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由毛泽东、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和审干、反奸，是以中央书记处、中央总学委的名义推行的，毛泽东已将中央政治局完全控制于掌中，当他需要时，才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已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被分割在各高级学习组进行整风学习，在毛的高压下，中共大多数领导干部都难以表达不同意见。
作为整风头号目标的王明，自1941年10月住进医院以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务虽未免去，但已是形同虚设。1943年春之后。毛泽东作出决定，由他亲自掌管重庆办事处，由任弼时负责驻西安办事处，在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几乎已无事可做，王明真正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1943年11月，中央总学委、中央办公厅召开揭发王明错误大会，王明之妻孟庆澍登台为其夫辩护，会场气氛一度对毛泽东十分不利。毛泽东大为光火，将这次批判大会斥之为「低级趣味」，下令终止这种允许被批判者登台辩解的斗争大会。[14-11]王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渲泻他的不满和「怨曲」，他怕苏联人去看他，从而招惹毛泽东、康生的忌恨，可是又控制不住想见苏联人，只能在前来探病的苏联医生面前「痛哭流涕」。[14-12]
博古对整风、审干、抢救极度厌恶，但他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倾诉的对象。他以工作为由，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痛骂毛泽东。博古深知康生情报机关的厉害，与苏联代表讲话时，不时出门观察门外动静，确定没有人偷听，才敢进屋与苏联代表倾谈。[14-13]
在延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均非整风目标。四老皆与毛泽东有历史旧谊，徐特立、谢觉哉还是毛泽东长沙时期的师友，林伯渠、吴玉章早在广州、武汉国共合作时期即与毛泽东共事，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瑞金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相处融洽。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林伯渠等诸老日见愈来愈多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叛徒」，国统区中共组织被诬为「红旗党」，均感到震惊，但是诸老性格各异，对党内斗争的体会各自深浅不同，其反应也是存有差別的。
林伯渠是诸老中唯一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他曾为钱来苏一案多次呈文毛泽东，但毛并不明确表态。作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类运动能全面展开，非毛泽东批準而绝不可能。因此，他的态度极为谨慎。林伯渠曾劝慰对运动感到怀疑的同志说，运动高潮阶段，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但运动后期一定会复查核实。他并表示，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都经过中共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延安的，他从未听说过整个大后方党组织已变质，对此问题，他心里有数」。[14-14]
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当面质问负责自然科学院审干抢救运动的陈伯村，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14-15]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实际上已被闲置的处境，愤然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14-16]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关押的师生，当別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14-17]
谢觉哉此时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1943年7月「抢救」乍起，他在初期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谢觉哉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某些失足青年怜多于恨，处在反动环境下······生死判诸俄倾，革命与反革命又其模糊，于是乎就失足了。」谢觉哉继续说：「这次反特务斗争，给我们教育不少······没有这次斗争要我们青年党员知道阶级斗争不易，就是老年党员也一样。」[14-18]但是很快，谢觉哉就发现「抢救」出了大问题，他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14-19]
谢觉哉对「抢救」的疑问与其经历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关。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他曾亲眼目睹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景，当时谢觉哉也被列入有待处置的肃反名单，只是幸而被国民党清剿部队俘虏。才侥幸躲过那场灾难（谢被俘后，因国民党军队营长相信因果报应。将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谢觉哉和其他红军尽行释放）。时隔十年后，极左狂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宽厚的谢觉哉认为，「对反革命优容即是对革命的残酷，这话很有道理。但我们过去用过了，甚至误用了，遭了不少惨痛的损失」，[14-20]于是尽其所能保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但因他在1937—1938年曾负责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眼下，中共甘肃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红旗党」，谢觉哉竟也遭到责难。康生白恃握有上方宝剑，对享有盛望的谢觉哉丝毫不看在眼里，公然指责「谢老是老右倾」。在抢救高潮中，康生直扑谢觉哉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指责谢觉哉，「据XXX交代（笔者注：指张克勤），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对康生的责难，谢觉哉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竟被康生指责为「庇护特务组织」。谢觉哉一气之下。「干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习，呆在家里睡觉」。[14-21]面对抢救野火蔓延，谢觉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没有吃冤枉的个人，只求没有吃冤枉的阶级。」[14-22]
在几老中间，稍微特殊的是吴玉章，此时吴玉章掛名延安大学校长，但该校实权由副校长周扬掌握，吴玉章只是做些「新文字」（汉字拉丁化）的研究和推行工作，并不具体过问延安大学的审干、肃奸、抢救工作。或许是因为在莫斯科曾与王明共过事，也可能是因为缺少在三十年代苏区生活的经历，吴玉章对来势兇猛的运动似乎感到有些紧张。吴玉章在「抢救」运动期间曾拄著拐杖、流看眼泪劝说被诬为「特务」的中直机关的青年向党坦白交代。他还通过写自传表态支持「抢救」，吴玉章写道：
在整风中人人写思想自传，并且号召坦白运动。这里就发现了国民党派了不少特务到我们党内来，到我们边区来，到我们军队中，专门作破坏工作，这是整风初期所未料及的。我党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分子陷害了的青年改过自新，已经有不少的特务分子响应了党的号召，改过自新了，且愿为反对特务尽力。至于死心塌地、甘为反革命尽力的少数人，则已逮捕起来。这又是反共分子而料所不及的，真所谓「作伪心劳日拙」。[14-23]
尽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诸老都对「抢救」表示了怀疑与不满，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向毛泽东进言，林伯渠相信，一阵风以后，高潮过了，头脑发热的人会清醒下来。[14-24]他们要等毛泽东自己去纠偏，而不愿去冒犯忤的风险。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毫无实权的朱德，对毛泽东、康生的行径心知肚明，知道讲话没用，只能暗暗焦急，而无可奈何。
陈云此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组部部长，作为干部审查和管理的最高机关中组部的部长，陈云本应直接参与领导审干、抢救运动，但是毛泽东没有让他与闻审干和「抢救」运动，公开的理由是「毛主席关心陈云同志的身体，让他搬到枣园去休养」。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康生对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很不满意，康生曾指责中组部「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都是怎么搞的呀？」认为中组部「在审查问题上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鉆到了我们党内」。[14-25]让陈云「休养」的另一个原因是陈云对开展「抢救」运动的态度很不积极。据陈云当年秘书回忆，当时陈云「根本就不同意搞这场『抢救』运动」，他认为是夸大了敌情。他也不相信所谓「红旗党」的说法，认为这不符合事实。陈云更认为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实行「抢救」违背了中央关于如何整风的规定。正是因为陈云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就不要他过问审干、反奸一类事，而是让陈云「到他身边去治疗休养」。从1943年3月陈云住进枣园到1944年3月，他离开枣园，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恰是审干、反奸、抢救从开场到落幕的一年，在这一年间，陈云实际是被「靠边站」了，他没有参与有关决策，「许多事情都不知道」。[14-26]中组部部长一职则由彭真代理，当陈云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后，彭真就被正式任命为中组部部长。
林彪于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別关照，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掛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身为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审干、抢救中，曾向中央负责人反映军委直属机关抢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明确表示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不能这样搞运动。但是叶剑英本人也受到康生的怀疑。康生以叶剑英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社会关系广泛，不时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并对叶剑英在延安的亲属进行「抢救」迫害。叶剑英前妻危拱之，被打成「河南红旗党」的特务，从1943年秋至1945年春被长期关押，「身心遭受严重损伤」，精神一度失常。[14-27]叶剑英虽未隔离审查，但两次被剥夺参加讨论内战时期中共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据苏联驻延安观察员透露，叶剑英对康生深恶痛绝。
中共几位重要将领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此时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对各自在内战时期及抗战初期的「错误」进行反省，他们虽然均对审干、抢救中的极端行为不满，但是，他们的地位和身份都使他们难以开口。
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参与康生「抢救」的重要干部，大多数领导人都对抢救、审干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陈云、王若飞等人均曾在私下对「抢救」有所疑问，但是他们都不曾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在当时的肃杀气氛下，这些怀疑和不满都处在分散状态，没有人敢于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干部，包括中央委员们都已中断来往，大家只有在公众场合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小心。[14-28]
对「抢救」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高岗。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準备参加中央核心层的路线检讨。周恩来一返回，就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红旗党」，给周恩来造成巨大压力。周恩来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怀疑，认为周等「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14-29]周恩来一方面为许多被康生机关及各单位关押的原部下写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与李维汉等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红旗党」，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是清楚的。周恩来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十分软弱，且是带罪之身。但他仍直接向毛泽东进言，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
除了周恩来，敢于向毛泽东表达怀疑的还有任弼时和张闻天。任弼时此时处于权力核心，但他为人较为正直，对毛的一些做法颇不以为然。毛虽感觉到任弼时有些碍于碍脚，但为了利用他作为老干部的象征，分化打击王明、周恩来等，故对任弼时仍予以容忍。在1943年秋冬之际，任弼时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的严重弊端，要求予以纠正。
和处于权力核心的任弼时相比，张闻天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且正处在被批判斗争的地位。然而，张闻天却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对「抢救」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告诉康生，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14-30]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他高干相比，张闻天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书生本色。
高岗在整风、「抢救」中原是一个「积极分子」，但随着「抢救」不断深入，他也感到似乎出了问题。据师哲透露，高岗曾向毛泽东反映，抢救的「作法过激」。[14-31]
在次一级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对「抢救」的怀疑和反对，在这些人中，最具胆识的是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和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被调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学分会工作，后调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转入审干后，王世英参加了党校的审干小组。但是很快就对运动产生了怀疑，一些过去受王世英领导、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被人揭发成为「特务」；王世英在经手调查党校「特务」的案件时，也发现指控与事实不符。对此，王世英在支部会上公开表示了对运动的怀疑，并写出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上书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王世英在这份报告里，明确提出运动发展已经过「左」，要求中央予以纠正，并以自己的党籍和脑袋作担保，为已被打成「特务」或「特嫌」的钱来苏、白天（即以后成为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诉。在这六人中，由王世英亲自介绍前来延安的钱来苏受到长期怀疑，一直未能解脱；另两人也在车轮战下供认自己是「特务」。王世英上书的举动引起康生的强烈反弹，康生连夜给王世英覆信，指责王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在中央学委会上，康生当面责骂王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威胁王世英「有几个脑袋」？[14-32]不久，果然出现了针对王世英的行动，在中央党校千人干部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认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14-33]王世英虽然受到「抢救」的波及，但是毛泽东与他曾有过多次个別接触，对王世英在山西开展的统战和情报工作较为满意，因此，王世英并没有因上书反对「抢救」而遭致较大的不幸。以后他在《自传》中提及此事时说：「问题虽然提出来了（指有人诬指王为「特务」一事），始终没有向我开火，说明中央是很关心我和爱护我的，而且说明也是很瞭解我的。」[14-34]
在王世英为反对「抢救」上书之际，领导「抢救」的社会部内也有工作人员对运动表示了怀疑。治安科长陈龙当面向顶头上司康生陈述他对运动情况的不理解。依照规定，社会部治安科每周要写一份简报，分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康生等五至七人，陈龙和社会部工作人员甘露通过这份手写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示对运动的异议。经陈龙等汇总的材料上有详细的统计数目，具体反映各单位运动进展情况：奸细、特务的比例，自杀身亡人数，被关押人数等。材料的最后结论是：延安各单位50%以上的干部已被抢救。[14-35]陈龙等整理的资料依正常程序上报后，中央总学委原计划开持续七天的延安党、政、军、学校参加的全市规模的「抢救」大会，结果开到第三天就没再继续下去。[14-36]当然，不召开全市抢救大会，并不表明运动就降温了，陈龙等毕竟不能真正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以后，各机关、学校在内部继续开抢救大会，挖出来的「特务」、「内奸」比以前更多。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抢救」极端行为的不满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然而毛泽东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的态度，他所关心的并非是他们的不满——毛泽东所要的是另一种效果，这就是，即使中共高层领导干部腹有怨言，但绝大多数人已不敢在他面前陈述。毛泽东借助审干、反奸、抢救达到了他多年来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从精神上完全控制住昔日这批敢于与他面争的同僚。
注释
[14-11]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
[14-12]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08、164。据弗拉基米洛夫说，他是在得到毛泽东的许可后，才派奥洛夫医生于1943年10月28日前去为王明治病的，就是在这一天，王明在苏联医生面前哭了出来。
[14-13]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37。
[14-14]《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138。
[14-15]《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14-16]《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14-17]《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14-18]《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14-19]《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14-20]《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14-21]《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292—93。
[14-22]《谢觉哉日记》，上，页708。
[14-23]吴玉章：《我的思想自传》（1943年），载《吴玉章文集》，下，页1338。
[14-24]《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137。
[14-25]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30、112、114。
[14-26]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4。
[14-27]任质斌：《纪念党的好女儿——危拱之同志》，载《怀念危拱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0。
[14-28]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86—87。
[14-29]《聂荣臻回忆录》（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页562。
[14-30]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7—28。
[14-31]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57。
[14-32]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14-33]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14-34]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14-35]陈龙等的上报材料估计反映的是运动初期——1943年7至8月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后，几乎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都程度不同地被抢救。
[14-36]修来荣：《陈龙传》，页1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