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仪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他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的壁报，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单位创办或计划创办的壁报有：
西北局的《西北风》；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
民族学院的《脱报》（脱者，「脱裤子」也）；
中央医院的《显微镜》（拟创办）；
延安学生疗养院的《整风》[9-21]
这些壁报连同存在时间较久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构成了延安壁报群中的几朵耀眼的浪花。
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
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別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各支部代表一致认为：
领导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和主张上，若建立在別人不敢谈话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9-22]几个还未完全「脱」尽率真之气的党员老知识分子，竟然也在一时高涨的「呜放」空气中翩然起舞。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1934年被捕，1939年赴延安后重新加入共产党。他在《矢与的》壁报上撰文，号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9-23]
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经历过中央苏区的党内斗争，讲话就含蓄得多，他提议不要多追究个人责任，但是也按捺不住，鼓励青年「大胆发言，认真检讨」；[9-24]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此时的毛泽东又是何种反应呢？他是大畅所欲，抑或是「龙颜震怒」？据胡乔木回忆，当毛泽东看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王实味的《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掛帅，还是马克思掛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9-25]毛泽东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在亲自前往看过在《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拋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9-26]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9-27]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数青年干部还未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竟然将毛的警告置之脑后，继续我行我素，「鼓噪」民主。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发出的政治信号熟视无睹，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央研究院3月18日召开动员整风大会的前夕，《解放日报》就分別刊登罗迈、张如心文章，[9-28]已从侧面传达了毛对他们的保护态度，只是在当时，王实味和中研院的绝大多数干部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如果说上次的疏忽碰巧与毛泽东「放火烧荒」的意图相吻合，毛也并非不愿看到罗迈这个昔日的政敌被群众「火烧」一下，那么当毛已改变主意，将王实味视为首要敌人之后，中研院再「炮轰」罗迈，就属犯上作乱的行为了，只能增添毛剿灭自由主义的决心。
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9-29]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9-30]「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整风不久将转入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胡乔木在社论中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9-31]4月13日，延安壁报的始祖，创刊于1941年4月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作出初步检讨，与胡乔木关系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几个青年已从胡乔木处获知运动将转向的信息。《轻骑队》编委会的这份检讨正好与毛泽东的目标相一致。毛很清楚，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同情王实味而他却不能将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毛只求杀一儆百，从此封住他们的嘴，继而改造他们的思想，使其心悅诚服，老实就范即可。因此毛乐意让《轻骑队》壁报在认错后过关，这也算是给中央青委书记陈云的一个「面子」。4月23日。《解放日报》果真发表了《轻骑队》编委会的《我们的自我批评》，他们在此文中申明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认自己的言论「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9-32]《轻骑队》获得瞭解脱。[9-33]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殊不知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看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只待宰之「鸡」！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毛泽东的「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掛起钩来，[9-34]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入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9-35]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9-36]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9-37]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代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整肃王实味，并下令在延安展开批王斗争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42年6月初，在批王斗争达到高潮时，一位与王实味友善又与萧军相熟的作家李又然，请求与毛关系较熟的萧军向毛代为说项，然而当萧军向毛陈述后，却遭到了毛的断然拒绝；毛并警告萧军不要插手。[9-38]
1942年春，王实味这头从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泽东大为震惊，毛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可以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王实味等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敢把矛头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真可谓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毛方体会到等级差序制度的「甜露」还不很久，毛愈来愈相信，等级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唤起农民「觉悟」，组成浩浩荡荡的「打天下」队伍时，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论功行赏」，无疑是壮大和凝聚革命力量的两个最有效的武器，只不过「阶级斗争」是公开亮出的旗号，另一个则是在内部实行的方法。王实味向等级差序制度挑战，影射、讽刺这是旧中国的「污秽」，涣散人心，居心叵测，只能使青年知识分子顿生革命的「无意义感」，无疑是企图摧毁革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象，以及大力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厉声谴责起王实味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毛也发现，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一种格外需要小心驾驭的、充满巨大风险的政治游戏，不到绝对必要时不能轻易操之，否则极易引火烧身。1942年春，王明等已显出一副衰相，虽说国际派仍是毛在党内的头号敌人，但毛已再无必要利用王实味之流来围剿王明。当然，事情既已发生，也无需惊慌失惜，正好借此契机，因势利导，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一锅煮，把反王实味的斗争转化为一场整肃「异端」的运动，这也可叫做「将坏事变为好事」于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刚落下。审干肃反的锣鼓就已敲响！最后在审干战役的高潮中，1943年5月，毛泽东干脆关闭中央研究院，把「红色教授」们全部赶进中央党校去受审。
总之，王实味是在劫难逃，延安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这已置放好断头台的革命广场上经历一场红色风暴的洗礼，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蛻变。当然，最不幸的还是王实味，虽说每一场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实味的毁灭却因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计谋的牺牲品而格外令人扼腕同情。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仪，挑选在当时社会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而有意放过了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若在延安打击1936年底就投奔陜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则犹如下一场「毛毛雨」，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不致严重削弱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尽管毛泽东政治行为中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在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势利眼，也就不能单单责怪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铙王实味事件出版了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
注释
[9-21]「学生疗养院」为干部疗养院的代号，即如中央党校的代号曾为「中山图书馆」，机要通讯局的代号为「中央农委」。
[9-22]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3。
[9-23]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5。
[9-24]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9。
[9-25]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9-26]这次由毛泽东主持的高干会议召开于1942年4月初，代表文艺界参加的只有周扬和丁玲两人。会议的议题是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曹轶欧（康生妻子）、贺龙等在发言中都严厉指责了丁玲。毛在会议总结中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分了开来，声称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的文章有建议，虽说也有批评，而王实味则是托派。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62；另据戴晴称，1943年贺龙曾在大会上「把《三八节有感》的作者骂为『臭婊子』」，参见戴睛：《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页102。
[9-27]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1。
[9-28]1942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罗迈影射攻击张闻天的文章《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3月17日又刊登张如心不指名攻击王明、博古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
[9-29]李维汉语，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
[9-30]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364—66。
[9-31]《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4月5日。载《胡乔木文集》，第1卷。页57。
[9-32]《轻骑队》编委会：《我们的自我批评》，载《延安文萃》，上，页57。
[9-33]据当年参加《轻骑队》壁报的李锐称，《轻骑队》没有编委会，在闻知胡乔木对《轻骑队》的意见后（胡责成《轻骑队》成员童大林对编辑方针的错误作出检查），许立群对《轻骑队》的「错误」作了长篇检查，胡乔木让童大林对原文作了压缩，将《轻骑队》的检查送给毛泽东过目，毛给文章加上《我们的自我批评》的标题，发表于1942年4月23日的《解放日报》。参见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9月10日。虽然《轻骑队》检讨文章称，「我们决心把第二年的《轻骑队》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但事实上《轻骑队》已壽终正寝，再没复刊。
[9-34]罗迈在1942年4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高级组会议上发言，将中央研究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一年后，张闻天对王实味问题也作了检讨，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由于「放松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以致如王实味一类的反动思想在整风开始后，得以取得全院绝大多数人的同情」，「我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内创造一种新的学风，新的党风，而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这种学风，党风与文风，正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特务分子所欢迎的」。引自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7。
[9-35]参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温济泽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党总支工作人员，写过一篇记述中研院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斗争日记》，发表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1979年后，温济泽为平反于实味冤案作了大量的申诉工作，在温济泽和其他人努力下，1991年2月7日，王实味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9-36]凌云（中社部当时的工作人员，曾参与审讯王实味，八十年代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1993年5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4。据凌云称，1942年11月初，康生曾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周提供有关王实味等是「托匪」的资料，「但周的复电没有提供任何对康生有用的材料」。
[9-37]《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1944年5至7月参加了赴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返回重庆后，写了《延安一月记》，记述了他见到王实味的情景。赵超构写道，王实味对中外记者说，他「在休养中」，王实味「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的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参见赵超构：《延安一月记》，载王克之编：《延安内幕》（上海：经纬书店，1946年），页52、51；另据凌云称，让王实味见中外记者是党中央的指示。王实味是由中社部的干部陪他去见记者的，当时「王实味还是顾全大局的」，只是返回后，王实味「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当众承认是托派『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参见凌云：《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8。
[9-38]萧军对张毓茂的谈话，参见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