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自1937年11月底王明返国到1938年春夏之间，王明和周恩来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中共核心层原由毛泽东主控的气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拥护中央新方针的姿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1937年12月24日，毛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要求在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避免讥笑与讽刺」友党、友军。毛甚至提出，中共应「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4-1]1938年1至3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度和在延安大会上几次发表演讲，都没有再宣传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主张。毛泽东在1938年初春的这类言论，以后都没收入《毛泽东选集》。
如果将毛泽东上述言论视为他已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转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张，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在与己不利的形势下，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在私下里，毛泽东却在精心地準备向其对手发起反击。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加紧酝酿反击王明等的「炮弹」，毛泽东的「炮弹」就是他在5月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完整的论文结构。毛泽东针对抗战以来中共党内以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强调运动战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重大战略作用和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义，完善了他在洛川会议上及以后在游击战问题上的主张。[4-2]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一篇演讲大纲，在这篇演讲中，毛不指名地批评周恩来等人在抗战初期「怀疑」、「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周恩来过去曾批评过孤立强调游击战的看法是「机械论」的观点，现在也被毛单独拎出来，被指责为是「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在演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之为旁门左道。
毛泽东发表上述两篇论文正逢其时。1938年春，日军已开始进攻武汉外围，长江局在王明、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配合国民党展开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但是，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东方马德里」能守住。他认为，国民党丟失武汉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此将有力证明毛泽东有关「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的论断，也是对鼓吹「保卫东方马德里」的王明，周恩来的沉重打击。正因为毛的文章暗藏玄机，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4-3]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有关只有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壮大中共的意见，已日益被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虽处于少数，但他对派遣八路军东进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责成他们「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为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华北各地区事先作好準备。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创造冀晋豫边区」。[4-4]毛泽东还采取措施，严防王明等对八路军的干预，在发给军方将领的电报中，毛泽东总是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显示他对巩固自己在军中个人影响的极度重视。尽管王明在1938年春正处于他政治上的鼎盛阶段，但在毛的隔离下，王明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在毛泽东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三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万人。[4-5]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信服了毛泽东，因而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转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八路军高级军事将领回到「正确路线」，使毛泽东大大舒缓了一口气，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横亘在毛的前面，这就是如何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为夺取中共最高领袖而展开的斗争中，如何处理与莫斯科的关系一直是最为棘手的问题。随着王明的返国，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明显加强，王明「拉大旗，做虎皮」，处处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对毛的活动造成严重的掣肘。毛泽东深知如果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面的支持，要想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暂且压住对斯大林的不满，竭力显出顺从的姿态，同时又施展种种手段，以图赢得莫斯科的好感与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苏联，客观上为毛「借洋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他同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己可以联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毛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任弼时是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中共元老之一，1921至1923年旅苏三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曾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与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他早年曾参加由毛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由毛推荐，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共发起组织的掩护机构）学习俄语，旋被派往苏俄留学。1931年春，任弼时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苏区，一度全力支持毛，打击了毛的对手项英，与毛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1937年夏至1938年春，任弼时在一度摇摆后，较早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明确支持毛的各项主张，并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王明前往武汉工作。由于任弼时既为莫斯科信任，又与毛泽东接近，遂被毛视为是派往莫斯科充当高级说客的最佳人选。
几乎在任弼时前往苏联的同时，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也向即将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交代了任务。毛为了考察刘亚楼及提高刘的「觉悟」，已让刘在自己的身边帮助整理文件三个月。毛向刘亚楼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让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4-6]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在西安搭乘苏联运输卡车，于兰州搭乘苏联飞机经迪化抵达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打下了楔子，「掛上号」。
任弼时在「大纲」中高度评价了王明返国后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有关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声称，中共党内原先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对国民党有「深刻成见」，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乃渐减少」。任弼时说：中共已「认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张，在发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后，「国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4-7]
「大纲」对王明、周恩来等提出的「保卫武汉、河南与陜西」的口号，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任弼时强调，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务中」的「最中心的一环」。他还表示，中共中央将「纠正『左』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然而，任弼时此次赴苏的目的，绝不是为王明等做「宣传员」，他之所以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大纲中反映王明等的观点，乃是王明的主张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所接受，已成为现阶段中共的主导性方针。尽管如此，任弼时仍不失时机地要将毛泽东的看法反映出来。「大纲」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不愿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在合作中削弱共产党」，因此，中共将「以最大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4-8]
任弼时的「大纲」送交共产国际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任弼时当机立断，迅速调整策略，在送给共产国际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关于4月14日报告大纲的「补充说明」。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提高了对王明的热度，进一步陈述了王明的观点。「补充说明」突出强调了王明返国后，在对中共中央完善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任弼时明确指出，在王明返国前，之所以造成国共摩擦，除了国民党方面的因素外，中共「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任弼时表示。令后中共的迫切任务就是将广大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4-9]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虽然对王明及其思想观点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但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时的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尽早批準4月14日提交的报告大纲。正是由于任弼时1938年春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未予公开。
任弼时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结果，中和了王明与毛泽东观点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的「补充说明」，终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肯定。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对于毛泽东，这个决议案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就是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4-10]
毛泽东当然清楚，这段话中的「政治路线」实指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以来的中共路线，但毛却可以对之「移花接木」，因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的中共首席地位并没有改变，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褒扬，完全可以解释成是对毛的路线的肯定。
事实上，毛泽东非常瞭解共产国际在他与王明的争执中，是明显偏袒王明一方的。共产国际在6月11日的决议案中，要求中共「诚实」、「诚恳」、「积极」、「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甚至提出了中共应协助国民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军」，「发展国防工业」等一系列与中共毫不相干的建议。然而，毛泽东仍然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对于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练就了一套灵活应付的本须，或将其搁置一边，或避重就轻，总之毛不会让莫斯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任弼时在莫斯科展开了第二步行动，现在任弼时已毫无必要再向共产国际大捧王明了，任转身一变，开始为改变王明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四处奔走。他满怀热情地充当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厦（共产国际办公所在地及驻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的游说客。据当时担任任弼时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任弼时不仅亲自到各国共产党驻苏代表团去宣讲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把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分別派到各国代表团去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4-11]
师哲回忆道，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汇报大纲后，曾写过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专门介绍毛泽东的贡献。其中「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师哲的回忆没有引证任何文献资料，恐是师哲根据任弼时当时的政治态度，把任弼时5月17日提交的「补充说明」误以为是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举荐毛泽东。因为迄今为止，只见到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补充说明」，而未见师哲所言的任弼时这份举荐毛泽东的补充报告。如果确实有这份报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一定会将其在党的领导层中公开。
任弼时在莫斯科的活动在促使共产国际加深对毛泽东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显然未能如毛泽东、任弼时之愿，明确承认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相反，莫斯科却对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对中共的损害，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在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有关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案中，莫斯科敦促中共领导层特別要警惕：「日本侦探及国民党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阴谋诡计」，「在中共领导同志中」，「造成分歧和纷乱的企图，来破坏中共领导的集体工作」。[4-12]因此，任弼时仍有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为毛泽东继续作改善形象的公关工作。不久，任弼时未竟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时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圆满完成，他就是原属王明集团、后跳槽至毛泽东营垒的王稼祥。
注释
[4-1]《毛泽东、肃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电》（1937年12月24日），载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8—409。
[4-2]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是为延安解放社编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所写的第七章。最早刊载于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4期。1952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毛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4-3]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页192。
[4-4]参见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75—80。
[4-5]《彭德怀自述》，页229。
[4-6]刘亚楼赴苏后，曾参加了1939年共产国际讨论李德问题的委员会，「并认真稳妥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参见杨万青、齐春元：《刘亚楼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175—76。
[4-7]1937年12月25日，由王明起草，经中共长江局集体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武汉发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毛泽东当时并未加以反对，以后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加以肯定。但以后，此宣言被指责是王明等背着中央发出，集中体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受到长期批判。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34。
[4-8]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因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鹏等编辑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文件出版社，1986年），页104-105、110-111、113；122。
[4-9]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因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鹏等编辑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文件出版社，1986年），页104-105、110-111、113；122。
[4-10]《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4-11]1978年11月，师哲的回忆，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6。
[4-12]《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