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毛泽东发动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一向是，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团结依靠一部分人，利用他们作为贯彻自己意见的工具。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这类斗争策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操练，在这次战役中，毛的最坚定的盟友和帮手就是刘少奇及其班底。
1937年春夏，在反对张闻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刘少奇联盟，在以后的一年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38年3月，毛泽东为加强自己的力量，特地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受到王明指责的刘少奇调回延安。刘少奇回到延安后，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与长江局的争斗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刘少奇抑制不住对王明的强烈不满，经常在中央工作人员面前指名道姓抨击王明。据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的王首道回忆，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刘少奇曾向他们说过：「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6-23]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加激烈。他似乎完全忘了六中全会制定的有关「各政治局委员不得有破坏政治局和其他委员的威信之言论行动」[6-24]的决定，除了不时在部下面前诉说自己昔日受压的经历外，还在许多场合不指名的对王明进行攻击，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6-25]
刘少奇对王明所持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中，1938年9月下旬。刘少奇终于得到回报，他同时被委以北方局和中原局两个中央局书记的要职。在一个短时期内，刘少奇虽兼看北方局书记的职务，但他工作的重心却转移到了华中。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迅速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具体落实毛有关开辟华中的重大战略行动。
毛泽东派遣刘少奇去华中，首先是因为毛信任刘少奇，在对一系列引起党内争议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刘少奇与毛完全一致。刘少奇积极支持毛有关加速发展中共武装的意见。根据文件记载，从1938年春至11月中旬，刘少奇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发往各战略区，指导创建根据地的电文、信件多达百余件。[6-26]刘少奇抵达竹沟后，又于1939年11月下旬，将中原局机关移至皖东，全力「招兵买马」，开辟了皖东、苏北根据地。刘少奇还提议山东八路军派一部南下，新四军派一部北上，一年后，实现了两部在苏北的会师，壮大了中共在华中的实力。刘少奇还经延安批準，积极部署对日伪的策反工作。1941年12月，刘少奇亲自派遣新四军情报人员冯少白秘密前往日军占领下的上海，[6-27]与李士群、周佛海、陈公博等联络。取得一定的收获。不久，在潘汉年具体策划下，开辟了苏北和上海、南京、镇江之间的物资供应和人员往来的地下信道。
毛泽东委派刘少奇负责中原局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刘少奇牵制项英，以求进一步削弱项英的权力。毛泽东对项英长期抱有深刻的疑惧，然而项英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因坚持三年江西游击战争在党内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又使毛一时无从对项英下手。1938年9月下旬，在宣布设立中原局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项英领导的中共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中央局，仍由项英担任书记。1939年7月3至8月25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別表彰了项英领导下的东南局，这些都显示了毛对项英的安抚和让步。[6-28]但是，毛绝不会坐等项英实力的壮大而无动于衷，就在毛不得不顺应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对项英的工作表示满意的同时，针对项英的活动也在公开进行，设立中原局就是毛旨在抑制项英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原局的工作范围包括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原属长江局和东南分局主管，现在将其划归于刘少奇的工作范围，明显地削弱了项英的权力。
刘少奇被派往中原局后，很快在新四军军力调配问题上，与项英产生了意见分歧，在刘少奇与项英的对抗中，毛泽东坚决站在刘少奇一方。毛知道，1939年以前，刘少奇几乎从未涉足军队，刘少奇的资历与声望，皆不足与拥有丰富军事和党务经验的项英相抗衡。1940年夏，为了扩大自己在新四军的影响并支持刘少奇，毛利用调解项英与叶挺矛盾之际，任命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饶漱石和自己的老部下曾山担任东南局副书记（东南局原不设副书记职）。1940年11月，毛又内定撤除项英的职务，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只是惧于项英的反应，这个决定才未急于出台。12月31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6-29]这个决定事实上完全架空了东南局，使其名存实亡。几天以后，「皖南事变」爆发，1月9日，刘少奇致电延安，提议中共明令撤项英职，毛泽东1月10日复电，表示目前撤项英职一事暂不必提。[6-30]随后几个月。刘少奇在华中主持了清算项英等「错误」的斗争，1941年1月27日，延安宣布合并东南局与中原局，成立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提携刘少奇，刘少奇则以加大对王明的批判回报毛泽东，毛刘两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棋盘中炮打王明的马前卒。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辞中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指出「少奇同志说得好」，「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
1939年4月，刘少奇离开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从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该演讲包含对王明等的影射攻击，立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称其演讲稿「提倡正气，反对邪气」，下令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6-31]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趋激烈和严厉。1941年7月，身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在盐城配合毛泽东，也向国际派发起攻击。7月2日，刘少奇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7月13日，刘少奇给宋亮（孙冶方）覆信，不指名地抨击王明等人。刘少奇顺应党内干部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谴责王明等在党内人为制造斗争，「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是一伙嗜好斗争的「斗殴家」。刘少奇还公开指责不久前在皖南事变中遇难的项英等人，「依仗他们的部队和枪杆子——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
刘少奇敢说敢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赏识，在毛的默许和支持下，一批主要由原北方局干部组成的刘少奇的部属在中共党内逐渐崛起。刘少奇原先在中共党内并无个人班底，直到1936—1937年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在刘的周围才逐渐形成一个圈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地位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原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出任了由杨尚昆任书记的北方局下属晋察冀边区（后升格为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一职。原北方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一平、刘锡五等分別担任了晋察冀、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这样，在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一个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
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是在四十年代初，刘少奇对于毛的支持并不是完全无保留的，刘在个別重要问题上，仍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承认和宣传毛泽东贡献的人，但是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只是把毛视为是党的卓越的领导人，还未将其称之为「伟大领袖」。刘当然知道毛写过一系列论著，然而在1941年他却宣称，在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6-32]刘少奇的这番言论，与他1943年后竭力鼓吹对毛个人崇拜的论调，有如天壤之別。
对于批判「教条主义」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也有微妙的差別。刘少奇没有如毛泽东那般，将教条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而是认为在中共党内存在著「强调在实际斗争锻炼」、「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空气」。刘明确表示，将埋头学习马列理论的同志指责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刘甚至放言，「一直到现在」，中共「缺乏理论的弱点仍然未能克服」。[6-33]刘少奇的这些论调与毛泽东将留苏理论家视为「连猪狗都不如」的「蠢人」的那些论调，显然是不协调的。
在对待「国际主义」的态度与保存中共实力等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距。苏德战争爆发后，刘少奇、陈毅于1941年7月12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应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致「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月18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提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6-34]
尽管刘少奇在1941年对毛泽东仍然持有某种保留，两人在批评留苏派的方法上也存在差別，刘少奇在保存中共实力方面的意见也不如毛那般「老道」，但是双方的政治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刘少奇某些不入耳的言论，毛泽东并没有予以深究，在毛最需要帮手之际，放眼党内，能和毛有最多共同语言的，唯刘少奇一人。刘批评经验主义的意见，只需毛泽东稍作调配，就可以制成进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此，毛刘政治联盟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样，当1942年3月，刘少奇把领导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责任委托给饶漱石，于同年年底返回延安后，刘少奇就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助手，刘少奇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立即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在地位上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注释
[6-23]王首道对刘少奇的这段描述可能有点言过其实，虽然刘少奇对王明不满，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当时还没有发明。参见王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6。
[6-24]《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38年11月6日通过），载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763。
[6-25]参见《王首道回忆录》，页216。
[6-26]参见马齐彬、陈绍畴：《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6-27]《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85。冯少白（冯龙）当时在新四军参谋处担任科长，因冯的姑父邵式军（盛宣怀外孙）任汪伪政府稅务署署长，与汪政权高层人物有密切交往，因此才被刘少奇选派执行此重要战略任务。从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冯少白多次进入上海、南京，除了争取物资、钱款资助外，还与汪政权高层人物秘密接触，试图争取周佛海、陈公博起义。1943年3月10日，陈公博会见冯少白，给了冯一本电报密码，责成邵式军建立与新四军联络的电台。由于周怫海早与戴笠系统掛钩，中共策反周佛海的活动最终失败。1945年8月，邵式军被中共地下人员接到淮阴，其部分财产（黄金数百条）被安全转给中共地下党。参见冯少白：《抗战时期四进敌占区进行侦察和策反等工作的回忆》，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页54—63。另见施巖：《关于冯少白同志策反周佛海的经过及其结果》，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页133—38。
[6-28]《周恩来年谱》，页446—48。
[6-29]《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6-30]《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6-31]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291—92。
[6-32]刘少奇的这句话见于1942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共华中局内部刊物《真》第2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对此文作了修改，将这句话删去。参见《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8—20。
[6-33]《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页218—20。
[6-34]《刘少奇年谱》，上，页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