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1937年5至6月，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向张闻天发起试探性的攻击遭到挫折，这表明在通往中共领袖的道路上，毛泽东还有待克服重重障碍。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发生剧变，毛泽东迅速搁置对十年内战期间党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全力应付眼前的局面。
抗战之初，中共获得了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这就是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使中共的实力，尤其是中共军队的实力借抗战得到发展；以及如何统一在新形势下党内高层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总是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围绕国共合作方针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洛川会议上首次表现出来，继而又表现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与以朱德、彭德怀为首的八路军总部的分歧。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为确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在陜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军队领导人共二十三人。数十年来，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这次会议都被解释为「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历史事实是，毛的意见在洛川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周恩来等的主张却获得与会者的普遍共呜。
洛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国民党的抗战及确定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原则；中共究竟应以「山地游击战」、抑或是「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
分歧的一方为毛泽东、张闻天，另一方为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反动本质并未因抗战而改变，因此国民党的抗战必然失败。毛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国民党军队一部分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日本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中共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国民党而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和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3-1]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除了得到张闻天一人的明确支持外，周恩来等多数与会者均表示异议。
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只能是相对的，中共不应公开对抗南京的命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应积极抗战，信守向国民党许下的精诚合作、共同争取全胜的诺言。
周恩来对毛泽东有关国民党必定会投降日本的论断也持异议。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既已开始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鉴于蒋介石秉性倔强以及国内外形势，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3-2]
在洛川会议上，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在抗战阶段究竟应制定何种军事战略方针。早在8月1日，毛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中共军队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3-3]8月4日，毛与张闻天又致电正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军队「应执行侧面的游击战」，毛并强调，「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3-4]8月5日，毛、张再致电周、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到「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的一部」，但是，毛紧接着又强调，红军只宜作侧面战，而不是「独当一面」。[3-5]8月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枫的电文中更是具体指导道，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3-6]毛泽东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深谋远虑，极为担心中共军队将在对日作战中吃大亏。他知道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已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可是毛又不能把话说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属反复解释，百般劝说。毛泽东在8月22日的发言中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3-7]
周恩来不同意毛有关八路军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的主张，他提议应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周恩来说，「还是运动游击战好」。[3-8]周恩来认为，如果避开日军，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3-9]
朱德、彭德怀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认为在保持中共军事独立性的同时，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委会，这样做对于中共有切实的好处，八路军可以从南京得到军饷和装备。朱、彭还提出，中共军队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3-10]
毛泽东处于少数地位，不得不暂时退却。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用妥协的办法，尽量弥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在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问题上，张闻天声称，国民党所进行的战争虽然隐藏着失败的极大危险，但在另一方面，若能唤起千百万群众支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则是肯定的。[3-11]张闻天的这种折衷性的表述，被与会者一致接受。
洛川上会议对于军事战略方针虽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也形成了某种折衷性的意见，这就是，八路军先在山西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定程度的并肩作战，当前线不守时，八路军再分散到整个华北地区，依毛泽东的意见开展活动。[3-12]
在洛川会议上，毛与周的分歧以双方的互相让步而得到暂时的解决。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虽然对毛在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有所保留，但是毛的大部分意见与周恩来并无冲突，周也同意在两党关系上要进一步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要坚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3-13]然而，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的言论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安，毛十分担心周的主张将会对红军将领产生影响，但是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组织措施，又减缓了毛泽东的忧虑。1937年8月23日，新改组的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正式担任了书记一职（实际上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顺地成为党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洛川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负责与国民党谈判、领导国统区中共组织的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周将主要在国统区工作。这项安排也有利于毛，从而为毛泽东加紧在八路军贯彻自己的主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洛川会议一结束，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迅速开进山西。事态的发展完全不出毛泽东之所料，由朱、彭、任弼时组成的前方中央军委军分会（亦称「华北军分会」）果然受到周恩来的影响，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运动游击战」又称「游击运动战」）
洛川会议后，周恩来于8月29日抵达西安，原準备和博古、彭德怀去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组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周，要周勿去南京转赴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有关红军入晋事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周恩来因不满意洛川会议，故意在山西停留而不去南京，因而遭到毛的多次埋怨，此说有误，盖因张国焘当时并不完全瞭解毛、周之间的秘密联络。[3-14]在百废待举的非常时刻，毛似乎只图发挥周的外交与组织才干，而疏忽了周恩来留晋可能将对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产生的复杂影响。
1937年9月7日，周恩来与阎锡山在代县会谈，随后又转赴大同会见傅作义，就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与阎、傅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八路军将以游击运动战作为作战原则。周并主动提出将派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阎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彭德怀在与阎锡山会见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9月13日，周恩来将和阎锡山谈判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徕源、灵丘、阜平地区，依靠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3-15]
此时周恩来提出的「游击运动战」已从原先的「运动游击战」后进一步，显示了周对毛的让步。尽管周恩来的立场已有明显软化，但是，周恩来所表现出的与国民党合作的热情仍使毛泽东极为忧虑，毛泽东没有回复周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援晋的电报。[3-16]自9月中旬至下旬，毛接连电示周、彭等，反复强调中共应保存力量，「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3-17]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在军事上。保持高度行动自由，「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3-18]尽速向敌后挺进，创建共产党根据地。
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再次强调：
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进击战争的决定作用。[3-19]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任弼时、邓小平等与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彭真等人开会讨论八路军行动方针问题。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再电彭德怀，以极为强烈的语气，分析了华北抗战的形势，指出不管阎锡山与日军「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批评党内有个別同志被暂时的情况所迷惑，没有深刻认识「这种客观必然趋势」而把红军主力全部用于支持友军的正规抗战。毛警告道，如果照此办理，「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3-20]毛责成彭「对个別同志不妥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并敦促彭要「从远处大处著想」。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反复告诫道：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作用，这就是具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
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产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3-21]
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对于前方的周恩来和红军诸将领能否执行自己的指示毫无把握，于是只能依靠电报不断陈述自己的一贯主张。9月25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3-22]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周恩来，提醒他们勿将红军实力暴露出来，以免遭受不测：
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3-23]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所提的「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实际上即是要求朱、彭勿派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尽管毛泽东飞檄传书，三番五次急电周恩来、彭德怀等，劝说他们务必克服求战心理，爱护、保存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股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兵力，[3-24]但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仍然坚持要配合国民党抗战。在周恩来的积极策划下，1937年9月23日，进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右翼配合阎军作战，一二〇师从左翼驰援驻守雁门关的阎军。同日，华北军分会常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将有关军力部署电告毛泽东。[3-25]
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师在林彪指挥下，在晋东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歼敌千余人，取得八路军出征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显然，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是贯彻了周恩来等关于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及「运动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而和毛有关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大相迳庭。但是由于平型关战斗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赢得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也表示了高兴。尽管华北军分会9月23日给毛的电报和周恩来于9月24日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的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都未得到毛泽东的复电。[3-26]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平型关战斗长期被描述为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而获胜利的一个成功范例。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被指控在抗战初期违背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而遭受严厉指责，朱德、任弼时等也被迫对此作了「自我批评」[3-27]林彪却丝毫未受牵连。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发，官方才把林彪与彭德怀并列，指责彭德怀、林彪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走卒」。即使如此，七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仍未公开批评平型关战斗，因为在批判了彭德怀领导的1940年「百团大战」后，再否定平型关战斗，将有损毛泽东和中共抗战的形象。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及其广泛的政治影响，突出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坚持「运动游击战」的成效，一度也使毛泽东对原坚持的观点产生了稍许动摇，毛在固守原有的游击战主张的同时，对运动战不再绝对排斥。平型关战斗后的第四天，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3-28]
自平型关战斗获胜后直至10月中旬，毛泽东对周恩来有关建议八路军配合国民党作战的电报转而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0月4日，毛致电朱、彭、任弼时等，指示「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3-29]次日，毛复电同意周在10月4日提出的有关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阎军抵御日军进攻忻口的建议。10月14日，毛复电批準周在10月12日有关调张宗逊旅主力及刘伯承师先头团截击日军后方，配合晋军中路作战的建议。[3-30]直至10月25日，毛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3-31]
毛泽东对运动战态度的松动，大大鼓舞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军以「运动游击战」作为作战的战略方针。[3-32]这份文件还含蓄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抗战必然导致失败的观点是「宿命论」，主张八路军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应配合、支持友军作战。[3-33]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积极组织和毛泽东的默认下，八路军三个师全部出动，配合国民党发起忻口会战，重创日军，取得重大战果。
毛泽东对八路军采取「运动战」作战方式的默许和宽容，随着山西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很快结束。1937年10月中旬后，山西形势日趋恶化，毛泽东又迅速退回到原来的立场，重谈游击战，毛甚至更进一步，开始批判起「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1937年10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把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潘汉年的电报同时转抄周恩来。毛、张在这封电报中，敲山震虎，激烈指责「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的「投降主义倾向」。10月17日，毛与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3-34]同日，毛、张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指示，首次提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论断。[3-35]毛泽东、张闻天虽未挑明所指何人，但10月13日的电文和中央书记处10月17日指示所内含的对周恩来警告之涵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对来自毛泽东、张闻天方面的讯息迅速作出反应，周在接到中共中央「坚持同阎锡山合作，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来电后，于10月21日给延安复电，声称自己「十多天均本此方针，在党内军内既反右倾，又反『左倾』」。[3-36]
周恩来的辩解在山西抗战日趋恶化的形势下显得十分软弱，11月18日，日军侵占太原，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八路军配会国民党军作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客观形势迫使八路军开始分散兵力，逐步从运动游击战转到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自己原先对国民党抗战的分析和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旧事重提，他针对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中对抗战「宿命论」的批评，指出，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3-37]尽管华北军分会所讲的「宿命论」主要是针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但由于毛在9月21日电报中实际上也是持这种观点，因而毛将这种批评看成是针对自己的。使毛难以容忍的是，八路军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仍然进行了几次集中作战。1938年2月，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为配合阎锡山「反攻太原」和在晋东南为粉碎日军九路进攻，继续采用了集中作战的运动战形式。周恩来则走得更远，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从汉口给毛发电。提议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日军增援部队。毛虽然并不完全反对在有利条件下八路军也可以打运动战。但他的主旨与周恩来等并不一致。因此毛对这份电报的反应是，避开周的具体要求，告诫周在具体作战方面「需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3-38]周恩来等对配合国民党作战所持的积极态度，加深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的不满，成为数年后周、彭在整风运动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37年8、9、10三个月，毛与周等围绕共产党军队是否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及中共应采取何种军事战略方针而产生的分歧，对毛、周关系，尤其对毛、彭关系，投下了沉重的阴影。在中共核心层，除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站在一边，只有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支持毛。
注释
[3-1]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至今尚未全文披露，现在可见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此文是毛在1937年8月为中央宣传部写的宣传鼓动提纲。该提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据《毛泽东年谱》和《张闻天传》称，1937年8月9日，毛泽东对原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纲领」加上了补充意见，扩充为十条。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6。但是李德却说《十大纲领》系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準而颁布的。本处引用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出自李德：《中国纪事》，页288—89。李德声称，有关洛川会议上的争论情况，是参加会议的博古告诉他的。毛泽东起草的宣传大纲除了包含《十大纲领》的内容外，还加上了由他撰写的「甲、乙、丁」部分，这一部分构成了毛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导言和结语。毛在导言和结语中融入了他对《十大纲领》的补充，这就是对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的批评。另参见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330页的注释；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3-2]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9；另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3-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8。
[3-4]《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3-5]《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3-6]转引自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
[3-7]《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5；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3-8]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78；另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371。
[3-9]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90；另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3-10]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290。
[3-11]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290；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90。
[3-12]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没有提及八路军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反映了在洛川会议上围绕军事战略问题而发生的争论尚未最后解决。参见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25-26。
[3-13]（原书无注）
[3-14]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09。
[3-15]《周恩来年谱》，页381。
[3-16]根据对《周恩来年谱》的分析，在1937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电报采取两种方法处理，凡周要求加派八路军增援国民党军的电报，毛一般不予回复；周建议组织游击战争，向山地转移的电报，毛均立即复电表示同意。
[3-17]《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7。
[3-18]《1937年9月16日毛泽东致林彪等》，载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8。
[3-19]《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等》，载《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页83。
[3-20]参见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9。
[3-21]《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9-40。
[3-22]《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193年9月2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载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53。
[3-23]参见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51。
[3-24]长久以来，国共双方都激烈指责对方消极抗战，强调自己独力支撑抗战，取得打败日帝的胜利。国民党方面宣称，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参见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页117。前苏联方面的论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以奥鲍里索夫的笔名出版的《苏中关系（1945—1980）》披露，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参见《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页100。对台湾和苏联方面的这类言论，大陆方面既不承认，也未正式否认。1976年4月，「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组为了影射周恩来，化名「史锋」出版了《反封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的小册子，在删去了毛泽东最鲜明的几段话后，首次不加引号地公布了毛泽东在1937年9月21日电报的精神。参见史锋：《反封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24。由于史锋的小册子第一次披露了毛的电报，很快引起苏联方面的重视，他们认为毛的电报证明了苏联方面六十年代以来对毛消极抗战的批评。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1。
[3-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07—408。
[3-26]毛泽东在1937年9月24日没有就周恩来报告的有关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作出答复，但是在同一天毛给周恩来、朱德的电报中却强调山西地方党目前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五台山脉，立即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显然，当时毛与周恩来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8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
[3-27]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任弼时传》，第410。
[3-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13。本文所引用的毛泽东这份电文在《毛泽东年谱》中卷被略去。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5—26。
[3-29]《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7。
[3-30]《周恩来年谱》，页385-86。
[3-31]《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4。
[3-3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3；另参见《彭德怀自述》，页222-23。
[3-33]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3-34]《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1。
[3-35]参见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65、372。
[3-36]《周恩来年谱》，页387。
[3-37]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3-38]《毛泽东年谱》，中卷，页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