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台记》

【译文】

　　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那么都可使人有快乐，不必一定要是怪异、新奇、雄伟、瑰丽的景观。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充饥。以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人们之所以要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却使人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如果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在胸中激荡，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那么能使人快活的东西就很少了，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追求灾祸，躲避幸福，难道是人们的心愿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这些人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自由驰骋在事物之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从它内部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象在缝隙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呢？因此，心中充满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忧愁也就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

　　我从杭州调移到密州任知州，放弃了乘船的舒适快乐，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华美漂亮的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屋舍里；远离杭州湖光山色的美景，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里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可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于是，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圃，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县的树木，用来修补破败的房屋，以便勉强度日。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很旧了，稍加整修，让它焕然一新。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览，在那儿尽情游玩。从台上向南望去，马耳、常山时隐时现，有时似乎很近，有时又似乎很远，或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台的东面就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隐隐约约象一道城墙，姜太公、齐桓公的英雄业绩，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虽然高，但却非常安稳；这台上居室幽深，却又明亮，夏凉冬暖。雨落雪飞的早晨，风清月明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朋友们也没有不在这里跟随着我的。我们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米酒，煮糙米，大家一面吃一面赞叹：“多么快活的游乐啊！”

　　这个时候，我的弟弟子由恰好在济南做官，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赋，并且给这个台子取名“超然”，以说明我之所以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大概就是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解析】

　　苏轼调任密州知州第二年，修复了一座残破的楼台，其弟苏辙为之起名“超然”。苏轼便写了这篇《超然台记》，以表明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这实际是政治失意后精神苦闷的自我排遣。苏轼因不同意王安石变法中某些措施而自请外调，仕途坎坷不平，思想上产生了归向老庄的倾向。所谓超然之乐，实际含有政治失意的辛酸。既不能摆脱官场，又要寻求超然之乐，正是内心世界矛盾的体现。唯其有这种矛盾更使文章委宛多姿，意味深长。文章写景生动，说理透辟，语言清新自然行文如汩汩流泉，体现了苏文洒脱自如、纵横不羁的特点。

　　苏轼学识渊博，胸次阔大，所以他的思想也比较复杂。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苏轼读书：“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轼不仅对儒、释、道三家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有意地调和三家，他说：“儒、释不谋而同”（《南华长老题名记》）。还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儒学是“阳挤而阴助”（《庄子祠堂记》）。北宋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比较浓郁的时期，苏轼是北宋知识分子中自由出入儒、释、道三家、圆通应物的代表。他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具有积极的用世之志，有志改革朝政，而且立身刚正，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态度，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处于困境，他始终关心民瘼，勤于政事，表现了儒家的坚毅、执着、舍身取义的精神，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又能像道家那样超越生死贵贱、像释家那样以平常心对待世上风云，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生活范式，他虽然身处苦难之中，却能蔑视苦难。虽然身处逆境之中，却能超越逆境。他的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从来没有因为处于逆境而泯灭。苏轼的人格和作品因此充满了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