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到理性，科学到浪漫——近代欧洲
构成欧洲文明的混合体是个不稳定的组合。虽然它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中世纪，一千年左右，但组成元素之间并不调和。时至公元1400年，这个混合体开始分崩离析，它的分裂首先始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常被描述为古希腊罗马学术的发现或再发现。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智识成就曾经遗失，而今重新被找回，虽然当时确有若干新的发现问世。它的改变在于不再使用古代知识来支持基督教会的神学，而是有许多学者，主要是在教会体系之外，向往希腊和罗马在创造这些知识时的世界样貌而意图加以拟造。他们希望像古代艺术家那样从事艺术创作，希望建造出类似他们的建筑，跟他们一样读写拉丁文，所思所想俱与他们相同。他们想回到过去那个非基督教的世界——但这样的世界已被教会藏匿起来，因为教会只把这些知识利用于遂行自己的目的上。
这也是一个比较“入世”的世界。古典时代之前的人对死后的生命其实没有那么看重，对人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关注更多，他们对人的力量和能耐欢喜拥抱，不会满脑子想的尽是人的邪恶堕落。文艺复兴学者现在进入了一个思想奔放的世界。怎样生活最好，想些什么最好，古代哲学家和道德家早就百花齐放，在观点上百家争鸣，但他们的辩证和推论并没有被传承下来，因为基督教会已经给人民的思想紧紧裹上了束缚衣。
文艺复兴的古典主张
不过，文艺复兴学者并没有直接攻击基督教。他们的个人态度或有不同，但大致上对基督教采取的观点颇类似于古人的宗教观，那就是：宗教是个基本的存在，大体而言是件好事或者说有存在的必要，只是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关注。宗教不该钳制生活和思想的一切，而这正是教会一贯的目的。这样的钳制一旦被打破，欧洲的思想反而变得比过去更大胆开阔、天马行空。
随着文艺复兴来到，欧洲社会开启了它漫长的世俗化过程。在世俗的世界里，宗教可以存在，但是属于私人事务，或是一群人受到某些信念所吸引的结社团体——就像我们今天的世界。宗教不能左右社会，不能强制每个人遵守规定和仪式，也不能宰制思想。
文艺复兴的结果是，身处于某种文化和传统的人，靠着思想让自己迈入另一种文化和传统。一旦跨过这条分界线，你就永远不一样了。任何东西都不再是不变的。欧洲的思想家们震撼于文艺复兴时期所带来的冲击，而这并不是它最后一次发生。
最开始把希腊和罗马年代称为古典时代的，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古典在此处意味着经典、最优，例如我们说经典的接球、经典的演出，
是种无法超越的精彩。他们相信，古人在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成就一直无人超越，未来也无可超越。至于他们自己，能够庶几近之也就不错了。如此这般，欧洲这个组合体就因为“文艺复兴”的这个信息——古典的东西是无与伦比的——受到了干扰。
西方人现在计算年代的方法是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准上，这不啻是代表：这个文明的本质是个混合体。制定公元年份是从基督诞生的那年起算，这表示西方人依然承认自己是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AD是拉丁文Anno Domini的缩写，意思是救世主出世之年（事实上耶稣并非诞生于公元元年，生于公元前6年或前4年更为可能）。
不过，我们把历史划分为几个时代——古典时期、中世纪、近代，就跟基督教毫无关系了。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意指古典世界已臻于完美的巅峰，之后人类逐渐偏离了正道，就此跟宝贵的遗产失却了联系。这段“暂停”时期就是所谓的中世纪，也就是基督教会在智识和社会生活上实现全面操控的时期。因此，古典时期、中世纪和近代的区分，和基督教是不相干的。
行动像天使，悟性像神明
有三件雕塑作品可以显示古典时期、中世纪和近代这三个进程的转折（见下页）。第一件是一尊古希腊雕像，留存至今的希腊原始雕像屈指可数；我们今天看到的通常是罗马人的复制品，品质很难和真迹相比。这尊雕像出自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之手，雕的是赫尔墨斯（Hermes）握抱着婴儿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人体是完美的，这个观念是希腊的发明之一。一如艺术历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所言，裸体像和裸露的身体是有分别的。裸体像本身展现的是丰富的力与美，它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裸露的身体就只是没穿衣服而已，而且因为没穿衣服而显得自曝其短。
当然，大部分的男体看起来并不像那尊雕像；希腊人的目的不是要展现哪个人的躯体，他们的用心是从人体中找到完美，并且利用数学算出至为赏心悦目的比例和线条。
第二件雕塑作品呈现出中世纪的人体观。这是德国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教堂大门上的人物画，它刻画的情景，是亚当和夏娃吃下了上帝告诫他们不能吃的水果。亚当在责怪夏娃，夏娃在责怪毒蛇，两人都为自己的赤身露体感到羞愧，拿手遮遮掩掩。
这明显不是裸体作品，它们是基督教义的具体展现，表示身体是邪恶的，是罪恶的根源。
图2—1普拉克西特列斯所雕的赫尔墨斯（左）；希尔德斯海姆教堂青铜大门上的人物画，上帝在责怪亚当和夏娃（中）；米开郎琪罗的大卫像（右）。
第三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作品，他将自己投射为希腊古人，重拾他们对裸体的概念。他所雕刻的大卫像是公认的完美人类形貌；人类是尊贵、高尚和美的化身——一如哈姆雷特所形容：“行动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神明！”
从裸体作品到罪恶的赤身露体再回归裸体作品，可以代表古典时期到中世纪再到近代的意涵演变，而这正是文艺复兴对它本身的理解。
耶稣早就警告过……
文艺复兴是中世纪世界遭遇的第一个重大冲击，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是第二个，这回是对基督教会的直接攻击。宗教改革的目的，是要基督教会回复到尚未罗马化之前的样貌。我们说过，基督教会因为跟着罗马帝国一起成长，各种特性深得罗马真传；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教会的教皇依然屹立，地位俨然君王一般，而各教区的主教和大主教，也犹如古罗马帝国的行政百官，辖下更有不计其数的地方神父教士。这个圣职体制不单有自己的法律、刑罚和监狱，还有自订的税收制度。
教皇和主教团掌理着整个教会，教义也由他们制订。教会可以给你救赎，可是必须透过它所掌握的东西来运行。你要得救，非得靠神父和主教不可。你必须领圣餐、参与弥撒，还需要神父替你变魔术，把面包和酒变成耶稣基督的血和肉。你需要神父听你忏悔，赐你宽恕，教你如何赎罪。神父可能要你念百遍千遍的圣母玛丽亚或指示你去朝圣，或者如果犯行重大，会要你到圣坛之前乖乖接受鞭笞。如果你是有钱人却快死了，他可能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除非你把大笔财富留给教会，否则你进不了天堂。
在中世纪，大部分的神父、主教和大主教加入教会，并不是因为宗教情怀或特别虔诚；他们加入教会，是因为它是当时最庞大也最有钱的组织。领圣职就跟今天你去当公务员、进大公司、进政坛或进大学没有两样，可能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差事、有兴趣的工作或高薪，也可能是为了吃香喝辣、施展权力。在教会里，你有的是机会捞油水、发横财，还能替亲戚朋友谋职找事，让他们鸡犬升天。
可是，这个巧取豪夺、富有又腐败的组织，却也是耶稣教诲以及早期基督徒言行记录的保存者。耶稣和他的门徒出身卑微，如今教皇和主教们却高居于庙堂之上。耶稣早就警告过拥有财富的危险，而早期基督徒聚会都是在自家或别的信徒家里。《圣经》上对这些都有明文记载，因此，教会保存的圣典文献若是落入了反对基督教的批评者之手，很可能会变成引爆的炸药。
那么，教会是靠什么手法，可以避开这种破坏性的批判这么久？
马丁·路德之时势英雄
由于《圣经》是以拉丁文书写，极少人能够阅读。教会说，它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解读《圣经》的权责单位。任何人要是利用《圣经》去批评教会的训示或作为，就会被当成异教徒绑在木桩上烧死；换句话说，你要是非信徒，不但会害了自己，对基督教也会造成威胁。可是，到了16世纪，有个“异教徒”却逃过了一劫，他的名字是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画像，德意志宫廷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绘于1532年。
马丁·路德是个修士，对自己的宗教非常认真。他对自己的救赎充满煎熬：“我，一个满身罪恶的人，必须怎么做才可能得救？”一天，他读到《圣经》中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顿时豁然开朗。保罗说：“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得救。”马丁·路德从这句话里做出推论：
你根本不必做任何事就能得救，尤其不必对神父的指示言听计从。你只要相信上帝、抱持信仰就行了。
“因信称义”，是路德教派的中心教义。只要相信基督，你就能得到救赎。当然，作为信徒，你会乐于去做让上帝高兴的事，一如教会所说，要行善积德，去做一些耶稣说我们该做的工。可是，行善积德本身并不能帮助你得救。
这是新教和天主教教义的基本分野。罗马天主教强调，行善积德是得救的一个过程；朝圣、施舍钱财给穷人，都有助于你的最终目的——与上帝同在。但马丁·路德说不是这样的；就凭我们，浑身罪恶又腐败的我们，哪有可能做出什么让上帝高兴的事情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崇信上帝，而只要我们崇信他，上帝就会让我们得救，这是他做过的应许。
这算是一种反求诸己的宗教。马丁·路德说，罗马教廷花了几世纪建立的一个庞大机制，根本毫无必要，但罗马教廷对这个观点并没有虚心受教。教皇驳斥了马丁·路德对教会的批评以及他对救赎的新见地，而马丁·路德也强烈谴责教皇作为回复：
这人以为他是谁啊？他告诉我们，他是耶稣基督在世间的代表，但他其实是耶稣的敌人，是个反基督之道而行的人。他过着奢华的生活，头戴着三重皇冠，你来到他面前必须亲吻他的脚趾头，要行动还得仆人高举过肩，而我们从《圣经》上知道，耶稣基督都是靠着两条腿行走四方。
《圣经》，是马丁·路德据以批评教会的关键。如果《圣经》上没写的，教会就没有理由去坚持或执行哪个训令。《圣经》是唯一的权威。和罗马教廷决裂后，马丁·路德第一件事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德语，使得人人都能阅读、成为自己得救的主人。
宗教改革运动，是以《圣经》的训示和教诲为据，对罗马教廷进行改革的运动。它希望重塑早年的教会生活。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信息是：基督教并不是罗马人的宗教。
既然异教徒必须受火刑烧死，马丁·路德是如何逃过这个劫数的呢？有好几个原因。第一，拜印刷术发明之赐。马丁·路德对教会的批评和谴责立刻被印成文字，传遍了整个欧洲。马丁·路德开始抨击教会之时，印刷术还是个新发明，问世不过五十年；教皇要打压马丁·路德的计划还没成形，他的大名已是尽人皆知，每个人都在拜读他的批评文章。在过去，也曾有许多异教徒在一国之内带领着一小撮跟随者，但马丁·路德不一样，他很快就拥有了大批随众，国内国外都有。
马丁·路德攻击罗马，一些德意志王侯见猎心喜，是他能幸免于难的另一个原因。当时的德意志并不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它是一个由许多小国组成的邦联。罗马教廷在德意志的影响力要大过在英国、法国，这即是部分原因——英国和法国是统一的国家。在德意志，教会握有广大的土地，有些地区甚至占据泰半；剥削人民、聚敛钱财不说，各教区的主教也由教皇任命，这些王公贵族全无置喙余地。若是跟着马丁·路德走，他们便可占据教会土地，任命领地内的主教，对罗马停止金钱捐输，于是，这些王族成了马丁·路德的保护者，并在领土内广建路德的新教教会。日耳曼民族有一半的土地都设有新教教会，路德派教义也从现在的德国北传到了瑞典、丹麦和挪威。英国则是创立了自有的新教品牌，称为英国国教。
两派人马从相残到相容
罗马教廷的敌人很快就变得不止一个。新教教会的形式不一而足，因国家而异。它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给自足，建立起一系列教会，天主教会则是个跨越多国的庞大组织。平民百姓在受到马丁·路德和其他改革者鼓励而自己阅读《圣经》后，不久也从中找到批评马丁·路德的理由。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由于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去诠释《圣经》、监督信仰，新教会不断增设，也不断被淘汰。
一百多年间，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就这样互相攻伐，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两方都认为对方大错特错，都不认为对方只是不同种类的基督教，甚至不只是非基督教而已，而是以反基督、真正教会的敌人视之，唯有另一方被消灭，真正的教会才能存续，这种认可杀人的教义引发了屠杀——与其让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去传扬一种完全抵触上帝的训示，而使得他在世间的教会受到伤害，不如把对方给杀了来得好。不过，在互相残杀、谁也没胜过谁的百余年后，两方终于达成长期的休兵协议，包容的观念也逐渐成形。
首先，双方同意某些国家可以信奉新教，某些可以信奉天主教，接着——这是一大跃进——同一国里不同的基督教派也可和平共处，虽然一开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对这个可能性都不敢置信。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向过去看齐的运动，两者皆是意图将欧洲这个混合体的某个部分独立分离出来。文艺复兴着眼的是古希腊和罗马的智识成就，新教改革者则是频频回顾罗马教廷承袭罗马习性之前的基督教会。天主教教会保存的文献在这两个运动中都占有核心地位。它所保存的希腊和罗马学术，被文艺复兴运动拿来规避它对知识的钳制，而它所创造并予以神圣化的《圣经》，则被新教改革者拿来颠覆它的神学和单一性。
牛顿、达尔文让谁低头？
现在，我们要来看欧洲文化是如何从“回顾”演变为“前瞻”，看它何以开始相信进步，相信假以时日世界会变得更好——这是一种很奇特的信念。相信进步，是17世纪科学革命的结果。这段时期是现代科学的发轫期。
17世纪伊始，希腊人在解释宇宙及其运行方面依然是权威。他们的基本观念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他所有星球都是环绕地球运行，包括太阳和月亮。根据希腊人的说法，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它看来不像在动——有什么力量可能动得了它呢？所以它是静止的。
而地球是个不纯净的境域：地球上的东西会改变、会腐朽，天空却是纯净、完美、永恒不变的。而其他星球为什么要以圆周绕行地球呢？因为圆形是个完美的形状。这是希腊几何学说的一部分，认为世上有完美的形状存在，正方形是其一，圆形也是。因此，星球会以圆周绕行地球，而既然天空是个完美境域，它们并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动。星球以完美的圆周绕行，和谐自得。
这个观点在17世纪被推翻了：太阳才是这个天体系统的中心，各个星球环绕着它运行，但不是以正圆形而是椭圆形运行；地球是环绕太阳旋转的星球之一，而月亮是环绕着地球旋转。这个天体系统是单一的体系；所谓的不同界域、不纯净的地球和纯净天空之说已成过去。它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体系，只要一条法则或一套定律，就可解释全部。
是什么在推动地球和其他星球呢？根据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的说法，答案是：宇宙的万事万物，除非受到外力作用，否则都会以直线状态持续运动下去。而宇宙所有物体之间都有一股互相吸引的重力作用其间，就是一种永远都存在的引力。所有的物体都会互相吸引：这本书被地球吸引，月亮被地球吸引，地球被太阳吸引。地球上的海潮起起落落，也是因为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引力变化所致。这个单一体系把所有的物质都吸聚在一起。
我们现在知道，星球为什么那样运转。有两股力量在运作，一是它本身以直线行进的倾向，一是被太阳吸引的倾向。两种倾向拉锯的结果，星球的运转就变得倾斜，绕行太阳的轨道因此是椭圆形状。
牛顿把这个存在于所有物体之间的吸引力称为“万有引力”（或称地心引力、重力），利用万有引力定律，可算出任何两种物体之间的引力。这个定律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这个定律说，物体体积越大，引力就越强——它跟物体的质量呈正比关系。而物体之间距离越大，引力就越弱——它跟物体之间的距离呈反比。
因此，若是两个物体的质量增加，引力就变大，两者越离越远，引力就减少。事实上，当两个物体分开，引力会以极快的速度减少；降幅是两个物体之间距离的平方。因此距离如果加倍，会让引力减弱四倍（2×2）。
F=G m1×m2r2
公式：
F=两个物体间的引力
G=万有引力常数
m1=第一个物体的质量
m2=第二个物体的质量
r=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
以上是它的公式。牛顿利用它算出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引力。
这样的等式提醒我们：数学确是科学的中心，希腊人的直觉果然是对的——这个世界是简单的，它的运行规则可以用数学来表达。17世纪的科学家推翻了希腊的宇宙说，但他们之所以推翻得了，用的还是希腊的数学方法。
从我们的位置——地球，距离太阳第三远的星球——却能发现这整个天体系的运作，是何等伟大的成就！在过去，人类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位置，根据自己的直觉推断地球恒常静止不动，是多么理所当然，对一流希腊头脑思索出来的学说尊崇有加，又是多么恰当；但17世纪的科学却与这种种趋向反道而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科学革命带来的信息是：希腊人错了。对古典的极力尊崇就此打破，我们不但追平了他们，甚且超越了他们。
这些科学家多么聪明啊，可是他们的聪明带来了什么？他们发现，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其实微不足道。这是西方普遍面对的困境：我们很聪明，可是我们不断在发现自己的无足轻重。但更惨的还在后头，19世纪，达尔文把这个论点延伸得更远：人类跟猿猴来自同一个祖先。这对人类本身和人类的傲慢来说，都是更大的棒喝。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什么特别的生物，我们只是借由一种偶然机制，从动物王国里繁衍出来的后代。
对于太阳是宇宙中心，地球围绕着它旋转的新学说，不管是新教或天主教教会，一开始都抱持反对的立场。《圣经》说，是上帝创造了地球，接着在地球上空装置了太阳、星星和月亮，但教会最后也不得不低头，宣布这些科学家才是对的——就跟他们最初驳斥达尔文一样，结果两次都威望大失。
法国启蒙运动——你会在哪里找到“上帝”？
科学革命之后，那个时代的人并不认为科学的种种发现贬低了人的重要性。恰恰相反的是，他们认为，如果人类做得到这一步——借由理性思索出整个自然体系的运作，又能用数学精确表达，当然就可以利用理性更上层楼。我们可以把这份理性用于人类生活，让它得到脱胎换骨的改善，这份以理性为尊的渴望，就成了启蒙运动的驱动力。
这场18世纪的智识运动，目的是发挥理性，将它运用在政府、道德观念、神学和社会的改造上。
启蒙运动从法国发端，声势也最为壮大。在启蒙运动的学者看来，这是个受无知和迷信宰制的世界。社会有两股非理性的强大势力，一是教会，即天主教廷；一是法国国王，那位绝对专制的一国之君。教会和法国国王的地位之所以屹立不摇，靠的就是人民的无知。
教会到处兜售奇迹故事，为了让人民听话，恫吓要让他们永远在地狱受苦；法国国王指称自己治国是奉上帝的神谕，质疑王权就是违反教义，人民除了乖乖服从别无选择。启蒙运动的一位推动者如此归结该运动的诉求：“我希望看到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给绞死。”
无可否认，这是很极端的看法。启蒙运动不是革命运动，甚至不是政治性的运动。它是由一群学者、作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推动，这些知识分子相信，一旦理性与教育变得普及，迷信和无知自然会消弭于无形，人民也就不会相信神迹或君权神授这类的胡说八道。只要人民得到教化，民智自然开启。
不过，启蒙运动的领导人物并不是民主主义者；若是哪个开明的君主愿意开始推行他们规划出的理性社会，他们乐见其成。18世纪欧洲有几位君主，确实做到了世称的“开明专制”。他们废除了野蛮刑罚和酷刑，将法律诉诸明文，开始以具体的作为教育人民。
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是汇整出一部百科全书。这是第一部具有现代概念的杰作，而它之所以著称于世，并不是因为一些学有专精的学者，将它写成一本四平八稳的权威著作，一如我们今天对百科全书的认知。它的根本不同在于将理性用于一切事物，让知识领域里没有层级之分。它并不是像教会原本希望的，从神学和上帝写起。在这本百科全书里，你会在哪里找到上帝呢？在D（Dieu，神）和R（Religion，宗教）字首的条目下。这是一套以字母为索引的知识库，光是以字母排序这个动作，对号称掌握最高真理的教会来说就是一大冲撞。它对所有知识一视同仁，施予同样的理性测试。
举例来说，谈到崇敬（adoration），这套百科全书的建言是：“对真神的崇敬应该不偏离理性，因为神是理性的创始者……”
对于直接冒犯教会或国王之处，这套书的编者必须非常小心，因为18世纪的法国还是有审查制度，虽然主事的审查官对编著抱持同情，曾经建议他们将印版藏在审查官的家，因为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只要看“诺亚方舟”这一条，就知道这套百科全书踩了多少地雷。它劈头就问：诺亚方舟有多大呢？一定很大很大。它必须容纳不只欧洲所有成双成对的动物，连世上其他品种的动物也得在船上。而且不止是动物，方舟里必须装载许多饲料，动物才能存活。两头羊不可能足够；要养活那对狮子势必得有数百头绵羊。这艘船一定非常巨大，《圣经》却说只要四人就能操控。这些人想必是力大无穷、三头六臂！透过这些看似正经八百的提问，这套百科全书突显出了故事的荒谬。
相信进步或相信循环
说上帝是创世者或在宇宙开天辟地之初是推动者，启蒙学者不见得会反对这样的说法。他们反对的是现在被世人斥为迷信的东西，以及教会以迷信来宰制人民思想的行径，教会告诫人民，不服从就要下地狱遭火烧，他们对此深恶痛绝。
启蒙运动的信息是：宗教是迷信。因此，尽管宗教曾是欧洲文明的核心，现在也不得不靠边站，由理性取而代之。跟着理性和科学走，未来就有进步。这个箭头（见下页）带我们跳出了这一页，也带我们脱离黑暗，走向光明。
进步是个新观念。古代的人不相信有进步这回事。他们相信天道循环，有荣就有枯；所有的组织和社会在青壮之年都是蓬勃焕发、朝气十足，但之后就自然进入腐朽过程。
历史的推进就是一个个这样的循环。教会也不相信进步，或者说不相信人类可以不靠上帝，光凭自己的努力就能进步，因为它相信人类基本上是邪恶的，光靠理性作为人类的导引，绝不可能创造出完美的社会。
“浪漫”源自德意志？
启蒙运动种种理念受到的第一个试炼，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遗憾的是，尽管对理性抱持高度期望，法国大革命在国王和教会双双被扫除之后，并没有带来一个民智洞开的新纪元，反而带来流血、暴政和独裁。不过，这个怪异混合体的最后一个元素在此之前便已失去了停泊的依靠，这是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叶，浪漫主义运动的结果。
浪漫主义运动崇尚感受、情绪以及所有的强烈的情感。在这方面，它和一心一意信奉理性的启蒙运动形成截然的对比。这场运动延烧整个欧洲，但尤以德意志地区（今日的德国）为烈，理念在此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浪漫主义的信徒并不想用理性去控制情绪和激情。在他们心目中，光是优雅地将古典曲调重新演绎出来，称不上是伟大的作家或艺术家；穷尽灵魂，掏心剖腹地将热情、痛苦、绝望赤裸裸地摊在第一线的才是。艺术应该是情感激荡、表达淋漓、惊天撼地的。
德意志发展出的这些观念，是刻意针对法国启蒙运动观念而发。德国人说，你不能拿抽象的语汇空谈人类和社会，因为人是不一样的，端视你生长在什么国家而定。浪漫主义的信徒说，我们的语言和历史塑造了我们，这些东西深植在我们体内。因此，有自己历史和语言的德国人，永远都跟法国人不一样。在沙龙里谈天论地的法国知识分子相信一种普世的理性，但那是不存在的。身为德国人，我们要把德国人的特质找出来。
德国人希望知道，早期日耳曼民族在跟文明、罗马以及天主教会混合之前是什么模样。他们想把日耳曼民族从这个组合当中抽离出来。他们喜欢这些出身草莽的祖先，喜欢他们的活力、生命力和朴拙，他们不想跟着软趴趴的知识分子走，他们以过去那些亲近土地、深谙德国人原本面貌的日耳曼先祖为荣。
现代社会对文化的兴趣和尊重就发端于这个转折点上，历史上头一遭，知识分子开始搜集民俗文化。对于傲慢自大的法国知识分子关于理性的夸夸之言，他们的答复是：穿上你的靴子去走走路吧，走向平民百姓，走向农村耕民，记下他们的故事和歌谣，从中你会找到真正的启迪。浪漫主义的信息是：文明是人为的，它束缚了我们、局限了我们，唯有活在传统文化当中，你才算是活得完整。
从此，这个观念就一直深植在西方社会里。19世纪有一次重大的爆发，采取的形态之一是呐喊自由解放：让我们甩掉所有的规范，让我们活得简单、直接、自在，让我们自己耕种、自己织布；让我们蓄发蓄胡、住在公社里，让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情感，人与人之间坦诚相见。还有，让我们借镜更真实的人——劳工、农民或是“高贵的野蛮人”。
浪漫主义运动也催生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观念在当今世界里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民族主义主张，拥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民族必须生活在一起、成立自己的政府。光是闭门造车、空想好的政府是不够的；而如果这个政府不是由你自己的民族所组成，它也不可能是个好政府。塞尔维亚人必须住在一起，成立塞尔维亚政府；克罗地亚人必须住在一起，自组克罗地亚政府。要是一个国家有塞尔维亚人又有克罗地亚人，这表示不管是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都无法充分表达自己。塞尔维亚民族的精髓不可能开花结果，除非它有自己的国家。这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浪漫主义崇尚情感、文化、民族主义和自由解放，图中和这个箭头背道而驰的是理性、科学和进步。（见上页）
我们的图到此完成。你可以看到，公元1400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在图的中央，曾经贵为中世纪文明中心的教会，现在是一片空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各以不同方式削减了教会的权威。
这个教会，也就是如今的罗马教廷，至今依然拥有些许权威，而如果你是个思想开通的人，说不定还是认为教皇受到抨击不无道理。每个思想开通的人都知道节育是好事，可是这位教皇说，节育违背了上帝的教示，任何现实的考量都不能让它成为正确，就算西方大部分的天主教徒在这件事情上没理会教皇的意见，教皇还是一直认为节育是错的。不过，大体说来，我们一直走在一个重大的世俗化过程中。
欧洲的宿命：分裂、撕扯、困惑
一边是科学和进步，一边是感情和解放，这两股孪生力量迄今依然强劲，有时彼此强化，有时互相对立。我们且来看看，这两股力量是如何分裂我们。首先，来看《圣经》这段创造人类的记载。
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命的气吹进他的鼻孔，他就成为有生命的人。耶和华在东方开辟伊甸园，把他造的人安置在里面。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要是我提议，我们拋开生物学和演化不谈，在学校里专教这段章节，你觉得怎样？“不行不行。”你一定会这么说，因为你是个进步的文明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的功能；要是父母希望自己的小孩了解《圣经》的这段记载，他们可以自己教。那要是我们在学校里既保留生物学和演化的课程，同时也教上述这段章节，你觉得如何？“不行不行。”科学显示我们都是从动物演化而来，而且这世上到处都有笃信上帝造人的疯狂信徒，让他们趁着这个缺口进入学校殿堂，代价我们负担不起。
现在，来看看以下另一个故事，这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老人非常喜爱他的侄儿，年轻侄儿远赴异国，爱上了一个女孩。这一对情侣后来私奔，可是被当地部落的长者追到，因为女孩已经被许配给部落的一个老人，于是他们用矛射死了年轻人。老人听到噩耗后非常伤心，因为他非常爱他的侄儿，虽然他很老了，还是跋涉到那个国家，打算把尸体带回故乡。
尸体对这位叔叔来说是个重负，因为老人家年事已高，而他的侄儿已近成年。可是他办到了；他把尸体带回故乡，好好埋葬了。直到今天，你依然看得到老人行脚的踪迹。在他中途将尸体放在沙地歇息的地方，你会发现喷泉；在他放尸体的岩地，你会发现水潭，装满了老人的泪水。
传统土著人住在一个魔幻世界里，他们土地上的每样东西都有一个故事，将他们的生活和祖先串连在一起。你认为这样的故事应该保存吗？“应该。”你会说。应该讲给土著人的小孩听吗？“当然应该。”学校应该教他们这些吗？“应该。”而学校确实有教。
假装我是启蒙时代的人，我会说：“如果孩童想知道喷泉和水潭的来源，他们应该去读地质学。”
“什么？”你会大声反驳我，“这不是重点。”
如果我继续假扮启蒙时代的人，我会说：“土著人活在黑暗和魔法的恐惧当中。”你不会听得进去，因为你已经被故事迷住了。从这些故事听来，土著人的生命似乎更完整，更健全，更贴近自然，因为你迷失在浪漫情怀里。
你似乎被分裂成两半。对我们的孩童，你希望他们懂得科学就好，可是你也羡慕那些传统信仰没有断裂的人。
被分裂、被撕扯、被困惑，是欧洲的宿命。其他的文明只有单一传统，不是这种具有三重元素的大拼盘，欧洲在道德和智识生活上一直受到煎熬、困扰和瓦解。欧洲的血统来自一种非常混杂的渊源，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