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欧洲，为什么可以抢第一？
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明要比欧洲文明进步。欧洲的印刷术、造纸术、火药、罗盘针和运河的水闸，皆是直接间接从中国传来。然而，世上第一波稳健的经济发展首度发生在欧洲，工业革命继之而起。而其他代表现代的标记，如代议政体和人权观念，也是发轫于欧洲。欧洲是怎么一回事？
1480年，中国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所有的海外探险和贸易，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被视为走私犯罪，皇帝会派军队破坏他们的居处，烧毁他们的船只。但在欧洲，没有一个国王曾经滥用或自许有这样的威权，宣布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律令代价高昂，没有一个国王负担得起。在欧洲，当国王的总是强敌环伺，而中国皇帝的君权无人能比，这是他们拥有的优势——或者说是陷阱。欧洲国家之间相互为敌，是它们向海外扩张的一股推动力量。
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领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想象一下罗马曾被某个单一势力征服，就像印度被莫卧尔人、中东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那样。借由征服，这些异族摇身成了新江山的主人。但罗马的征服者却是数个不同且互相敌对的日耳曼蛮族。这些蛮族从来就没当过什么主人，与其说他们征服了罗马帝国，不如说他们在踏上这个帝国的土地后，发现它正在自己的脚下融化。他们毫无治理固定国邦的经验，连罗马赖以维生的征税机制都维系不住。他们颠覆了普世政府的一个通则：治理辖下的国家却课不了税。
不是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
欧洲的历史演进泰半从奠基的这一刻起便已注定。政府对人民毫无掌控能力，它们必须殚思竭虑，才可能争取到人民的服从。它们若想扩张势力，就得提供良好的政府——也就是维护治安作为回报，它们不能像亚洲和中东不计其数的帝国及王国那样，光靠收税机制和进贡就能运转。
数百年来，这些国王最大的威胁是他们最有权势的下属——土地贵族阶级。这些权臣最后终于俯首，但因为已在自己的领土上雄霸够久，早就为自己也为他们土地上的人民争取到私有财产的保障。“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
为了让贵族俯首称臣，国王对城市里的商贾、贸易人士和金融家多所依赖，一来他得靠这些人提供贷款和人力才能维系官僚体系，二来这些人的财富可以被课税。欧洲君主的征税细水长流、手法温和，以免杀死了下金蛋的母鸡；亚洲国家的统治者比较独裁，征收苛捐杂税之余，手头拮据时甚至直接把商家的货品没收充公。
欧洲君主的低调谨慎也是不得已，因为在这个群雄环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压太过，可能转而投靠敌营。在此情况下，他们重视经济发展和新兴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为，而虽然这些科技主要是用于战事，但和现代殊无不同的是，这些国防花费可能带来重大回收。除了谨言慎行，他们也牢记罗马帝国的教训和基督徒国王身负的义务，因此比较不会施行暴政、纵情声色，而这样的场景在亚洲君主中屡见不鲜，比欧洲常见得多。
这些欧洲君王降伏旧日贵族后，随即成为一个活跃的新兴阶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者。当年这些君主势单力薄，曾经允许各个城镇自治，而随着城市的财富日增，这个让步也变得更加举足轻重。相较于自拥大军、躲在城堡里防御自己的贵族，中产阶级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胁性。然而，无论贵族多难应付，他们毕竟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社会秩序里，国王是天经地义的元首；反观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根本无需国王的存在，长远来看，对于王政的威胁远比贵族更棘手。
君主从薄弱的基础起步，权势逐渐增添——只有在英国，君王犹在国会的驯服下，这是唯一的例外。这个机构是中世纪留存下来的传统：国王必须和大臣们商量国事。即使是专制君主最出名的法国，国王的命令也不是无远弗届、令出必行；为了维系国土完整，他必须做出许多让步和特别交易。法国的三级会议虽不再召开，偏远省份的迷你三级会议却依然存在，在否决法王于1780年代推动的税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法王试图变革失败，被迫重新召开国家三级会议——改革分子借镜英国议会政府并得到启发，非逼得他那样做不可。
至于中欧，也就是现在的德国和意大利，从来不曾有哪个君主建立起统一的强国，皇帝和教皇长年为权力明争暗斗。在这个地区，都市、城邦、侯国封邑林立，俨然多个独立小国，是欧洲权力分散的一个极端例证。这些迷你小国为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个欧洲也因这两场运动脱胎换骨。
权力分散、遗产多元
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纪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是不分国界、屹立于所有土地上的组织。教会也曾野心勃勃想控制国政，但国王虽然肩负护卫基督信仰的义务，却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教会唯命是从、有求必应。教会与国家之间总是关系紧绷，最突显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剑拔弩张，而这又是权力分散的另一例证。
教会是基督教社会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这个宗教的圣典——《圣经》以及古希腊罗马学术的保护者。在中世纪，一些学者将《圣经》和古学术编织为一，制造出一套头头是道的神学思维，但教会也有罩门，它的圣典对教会本身的结构只字未提——教会其实是个以罗马统治为范的精密组织；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罗马学术是异教徒的作品。借着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这样的扞格就此爆发。
在中国，权力是极其明确地集中在皇帝手里，以儒家为尊的精英文化对君权统治也支持有加。无论是个人修为或待人处世，中国人莫不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它已深深扎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统治者不管有没有合法性都得熟读四书五经，而你得通过儒家经典考试才能当上国家官员。
反观欧洲，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中国人非常聪明，可是他们的聪明从来不会脱轨失控，纵有奇思异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纷扰。欧洲社会的开放则是源远流长。近代欧洲在经济上爆发力十足，智识生活百家争鸣，皆是基于一个事实：不管是好是坏，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强权掌控过它、形塑过它。它多元的历史遗产因此能被充分发掘、延伸；希腊的数学观念在科学革命时期得到实现，从而建立起科技创新的一个新基础。
经济历史学家拋出一个问题，问欧洲何以在工业化方面跑第一，就仿佛其他社会跟欧洲是在同一个轨道上并行，结果率先触线的是欧洲。帕特里夏·克龙，本书诸多灵感即是得自于她，却是这样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