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準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
毛泽东向王明等掛牌的行动发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于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据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胡乔木的记载，这次会议「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参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邓发、凯丰等十一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缺席会议。毛泽东为了确保自己在会议上取得完全的优势，批準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岗、陈伯达、彭真以及杨尚昆、罗迈（李维汉）、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列席会议。毛并指定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以至外界长期难以窥其真相。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为反击王明对毛泽东的攻击，[7-38]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才有选择性地披露了这次会议的若干资料。直至1994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出版，才使得外界对历史上这次著名会议的实情有了初步的瞭解。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和明确的，这就是重新解释1931至1935年中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基调发言，以谈「主观主义」对党的危害为突破口，迅速切入到「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命题。毛严厉指责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毛说，1933年中央苏区反「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指鸡骂狗」，「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精神······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为了防止王明等抬出莫斯科作挡箭牌，毛主动出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声称国际派师承的并非是斯大林正宗，而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毛说，主观主义来源之一即是「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影响」，一下子就将王明等与已被斯大林消灭的「人民公敌」捆在了一起，把他们一同打进「假马克思主义」之列。毛在集中攻击国际派的时候，没有忘了把周恩来捎上，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周恩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领导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当时博古、张闻天仍在上海，苏区中央局书记为周恩来）。[7-39]
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主动挑起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是经由他精心策划，不断试探，并判断在核心层已不会遭到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为了夺取军权，无心在有关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上纠缠。但是到了1937年6月，当毛已初步站稳脚跟，他却支持刘少奇向张闻天挑战，企图在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只是在遭到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毛才被迫退却。1938年毛又想重新挑起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被共产国际明令阻拦，但毛不甘心就此罢休，再次放出试探气球。10月，毛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有意含混其辞，避免直接评价1931至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甚至重复《遵义会议决议》，再次肯定遵义会议所纠正的党的错误，「并非是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但是毛同时宣称，这种错误具有「左倾机会主义性质」，为日后推翻原有结论预埋了伏笔。1940年12月，毛再次出击，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总结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说，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然而毛的这种说法又一次受到张闻天等的反对，毛只能被迫妥协，在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没有提出「路线错误」的正式概念。半年多后，形势向有利于毛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已无后顾之忧。毛编辑的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号入座」的《六大以来》已经发至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负责干部。毛对党的组织、军队、保安力量的控制也达到坚不可摧的地步，现在他再无需违心地附和众议了，于是义无反顾，破门而出。
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深谙开展党内斗争也需像军事作战那样，要讲究以虚就实、声东击西等一套战法。毛要师出有名，更要撇清个人争权的色彩。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将整肃国际派的意图暂时模糊化，他说「要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以《联共党史》作为学习的中心······」。在他列举的「宗派主义」的各种表现中，首先是「首长至上」。（「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排挤非党干部」（「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明明毛要讨伐的是王明等的「宗派主义」，却故意施用障眼法，将「宗派主义」的外延尽量扩大。然后，毛宣布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7-40]
尽管毛泽东说得冠冕堂皇，但是与会者个个都明白他所指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究竟是什么。王明作为毛泽东的头号政治对手，对毛的意图洞若观火，可是他的嘴却被自己和毛泽东双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评「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现在毛只不过是重复王明昔日的指责，王明已无任何理由对毛的批评提出异议。因此当毛抨击「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时，王明明知其中隐藏兇兆（「左的错误」与「左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党语汇中有质的区別），却也无可奈何。王明表示赞成毛的报告，承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说，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提出的「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决战」的主张，他也是「不同意的」。王明强调自己在莫斯科期间，就曾反对过博古的错误，博古应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7-41]王明在发言中还爆出一个大冷门——他揭发博古道：1931年9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时曾有过约定，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因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皆非中央委员。[7-42]而事实上博古、张闻天抵达中央苏区后，并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意见。王明所述基本符合事实，但是他自己对此也有责任，因为王明并没有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纠正这个问题。再说，王明这番揭发也把周恩来、陈云、康生牵扯了进来，因为临时政治局成立时，周恩来仍在上海，陈云、康生均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恩来等有可能也与闻此事。博古、张闻天到达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时，没有资料证明，周恩来曾向博古等提过这个问题。当然，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1933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只是中共中央局，当时在上海也存在一个中共中央局。最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政治局的名单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準。在博古落难之际，王明的这些话无疑是对博古落井下石，同时也进一步把事情搞复杂化了。诚然，对于王明而言，是没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护自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
博古在会议上处于被告者的地位，「墙倒众人推」，没有任何人向他援之以手。在一片指责声中，博古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德波林是布哈林派的哲学家——引者注），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博古对王明的「揭发」也作出了反应，他没有为自己辩护，相反承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没有交权「确有纂位之嫌」，但又认为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也有责任，[7-43]最后，博古表示他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7-44]
张闻天在会议上的表现在原国际派中是最突出的。他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东在9月10日讲话中，多次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在国际派中，张闻天力量最为虚弱，毛先捡软的柿子捏。毛尖锐抨击张闻天负责的干部学习活动是「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毛嘲弄张闻天道，「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7-45]面对毛的挖苦讽刺，张闻天第一个缴械投降。他在发言中除了表示拥护毛的报告外，还不惜自我贬损，称「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就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表示「现在要补课」。9月29日，张闻天再次发言，这一次他干脆把王明也拖下水，张闻天仿效博古，承认临时中央到苏区「确有纂位问题」，但马上强调王明对此也有关系，因为「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準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7-46]在这天的会议发言中，张闻天一改过去固守「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态度，宣布同意毛对苏维埃后期党的路线性质的评价，承认「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并且主动表示，「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別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7-47]张闻天的这番表白究竟是出于真心，抑或是迫于毛的巨大压力的违心之论，看来两者兼而有之。张闻天在和毛的长期共事中，对毛的性格体会甚深，瞭解毛不做则已，一干则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张闻天的大转弯与其对毛认识的加深有密切联系。毛的文韬武略给张闻天以深刻的印象，也许张闻天已从内心对毛「服气」，正是鉴于内力、外力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张闻天决定向毛主动认输，以求早日解脱。
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几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都知道毛泽东迟早要清算过去的历史，但是乍听到毛的严厉指控，仍不免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毛在讲话中对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否定，直接威胁到他们在那次会议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
在这三人中，王稼祥早已归顺毛，由于他和毛的合作，是以否定「三人团」的「左的错误」为基础，1938年后王稼祥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又与毛的大力扶助有关，因此王稼祥不可能转而为「苏维埃后期错误」辩护。在9月10日的会议上，王稼祥检讨自己，「我也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习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理论，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7-48]
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的心理压力也许是与会者中最重的一位。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复出的旧事，足以使凯丰心惊肉跳，后怕不已。在会议紧张的气氛下，凯丰除了作检讨外，別无其他选择。
邓发不属于国际派，也不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列，此时不握任何实权，他在会上也作了检讨发言。
在国际派各员大将和邓发相继检讨的同时，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陆续发言，除了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外，还采取主动，纷纷作出自我批评。在毛的设想中，这次会议不仅要解决国际派的问题，即使那些现在属于毛营垒的人也应对他们过去程度不同的「错误」表明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才是唯一正确的，也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确立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9月12日，毛泽东的重要盟友任弼时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并说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在当年中央苏区召开的南雄会议上对毛所坚持的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7-49]9月11日、29日，陈云和康生分別就过去白区工作的「错误」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陈云提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7-50]康生在发言中以当年王明副手的身份指责王明实际上与博古有著一样的思想，他还特別指出王明回国后也犯了错误。对于他自己有何错误，康生说，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自己当时反对少奇，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康生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中央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7-51]
陈云、康生的发言抬出了刘少奇，把刘少奇看作是中共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在当时和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并无冲突。毛虽然想独占「唯一正确」的光环，但毛早有将刘少奇扶持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意图，此时毛也考虑到中共尚有白区工作这一块，于是毛接受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
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领导人已经就他们过去的错误作出初步检讨，迈出了「思想觉悟」的第一步。如何迈出下一步，似乎无需毛泽东的点拨，与会者几乎个个都无师自通，迅速而自然地就跨越了这一步：他们开始纷纷当著毛的面对毛进行赞颂。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7-52]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7-53]还有人当面向毛提议，「多作论著，教育全党」。[7-54]在这类对毛的赞颂辞中，只有任弼时的调门较低，他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7-55]
与会者的检讨和表态使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所盼望的一边倒的局面，可是仅仅限于这一步仍是不够的。熟谙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毛明白，若不将王明盯住，会议散后，王明仍有可能兴风作浪，只有「擒贼先擒王」，将火烧到王明的身上，才算真正断了国际派的后路。
如前所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张闻天是被批判的主角，对王明几乎没有正面涉及。在这段时间面，毛泽东两次找王明交谈，试图说服王明承认「错误」。[7-56]毛此时尚没有明确提及王明在「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而是集中于对王明返国后「错误」的批评。毛提出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的报告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强调王明的错误为：政治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但是，毛与王明谈话并无结果，双方实际处于胶著的状态，直到10月初，一个偶然的事件触发了王明向毛泽东作出正式回击。
1941年10月4日，毛泽东将一份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查询中国抗战情况的电报交给王明，提议王明先作考虑，然后集体讨论如何给共产国际回电。季米特洛夫在这封电报中提出十五个问题要中共回答，其中有中共準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在中日战场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7-57]王明看到这封电报，如获至宝，觉得反击的机会到来了。
10月7日晚，毛泽东偕同任弼时、王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讨回电季米特洛夫的问题。王明在与毛的谈话中，就季米特洛夫来电所提有关中共统战政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明认为，「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王明又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7-58]
10月8日晚，王明在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他对当前党的政策的看法。王明集中谈论三个问题。第一，批评中共（实指毛泽东）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王明说，「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太过火」，「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王明提出，在中国与苏联都异常困难的形势下，中共不仅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而且还应与国民党把关系搞好，此「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第二，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异议。王明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別。含混并举是不妥的」。王明指出，「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第三，对毛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驳。王明宣称「十二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长江局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在「个別问题上有错误」，如「强调斗争性不够」，「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指与延安的关系），但王明紧接看又强调，「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指与国民党的关系）。[7-59]
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拋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
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毛泽东针对王明的指责，反驳道，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毛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瞭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指八路军总部），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的同意，用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7-60]
毛泽东的迅速反击有效阻止了王明再次聚合国际派的努力。参加当晚会议的任弼时、康生、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纷纷表态，一致批评王明，拥护毛的发言。王稼祥、任弼时还以当事人的身份。搬出了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当年对王明的批评性评价。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7-61]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中文刊物）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7-62]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準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在政治局会上作出说明。毛特別提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7-63]
据胡乔木记述，在10月8日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随即写了一份「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準备在拟定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毛在这份讲话大纲中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10月8日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其他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有盲目乐观倾向；在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7-64]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胡乔木说，毛的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但胡未予列出。[7-65]
毛泽东在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的批驳，及会上出现的一边倒局势，使王明深感孤掌难呜，只得全线撤退。1941年10月12日，王明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泽东準备的「大纲」也未能宣讲（此「大纲」所列各点日后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对长江局评价的定论）。次日，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报告说：今天李富春参加医生的会诊，医生要王明休息三个月。王明提出，病休三个月中，不参加书记处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自此以后，王明就再也未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任何会议）。王明并提出两点意见：—、关于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7-66]
对于王明声称有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解释为「诈病」。[7-67]王明则在三十年后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中说，10月8日，他的胄大出血，10月9日，毛泽东派其私人秘书叶子龙将他「从床上拖到了会上」。[7-68]从10月10日起，他就臥病不起。10月14日，王明被李富春等送进延安中央医院。王明说，毛泽东是为了「甩开」他，「强迫」其住院治病。[7-69]
王明自动请假，使毛泽东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已不复存在。在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对王明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态度。他请任弼时向王明转达，「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別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7-70]然而就在同一天，毛一改数日前宣布的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的决定，再谈过去历史问题。毛说，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张闻天算犯第二等的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7-71]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弼时、康生、王稼祥、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再次引导党的高级领导人把目光转回到过去历史问题。[7-72]
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根据毛的意图重新改写中共党史。毛当然知道此项工作的意义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帮忙，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将改写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据近年披露的史料显示，毛泽东在这段期间一共写了两组系统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稿：一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的长达五万多字的「九篇文章」；另一组为近两万字的作为九月政治局会议结论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所谓「九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原中共中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发出的九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这组文章以嘲讽怒骂的方式尖锐指责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当时党的领导人。初始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以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7-73]
据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该文「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7-74]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如认为1931年秋成立的临时中央是非法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领袖人物」，文中还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文章写成后，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他领导人中间传阅。[7-75]相信这是毛泽东在对刘少奇、任弼时进行「路线交底」。胡乔木作为毛的秘书，「看过此文，属于例外」。[7-76]
1964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文件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提意见，準备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语中写道，将删去文中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7-77]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将原文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在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据胡乔木透露，经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特点。此时，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先不準备发表此文的想法，準备重新发表该文。毛解释道，「由于年深日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7-78]然而不久毛泽东再次改变了主意，打消了公布这组文章的念头——概因1965年春毛已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毛著实不愿公开这组文稿给刘少奇脸上贴金。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7-79]当时正是毛对周恩来再度不满、策动反周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似乎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石头。毛在临去世前一个月的1976年8月，又一次对此文发生兴趣，「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7-80]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彭德怀均已不在人世，邓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毛的「敌人」已尽情铲除，夕阳日下，毛重温旧稿，也许只是出于对这篇尽遂性情文章的特別珍爱，却再无发表此文的念头了。
与「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泽东写的《结论草案》具有较正式的辞章形式和较强的理论色彩。《结论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确认定在中央历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的「三年零四个月」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改变了毛自1940年12月以来以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起点的划分。毛的这个改动非同寻常，由此，可以将王明与「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掛上钩。由于这个改动，毛在起草《结论草案》时，对原先只点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毛写道：
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系错误路线。[7-81]
毛泽东并从思想形态、政治形态、军事形态、组织形态等方面具体剖析了这条「错误路线」的特征和对中共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別指出，在长征前把中央领导变成「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事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张闻天）」，是这条「错误路线」最恶劣的表现方面之一。[7-82]
《结论草案》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与中共党史编纂学的传统解释完全不同，毛泽东在这份《结论草案》中不仅没有将六届四中全会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起点」，相反，毛写道。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7-83]
毛泽东在《结论草案》中列举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反对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恢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的信任，放弃了组织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解决富田事变的争论。以及在粉碎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都作了工作等等。毛指出，这些都应肯定。「这是四中全会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7-84]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肯定以后遭致他强烈谴责的六届四中全会？综合两方面的因素，可得出下列判断：
首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团在1931年4至10月，曾经全力支持毛泽东。正是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下，才最终把一度被项英翻案的富田事变重新定为反革命事变，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
第二，几个与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局委员，如任弼时、刘少奇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的（任弼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云、康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不可避免将触及他们。有可能对任弼时、刘少奇等与毛的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至于毛泽东是否顾及到共产国际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是经共产国际批準召开的，毛既可以否定六届五中全会，就没有理由担心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遭致共产国际的不满。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要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的，非此不能彻底剥掉王明等国际派「合法性」的外衣。这一幕何时推出，还得取决于党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局多数成员态度的进一步转变。现在，毛泽东的老对手项英已死，只要任弼时能够配合，江西「肃A8团」的那一段历史，任何人都不敢牵扯到毛的身上，毛反而可将「肃反扩大化」的帽子扣到王明、博古的头上。只是眼下形势还未臻于完全成熟，毛泽东还需继续等待。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没能彻底否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但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实现。毛已一举摧毁王明等国际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毛还顺利地打下了重写中共党史的基础。1941年秋，在毛的倡议下，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几个机构：以康生为主任的「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9月26日成立的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以陈云为首的复查过去被错误打击干部的委员会，前两个机构成为毛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王明实际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层，从此不再对中共重大决策起任何作用。毛泽东的下一步骤是乘胜前进，全面肃清王明等国际派在党内的影响，在全党搞臭王明、博古，彻底改变中共的面貌。
注释
[7-38]八十年代初，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虽由内部出版，控制发行，但该书内容仍有所扩散。
[7-39]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75。
[7-40]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75。
[7-41]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0—71；中央文件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7-42]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文件，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7-43]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文件，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7-44]参见《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7-45]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75。
[7-46]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文件，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7-47]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5；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1—83。
[7-48]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页361；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6。
[7-49]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0；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7-5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7-51]参见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5；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7-52]《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326。
[7-53]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页361。
[7-54]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6。
[7-5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7-56]《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
[7-57]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7；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2。
[7-5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200。
[7-59]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31；《王明年谱》，页142；（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7-6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201。
[7-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7-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7-6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1。
[7-64]指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与国民党军事合作的方针，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7-6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1-202。
[7-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5。
[7-67]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50。
[7-68]经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等党史资料，10月9日，政治局或书记处均未召开会议。但也不能排除王明所述的真实性。因为《毛泽东年诺》的编辑是有选择性的，例如毛泽东在1941年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就没有在《年谱》中反映，《年谱》中1941年10月22日的栏目空缺。
[7-69]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9、38。
[7-70]《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2。
[7-7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3。
[7-72]《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3。
[7-7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7-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7-75]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7。
[7-7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
[7-7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49-51。
[7-7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7-7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7-8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7-8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7-8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7-8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7-8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