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扶植地方实力派：高岗的崛起
在毛泽东集合中共党内各方面力量，向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发起进攻时，高岗作为陜北地方红军的代表，是毛急欲争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在整风运动前夕和整风期间，高岗从一地方党和军队领导人，一跃成为党内的显赫人物，他的崛起，完全依赖于毛的悉心已栽培和提拔。
高岗之被毛泽东看中，是毛的主观需要和高岗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互相结合的结果，在陜北干部中，唯有高岗具备毛泽东所需要的各项素质和条件，因而成为毛泽东提拔、重用的对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初抵陜北，毛泽东急需陜北党和红军的支持，以帮助中共中央在陜北立下脚跟。高岗是陜北地方红军中较大的一支——刘志丹部的主要骨干，刘志丹在陜北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当刘志丹于1936年「东征」阵亡后，高岗就成为原刘志丹部的主要领导人。为了显示中央红军与陜北地方红军的团结一致，毛泽东必须从当地红军中挑选出代表人物，给予适当的安排，以巩固中央后方，而高岗正符合这个条件。
高岗在党内斗争中的经历，也是毛泽东任用高岗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在陜北的党组织因历史的因素和战争环境造成的彼此分割，长期未能实现统一。这种情况造成陜北干部之间一直存有隔阂和不和。1935年2月，中共在陜北的两个组织：陜北特委和陜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陜北、陜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由陜甘边方面的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高岗担任副主席。在西北军委下设立前敌总指挥部，也是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6-51]
1935年7月，原左联成员朱理治以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的身份，由北方局派出，到达陜北，开始依靠原陜北特委以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8月，上海中央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陜北，组成以朱理治为书记的「沪局与北局派驻陜北苏区代表团」，成为中共在陜北的最高领导机构。9月中旬，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陜北，程子华也参加了以朱理治为首的代表团。朱理治还改组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委，任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成立中共陜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此时，刘志丹、高岗虽受到朱理治、郭洪涛的排斥，但仍未被完全剥夺权力，刘志丹担任了由红二十五军和陜北地方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的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但刘、高很快就被卷入到肃反狂潮中。在1935年9至10月间，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指使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在红二十五军团发动肃反，逮捕了刘志丹和高岗等人。
1935年11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在听取了前来迎接的程子华、郭洪涛、聂洪钧的报告后，下令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暂缓处理，并立即派王首道全权处理刘、高案件。经过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陜北肃反五人委员会的复查，宣布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平反，并给陜北肃反的直接责任者聂洪钧、戴季英以党纪处分。受过旧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又得到毛泽东解救的高岗，可以十分自然地接受毛对旧中央政治路线的批判，成为毛向王明等进攻的一名主攻手。
高岗受到毛泽东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岗身上的乡村小知识分子气质。三十至四十年代在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大多数都有留苏或在国内大城市求学受教育的经历，这批人在性格和气质方面，往往和出身农家而从未出过洋的毛泽东多有不合，而高岗的气质则与毛泽东有较多的亲和性。高岗原名高硕卿，陜西榆林县人，初等师范毕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陜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贾拓夫和北方局代表孔原（陈铁铮）的领导下，在西北地区长期从事兵运和参加领导中共地方武装的工作，在一批文化程度较低的陜北武装同志中间，高岗和刘志丹是其中少数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水平的干部之一。高岗从没出洋留学，也没去过上海、北平、南京等国内大城市，和留苏派毫无瓜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高岗协助刘志丹，独当一面，屡败屡起，始终保持住一支数百人的红军队伍和一块根据地，足以说明高岗颇有韬略而非「教条主义者」之流。高岗在个性上，既有小知识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农民无产者的狡黠和粗鄙，他尤其鄙薄在非武装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当时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表示尊敬、重视有所不同，高岗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极为轻慢，这些都使毛泽东感到高岗与自己在气质上有某种相似，而易引起毛的好感。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高岗在毛泽东的栽培下，已逐渐在陜北地方干部中脱颖而出。1937年5月1日，高岗被指定为中共陜甘宁特委常委（1938年1月，陜甘宁特区政府又恢复了陜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特委会相应改为边区党委）。9月，中共中央指定高岗等七人为陜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1938年10月，高岗以陜北党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是高岗第一次参加中共的重要会议，表明高岗政治地位的上升。六中全会刚闭幕，高岗就正式取代了郭洪涛，担任中共陜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这是一个地位十分重要、类似于中央局书记的职位。中共元老王若飞因在政治上失势，多年屈居于高岗之下，担任边区党委宣传部长。
毛泽东为了支持高岗的工作，特意将多年来与高岗不和的郭洪涛、朱理治调开。1935年11月后，毛为了立足陜北，对原陜北党领导人长期未予触动。郭洪涛除担任陜甘宁省委和边区党委书记，还被中央任命为中组部副部长，一直到1938年10月。1938年11月后，毛将郭洪涛派往山东，任命郭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一年后，郭洪涛被调回延安。朱理治在1938年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原局副书记，负责开辟鄂豫边根据地，并担任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政委，与任司令员的李先念齐名，朱理治从此和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等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但是毛不愿看到朱理治在开疆辟土中建功立业，1940年也把朱理治调回了延安。两年后，朱理治成了毛泽东、高岗开仪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
在战争年代，中共干部在党内获得地位，最重要是看其在党的武装斗争中所作的贡献。而给不给干部领导武装斗争的机会，则要看毛泽东对这个干部是否信任。毛泽东既可以给予干部机会，也可以不给，甚至给了某个干部这个机会，还可以收回。朱理治的情况就属于最后一种，贾拓夫和孔原的情况则属于另一种。贾拓夫是高岗的老上级，1934年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参加第二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度作过陈云的助手，担任过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陜北。尽管贾拓夫身为中共西北地区的元老，但贾拓夫从未被毛泽东委以军队职务，到延安后，贾拓夫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高岗之下。孔原原先也是高岗的上级。孔原在随陈云于1935年夏赴苏联前，长期领导中共北方局，朱理治前往陜北，即由孔原派出。然而孔原从没担任过一个战略区独当一面的军政领导职务，其在党内地位也一直在高岗之下。毛泽东对高岗的态度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1938年，毛泽东任命高岗担任领导陜北地方部队的陜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随着毛对高岗信任的进一步加深，1939年6月，毛又任命高岗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政委。由萧劲光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留守兵团，下辖三个旅和二个警备（保安）司令部（王震的三五九旅即归八路军留守兵团统辖），是守卫边区唯一重要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将与自己素无渊源的高岗派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显示了毛对高岗的特殊信任。
在毛泽东的扶持和关照下，高岗在边区和军队中的地位迅速加强。1940年7月11日，中央政治局将陜甘宁边区党委升格为中共陜甘宁边区中央局，任命高岗为书记。1941年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又将边区中央局与中央西北工委统一为西北中央局，由高岗任书记，此时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已高于党的元老、陜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而和周恩来、刘少奇等大局书记平起平座了。
高岗在边区党和军队中地位的确立，加速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西北地方干部系统的形成。因历史和工作关系而与高岗接触密切的干部，例如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等分別担任了边区党、政机构的负责人。而在历史上曾和高岗有过矛盾的干部，则受到高岗的排斥。中共西北武装斗争最早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的阎红彥因多次向延安有关部门揭发高岗在1932年6月临真镇战斗中临阵脱逃的旧事而遭到高岗的打击。[6-52]阎红彥因此于1938年和1940年两次被调离工作岗位派往马列学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带职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其他中共领导人清楚知道阎红彥反映的有关高岗历史「污点」的全部事实，但对高岗的信任仍一如往常，这也完全符合毛一贯的用人之道，即「历史问题」可大可小，关键要看跟什么人，站在什么线上，只要大节无亏，在政治上又对自己有大帮助，具体「小疵」可一笔带过。反之，若在政治上不和自己站在一边，即使无任何历史问题，也会被弃之一旁。十余年以后。高岗事发，毛泽东将阎红彥昔日揭发高岗的旧事重提，并让阎红彥在中央会议上揭发高岗的「反党阴谋」，[6-53]毛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足见一斑；只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高岗对于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心存无限感激，他清楚知道，若无毛的鼎力相助，自己绝不会成为边区党的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西北王」的地位，进而在党内谋求更大的发展，高岗除了全力支持毛泽东，別无任何选择。头脑灵活的高岗几乎不需要点拨就可发现毛泽东在党内的头号对手是王明，他要在对王明的态度上，向毛表明自己的立场。1941年夏，中央政治局分工王明指导中共西北局，王明在短时间内曾经过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工作。据《谢觉哉日记》记载，1941年8月24日，王明曾在边区政府谈粮食问题。[6-54]高岗对王明虽然表面客气，但却在毛泽东面前讲王明的坏话，他对毛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6-55]高岗用这句话，向毛献上了自己的忠心。毛泽东看準了高岗全部的心理活动，用地位、权力、名誉将高岗紧紧拴住。毛将把高岗作为反对王明、博古的一门钢炮来使用。毛深信，在向王明等的进攻中，高岗将随时听从自己的召唤。
注释
[6-51]雷云峰等：《陜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页50—51。
[6-52]临真镇位于延长县西南的八十里处，是一个山区小镇。为执行陜西省委攻打韩城的命令，1932年6月3日，刘志丹领导的陜甘游击三支队向临真镇发起进攻，担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的高岗在战斗危急中，带领十余人，临阵脱逃，使战斗「前功尽弃，转胜为败」。战后。队党委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并下令通缉高岗，后高岗返队，受到刘志丹的批评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参见毕兴、贺安华：《阎红彥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9—60、110；112—13。
[6-53]参见毕兴、贺安华：《阎红彥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9—60、110；112—13。
[6-54]《谢觉哉日记》，上，页335。
[6-55]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