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1931年11月后，毛泽东迫于中共中央的压力，被迫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但是这种「服从」只是表面的，在他最熟悉、最具优势的军事作战领域，毛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不同于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不是军人，但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关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事实证明，在红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毛的这些主张对保存、发展红军实力极为有用。但由于毛个性专断「处事独裁」，在用人方面有较强的宗派色彩，以至在一段时期内，毛在红军中的口碑远低于作风民主的朱德。[1-96]
中共中央不满于毛的军事作战方针始于赣南会议期间，在这次会议上，曾经提出过红军中存在著有待纠正的「狭隘经验论」及「忽视阵地战、白刃战」的「游击主义的传统」的问题。[1-97]但是赣南会议的主题是批评毛的土地政策，而未及全面检讨苏区的军事战略问题。中央代表团对毛的军事方针的批评只是隐约其辞，任弼时、王稼祥等当时还是标準的文职党干部，让他们去讨论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军事作战问题，显然没有像研讨具有理论色彩的土地政策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在中共中央首席军事专家周恩来，及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与毛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歧就逐渐显现了出来，由攻打赣州而引发的有关军事战略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使毛与上海中央的冲突几近白热化。
攻打赣州的决策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的。1932年1月9日，临时政治局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号召「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同日，电令苏区中央局「急攻赣州」。
周恩来对于是否执行攻打赣州的计划，曾经有过数次变化。在未到苏区之前，周是主攻派；在抵达赣南与毛交换意见后，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并向上海发电表示，在目前形势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难。临时政治局复电坚持原有意见，周就又接受了上海的指示，于1月10日发出训令，决定攻打赣州。[1-98]
攻打赣州之役最后遭到失败。1932年3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总结攻赣经验教训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集中兵力向北发展，打通赣东北的主张，但遭到否定。[1-99]会议采纳了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意见，以赣江附近为中心，由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向赣江西岸出击，争取打通湘赣苏区；由毛泽东率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向闽西发展。4月20日，毛率军攻占了闽南重镇漳洲，其役是1932年中央苏区在军事上的最大胜利。
漳洲战役的胜利，暂时减缓了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随着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和上海中央强令贯彻「进攻路线」，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围绕军事方针上的分歧重新尖锐起来，最终导致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改变了以往的战略：先打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以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继而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为应付这种新的变化，1932年6月上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赣南会议上撤销的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紧接着又仿苏联内战体制，在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作为战争动员和指挥作战名义上的最高机关。7月中旬，周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赴前方与毛泽东会合，后方则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1-100]
此时的毛泽东正集中全力指挥战事，但权责并不明确，毛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随军行动。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于1932年7月25日致电中央局，建议以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其职权范围为指挥作战，行动方针的决定权则由周恩来掌握。对于周等的建议，中央局拒绝予以批準，坚持应由周担任总政委一职。7月29日，周恩来致信中央局，再次坚持原有意见。周在信中说，如由他本人兼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使他改正错误」。[1-101]在周恩来的一再恳求下，中央局才照準周的提议，8月8日，任命毛为总政委。
毛泽东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就是一切以保存、壮大实力为前提，绝不与敌打消耗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之薄弱环节，「与其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实际运用中，毛的这套作战原则，经常表现为在敌进攻前，军队进行大幅度后退，这些又恰恰被临时中央政治局视为是毛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的集中体现。
1932年4月4日，张闻天（洛甫）发表著名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用「中央苏区的同志」的代名，不点名地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仅「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1-102]4月11日，项英从江西秘密抵达上海，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苏区工作，几个常委在发言中都对苏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有的常委认为，中央苏区领导在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是「民粹派的观点」，「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有的常委在发言中认为「狭隘经验论」的实质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1-10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苏区，批评苏区中央局「不瞭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义」，命令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的争斗」。[1-104]
毛泽东对于临时中央政治局4月14日来信极不以为然，他在5月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是完全错误的」。[1-105]但是，周恩来对于上海中央一向尊重并言听计从，在收到中央来信后，于1932年5月11日主持中央局会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随即宣称，「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106]上海中央一不做，二不休，于5月20日再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信，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将其军事主张定为「游击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宣称「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指挥者」的「消极态度」，是当前「极大的危险」，要求苏区中央局：
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1-107]
两个月后，上海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委发出指示信。继续批评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再次敦促苏区中央局「进行彻底的转变」。[1-108]
面对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周恩来不得不兴兵作战。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发动乐安、宜黄战役，以威胁南昌，吸引围剿鄂豫皖的国民党军队。红一方面军攻占乐安、宜黄后，于8月24日进抵南城近郊，周、毛发现守敌强大，当即放弃攻城。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毛、朱率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余，这样又受到中央局的严厉指责。
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永平，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1-109]双方电报往来十余次，互不相让。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1-110]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与毛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绝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唯有周恩来的态度较为温和，在一些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了辩护和开脱。
对毛泽东批评最尖锐的是在后方瑞金主持苏区中央局的代书记任弼时和中央局成员项英。任、项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1-111]
朱德、王稼祥由于一直随周恩来、毛泽东在前方指挥作战，同属四人最高军事会议，客观上也必须分担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并不积极，只是一般地同意、附和了任弼时、项英等的看法。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和前方负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毛泽东表示充分尊重。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认在前方的最高军事会议，「确有以準备为中心的观念」，认为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等所强调的「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也批评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周强调「泽东往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应留在前方。为此，周恩来提出两种办法供中央局选择：「一种是由我负指挥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1-112]但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瞭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上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于是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并「批準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113]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折中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顾作霖等的批评。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準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他（指周恩来——引者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瞭解此弱点加以克服」。[1-114]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但「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1-115]
根据现存资料，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準备为中心的意见」，[1-116]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复电却又看出，毛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
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1-117]
毛泽东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1-118]
继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土地政策，1931年底至1932年初，周恩来集中纠正毛的肃反偏差，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毛的军事作战方针，毛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因在政治上蒙受打击和患严重疟疾，在长汀医院休养达半年之久，周恩来曾数次请张闻天、博古劝毛回瑞金工作。[1-119]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瑞金，指示「要运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瓦解敌军和消耗敌人的战术」，同时要求「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1-120]共产国际对毛的关照，对毛处境的改善有所作用，1933年春夏间毛返回瑞金，开始主管查田运动。在6月上旬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对一年前的宁都会议提出批评，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博古把毛的批评挡了回去，重申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121]从此，毛未再予闻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事宜。只是到了1933年10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派代表前来苏区联络商谈双方停战之事时，毛才被允许参与某些重要军事决策的讨论。
根据1935年后的毛泽东的解释，在关于是否援助第十九路军的讨论中，毛提议红军应向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出击，以调动围赣之敌，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同时支持福建人民政府。[1-122]博古等人却拒绝了毛的正确意见，导致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陷于孤立，成为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
然而，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的态度远比上述解释复杂的多。毛的有关红军出击苏浙皖赣的意见被否定，确实使打破「围剿」失去了一个重要机会，但是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则肯定加剧了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危机。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是坚决主张对陈铭枢等采取孤立政策的。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说：
至于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他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及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用「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1-123]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是在公众场合依照中央路线而发表的，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实想法，那么在内部讨论时，毛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据与毛关系一度十分密切、曾担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回忆，在领导层讨论陈铭枢、蔡廷锴等人提出的要求与红军联合行动的会议上，毛主张采取谨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与李济深等先进行试探的会商」，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员到福州去举行正式谈判」的意见。[1-124]
龚楚的口述回忆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法，是否完全确实，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证实。[1-125]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处于核心决策层，即使毛反对援助陈铭枢、蔡廷锴，这个决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作出。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导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实现，红军丧失最后机会，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在沪的代表的错误指导，以及博古、周恩来的犹疑不决。
博古原是主张联合蔡廷锴的，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博、周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实现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1-126]1933年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催促早为决定红三、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福建前进的蒋介石入闽部队。[1-127]周并经中央同意，派出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十九路军谈判并簽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博古、周恩来的意见，并没有获得中共核心层的一致支持，[1-128]而在否定周、博意见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中共上海局则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产国际给瑞金来电，提出：「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该争取下层统一战略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空话（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1-129]这份电报对中共中央转变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有重要影响。在沪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瑟尤尔特、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他们一致认为，蔡廷锴与蒋介石之间不过是军阀间的一般斗争，中央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给蔡廷锴以实际的军事援助。[1-130]
周恩来、博古等对于来自上海的意见并非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双方曾互相争论，电报往来不绝。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给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对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10月25日来电后，马上转变立场，在11月18日再次给福州党的书记发了一封与前信内容完全相反的信，该信大骂十九路军，声称他们与中共的停战合作只是「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1-131]显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周恩来、博古作了让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见。[1-132]至于李德，据他称，虽对他的顶头上司弗雷德的计划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认，他还是贯彻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决策层围绕福建事变而发生的争论中，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对莫斯科的严重依赖和中共组织结构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达瑞金，与周恩来等会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干部盛忠亮、李竹声等也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从法理上讲，在瑞金的中央局即应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而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从上海向瑞金发指示电。周恩来在前线收到弗雷德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来的有关军事作战计划的第一份电报，是在1933年4月14日。[1-133]在1933年9月李德抵达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发出四份干预苏区军事行动计划的电报。[1-134]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达上海，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著称。李德以后抱怨他是替弗雷德受过，似乎弗雷德更应为苏区军事失败而负责，而回避了他自己所应负的重大责任。
至于毛泽东，有关福建事变的争论却改善了他的处境。在这一时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处于有权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苏区军事形势日紧。毛的有关意见又逐渐被重视，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显增强，这为他一年多后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注释
[1-96]《龚楚将军回忆录》，页207、357；另参见《黄克诚自述》，页100—101。
[1-97]《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59。
[1-98]《周恩来年谱》，页216-17。
[1-99]《彭德怀自述》，页175-76；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18。
[1-100]《周恩来年谱》，页223。
[1-101]《周恩来年谱》，页223-24。
[1-102]《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216。
[1-10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290。
[1-104]《周恩来年谱》，页219。
[1-105]《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79。
[1-106]《毛泽东年谱》，页375；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20。
[1-107]中共中央1930年5月20日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最早收于1932年7月1日苏区中央局出版的《为实现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与反机会主义的动摇而斗争》小册子中，1941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的《六大以来》也收录了此文，1991年复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但是在以上所有版本中，没有批评毛泽东的文字。据分析，似因1932年7月需公开出版小册子，此电文中有关涉及毛泽东的内容已被苏区中央局所删节，上述有关批评毛的电文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页305。该书引用的这段电文没有标明原始出处。
[1-108]《周恩来年谱》，页223。
[1-109]《周恩来年谱》，页228。
[1-110]《周恩来年谱》，页230。
[1-111]《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1-112]《周恩来年谱》，页231。
[1-11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1-114]《周恩来年谱》，页233-34；另参见《任弼时传》，页245。
[1-115]《周恩来年谱》，页233；另参见《任弼时传》，页244。
[1-116]《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1。
[1-117]《周恩来年谱》，页234。
[1-118]《周恩来年谱》，页234。
[1-119]《周恩来年谱》，页245。
[1-120]《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3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8。
[1-121]《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03。
[1-122]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页236。
[1-123]《红色中华》，1934年8月1日。
[1-124]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64。关于龚楚和他的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的史料价值问题，杨尚昆在1984年7月9日的一次内部谈话中曾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什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指陈毅——引者注），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见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7月9日），此讲话稿经杨尚昆修订，并征得杨本人同意后发表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
[1-125]龚楚在1978年出版的《龚楚将军回忆录》中修正了他在《我与红军》一书中有关苏区核心层对福建事变争论的叙述。龚楚称他前书有误，「是因当时记忆错误所致」。在《龚楚将军回忆录》中，毛泽东被改为「主张立即派大员到福州举行正式谈判」。笔者认为，龚楚的更正应予以重视，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我与红军》中的有关叙述，的确可从另外的资料得到证实，故本书倾向于接受前一书的论断，并认为此一问题的彻底澄清还有赖于新资料的发现。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513、515。
[1-126]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84、85；另参见龚楚：《我与红军》，页364。
[1-127]《周恩来年谱》，页254。
[1-128]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5。
[1-129]引自方长明：《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1-130]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5—86。
[1-131]福建省文件馆编：《福建事变文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20-21、133。
[1-132]据当时任中共驻十九路军联络员张云逸的回忆，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拉点队伍过来」，全不提如何出兵配合作战。参见张云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载《福建事变文件资料》，页226。
[1-133]《周恩来年谱》，页245。
[1-134]《周恩来年谱》，页245-46、2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