择’,也是生物为自身延续进行的一种生存斗争。”

  “其实除自然选择外人工选择早就在进行。达尔文先生以鸽子为例进行了研究。我们一般人认为各个品种的家养鸽子都是从自然中的鸽子得来的。达尔文先生解剖了所有的家养鸽种,比较了他们的骨骼,称了每一根小骨的重量,研究了它们的羽色。他发现无论品种有多少,它们都起源于野生的'原鸽'。人们偶而发现一只鸽子胸部突出,觉得好奇,就繁殖它,一代一代,最后就出现了'突胸鸽';人们发现有只鸽子尾巴宽,就繁殖它,最后出现了如凤凰展翅一样的‘扇尾鸽’。达尔文先生还亲自做实验,把一只白鸽和黑鸽相杂交,就得到一只黑白斑驳的鸽子。这说明物种是可变的。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实现变异。”

  “达尔文先生还特别研究了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在养殖业和种植业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达尔文先生说:如果以为选择原理是近代的发现,那就未免与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朱红色鳞的鱼最初是在宋朝(始于公元960年)于拘禁情况下育成的。现在到处的家庭都养金鱼作为观赏之用。在中国,竹子有六十三个变种,适于种种不同的家庭用途。甚至中国皇帝也发上谕,劝告人们选择良种。据说‘御米’就是康熙皇帝出巡在一块地里看到一个品种,亲自在御花园里进行栽培。后来这成了能在长城以北生长的唯一品种,变得很有价值。达尔文先生还举例牡丹在中国就有一千四百年的栽培史,养蚕则是在公元前2700年就开始了。他的许多文章里在讨论物种时直接提到中国的材料就有一百多处。”

  霍克越谈兴致越浓。这是多么新鲜的道理,多么新奇的材料,与会的生物学家们一个个都被吸引得忘记喝水,忘记吸烟。会场静得就像一座刚打开窗户的空房子,一股新鲜的晨风吹了进来,轻轻飘荡,那是霍克的讲演。

  达尔文是真够幸福的。他有爱玛那样贤能的妻子帮助他的事业,又有赖尔、霍克这样的朋友在关键时刻出来撑腰帮忙。是他自己那看似柔弱实则博大宽厚的情怀换来了这深沉的爱,成了他事业上的一种无形的后盾和力量。

  这时达尔文正坐在唐恩村的书房里。他还是深深地不安,他想这时伦敦的会场上会是什么情况呢?一种新观点的出现自然会有人反对,那倒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人们会不会议论说我硬挤进这项成果中来呢?会不会说我去抢青年人碗里的饭,老师却怕学生出头呢?这件事是赖尔和霍克力主办成的,他原来的意思便是将书稿一烧了事。这时他的那只心爱的狗“波利”从门缝里溜进来,用嘴咬着他的裤角拉他起身。该到每天散步的时间了,但是他今天实在没心思到花园里去。他那铁的时间表今天也不得不有所变更。他伸手轻轻拍拍“波利”的脑门,“波利”夹起尾巴怏怏不乐地溜出房门。

  达尔文又靠在藤椅里思索了一会儿,他想应该向华莱士写封信,虽说他知道今天这个会议,但是还应向他说明一下,顺便问候他的间歇热好了没有。他在桌上铺开一张纸,飞快地写道:

  亲爱的先生:

  今天林奈学会正在宣读您和我的论文。在繁重的工作中,同情是一种有价值的和真实的鼓励。我们远隔千里却能得出这样一个全新的相近甚至相同的结论,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几乎同意您文章中每个字所含的真理。如果有着可钦佩的热情和精力的人应该得到成功的话,那么您就是应该得到成功的人。

  今天的学术会结束后我们的论文将同时发表在林奈学会的会刊上,这得感谢赖尔、霍克他们的安排,不知道这样处理您是否满意……

  达尔文写好了信,叫爱玛派人送走,好赶上中午的第一班邮车。他这才到花园里散步。从此他就每天等着华莱士的回音,彷佛只有华莱土来信批准了这件事他才会放心地去干别的事情。爱玛和赖尔都劝他不要这样太重感情,他说不只是感情,更重要的是品德,决不能伤朋友的心。

  就这样日复一日,达尔文心事重重,约过了两个多月,突然桌子上出现一封已磨破了皮的信。他一看那个有荷兰国王头像的邮票就知道是从马来亚来的。不由惊喜地喊道:华莱士先生有消息了!

  到底华莱土来信说了什么,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