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毛泽东自诩为「以其道易天下者」，[2-1]「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也。那么，三十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共领导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被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別。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已开始萌发若干有別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毛基于多年在乡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泽东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并非太难，其乃源于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者，实现其「道」必先有其凭借，即所谓有道无恃，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
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毛泽东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么到了1935年，在历经开创红色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个「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2-2]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借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这种状况虽非令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维持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著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共军队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是，毛对江西中央红军的实际控制力在1932年后的中共上层斗争中逐渐被削弱，以至最终丧失。军队高级领导人受到党的影响，对毛泽东渐趋疏远，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对军队的影响力仍是晦暗不明。将毛与军队领导人联系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双方对1934年后中共军事指挥的不满。因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获胜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其分散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重新聚合起来，将他在遵义会议上所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军队的掌握与控制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号称十万，实则八万，自江西突围，行至遵义时，因战斗伤亡、脱队，人数已减至三万多人。领导这支军队的红军将领，分別是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和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而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由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分別处于单独作战状态，林、彭所率军队实际上是此时中共中央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彭也是毛泽东急欲驾驭的军方两个最重要的将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但是红军的指挥权仍归周恩来。毛泽东开始利用战争的紧急环境，有步骤地扩张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影响力。1935年3月4日，在张闻天的提议下，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簽发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2-3]这个建制与任命，虽然没有改变周恩来的最后决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
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一职，是迈向掌握军权的关键一步，但是几天以后，围绕是否攻打打鼓场，毛泽东的意见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及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等发生了分歧。在3月10日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刚担任没有几天的前敌总指挥被撤消，由彭德怀暂代。[2-4]
在这决定毛泽东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毫不退缩，他于当晚找周恩来详谈，使周恩来接受了他不进攻打鼓场的主张。[2-5]紧接着，毛泽东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并得到了张闻天的赞成。[2-6]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茍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批準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泽东才正式进入军委最高领导机构。
毛泽东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内，以坚强的意志力，挽回颓势，更进一步扩大战果，当仁不让，毛遂自荐，提议组成有自己参加的新「三人团」，并通过党的会议的形式，正式予以合法化，使自己名正言顺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决策者之一。
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后，迅速使自己处于核心决策的重要位置。在3月至5月的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以大踏步回旋转移的指挥战略，集中中央红军在黔、滇、川之间穿插运动，其间，既有胜利，也有战斗失利。频繁的战斗和就地打圈的战略，使部队疲惫不堪，更遭致红军高级将领的埋怨和不满。到了1935年5月上旬，由毛泽东部署的攻打会理城的战斗，屡攻不下，这时红军领导层对毛的不满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林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给周、毛、王「三人团」写了一封信，提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2-7]
林彪的这封信是在中共及中央红军处于紧急状态下写出的，并无与毛泽东有意作对的念头。在以往的历史上，林彪与毛从无个人过节，林彪的这封信纯系出自他对红军前途的考虑，表达的是当时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情绪。
无独有偶，类似林彪信中所反映的对毛泽东指挥才能的怀疑、不满情绪在其他中共领导人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1935年4月中旬，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很快就感觉到部队中弥漫着对「只走路不打仗」的强烈埋怨的情绪。他将瞭解到的军中情绪，结合自己的意见，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刘少奇拿着电报要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簽字，彭德怀认为电报所述内容与他的看法不同，拒绝簽字，杨尚昆则在电报上簽了字。[2-8]
在新「三人团」中，王稼祥与毛泽东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他对毛的指挥方法也存有疑窦。还在新「三人团」成立之前，王稼祥就常因作战指挥问题，与毛发生争论。王稼祥还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2-9]新「三人团」成立后，王稼祥对毛指挥部队大幅度运动不以为然，他向张闻天表示，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2-10]
林彪的信和刘少奇的电报，对毛泽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这个事件性质之严重，不仅在于它显示了对毛泽东的不满已蔓延至当时中共中央所赖以依靠的唯一军事力量——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而且这种不满正向中央核心层蔓延，如不立即予以消除，毛刚刚获得的军权极有可能被再度削夺。
毛泽东迅速采取行动，正面反击这股由林彪领头的反毛风潮，他既不采取与林彪等私下沟通的方式，也不逐个向中央核心层成员解释、征询意见，而是将问题直接挑明。毛向张闻天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得到了张闻天的同意。毛的目的非常清楚，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以党的名义将对自己的不利舆论打压下去。
1935年5月12日，旨在批评林彪等人「右倾」、「动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郊外召开。与会者仅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及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这次会议名义上的主角是张闻天，他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报告大纲，严厉指责林彪等人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是右倾。在这个时刻。毛颇需要张闻天所擅长的理论语汇，只要将这股对自己不满的风潮压下去，扣什么「帽子」都无所谓。
也许考虑到张闻天仅是一介书生，还不足以震慑林彪等武将，毛泽东全然不顾自己是当事人的身份，亲自出马。严厉指责林彪、刘少奇，称彼等信和电报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2-11]毛并认定林彪是「娃娃」，不明事由，而将事先毫不知内情的彭德怀看成是幕后挑唆者。[2-12]毛在利用了张闻天作为反林彪、刘少奇的主攻手以后，迅速再将矛头转向张闻天。毛不能容忍张闻天扮演党内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决意利用这个机会打击一下张闻天的威信。毛在讲话中暗指张闻天去三军团，与彭德怀勾结反毛。[2-13]这次会议以肯定毛的军事指挥、毛大获全胜而结束。面对毛泽东的无端攻击，彭德怀、张闻天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一切以大敌当前，内部宜安定为考虑，在会上和会后都未予以说明和解释。[2-14]
会理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遵义会议意味着毛泽东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使毛进入了中共最高核心层，那么会理会议则标志着毛已将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具体落实到对军权的控制之上，从此，毛成为事实上的军队最高领导人。毛用其坚强的意志力，将红军最重要的将领林彪与彭德怀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使自己在核心层中处于不可批评的地位。毛泽东在会理会议前夕及会议上的行动，将刚刚获得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使代表党的张闻天成为某种点縀和不具实际权威的象征人物。毛实际上用合法手段使自己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对毛的妥协、退让下实现的。
会理会议也给日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造成复杂影响，埋下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张闻天怀疑、猜忌的种子。毛与彭德怀共事很久，两人个性殊异，双方虽在1931年后关系疏远，但是并无明显矛盾和冲突。但是林彪信一事，使毛认定彭德怀城府很深，从此对彭深藏防忌之心。会理会议后，毛将曾参与刘少奇电报一事的杨尚昆调出三军团，而改派自己的老故旧李富春任彭德怀的政委，实负监军之责。毛对张闻天素无好感，仅是为了推翻博古，才使毛、张暂时联合。毛对张的固有成见，使他在指责过刘少奇以后，将刘轻轻放过，并听信了刘少奇对张闻天参与和彭勾结的猜测和判断。刘与军队素无渊源，在军中不具资望，毛并不认为刘少奇有在军中掀风作浪的能力。刘少奇为脱身，迅速将责任推到张闻天身上，使刚刚开始的毛与张的政治结合蒙上了阴影，[2-15]也使毛对刘与张的对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刘少奇电报一事，还是使毛多存一分心计，为避免刘少奇在军中培植影响，会理会议以后，刘少奇也被调出三军团。
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陜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著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开创中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已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央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象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不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看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博古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指挥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朱德、项英等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极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重新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张闻天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2-16]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就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已溶为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实际上他已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军队的这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他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越来越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泽东对党的大政方针保持著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著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一、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準）。但是，从莫斯科返国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別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扩张党权的第一个大动作出台，由毛而非张闻天。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见美国记者斯诺。
二、毛将与周恩来等关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较深情感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2-17]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因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时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将这个关键机构予以恢复，并划归于自己管辖之下。[2-18]
三、毛任命王首道取代邓颖超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原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系统，将原由邓颖超负责的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2-19]
四、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末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他任何领导人插手，[2-20]从而确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与便捷。
毛泽东对军权与党权的蚕食，是在张闻天的配合及利用了张闻天的党的领袖地位，以公开的形式进行的，遵义会议后产生的毛泽东与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为毛泽东扩张自己的权力提供了合法的掩护。
注释
[2-1]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319。
[2-2]《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南京：南京大学印行，无出版日期），页4。
[2-3]《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0。
[2-4]张闻天：《我的思想检讨》（1969年6月28日、《关于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点材料》（1972年3月28日，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8。
[2-5]《周恩来年谱》，页277。
[2-6]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9。
[2-7]《彭德怀自述》，页198。
[2-8]《彭德怀自述》，页198。
[2-9]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8。
[2-10]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21。
[2-11]《彭德怀自述》，页199；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5。
[2-12]《彭德怀自述》，页199。
[2-13]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32。
[2-14]《彭德怀自述》，页199；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23。
[2-15]毛泽东固执己见，认定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夕唆使彭德怀、林彪反对自己，1941年后多次在核心层会议上就此事指责张。被毛无端指责的张闻天一直忍辱负重，不予辩白，直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再次提及此事时，张才在呈毛阅读的《整风笔记》中作了自我辩解。张写道，「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XXX同志的造谣！（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33。张在此处提到的XXX同志极大可能是指刘少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刘少奇就与张闻天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有许多资料证明，刘少奇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对张的不满。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胡乔木揭发刘少奇在延安时曾在私下谈话中影射攻击毛泽东，刘少奇当即加以澄清，说自己当时只是针对张闻天，而非毛泽东。
[2-16]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件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2。
[2-17]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机关组成的陜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93、306。
[2-18]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除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他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2-19]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中共中央迁到陜北瓦案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书机构渐次恢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其实当时尚无中央社会部这个机构，此处所讲的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实际上就是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管理的机要系统——笔者注），上述三个单位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86-87、204；另参见《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97。
[2-20]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45；另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页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