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红色革命
爱因斯坦和中国曾经有过亲密的接触，而相对论在中国则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这段历史从和风细雨开始，逐步演变成了狂风暴雨。相对论从一个科学理论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爱因斯坦先是被中国人奉为革命者，他的相对论革了牛顿的命，但是很快，无产阶级又要革了相对论的命。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相对论和中国的历史，这是一段中国人寻求科学的坎坷道路，这条道路曾经沾满鲜血，我们不应该忘记。
（本章的故事采用了小说常用的适当艺术夸张手法，以及集多个历史真实人物于一个人物的普遍写法，但本章的所有故事以及历史背景均取材于真实史料，主要参考自胡大年（美）著《爱因斯坦在中国》。）
1922年12月，东京，帝国饭店。
在一间窗明几净的套房里，一位举止优雅的贵妇人正在冲泡咖啡，她有着一张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混血的脸，她小心翼翼地把牛奶倒进浓浓的咖啡。看得出来，她很在意倒入的分量。倒完牛奶，妇人用一把精致的小勺轻轻搅拌，搅拌完毕，她轻轻地放下了勺子。
贵妇人端着咖啡走到窗边，说：“亲爱的，请喝咖啡，还是没有消息吗？”
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沙发椅上，嘴里叼着烟斗，聚精会神地看着手中的一些文件，听见妻子的问候，他抬起头来，放下文件接过咖啡，露出微笑，说：“艾尔莎，谢谢你，亲爱的。”
这位中年男子正是大名鼎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受日本最著名的几所大学的联合邀请来讲学，已经住了一个月了，在日本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关于相对论的热潮。此刻，他却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来自北京的消息。一年多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到柏林拜访了爱因斯坦，并且和爱因斯坦约定在今年日本讲学完毕后就去北京大学讲学。爱因斯坦知道此时的中国时局动荡，军阀混战，他不知道北京方面是否已经安排好了他的讲学行程，也不知道蔡元培先生是否安好，虽然心中总有一些不祥的预感，但爱因斯坦仍然非常渴望能到北京大学讲学，他对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充满了好奇。一个月前，爱因斯坦曾经路过上海，在上海做了短暂停留，但毕竟只是在中国最大的沿海城市上海走马观花了一下，远远不能满足他对中国内地的好奇心。
艾尔莎说：“听说北京那边正在打仗，有一个叫做什么直系的军阀和一个什么奉系的军阀为了争夺北京城的控制权在北京附近打仗。”（编者按：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
爱因斯坦说：“我也听说了，但蔡校长的为人我是很清楚的，他对我们之间的约定必会有一个交代，虽然中国的时局不稳定，此行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真的是很想去亲身体会一下东亚文明的发源地，亲眼看一下古老中国的心脏。”
艾尔莎说：“亲爱的，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我也非常愿意跟你去北京。不过，耶路撒冷那边已经来过很多个电报了，希望你尽快定下去希伯来大学的时间。”
爱因斯坦说：“我知道，他们是想让我出任希伯来大学的校长，我想我还是更适合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不过毕竟是犹太同胞的邀请，我怎么都应该去一趟，让他们再等一两天吧，如果实在得不到北京那边的消息，我就正式电复他们。”
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艾尔莎打开门，看见了他们熟识的石原纯教授。
石原纯说：“爱因斯坦先生，我刚刚得知一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消息，特地来告诉您。”
爱因斯坦说：“请讲，石原纯教授。”
石原纯说：“中国的中央政府由于财政危机，连年拖欠教育经费。最近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八所北京高校联名向政府抗议，并且由蔡元培校长领头与黎元洪总统进行了谈判，但谈判结果似乎并不能令蔡校长满意。我今天刚刚收到可靠的消息，包括蔡校长在内的八所北京高校的校长向政府联名递交了辞呈，爱因斯坦先生，很遗憾，我认为去年蔡校长跟您的约定恐怕北京大学很难履约了。”
爱因斯坦说：“您的消息确实可靠吗？”
石原纯说：“绝对可靠，我是从中国那边邮寄过来的报纸上看到的，这条新闻是中国各大报纸的头条。”
爱因斯坦说：“这就难怪了，这可真是让人感到沮丧的消息，不过，还是谢谢您，石原纯教授。”
送走了石原纯后，爱因斯坦叫来了助手，亲自写了一封电报让助手发往耶路撒冷，告知他们本月底，自己将从日本取道上海，从上海直接去耶路撒冷。
三周前，北京。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今天心情特别好，这半年来一直为了教育经费的事情跟中央政府周旋，今天终于拿到了拖欠半年之久的教育经费。他算算日子爱因斯坦已经在日本讲学了，应该给爱因斯坦发封欢迎信，以确定来京的行程，为了表示隆重，蔡元培在起草完了欢迎信后，又邀请了北京的各界名流亲笔签名。欢迎信的全文如下：
（编者按：此为真实信件全文）
尊敬的爱因斯坦教授先生：
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正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
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此约。
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将做好一切必须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您此次访华之旅的辛劳。
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
由于不知道爱因斯坦在日本确切的地址，蔡元培把这封信发往了中国驻日本的公使，希望由公使代为转交爱因斯坦先生。
但是没想到这封信到了日本后，一直被压在大使馆的文书保管处，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当时中日关系非常微妙，大使馆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治、军事情报，对一封来自北京大学的信件，并且目的是为了学术交流，因此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直到报纸上刊登出爱因斯坦圆满完成在日本的讲学准备离去的消息时，才有人记得这里还有一封要转交给爱因斯坦的信件。
当爱因斯坦在12月22日最终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和希伯来大学敲定了抵达耶路撒冷的日期。爱因斯坦读完蔡元培的信，感到非常的懊丧，犹豫再三，考虑再三，还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给蔡元培写了复信，信中表达了他无比的歉意，并且表示希望将来能有弥补的机会。
12月31日，上海。
上海的冬天阴冷潮湿，尤其是刚刚下过一场雨，天阴沉沉的，北风直往人的脖子里面钻。
一艘从东京驶来的邮轮抵达了十六铺码头。今天码头上来了很多犹太青年，这些犹太人都是这几年陆陆续续从德国远跨重洋，为了逃避迫害而来，他们非常感谢中国政府慷慨地允许他们在上海定居。今天，将有一位重要人物抵达上海，他是所有犹太人的骄傲，他也是全世界最出名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在船舷上刚一露面，就听见码头上传来一阵欢呼声，几十个青年人在用德语大声地跟他打招呼。爱因斯坦感到一阵亲切和温暖，似乎这里不是遥远的东方，而是回到了柏林。
上海的犹太人青年会和几个由西方人组成的业余学术研究团体为爱因斯坦召开了欢迎会，并且邀请爱因斯坦在新年来临的元旦晚上为他们做相对论的演讲。尽管第二天就要坐船前往耶路撒冷，爱因斯坦还是接受了这个请求。
元旦这天晚上，在租界的工部局大讲堂，几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几乎全是犹太人和西方人，只在讲堂的一角，有这么几个来自同济医工学堂（今同济大学前身）的中国学生，由于是德国人办的学校，所以是全德文授课。听众中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相对论为何物，也没有学过最基本的物理知识，他们只知道爱因斯坦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今天要来跟大家讲最高深的知识。那几个中国学生也特别兴奋，其中有一个叫做魏嗣銮（魏嗣銮，字时珍，著名的数学教育家，曾任留德学生会会长，是最早把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人）的大学生尤其显得兴奋，他正是《少年中国》杂志的相对论专号的主编。他早在一年前就从英国大学者罗素在中国做的多场相对论的演讲中受益匪浅，正是罗素用通俗的语言把相对论首次传播到了中国，而且在解释爱丁顿如何验证爱因斯坦提出的星光实验时，讲得深入浅出，跌宕起伏，给魏嗣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魏嗣銮从那以后就爱上了物理学，尤其是对相对论充满了求知欲。他还曾经给爱因斯坦写过信，向爱因斯坦索取照片，爱因斯坦居然回了信，并且真的给了他一张照片，魏嗣銮收到回信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今天魏嗣銮有幸能见到爱因斯坦本人，那真是兴奋极了，他伸长了脖子等着偶像爱因斯坦的出现。
在听众们热烈的掌声中，爱因斯坦走上了讲台，开始用德语演讲。爱因斯坦首先介绍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然后由此讲到了以太在麦克尔逊和莫雷实验中遇到的困难，接着爱因斯坦抛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太是不存在的。爱因斯坦说：“我有三个最基本的原理，一是光速在任何参考系中都恒定不变，二是物理规律在任何参考系都不变，三是引力和加速度是完全等效的，从这三个原理出发，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系列惊人的推论。”
刚开始，爱因斯坦用生动的比喻介绍同时性在不同的参考系中不成立时，听众们还勉强能听懂。但是随着演讲的深入，爱因斯坦不得不用到大量的数学知识，来讲解时间为什么会变慢，空间为什么会收缩，以至于后来讲到引力使时空弯曲的时候，用到的都是微积分的方程式，越来越多的听众开始进入梦乡。好在最后爱因斯坦讲起大家早就耳熟能详的星光实验，讲起了爱丁顿的远征队，总算把一部分观众从睡梦中唤醒。爱因斯坦2个小时的讲解，让魏嗣銮听得如痴如醉，虽然这些知识对他而言不算陌生，但是今天能听见爱因斯坦亲口说出来，那个感觉仍然非常美妙。
最后是提问时间，一开始还能有几个懂科学的西方人提出一些粗浅的数学问题，但是随着提问的继续，很快就逐步演变成一场奇怪的问答。问题千奇百怪，几乎跟相对论毫无关系。所有人都把爱因斯坦当做能通晓天下一切奇事的神人，以至于爱因斯坦在回去后对艾尔莎说“今晚的演讲就是一场愚蠢的滑稽戏。”
有人问：“请问博士，人能飞吗？”
爱因斯坦回答：“地球的引力是始终存在的，要摆脱它就需要消耗能量。”
有人问：“人有灵魂吗？”
爱因斯坦回答：“这个问题科学无法回答。”
有人问：“以太能转化成食物吗？”
爱因斯坦回答：“以太是不存在的，你刚才一直在睡觉吧？”
问题越来越不像话，爱因斯坦有点窘迫，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场演讲，就在此时，他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挤到前台来，拼命地举手，爱因斯坦示意他提问，心里已经做好了回答更可笑问题的准备。这个中国小伙子用德语流利地问道：“请问教授，如果按照您的引力场方程，在宇宙整体“张量”没有反作用力的情况下，整个宇宙是否意味着要么收缩要么膨胀呢？”
爱因斯坦大吃一惊，心想，中国居然还有这样的人物，太不简单了，这个问题正是爱因斯坦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没想到今天在上海从一个年轻的中国小伙子嘴里问出来。爱因斯坦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从方程式的角度来说，是的，宇宙很难维持稳态，但是我想这里面恐怕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一定还会有些别的因素存在，年轻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伙子答道：“我叫魏嗣銮，先生，我们通过信。”
爱因斯坦想起来了，是曾经收到过这个中国人的一封信，他还寄了一张照片给这个中国人。爱因斯坦对魏嗣銮说：“你很了不起，魏嗣銮先生，你将来一定能做出巨大的贡献，有机会来欧洲留学吧，欧洲很多大学都会欢迎你的。”
讲演会结束后，魏嗣銮带着激动的心情回到了学校，一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觉。“我不但问了爱因斯坦问题，还被爱因斯坦称赞了，是的，我要像先生一样，成为一位物理学家，我要去欧洲留学，我要到世界科学的中心去学习物理学，学习相对论。”魏嗣銮暗下决心。
半年后，魏嗣銮以优异的成绩从同济医工学堂毕业，并且考取了公派赴德国的留学生资格，他将到法兰克福大学攻读物理学。
临行前，魏嗣銮最后一次参加了进步团体少年中国会的集会，得知他要到德国留学的消息，众人纷纷过来道贺。一位穿着长衫浓眉大眼30岁左右的青年人走过来对魏嗣銮说：“小魏，祝贺你，我刚加入少年中国会不久，你主编的相对论专刊我都看过，受益匪浅，虽然我是学文科的，看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到你的才华。希望你早日学成回来，我们能再相见，我们民族的希望在于开启民智。”
魏嗣銮说：“谢谢，谢谢，我一定会回来的，请问您是？”
那人回答：“我叫毛泽东。”
魏嗣銮正要再多说两句，听见有人在喊他：“嗣銮，到这里来。”这是他的大学同学李柯在叫他，魏嗣銮快步走过去，李珂跟魏嗣銮说：“嗣銮，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周培源，他是宜兴人，中学是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的，他学的也是物理学，这几天刚好在上海，听说我们今年听过爱因斯坦的演讲，很想跟我们打听情况。”
魏嗣銮说：“很高兴认识你。”
周培源说：“魏大哥，你很优秀，是我学习的榜样，等我毕业后，我也要出国留学，我们将来一起为中国的物理学做一点事情。”
魏嗣銮说：“这也是我的理想！”
两个月后，魏嗣銮顺利地来到德国，进入法兰克福大学攻读物理专业，但是很快他就在学术上感到不满足，接着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有着数理王国之称的哥廷根大学（了解物理发展史的读者都知道这所大学的分量），成为了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的导师中有玻恩、希尔伯特这样的世界级大师。在学习之余，魏嗣銮对社会活动也特别热衷，他和好友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德文化研究会”，旨在促进中德文化交流，同时他还被推举为留德学生会的会长，在留学生圈子里面，提起魏嗣銮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一天，魏嗣銮的宿舍附近搬来了几位新来的中国留学生，魏嗣銮得知后立即去探望。他敲开门后，一个中国人站在面前，只见此人40岁上下，国字脸，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头发根根竖起，一脸的正气，魏嗣銮不仅倒吸一口凉气，立即产生一种敬佩之意。
魏嗣銮恭敬地说：“我叫魏嗣銮，请问大哥怎么称呼？”
来人说：“魏嗣銮，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我虚长你几岁，岂敢当大哥啊，你叫我朱德就行了。”
此人正是未来名震天下的朱德元帅。
上边就是当时朱德在哥廷根留学时的照片。魏嗣銮很快就和朱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一直帮助朱德补习德语，他深深敬佩这位性格刚毅的大哥。朱德后来成为新的留学生会会长，并领导留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运动，两次遭当局逮捕，全靠魏嗣銮多方奔走解救。
魏嗣銮经过四年的攻读，以一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在平均负荷下四边固定的矩形平板所呈现的现象》获得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和物理双料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对弹性力学和建筑领域贡献很大。
毕业后魏嗣銮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同济大学教授数学和物理，成为中国数理界的后起之秀，名重一时。他编著了中国第一部讲授偏微分方程的教科书，他也是当时中国少数能把相对论讲得深入浅出的教授之一，深受学生的爱戴。
然而，当时的中国虽大，却越来越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魏嗣銮和很多人一样不得不走上流亡大学的道路。即便是在流亡的路上，他也仍然勤奋地著书立说，教书育人。这一年，魏嗣銮跋山涉水来到昆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中国最知名的大学在这里成立了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几乎全中国的学界精英。映入魏嗣銮眼帘的是家徒四壁的校舍、只有几百本书籍的图书馆、空荡荡的实验室，尽管如此，师生们的热情和学习精神依然不减，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有相当质量的论文不断从这里产出，魏嗣銮不时被眼前的景象感动着。
突然，一阵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四周，日军飞机轰炸了！魏嗣銮立即随众人一道往防空洞跑去，还没来得及跑进防空洞，已经听得炸弹爆炸的巨响在不远处传来，头上明显地感到沙土如雨点般地落下，打得生疼。魏嗣銮刚跑进防空洞，身后就落下一颗炸弹，一声巨响，魏嗣銮直感到一股气浪从身后袭来，像有一张无形的大手把他推进了防空洞，魏嗣銮禁不住冷汗直冒。正当他惊魂未定之时，突然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喊他：
“嗣銮兄，前面的可是魏嗣銮？”
魏嗣銮回过头去，只见一个教授模样的人在冲他招手，依稀觉得非常面熟。魏嗣銮当即答应到：“我是魏嗣銮，您是哪位？”
“不记得我了吗？我是周培源啊，我们在上海少年中国会上见过面。”
魏嗣銮说：“啊，原来是培源，你也在这里，实在是太巧了。”
周培源快步走过来，紧握魏嗣銮的手说：“嗣銮兄，真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你的文章和著作我早有拜读，你堪称我辈的楷模啊。”
魏嗣銮说：“培源过奖了，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周培源说：“说来话长，我过去数年一直在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前两年刚刚回国，一回国就遇到了七七事变，我只好率全家老小远避此间，我现在西南联大教书。”
魏嗣銮说：“普林斯顿？听说，爱因斯坦博士为了免受纳粹的迫害，去了美国，就住在普林斯顿，你见到他了吗？”
周培源说：“我正是仰慕爱因斯坦博士的学识，才特地去的普林斯顿，在那里的一年，我参加了爱因斯坦博士亲自主持的广义相对论高级研讨班，经常有机会听博士的亲身教诲，实在是令我受益匪浅。”
魏嗣銮说：“真是令人羡慕的经历啊，博士是否安好？”
周培源说：“爱因斯坦博士身体非常健康，他对中国的局势非常关注，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同情。嗣銮兄，你对现在的时局如何看待？”
魏嗣銮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国民党在正面的阻击战虽然节节败退，但是至少打破了日本人一年消灭我们的痴心妄想。而在敌后，共产党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司令员指挥的游击战打得有声有色，毛泽东与你我曾经在上海都有过一面之缘，此人深谋远虑，处处高人一等，他必能让日本鬼子尝到中国人的厉害。而朱德总司令与我熟识，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曾经与他共处很长一段时间，朱总司令是位百年难遇的将帅之才，我对他深为敬佩，有他率领我中华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我倍感放心。”
周培源说：“嗣銮兄高见，我也跟你一样，觉得共产党很了不起。”
正如魏嗣銮预料的那样，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朱毛领导的共产党一天比一天壮大，军事力量日渐强盛，他们在北方领导的红色革命深得民心，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偏向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腐败切齿痛恨，延安成了很多知识分子心中的圣地。
不久，国共内战爆发，仅仅三年后，新中国宣告成立，国民党逃到台湾。
1951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魏嗣銮回到了老家四川，出任四川大学的数学系主任。
新中国的一切都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百废待兴，魏嗣銮虽然年过半百，仍然把一腔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的数理教育事业上，著书立说，诲人不倦。
1966年5月16日，四川大学。
年逾70岁的魏嗣銮教授正在家中阅读最新的科技期刊，此时收音机里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雄武有力的声音：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
……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
（编者按：《五一六通知》部分内容摘取）
魏嗣銮放下手中的期刊，陷入沉思，他隐隐地感到内心有一些不安，这些不安来自哪里，他一时想不明白，总感觉中央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了。魏嗣銮的不安很快就得到了进一步验证，一个个让他瞠目结舌的消息接踵而至。首先，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在北京中科院成立，接着，这个小组开始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代表着自然科学的最高成就相对论，小组领头人是孔令华，很快，这个小组就被孔令华简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四川大学也不再平静，大字报的数量一天比一天多，学校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一群群激进的学生喊着口号四处游行。
年迈的魏嗣銮教授对眼前的乱象除了叹息，更深感无能为力。这天，他走在校园里，看到四处张贴着一张内容相同的大字报，鲜红色的纸上写着黑色的大字：
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即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辽阔的地平线上。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科学大革命。
这张大字报让魏嗣銮感到很不可理解，他不反对革命，他亲眼看到过去几十年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红色革命带来的崭新面貌。但是，难道科学也分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吗？自然科学、数学和物理是没有阶级、种族、国家之分的，科学就是科学。一个微分方程，一个物理实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它们的含义，它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这是宇宙的自然规律。
然而，除了摇头，他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又能做什么呢？
学校已经停课了，回到家中，魏嗣銮开始在书房整理自己的著作打发时间，他掸了掸自己在1936年完成的中国第一本大学微积分教材《偏微分方程式理论》上的灰尘，重新放回书架，又拿起了自己在1958年主编的《相对论》，随手翻看了起来。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妻子慌忙出去开门。
只见一群学生站在门外，个个穿着草绿色的军装，手臂上别着红袖章，为首的一人大声问道：“这是魏嗣銮的家吗？”
魏嗣銮迎出去，说：“我是魏嗣銮，请问你们有何贵干？”
学生们盯着魏嗣銮手上的《相对论》，为首的那人说：“你就是教授相对论的魏嗣銮吧？我们今天来这里正是要跟你谈一谈相对论。”
魏嗣銮不明所以，误以为学生们有问题来询问，热情地说：“可以，可以，你们想问什么？”
一学生说：“相对论声称光速不变对吗？”
魏嗣銮说：“是的，这是相对论的原理之一，虽然是一个假设前提，但是已经得到了很多实验数据的支持，首先是1887年麦克尔逊和莫雷……”
一学生高声打断魏嗣銮的话，说：“光速绝对不变这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诡辩论，是唯心的，违反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运动论。”
魏嗣銮说：“光是一种电磁波，它的传播速度取决于介质，在真空中，光速不变已经得到了很多实验数据的支持。”
一学生厉声说：“魏嗣銮，你在宣扬永恒论，光速不变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的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
另一学生说：“相对论的大前提是哲学的相对主义，相对论的时空论是资产阶级的唯我论，毛主席在1937年就批判了相对论。”
魏嗣銮说：“毛主席曾经读过我编写的相对论文章，他亲口跟我说过他觉得相对论让他受益匪浅，而且1937年毛主席的讲话我看过，他批判的是相对主义，不是相对论。”
为首的学生厉声喝到：“魏嗣銮你这是公然与革命为敌，爱因斯坦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的代言人，是反动权威，你维护他的理论是没有前途的。无产阶级一定能牢牢占领自然科学的全部阵地，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学术的走狗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将迅速地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的真正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
魏嗣銮不愿意再多说了，看着这些充满理想、满怀热忱的学生，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在心里为这些学生叹息。
学生们走后，魏嗣銮长久地伫立在书架前，看着自己编著的一本本自然科学的著作，他仍然想不通党和政府为什么要批判自然科学，他对党的政策一向是拥护的，他对很多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也一贯反对，然而自然科学是他心中的圣地，这和封建残余、思想糟粕完全不可等同而言。
魏嗣銮更想不到的是，一场更大的针对他的运动正在酝酿。很快，就有人通知魏嗣銮参加一次全校师生的集会，集会的内容说的是关于深入学习中央文革小组精神的万人大会。魏嗣銮的妻子已经嗅出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她对魏嗣銮说：“老魏，这个集会你还是称病别去参加了吧，我很担心这次集会不利于你。”
魏嗣銮说：“我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几十年，我对国家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我相信党和政府会对我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况且，这次集会是学习文件精神，不是专门针对我的。”
魏嗣銮爱人说：“那你一定要学会忍耐，不要随便说话。”
魏嗣銮说：“知道了。”
魏嗣銮和妻子道了声别，迈着缓慢但仍然稳健的步伐出了门。他来到会场的时候，会场已经是万头攒动，学生们都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眼前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在会场的大黑板上写着两行大大的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夺取无产阶级自然科学革命的伟大胜利！
魏嗣銮一到会场，便被几个学生拉到了前台，也没有凳子，只能站在那里，后面有几个学生把持着会场的大门。魏嗣銮沉着地站着，面对着同样在前台站着的男男女女的几个青年学生，他从面前学生们的脸上看到的是一种革命的亢奋表情。
校革委会王主任挥手示意大家安静，对着话筒大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重要指示，一切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都要彻底批倒批臭，只有无产阶级的科学才是真正正确的科学。以相对论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是无产阶级必须反对的，尤其是相对论，它就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的典型代表，批倒了相对论，就是批倒了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根基。我们今天就要革了相对论的命。你们面前的魏嗣銮就是相对论的反动学术权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小将绝不能被权威吓倒，任你再大的权威，你代表的始终是腐朽的、落后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都不怕。今天，我们就是要和相对论的权威辩一辨相对论，且看我们革命小将的厉害。”
王主任把话筒递给一个青年学生，示意他可以发言。
一个青年学生拿起话筒，大声问魏嗣銮：“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相对论的两个前提，一是光速不变，二是物理不变，是不是这样？”
魏嗣銮原本想好了保持沉默，但听这个学生一说，忍不住就说：“不是物理不变，狭义相对性原理说的是在任何惯性系中，普遍的物理规律不变。”
学生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管你什么不变，你宣扬不变就是违反最基本的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爱因斯坦凭什么说这个不变那个不变，他能了解宇宙中所有物体的运动吗？他能掌握宇宙中所有的规律吗？千规律万规律，只有一条规律：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王主任眉头皱了一下，似乎对这个学生的发言不是太满意，挥手示意换下一个人发言。
那个学生正说到兴头上，还正想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看王主任瞪着自己，也只好把话筒递给了另一个学生。
另一个学生说：“相对论宣扬时间空间都是相对的，这是严重违反辨证唯物法的真理观的，这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神秘主义的方法论。不把相对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无法取得最终胜利。”
王主任示意把话筒还回来，他显然对学生的发言感到不满，因为没有实质性的反对理论，全都是高射炮，空有高度，打不着靶子。王主任显得有点着急了，他频频回头朝身后的一道门里面看去，似乎在等一个人，等了一会儿，不见有人出来，会场上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王主任随即招来一个学生，对他耳语了几句。这个学生快步走入那道门里面，过了一小会儿，这个学生又回到了前台，从王主任手中接过话筒，开始对魏嗣銮发问：“魏嗣銮，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是不是有一个重要推论说的是引力使时空发生弯曲？”
魏嗣銮保持沉默。
王主任说：“在人民面前，你要老实回答革命小将的问题，你们最爱说的不就是真理越辨越明吗？”
魏嗣銮听见王主任这句话，心中一激动，终于无法保持沉默了，他大声说：“是的，根据广义相对论，引力会使得时空发生弯曲，这在1919年爱丁顿率领的远征队拍摄的日全食照片已经证明了！”
会场上传来一些小声的惊诧声，显然有一些学生感到惊讶。
那学生说：“那么，整个宇宙的时空弯来弯去的结果必然要弯成有限而闭合的圈圈，这么说，宇宙就是有限的了？”
魏嗣銮稍稍有点吃惊，这个学生怎么看也不像能说出这句话的人，他隐隐感到那道门里面似乎有一个行家在指点他，越是这样，反而越激发了魏嗣銮的斗志，他说：“根据哈勃的天文观测，宇宙中所有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去，由此推测，宇宙正在膨胀，也就是说宇宙是有大小的，而且很可能是诞生于一次大爆炸。”
他的话在会场上又引起了一阵骚动，显然，有部分学生们被这个惊人的言论所震撼。
那个学生冷笑一声，说：“太可笑了，你们这些爱因斯坦的马屁精，将研究有限、有边的局部宇宙的运动定律所得到的结果，转用于无限的宇宙整体，因而开始谈论有限的宇宙、时空的边界，这太自不量力了。你是不是要进一步推断说，有限的物质之外，总要有非物质的、超自然的东西存在，这只能是上帝了！你这是彻彻底底的宇宙唯心论，相对论其实质是绝对论！”
魏嗣銮被这个学生的强词夺理一下子弄得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他便反问说：“那么，你可以说说宇宙无限的证据吗？著名的奥伯斯悖论就提到，如果宇宙是无限的，那么我们晚上朝任何一个方向上看过去，都应当看到无限的星星，无限的星光叠加照射在地球上，那么晚上也应当像白天一样明亮才对，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那个学生一下子就被问住了，他还是头一次听说什么奥伯斯悖论，他立即跑回那道门里面，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一扫刚才的窘迫，又大声开口说：“奥伯斯悖论必须建立在宇宙中物质的分布是绝对均匀的这个前提上，这个前提并不成立。我问你，爱因斯坦一直在建立所谓的统一场理论，他建成了吗？统一场理论真的存在吗？”
这下魏嗣銮感到了门背后那个人的“可怕”，这一个问题问中了要害，爱因斯坦晚年用了10多年的时间苦苦寻觅统一引力场和电磁场的理论，但是没有获得成功，这是爱因斯坦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那个学生接着说：“爱因斯坦根本不可能找到什么所谓的大统一理论，因为这根本就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都是运动的，任何事务都永远处在矛盾中，阶级斗争永远存在，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什么所谓绝对的普适的大统一理论。”
尽管魏嗣銮觉得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用哲学代替科学，用空洞的理论取代严谨的科学研究，但一时也想不出强有力的反驳。
那个学生说完，又得意地跑进了那道门，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继续说：“魏嗣銮，相对论宣称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时性，事件发生的先后都是相对的，是不是这样？”
魏嗣銮说：“是这样的，同时性只有在同一个参考系里面才具备物理意义。”
那个学生说：“魏嗣銮，你好大的胆子，你胆敢说同时性也是相对的，你这是在宣称珍宝岛事件中，苏修分子先开了第一枪这个事实是无法客观判断的吗？你这是在公开为苏修辩护，你不但是反动学术权威，还是个卖国贼，打倒卖国贼！”
魏嗣銮心里面暗叫一声上当，对方这是明显地偷换了概念，但是此时再反驳已经晚了，整个会场已经开始吵闹起来，他说的任何话已经不可能被别人听见。
会场上的大部分学生根本没有搞清楚台上最后两句对答是什么意思，就听见最后的结论是魏嗣銮竟然胆敢为珍宝岛事件中的苏修先开第一枪辩护，那还了得，这简直是罪大恶极，此时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对珍宝岛事件中苏联的入侵行为痛恨至极。此时会场中早就安排好的几个学生大声喊道：“打倒卖国贼魏嗣銮！”
这个疯狂的年代就是这样，口号和高举的拳头就是力量的象征，很快全场数万名师生一边挥拳，一边高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魏嗣銮！打倒卖国贼魏嗣銮！”声震屋瓦。几个学生冲上去，一把按住魏嗣銮的头，拼命往下压，强迫他低头认罪。早已经准备好的一个沉重的大木牌，用铁丝拴着，一个学生抱起来往魏嗣銮的脖子上一套。木牌相当沉重，铁丝一下子就嵌入到脖子上的肉里面，魏嗣銮感到一阵剧痛，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木牌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的走狗，相对论卫道士魏嗣銮！
魏嗣銮强忍着剧痛，感到眼冒金星，几欲晕倒，已经不知身在何处。可是他连晕倒的权利也丧失了，一边一个学生托着他的胳膊，不让他昏倒在地。
全场对着魏嗣銮高喊口号，学生们群情激奋，发出像野兽一般的怒吼，此时谁表现得最愤怒，喊得最响，对敌人魏嗣銮最不心软，谁就是最革命的。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
喊了一阵子口号，学生们拖着魏嗣銮出去游街，此时的魏嗣銮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身不由己地被拖着踉跄行走。在游街的过程中，时不时会有愤怒的革命小将冲上来朝魏嗣銮吐口水，很快就有革命小将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更愤怒，对待敌人更不手软，开始冲上来对魏嗣銮猛扇耳光，一旦有人扇了耳光，就会有人上来拳打脚踢。老教授斑白的头发上已经是血迹点点，鲜红的血迹，苍白的头发，看起来就像是一幅泼墨山水，只是用的不是墨，而是朱漆。
魏嗣銮被拖到了学校的中央广场上，被两个学生托着勉强站立着，他已经感到呼吸困难。但是学生们仍然觉得魏嗣銮的认罪姿势不够好，头低得不够，不知道谁找来了一只散发着臭味的粪桶，往魏嗣銮的脖子上一套，老教授的上半身顿时被压成了90度的鞠躬姿势。边上的两个学生捏着鼻子，表情怪异，显然已经受不了粪桶的恶臭，坚持了一小会儿，两个人撒了手，跑开了。而魏嗣銮本来已经昏厥，被臭气一熏，竟然清醒过来了，他摇摇晃晃地站着，视线模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恍如在梦中，学生们也喊累了，再加上粪桶的臭气熏天，渐渐的也就散去了。
魏嗣銮看到远处有一个熟悉的人影越跑越近，终于认出来正是自己的妻子。她冲到魏嗣銮的身边，帮魏嗣銮摘下粪桶和木牌，抱着魏嗣銮失声痛哭起来。此时的老教授似乎已经没有了情感，完全麻木了，他觉得他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除了那一片绿军装映衬的红色海洋，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难道，这就是革命吗？
此时，在批斗会现场那道神秘的门中，王主任正对着一个坐着喝茶的背影说：“李组长，姜还是老的辣，对付这种死硬的知识分子，还得要您这样的高手出马。”
那个背影慢慢地转过身来，说：“魏嗣銮是上头钦点的批倒对象，我此次专程来蓉，自然是有备而来。今天只是一个开头，不是结束。”
此人正是当年魏嗣銮在同济医工学堂的同学李柯，他也是理科出身，对相对论略有研究，这次批斗大会正是李柯一手策划的。
为什么要批倒魏嗣銮？因为张春桥、姚文元逐步在上海得势后，他们急于在毛泽东面前建功立业取得更大的势力，批倒相对论就是批倒了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这是奇功一件。张姚二人指使李柯在上海成立了“上海理科批判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批判相对论。与张姚二魔一样，在北京也有一人急于建功立业，他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当时北京最有权势的高官之一，党内排名第四，但是由于陈伯达急于想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弄巧不成，反被毛泽东怒斥，因此有些失势，大有被上海的后起之秀张姚二人反超之势。陈伯达为了在跟张姚的权力竞争中取得优势，很快就意识到双方竞争的关键点在于对相对论的批判。谁先把相对论批倒，谁就取得了主动，因此陈伯达迅速控制了中科院的“相对论批判学习班”，直接领导并授意学习班对相对论开展大批判。
当时的学界，相对论的权威有一南一北：北有周培源，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南有魏嗣銮，大学教材《相对论》的主编。魏嗣銮被张姚二人的亲信批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陈伯达的耳中，陈伯达知道，这第一回合交手，自己已经输了一招。
陈伯达的眼睛已经盯上了周培源，这就是他的猎物。
陈伯达当时兼任中科院第一副院长，有权利直接控制中科院下属的“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这一日，陈伯达找到“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专家”周友华，与其密谈。
陈伯达说：“小周啊，我是了解你的，你的才华和能力我是知道的。人类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转到了西方；经过一次往返，现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东方。过去科学从西到东，从欧美到中国，但是，将来必定是中国领导科学，因此，我们就要彻底批倒相对论。这就要靠你们这样的青年才俊了。”
周友华说：“陈院长，我明白，我一定努力写出好文章。”
陈伯达说：“无论如何，你在一个月内要给我写出一篇重量级的文章，题目我都帮你拟好了，就叫《相对论批判》，写成后，我会指示《红旗》和《中国科学》杂志发表，到时候你就出名了。”
周友华说：“是，我明白了。”
陈伯达心中打着他的如意算盘，这篇文章一发表，一来为批倒周培源制造了理论武器，二来可以引蛇出洞，周培源一旦对这篇文章有任何反对声音，刚好可以被陈伯达利用。陈伯达对周培源这样的科学家的脾气自认为是摸得很透的。
周友华不负陈伯达所望，很快写出了一篇几万字的长文《相对论批判》，但是文章要发表，还需要过中科院的负责人刘西尧这关。尽管陈伯达多次施加压力，但刘院长看过文章后，坚持要邀请一些知名的科学家来审查这篇文章，于是定下1969年10月23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相对论批判》一文。
特别会议由中科院的军代表主持，参加人员除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全体成员和陈伯达以外，还邀请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一批资深科学家，包括周培源、竺可桢、吴有训、钱学森、何祚庥等。
军代表发言：“我是个粗人，只知道带兵打仗，不懂什么相对论，我只知道凡事不能绝对化，这篇文章到底是好是坏，你们说，你们说。周校长，你是懂相对论的，你先说吧。”
周培源清了一下嗓子，说：“很抱歉，前天刚刚收到通知，文章还没来得及好好看。里面的很多见解还是有一定启发性的，我还需要消化消化。老钱，要不你先谈谈。”
周培源看着钱学森，他跟钱学森私交很好，渴望钱学森能为他解围。
钱学森立即会意了，说：“我认真读了《相对论批判》的讨论稿和修改稿，我主要谈四点意见。第一，这篇文章是很多青年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后，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个意义是重大的。第二，爱因斯坦毕竟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对爱因斯坦的评价要尽量全面客观，这个事务必慎重。文章里面谈到爱因斯坦建议搞原子弹，使美国现在对我们进行核讹诈，这个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具体分析，德国的海森堡也在搞原子弹，当时来说，情况紧急，抢在纳粹的前头也是相当重要的。第三，应当注意只谈相对论的理论本身，避免和很多似是而非的哲学概念混淆，比如相对论并不是相对主义，有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围绕在周围，应当区别开来。第四，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了毛泽东思想，我们都应当认真学习，但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稍有不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吴有训接着钱学森的话头说：“我是学实验物理的，相对论用到过，但是对于它的理论基础还真考虑得不多，我谈点我的粗浅看法。1922年我留学期间曾经亲耳听过洛伦兹的演讲，洛伦兹对爱因斯坦很推崇，因为洛伦兹在物理界有着很强的号召力，所以搞物理的有点推崇爱因斯坦也在所难免，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洛伦兹的蛊惑。爱因斯坦是唯心主义者，恐怕他自己都承认，他经常提到上帝，这一点是要批判的。但是文章中有些地方的表述和概念我看还值得商榷，比如文章中提到光速测量的问题，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还有很多欠缺，另外，从文章来看，作者在肯定以太，认为存在绝对坐标，物体的运动相对于以太运动，这一点本身也是违反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
陈伯达在边上有点坐不住了，他发现科学家们的发言对文章越来越不利，吴有训甚至开始用陈伯达最擅长的马克思主义来反驳文章本身，这让陈伯达有点恼火，他赶忙发言说：“同志们，对相对论的批评是很重要的，这关系到自然科学领域中向资产阶级夺权、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大方向是对的。我们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自然科学的一切阵地，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坚持到底。周校长，还是你来谈谈相对论的问题吧？”
陈伯达老奸巨猾，不让周培源脱身，把矛头直指周培源，逼得周培源必须表态。周培源知道自己不可能一直避开正面问题，总是要说点实质性的东西的。经过前面一轮发言，周培源已经在肚子里面打好了腹稿，他说：“爱因斯坦的宇宙有限模型是有问题的，其实爱因斯坦自己也不很肯定，主要是爱丁顿那些人在吹捧这个理论，我早就放弃这个想法了。另外，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在广义相对论中有争议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坐标系应该如何定义的问题，向来就有争议，我是一直和爱因斯坦有不同意见的，我建议中科院应当成立一个实验室，做一些像穆斯堡尔效应一类的实验，用实验来检验相对论的很多错误观点。”
陈伯达见周培源不肯上当，心中相当恼火，而且他还看穿周培源其实是想借检验相对论的错误观点而恢复中科院的基础科研工作。陈伯达是何等奸猾之人，岂肯轻易放过周培源，陈伯达说：“周校长在30年代曾经在普林斯顿与爱因斯坦有过相当多的个人交往，能不能谈谈你对爱因斯坦个人的印象。”陈伯达暗想正面抓不住你把柄，就迂回进攻，你跟资产阶级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私交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你只要一句话说错，我就给你安个海外派遣来的长期潜伏特务之罪，谅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周培源其实也想到了此节，他说：“我在普林斯顿期间主要是从事自然科学的学习，虽然参加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但是那只是正常的课业，我跟爱因斯坦并没有什么私交。在我的印象中，爱因斯坦生活比较朴素，他是犹太人，犹太人在欧洲和黑人在美国一样是受到歧视的，因此爱因斯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对此我是敬而远之的。他很喜欢拉小提琴，还自以为比自己的物理研究更高明，小提琴是资产阶级的乐器，我自然是不欣赏的。”
这番话周培源讲得滴水不漏，陈伯达抓不住任何把柄，这让陈伯达表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已经怒火中烧。
军代表看时间差不多了，于是总结发言说：“我是个外行，是个耍枪杆子的，本来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有点朴素的感情，我感觉爱因斯坦这个人要批判一下。听说他是一个权威，束缚很多人的头脑，我就想造他的反，因此要批判。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关心的人很多，应该发动群众。批判的角度大家不同，凑起来就全面了，大家都来搞，就可以把爱因斯坦的问题搞清楚了。争取再过两三个月，能拿出大家都同意的两三篇文章出来。”
军代表的最后这句话一出口，在座的所有科学家都松了口气，而陈伯达和周友华则心里一凉，知道看来这篇文章是很难通过审查得以发表了，更是禁不住恼羞成怒，对周培源他们恨得是咬牙切齿。
陈伯达回去后是大发雷霆，把周友华臭骂一通。但陈伯达岂肯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很快，他就以传达中央文革精神为由，直接到北京大学召集会议，他对在座的革命师生说：“毛主席再三指示我们要砸烂一切旧思想，建立新思维。我们有必要展开全面的大批判，重新审查过去的一切科学理论，尤其是相对论，必须要有超越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勇气，无产阶级是勇不可挡的。你们要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坚持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相对论，他们年龄虽小，可是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兴趣广泛，很有生气。我决定近期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你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随时向我汇报。”陈伯达这次是狠下心一定要搞倒周培源了，张姚二人可以用这个方法打倒魏嗣銮，他陈伯达为什么就不能，只要略施小计，革命小将们就可以要了周培源的命。
万人大会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一张阴谋的大网已经朝着周培源慢慢地围拢过去，然而就在这危急时刻，情势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陈伯达将自己的政治赌注全都压在了副统帅林彪身上，没想到林彪驾驶的却是一艘贼船，迟早得翻。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后，陈伯达突然失势。
他的倒台也让在北京大学酝酿的阴谋流产，周培源躲过了一劫，“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也宣告解散。这个消息让身处上海的张姚集团大喜，他们一方面收编陈伯达的残余势力，一方面指示“上海理科批判组”抓紧对相对论的批判，要乘胜追击，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政治时局风云变幻，1971年9月林彪乘飞机出逃，机毁人亡，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党的日常工作交给了周恩来主持。周恩来主持工作后，随即开展了一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矛头指向四人帮。1971年11月，周恩来在与一些意大利来访的外宾会面时说：“犹太民族出了一些杰出的人物，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有了周恩来亲口说出的这个基调，周培源大着胆子在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周恩来的行为激怒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四人帮很快就意识到周恩来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态度是他们打倒周恩来的绝佳机会，只要想办法批倒了相对论，周恩来就会受到冲击。李柯也在寻找着他的政治机遇，此时，更是不失时机地出来跟张姚献计：
“我已经查到魏嗣銮的四川大学数学系主任职务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我们只要进一步批倒魏嗣銮，利用他曾经在海外留学的经历，把他搞成海外间谍，再让他供出他的“上级”周恩来，我们的目的就能达到。”
张春桥说：“魏嗣銮是个硬骨头，恐怕不肯轻易就范。”
李柯说：“不怕，陈伯达给了我们一个好主意，要发动思维更活跃，眼光更敏锐，革命意志更坚定的中小学生，给他多吃点苦头，然后我再出面软硬兼施，由不得他不就范。”
此时魏嗣銮的生活已经逐渐趋于平静，此前的几年中一直在不断地挨批斗，批斗越多魏嗣銮反而越坚毅，每次批斗会上虽然一言不发，但是神情分明是在传达：让我背负的十字架更沉重一些吧。红卫兵们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胸前挂着的牌子一次比一次沉重，最后居然把实验室拆下来的烤箱的铁门挂到了他的脖子上。长时间的挂牌，已经让魏嗣銮的脖子上起了厚厚的老趼，腰早已压驼了，根本直不起来。周恩来主持工作后，批斗会的次数少了下去，以至于最近半年一直享受着平静。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
这次把魏嗣銮揪上台的是一群年龄更小的初中生革命小将，他们稚气未脱的脸上涌动着的是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低下头，魏嗣銮，你精通力学，应该能看清自己正在抗拒的这股伟大的合力是多么强大，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魏嗣銮，你仍然坚持光速不变吗？”
魏嗣銮缓缓地点了点头。
头还没点完，猛地一皮带就抽到，魏嗣銮立即感到眼前金星直冒。革命小将年龄越小，出手越狠，他们在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战，对他们来讲，这不是普通的批斗，这是与“敌人”你死我活的战争。
“魏嗣銮，你仍然坚持宇宙大爆炸，宇宙有限论吗？”
“本世纪初的两大宇宙学发现，哈勃红移现象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证明大爆炸理论是目前最可信的宇宙起源论。”魏嗣銮慢慢地说。
“你还真嘴硬，你是在为上帝寻找生存的位置吧！”一个革命小将说着，狠狠的一皮带又抽向魏嗣銮，这根皮带上的黄铜扣很尖锐，顿时一道鲜血从魏嗣銮的头上流下来。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魏嗣銮！”
“打倒相对论卫道士魏嗣銮！”
会场上响起了震天的口号，这个口号声就像是兴奋剂，极大地激发了革命小将们的战斗激情。一群十三四岁的小孩冲上去，纷纷解下自己的腰带，有布的，有皮的，有金属的，投入到了这场伟大的战役中。他们在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他们为历史赋予自己的光辉使命所陶醉，为自己的英勇而自豪……
魏嗣銮终于倒下去了，头上已经是血肉模糊。当他醒来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椅子上，他感到有点诧异，自己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头上脸上的血迹也已经被擦拭干净，面前还放着一杯茶，但是房间里面灯光很暗，魏嗣銮又是高度近视，他根本看不清房间中的景物。
“老魏，你受苦了，我来晚了！”一个声音在对他说。
魏嗣銮说：“你是谁？”
那声音说：“你不认识我了吗？老魏，我是你的大学同学李柯啊。”
李柯把自己的脸凑到魏嗣銮的眼前，让他看仔细。魏嗣銮认出来了，这确实是自己的大学同学李柯。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他，魏嗣銮精神振作了一点。
李柯说：“老魏啊，你这又是何苦呢？俗话说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识时务者为俊杰，适当的屈服一下有何不可呢？我在上海听说了你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特地赶来帮助你，你只要听我的，我保证能让你平安脱身，再不会有人来批斗你。”
魏嗣銮说：“科学来不得半分虚假，让我批判相对论，我做不到。”
李柯说：“老魏，我知道你这么死不低头是因为周恩来在背后给你撑腰对不对？我告诉你吧，我从上海过来，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周恩来已经在毛主席那里失势了。你只要跟他们承认你是受到了周恩来的指使和蛊惑才抗拒文化大革命的，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周恩来，到时候我自然会想办法保你出来。”
魏嗣銮说：“老李，我人虽然老了，可是我还不糊涂，你们打的这点如意算盘我还能不清楚吗？要利用我攻击周总理，你们先从我尸体上跨过去吧。革命小将背后的高人恐怕就是你吧，凭那些学生也想不出那些所谓的道理来，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了。”
李柯说：“魏嗣銮，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是念在大学同窗之谊的分上，给你放一条生路，你不要不识好歹。革命小将的厉害你也看到了，如果不是我再三安抚，你还活得了吗？”
魏嗣銮说：“我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能死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总好过在忏悔中死去。”
李柯见魏嗣銮软硬不吃，一怒之下，转身离去。此后一段日子，魏嗣銮一直被关在牛棚中，受尽凌辱和折磨，家人也完全得不到他的半点消息。李柯严密封锁着魏嗣銮的消息，他心中的恶计是先骗魏嗣銮在伪造的认罪书上签字，然后造成魏嗣銮畏罪自杀的假象。
正当李柯紧锣密鼓地实施他的计划时，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周恩来去世，北京爆发“四五运动”。李柯懊恼万分，魏嗣銮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他立即赶回上海投奔“组织”。
8个月后，一则更惊人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去世。
1976年10月18日，在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一批党内元老的合作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标志着四人帮集团的彻底粉碎，十年动乱结束。
1979年2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包括魏嗣銮在内的一千多名科学家云集北京，在这里隆重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周培源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演讲台，他朗声说道：
“1949年，我读到爱因斯坦写的文章《为什么要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认为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十年动乱所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的人来说，爱因斯坦在30年前的预见，准确得令人吃惊。我们痛切地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这是一切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所必然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魏嗣銮坐在台下，眼眶禁不住有点湿润。
周培源在演讲的最后，深情地说道：
“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他，就是要继承和发展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学习他不怕艰难险阻，不畏强权暴力，甘为真理而献身，为正义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德；学习他不迷信权威，不盲从旧传统，服从真理，实事求是，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学习他在科学道路上永不固步自封，永不自满自足，始终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学习他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坦荡胸怀；学习他为追求真理和为人类谋福利的目标始终如一的人生态度。”
（编者按：以上发言摘自周培源《纪念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
魏嗣銮于1992年逝世，享年97岁。
周培源于1993年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