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直机关的「抢救」
1943年4月3日以后，延安的审干运动走向高潮，原先由各单位整风审干领导小组对所在单位党员、干部秘密进行的「排队」、「摸底」，现在已发展到公开号召干部向党「坦白」。此时正式的口号是审干、反奸、坦白，还没有使用「抢救」一词，但从斗争的性质、内容和方式看，与稍后的「抢救」別无二致。
1943年2月，两年前遵照中央指示，和一百余名干部一同撤退来延安的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被送往延安中央组织部接受隔离审查（此时陈云已不过问中组部工作，由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一职）。审干人员诱导启发杜征远：河南省委王志杰（1942年初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郭晓棠（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维桢（前河南省委书记）、危拱之（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都是「特务」，「就你交通科长不是特务」？杜征远因为从未被捕过，实在交代不出来，审干人员就拿一条麻绳放在杜的面前，威胁杜：「不承认非勒死你不可。」杜征远在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审干人员乘胜追击，又让社交代「是谁介绍的，在什么地方参加的」，「別人谁是特务，和谁联系」等问题。
中组部审干人员在威迫杜征远时点出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都是「特务」，意图给杜征远造成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尽管当时中组部、中社部还没有触动王志杰等河南省委负责人。1943年3月，中央通知王志杰、危拱之、郭晓棠进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这时王志杰等一点也不知道，有关部门已经根据康生的逻辑，事先判定他们都是「特务」，攻下杜征远，就是为了以杜为突破口，榨出杜征远的口供，一举将王志杰等全部打成「特务」。[13-17]
1943年春，审干、反奸运动已获得重大进展，不仅「张克勤案」已经包装完毕，通过攻下杜征远，河南「红旗党案」也初见眉目。4月9日至12日，延安连续召开坦白动员大会。4月12日，[13-18]由康生一手导演，将「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的主角张克勤，拉到八路军大礼堂，在有千人参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会上正式亮相。康生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说到「鬼」字，顺手指看站在右侧的四个人，第一个即是张克勤。现在，张克勤已被树为「坦白典型」，从此不断地被带到各机关、学校去「现身说法」。在康生的直接指导下，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白」高潮，通过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和控诉会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压迫延安的党员干部进行坦白，至7月9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康生见状，极为振奋，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他并公开点出杜征远等的名字，说「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是「敌探兼国特的兼差特务分子」。康生在报告中代表「共产党中央」，号召所有「为敌人服务」的内奸、特务迅速坦白。康生并解释「抢救」的涵义：「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在这个开启恐怖镇压大闸的会议上，彭真也发表了主题类似的讲话。朱德虽参加了大会，但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保护干部，与康生、彭真的演说大相迳庭。由于朱德在延安只具象征意义而毫无实权，他的发言并不能冲淡会场的肃杀气氛。在7月15日干部大会上，被康生机关驯化的十二个人上台依次作了坦白。会场气氛恐怖，「一片沉重压迫的沉寂」，使许多与会者当场「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13-19]
紧接着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宣布「特务之多，原不足为怪」，并宣称「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件的口气和文辞与毛的一贯风格如出一辙。这样，在毛泽东、康生的领导下，「抢救」、「肃奸」斗争迅速在陜甘宁边区展开。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首当其冲成为「抢救」的重点。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属于任弼时、李富春的领导范围。1940年任弼时自苏联返延安后，开始在党内负责组织和中直机关工作，1943年3月，陈云休养后，原先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已改由彭真掌握。延安整风后，实际负责中直机关整风审干运动的领导人是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及其副手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任弼时作为中央分管组织及中直机关的领导人，也可过问中直机关的运动情况。
据现有资料反映，在整风转入审干、抢救阶段后，任弼时的态度比较冷静，他在中直机关作动员报告时只是一般号召，并无个人创造。任弼时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历经中共党内多次斗争，阅历、经验比较丰富，他的个人作风也比较公道。1942年后，任弼时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西北局方面。实际领导中直机关审干、抢救的是总学委副主任康生和毛泽东的故旧李富春。
康生、李富春挑选的抢救对象即是以后在中共党内大名鼎鼎、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前中国女子大学副校长的柯庆施。事情表面上的起由是中央大礼堂外的墙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揭发柯庆施是坏人。而柯庆施在三十年代领导北平地下党时，党组织曾遭到国民党破坏，柯因出差绥远躲过国民党逮捕，故而被认为有叛徒嫌疑。事实上揪斗柯庆施有更复杂的背景。
有关柯庆施在延安被整肃的材料，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两则。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和师哲的《峰与谷——师哲回忆录》中的少量记载。柯庆施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紧密追随毛泽东，是毛氏预谋打倒刘少奇的极少数知情者之一，因而文革后柯庆施受到批判，他在延安被迫害的情况就被完全隐去了。
柯庆施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整肃的时间大的是在1943年下半年，幕前指挥者是李富春。
根据王明和师哲的记载：
中直机关为批斗柯庆施夫妇连续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斗争会由李富春主持，李勒令柯庆施交代问题（王明和师哲均未谈及逼问柯庆施夫妇交代问题的内容）。一次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因柯庆施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富春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随即柯庆施就被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虽然柯庆施没有被押往社会部，但对他的监视并没放松，柯一直被软禁在家中。[13-20]
柯庆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与李富春谈不上有嫌隙，很显然，李富春是奉命办事，那谁是批斗柯庆施的幕后策划者呢？
可以得出的答案是：康生和刘少奇，而康生、刘少奇的活动又得到毛泽东的默许。
柯庆施与刘少奇有历史积怨。柯庆施是原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6年3月，刘少奇赴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对原北方局进行大改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了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并在党内展开了对何庆施等人「左的关门主义错误」的批判。1939年何庆施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成为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现在打击何庆施，已名正言顺：即柯庆施在北方局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在抗战阶段，又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现阶段虽然不能对王明直接下手，但通过整肃柯庆施，可为打倒王明预作準备。
康生瞭解柯庆施和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矛盾。从1941年起，康生就主动向刘少奇靠拢，1943年3月，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康生正急欲向刘少奇示好，正是基于这个目的，康生拒绝了杨尚昆、王鹤壽、凯丰等人的意见，坚持要斗争柯庆施。[13-21]这样，在康生的指导下，由李富春主持的对柯庆施的斗争，就成为献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一份厚礼，既讨好了刘少奇，又讨好了毛泽东。
据王明记载，在批斗柯庆施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曾对柯庆施有如下谈话：
我们反对你，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王明，1930年你在王明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而从1939年起，你是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可是整风运动造成声势已经多时，而你在反对王明方面连一句话也没讲过。[13-22]
笔者认为，王明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事实。在延安整风之前，及整风开始后的一段时间，王明与柯庆施因为工作联系较多，私交不错，尤其当柯庆施受王明牵累，被当作王明替罪羊挨斗争的1943年，柯庆施与王明确实里惺惺惜惺惺」。柯庆施曾探望过病中的王明，与王明有过私下交谈，对王明的境遇表示过同情与关心。王明对柯庆施在这段时期给予他的友谊始终未忘，1965年他在莫斯科闻知柯庆施病逝的消息，还特作诗以示怀念。
柯庆施在「抢救」后获得解脱的详情，至今中国未透露任何资料。许多迹象表明，柯庆施获得解脱系出自毛泽东的援救。毛泽东完全清楚柯庆施与刘少奇之间的旧怨新恨，在柯庆施濒临绝境时，毛援之以手，从此柯庆施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庆施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更加紧密。1948年柯出任中共占领华北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市委书记，以后又经薄一波提名。进入了华北中央局，尽管刘少奇认为柯庆施任此职并不合适。[13-23]五十年代后柯庆施官阶不断上升，且对刘少奇、周恩来多有怠慢，成为毛泽东制衡刘少奇的重要力量。
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在1943年3月20日后统由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邓发任书记，民运委员会下辖中央妇委、中央职工委员会和中央青委。在「抢救」中，妇委、职委大搞极左，「纷纷突破」，青委正式工作人员只有四人，已经「抢救」了两人，但仍受到上级的多次批评。当时在中央青委工作的蒋南翔深感，「如不气势汹汹的威逼镇压，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抢救高潮中显得落后，而且会被认为是对反特斗争消极怠工，是对特务没有义愤」，因为民委负责人邓发就曾援引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说反特、抢救「好的很」。[13-24]
在中直机关被整肃的另一个重要干部是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武竟天。抢救运动展开后，武竟天遭到斗争关押，其理由是武竟天在北平上学期间，曾向一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学过外语，就凭这一条，武竟天被扣上「意大利特务」的帽子。[13-25]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一般干部更是受到冲击。据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的曹瑛回忆，蔡畅领导下的中央妇委一名余姓女同志，年龄尚不足二十岁，就被认定参加了「红旗党」。为「抢救」她，特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头天晚上开大会，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说她参加了『红旗党』不可。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也有漫骂的」，会议主持人威胁道，「不坦白，加倍治罪」，但是小余「死也不承认」。正在病中的吴玉章听说这件事，拄著棍于来到会场。年高德劭的吴玉章见到这种斗争场面，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哭着劝说道，「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最后，小余被迫承认自己参加了「红旗党，是特务，来延安是搞破坏的」。[13-26]
在深挖「红旗党」的高潮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被怀疑为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直至1944年4、5月间，还能听到这种说法，一些单位仍「把它作为审查干部的尺度」。[13-27]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是专为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服务的机要部门，当时有六十余名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在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的审查，但是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在电讯科工作的密家几，原是湖北地下党派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因七大缓开，被借调来秘书处工作。密家凡被別人咬为「特务」后，秘书处连续几天开会对他进行「抢救」，与会者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诸如「你在白区工作，你被特务、内奸包围得水泄不通，你一定是叛变当了特务」，密家几据理反驳，拒不承认。最后在一个半夜里，社会部派来一辆马车把他抓走，关进了西北公学。[13-28]
抢救运动袭来，甚至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难于幸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公务员罗海章、茍兴录也被江青当作「坏人」，被送入西北公学去接受「抢救」。[13-29]毛并没有出面予以干预。
中社部是领导延安「抢救」运动的权势机关，然而中社部工作人员在审干、「抢救」运动中也蒙受了冲击。中社部治安科科长陈龙的妻子海宇原是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社会部为促成陈龙的婚姻，于1941年8月，经严格审查，将海宇从女大调入中社部工作，经中杜部批準，1942年11月7日，陈龙与海宇结婚。但婚后不久，海宇就因河南「红旗党」问题（海宇为河南地下党员），被集中到西北公学受审，陈龙有一年多时间不得与海宇见面，直到1944年后，在中社部重要干部陈刚（何叔衡的女婿）的帮助下，海宇才被解除了审查。陈刚也保护了中社部机要科女干部申余，她因主持机要科墙报，被指责和王实味《野百合花》相呼应，而被送入西北公学受审查，后在陈刚的关照下，才得到解脱。[13-30]
中共中央直属的《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开展后，实际上已由陆定一负责。博古虽仍担任社长一职，但职责范围已大大缩小，处于挨整、被冷遇的境地，因此，对「抢救」十分小心。在「抢救」运动初期，《解放日报》并没有挖出什么「特务」，康生见此状极为不满，公开指责博古：你们清凉山（《解放日报》所在地）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就是抓不出来？在康生的威胁、恐吓下，博古不得不派人前往西北公学「学习取经」，返回后在《解放日报》如法炮制。
《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另据温济泽叙述，《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一百几十位工作人员中，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占70%左右）。副总编辑余光生积极执行康生的指示，全力在报社「挖特务」，「抢救」前夕，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时也受到怀疑，被免去学委委员。副刊部的舒群、白朗、陈企霞、黎辛都被视为是嫌疑对象。副刊部秘书温济泽在对王实味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此时也因他有一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13-31]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年4月，在边区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作为重犯，从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13-32]
在《解放日报》社，除了编辑、记者遭「抢救」外，抢救也在印刷厂进行，一位总务科长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颈自杀。
博古对于毛泽东、康生的这套红色恐怖手法极为熟悉，早在1931年，博古就对远在江西的毛泽东「打AB团」的行为有所怀疑。1942年3月，王震、贺龙曾就《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向博古发难，王震、贺龙或亲去清凉山博古的窑洞，或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严厉指责博古。时至1943—1944年，博古在党内的地位愈加脆弱，「破鼓万人捶」，博古在高干中已成为人人皆可唾责的对象，他已无法制止《解放日报》中的「抢救」极端行为。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所有单位均受到冲击，中央医院90%的医护勤杂人员受到怀疑，著名的马海德医生和他妻子苏菲也曾被「抢救」。对马海德提出的疑问是：「一个外国人拋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延安，它的背后是什么？」由于马海德是边区急需的医生，因而对他还较为客气，只是劝其「坦白交代」，而未将其关押。[13-33]
注释
[13-17]张文杰：《河南党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载《河南党史通讯》第1期，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料344—45。
[13-18]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35。
[13-19]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0—84；另参见师哲：《我所瞭解的康生》，载《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97。
[13-20]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师哲：《峰与谷》，页2—3。
[13-21]杨尚昆等认为，仅凭一条标语就判定柯庆施有问题，证据不足，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3。
[13-22]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49。
[13-23]参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上卷，页463。
[13-24]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3-25]《李逸民回忆录》，页117；《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6。
[13-26]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9—10。
[13-27]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3-28]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9—10。
[13-29]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194、128；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页219。
[13-30]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194、128；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页219。
[13-31]《百年潮》，1997年第1期，页33；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忧与思》，页44—45；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页161、175—77。
[13-32]李锐：《清凉山的文宇生捱》，载《李锐往事琐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6。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4。
[13-33]周森：《马海德》（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年），页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