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虑论》
【作品介绍】
《深虑论》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原文】
深虑论
作者：方孝孺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1〕，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2〕。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3〕。
当秦之世，而灭六诸侯，一天下〔4〕；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5〕，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弒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备之外。
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因于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负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于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
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
【译文】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亚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
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
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法术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迅速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讲解】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表面上看，作者对“天道”的理解带有消极的宿命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等看起来似乎如出一辙，是一种消极态度。但其实在那个时代，将自己的政治理想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实是积极的政治手段，通过这样的方式，劝勉皇帝做合乎道德的事情，做对天下苍生有益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保有万世基业。。
【作者介绍】
方孝儒（1357--1402），方克勤之子，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时人称“缑城先生。”又因在蜀任教时，蜀献王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
幼聪慧，6岁能诗，人奇其才。呼为“小韩子”15岁随父兄北上济宁，励志攻读。及长，承学于宋濂，深受器重。洪武十五年（1382），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起荐方孝儒，应征至京，在奉天门奉旨作《灵芝》、《甘露》二诗，甚合上意。赐宴时，太祖朱元璋有意使人欹斜几具，试其为人，方孝儒正之而后坐。朱喜其举止端庄，学问渊博，有期待日后辅佐子孙之意，厚礼遣回乡。此后十年，居家读书写作，著《周易考次》《宋吏要言》等篇。31岁时，仇家于叔争讼，词连孝儒，官府籍其家，械押至京问罪。朱元璋见孝儒名，特名释放，洪武二十五年，再次受荐，授汉中府学教授，深为蜀献王赏识，聘为世子师。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继位，召孝儒入京，任翰林侍讲学士，次年，值文渊阁，尊师以礼，帝读书有疑，即召讲解。凡国家大事，常命孝儒就坐前批答，时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孝儒任副总裁。后调文学博士，奉命与董伦、高逊志等主持京考。
建文三年（1401），燕王朱棣反。时朝廷征讨檄文，均出自孝儒之手，且为朝廷多方策划，抵御燕兵。四年，燕兵入京师，宫中大火，惠帝焚死，孝儒日夜恸哭于殿前。初，朱棣自北平起兵南下，军师姚广孝曾说：“南方有方孝儒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至此，朱棣命孝儒起草即位诏书，孝儒披麻带孝至，痛骂不绝，拒草诏。朱棣为孝儒设坐，并起身劝慰说：“先生何自苦，余欲学周。”
周公辅成王耳。孝儒反问：“成王安在？”朱棣说：“渠自焚死”。再问：“保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赖长君。”又问：“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搪塞说：“此朕家事耳，先生无过劳苦。”即示左右强行授笔，并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儒执笔，疾书“燕贼篡位”数字，掷笔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发怒说：“汝不顾九族乎？”孝儒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骂声益厉。朱棣大怒，命人剁孝儒嘴，孝儒血涕纵横，仍喷血痛骂，朱棣厉声道：“汝焉能遽死，当灭十族！”于是，一面将关至狱中，一面搜捕其家属，逮解至京，当其面一一杀戮。儒强忍悲痛，始终不屈。胞弟孝友临刑时，孝儒泪如雨下，孝友从容吟诗：“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孝儒亦作绝命诗一首：“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贲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乎哀哉兮庶不我尤。”最后，朱棣将孝儒陵迟处死。所灭10族（9族及学生），达873人，行刑就达7日之久。孝儒死后，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庸、铭等人捡其遗骸，葬于聚宝门山上，死于宁海县城之方氏族人，有义子马子同收其残骸，投于井中，后称此井为义井。
孝儒死后，朝廷方禁甚严，弟子王徐私藏孝儒遗稿，辑为《侯城集》，后文禁渐弛，遂有《逊志斋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