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阁记》

【译文】

　　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它在天称为“命”，秉赋于人称为“性”，作为人身的主宰称为“心”。心、性、命，是一个东西。它沟通人与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之间，贯通往古来今，无处不存，无处不是同样，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所以它是永恒不变之道。它表现在人的情感里，便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便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因此恻隐心、羞恶心、谦让心、是非心，也就是亲、义、序、别、信，是同样一件东西；都是心、性、命。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即永恒不变之道。这永恒不变之道，用以阐述阴阳盛衰的运行，便称它为《易》；用以表明纪纲政事的施行，便称它为《书》；用以传达歌咏性情的感发，便称它为《诗》；用以显示体统仪节的表征，便称它为《礼》；用以宣泄欣喜和平的跃动，便称它为《乐》；用以辨别真假邪正的标准，便称它为《春秋》。因此阴阳盛衰的运行，以至于真假邪正的评价，同样是一个东西；都是心、性、命。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真理，唯其如此所以称为六经。六经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变之道。因此《易》这部经，是记我们内心的阴阳盛衰的经：《书》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纪纲政事的经；《诗》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歌咏性情的经；《礼》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体统仪节的经；《乐》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欣喜和平的经；《春秋》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真假邪正的经。君子的对待六经，省察心中的阴阳盛衰而使之及时运行，这才是尊重《易》；省察心中的纪纲政事而使之及时施行，这才是尊重《书》；省察心中的歌咏性情而使之及时感发，这才是尊重《诗》；省察心中的体统仪节而使之及时表露，这才是尊重《礼》；省察心中的欣喜和平而使之及时跃动，这才是尊重《乐》；省察心中的真假邪正而及时地辨明，这才是尊重《春秋》。

　　大抵古代圣人的匡扶人间正道、耽心后世的颓败而著述六经，正如同富家的上一辈，耽心他们的产业和库藏中的财富，到子孙手里会被遗忘散失，不知哪一天陷入穷困而无以自谋生活，因而记录下他们家中所有财富的账目而遗留给子孙，使他们能永世守护这些产业库藏中的财富而得以享用，以避免贫困的祸患。所以六经，是我们内心的账本，而六经的实际内容，则具备在我们内心，正如同产业库藏的财富，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资，都存在家里。那账本，不过记下它们的名称品类数目罢了。而世上学六经的人，不懂得从自己的心里去探求六经的实际内容，却空自从实际之外的仿佛的形迹之中去探索，拘守于文字训诂的细枝末节，鄙陋地以为那些就是六经了，这正像富家的子孙，不致力守护和享用家中的产业库藏中的实际财富，一天天遗忘散失，而终于变成穷人乞丐，却还要晓晓地指着账本，说道：“这便是我家产业库藏的财富！”同这有什么两样？唉！六经之学，它的不显扬于人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重视功利，崇奉谬论，这叫做淆乱经义；学一点文字训诂，教授章句背诵，沉陷于浅薄的知识和琐屑的见解，以掩蔽天下的耳目，这叫做侮慢经文；肆意发表放荡的论调，逞诡辩以取胜，文饰其邪恶的心术和卑劣的行为，驰骋世间以自高身价，而还自命为通晓六经，这叫做残害经书。像这样一些人，简直是连所谓账本都割裂弃废掉了，哪里还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六经呢！

　　越城过去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已久了。知府渭南人南大吉君，在治理民政之暇，即慨然痛惜晚近学风的颓败，将使之重归于圣贤之道，于是命山阴县令吴瀛君扩大书院使之一新，又建造一座尊经阁于书院之后，说道：“经学归于正途则百姓就会振发，百姓振发那便不会犯罪作恶了。”尊经阁落成，邀我写一篇文章，以晓喻广大的士子，我既推辞不掉，便为他写了这篇记。唉！世上的读书人，掌握我的主张而求理于内心，当也大致接近于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地尊重六经的了。（何满子）

【解析】

　　中国历史上有四次思想的高峰时期：首先是先秦的诸子百家，然后是魏晋的玄学，再然后是隋唐佛学，最后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程朱理学，一个是陆王心学。

　　王阳明（王守仁）就是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集大成者。严格来说，陆王心学就是把禅宗的功夫用在经世致用上，是在心性上简捷方便的一个法门。心学从南宋到明代，特别是王阳明入世以来，在明代中后期，对明朝的影响很大的。我们知道，整个明朝时期，在朱元璋“文字狱”的捆绑下、高压下，整个思想都是很沉闷，很保守的。但是王阳明的心学出来以后，使得整个明朝的思想界为之一新，为之振奋。直接推动了明代后期的思想的发育。以后对朝鲜，对日本，影响也是很大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外部来看呢，是受到了西方的冲击；从内部来说呢，是受到了阳明心学的激励。所以阳明心学，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要认真的看一看。

　　另外，王阳明本身就是参禅入的门。在贵州龙场驿的时候，自己到棺材里参禅，睡在里面。有一天，终于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以后，他就把他参禅所得，用在儒学的治学上，形成了他的“心学”。

　　我们说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非常的博大，也很精深，我们在家来学的话，就无所适从。学佛的人，我们看看，有好多宗派、好多法门、那么多经典，你不知取舍。另外，拿我们的因缘来说，我们的因缘也是无穷无尽的，怎样把我们这个心归结在一个处上，有所规范呢？

　　在古代，六经是儒家的根本经典，也是知识分子、士大夫们要为自己争取出人头地的必由之路。唐宋的科举，考题基本上都是六经，到了朱元璋的八股文，基本上是四书，也是在六经的范围之中。那么怎样得大总持？佛教里讲总持嘛，纲举目张。使我们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得到一个定海神针，找到自己的定盘星。还别说佛法，就是儒学也很博大，经史那就多得要命。怎样使我们归宗、汇宗，要有这样的感觉。

　　阳明心学有他的独到之处，但就是阳明心学，他的著作也很多。我们看陆九渊全集、王阳明全集，包括他们这个学派下面的东西。如果我们看明末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到后来的《明儒学案》，那就相当于把《五灯会元》儒家化。《五灯会元》是禅宗里记载他们的传承，记载他们的语录。那么黄宗羲搞的《宋元学案》乃至《明儒学案》就是仿照禅宗的《五灯会元》在儒家里也搞这么一套东西。他把儒学从孔夫子、孟夫子以来的传承，把理学、心学的道统的传承，在宋代以后是怎么流传的，这个大师，那个大师，有什么精彩的、高明的见解，用语录体的这个形式记载下来，称之为“学案”。在禅宗里叫“公案”，在儒家理学里面叫“学案”。毛主席就喜欢看这些，他还是喜欢玩思想的。

　　但这些东西还是太庞杂了，我们怎样得一个总持，能够全局地、精要地找到感觉？那么，王阳明先生的《尊经阁记》就是一篇妙文。文字也不多，也就几百字，不到一千字。这篇短文交待说在浙江会稽那里，重建了一个稽山书院，别人请他给重修的稽山书院的尊经阁写一个记，他就写了这么一篇《尊经阁记》。这篇记也可以说是王阳明的心法。《王阳明全集》的内容也不少，他的著作也是很丰富的，但就是这么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就可以把他对整个心学的感觉，乃至对整个六经的感觉，纲举目张地展现出来。使我们在学修的过程中，有路途可进，有门可入，得大方便。

　　这篇《尊经阁记》在《古文观止》里就有，但大家在学《古文观止》的时候，就很难留意这些。因为明清的文章在《古文观止》里大家都不留意，留意的都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什么韩愈的、柳宗元的、欧阳修的、王安石的、苏东坡的，这些大家喜欢看。实际上，在先秦、两汉里有很多精彩的，在明清里也有很多精彩的。

　　王阳明的《尊经阁记》真的非常精彩，你学哲学的也好，参禅的也好，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方便的感觉。另外参禅的要参到空里面去，空去空来，空自在，没有立足处。但是《尊经阁记》他就给出了我们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应该有什么样一个态度，使我们不致空得太远。在“空”中有“有”，在“有”中有“空”，“心生种种法生”，“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些佛教的感觉。但是在这里面，他又不让我们落到虚无缥缈而误人的地带。所以《尊经阁记》非常了不起，值得大家花一点工夫好好来感受感受。

【讲解】

　　本文名为尊经阁作记，实际上只有结尾一段，用极为概括的语言涉及这个阁的有关方面，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阐述作者的哲学思想，即“心外无物”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评论：“阳明先生一生训人，以良知良能，根究心性，于此记略，已具备矣。”可以说，本文是浓缩了的阳明学说的全貌。

　　论证层层深入，正反论据互见，是全文的一大特点。文章先从六经的不同表现形式谈起，继而结合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说明了六经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的“常道”，它作用于人生的整体，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接着，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六经的核心内容、学习方面进行全面地分析。而后又对那些舍本逐末的“世之学者”的错误认识和不良倾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和斥责。直到结尾时，即便是介绍写作本文的缘由，作者也还语重心长地希望“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首尾贯通一气，中心非常明确。

　　在行文上，全文多用排比句，而且是同一句式多次出现。如第二、三、四段的开头都是这几句话：“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表面看起来似乎是重复，实际上这是作者所要强调的内容。同时，这种手法在结构上还起到了加固作用，把这几个段落牢牢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此外，在比喻的运用上，在用词的灵活多变上，都显现出作者一定的功底。

【王守仁轶事】

　　《明史》载，王守仁出生时取名为王云，但五岁不能说话，告诉他人，改名为王守仁，他才说话。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他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不料守仁提起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三中，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

　　王守仁病愈复职后，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１５０６）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１５２７）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谥文成。

　　王守仁政治主张

　　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他认为：赏罚乃“国之大典”，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而当时“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太滥,“招抚”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以至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象这样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的兵力，也是没有用处的。他还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认为过时的奖赏，等于没有奖赏，过时的惩罚，等于没有惩罚，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些主张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他还主张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减少犯上作乱。他说：“民穷必有盗贼”，认为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还要没有休止地征敛，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因而有必要“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对灾民实行“赈济”、“免租”，使他们“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所以，他反对“蔑道德而专法令”，主张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立即“建立学校，以移易风俗”，以求得久安长治。他教导下级官吏说，作县官的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力和聪明才智，诚心“爱民”，贯彻“抚缉教养”的方针，即使是蛮夷的人，也是可以被感化的；即使是产生“盗贼强梁”的地方，也是可以变为“礼义冠裳”的所在。他强调这一方面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即在于使用软的一手，以“破心中贼”。但这软的一手是有限度的。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

　　强调执法要“情法交申”，区别对待他反对“贪功妄杀，玉石不分”。例如处理“宸濠之乱”的反叛人员时，主张　　只对主犯处以极刑，至于各“从逆”的人犯，则认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俯顺舆情”,判处永远充军,使“情法得以两尽”，“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在另外一个“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作乱”的人，免于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给照复业生理”。这样作既使得“□谀知警，国宪可明”，也显示了朝廷的“仁慈”。这正是他的“绥柔流贼”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此外，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地里遥远，政教不及”的边远地区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况下，一切“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事务，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作权宜的处置：“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则下，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

　　求重视“纲纪”，整肃执法之吏，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如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的情况,要大力加以整肃,特别是对“戾于法”的执法之吏，应当严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杜绝“法外之诛”，指出京师的“提牢厅”，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的重地，负责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对待，特别对于“桎梏之缓急，扃钥之启闭，寒暑早夜之异防，饥渴疾病之殊养”，甚至于微贱到“箕帚刀锥”、“涤垢除下”的事，无不应当认真注意，以“身亲之”。这样才能既防止“变故不测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轻弃之于死地”。他还强调,狱中囚犯的再行“犯罪”,并非全是“禁防之不密”，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诛”，才能避免“弊兴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