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论》
【作品介绍】
《辨奸论》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原文】
辨奸论
作者：苏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1〕。月晕而风〔2〕，础润而雨〔3〕，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4〕，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5〕。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6〕：“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7〕：“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8〕，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9〕，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10〕，仅得中主〔11〕，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12〕，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13〕，非德宗之鄙暗〔14〕，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15〕。
今有人〔16〕，口诵孔老之言〔17〕，身履夷齐之行〔18〕，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19〕；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20〕，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21〕，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注释】
- 见微而知著:微,小,指苗头、迹象；著，明显。
- 月晕（yün）：指环绕月球的彩色光环或通过月球的白色光带。历来群众有“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的谚语。
- 础：柱子下的石墩。润：潮湿。
- 理势：中国哲学术语。理，法则；势，发展趋势。
- 夺：侵夺。这里有“影响”的意思。
- 山巨源见王衍：山巨源，山涛，字巨源，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喜老、庄学说，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右仆射等职。《晋书.王衍传》、《资治通鉴.晋纪四》所记，王衍神情明秀，少时，山涛见之，嗟叹久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这样）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 郭汾阳见卢杞：郭汾阳，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唐肃宗时，因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升中书令，后又进封汾阳郡王，故称之为郭汾阳。唐德宗即位，尊为尚父。《新唐书.卢杞传》：“初，尚父郭子仪病甚，百官造省xǐng，不屏bǐng姬侍。及杞至，则屏之，隐几而待。家人怪问其故。子仪曰：‘彼外陋内险，左右见必笑，使后得权，吾族无类矣！’”
- 王衍：字夷甫，琅玡临沂（今属山东）人。以谈老、庄为事，义理若有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
黄”。晋惠帝时居宰辅之位，周旋诸王之间，唯求自全之计。东海王司马越死，众推其为元帅，全军为石勒所破，被杀。
- 忮（zhì）：忌恨，嫉妒。
- 惠帝：著名白痴皇帝司马衷，某年全国闹饥荒，官员上报灾情，称百姓“无粟米充饥”，饿死无数。他出千古经典语录：“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 中主：平庸的君主。
- 卢杞：唐滑州人，字子良。貌陋，好口辩。德宗时为宰相，专权自恣，搜刮无度，怨声满天下。
- 眩：通“炫”，迷惑，炫耀。
- 德宗：即李适（kuò），唐代皇帝，代宗子。
- 容：或许。
- 今有人：影射王安石。
- 孔、老：孔子和老子。
- 夷齐：伯夷、叔齐，商朝人，两兄弟，互相让帝位，后周灭商，两人耻食周粟，隐居首阳
山，吃野菜，饿死在山里。古人奉之为高尚守节的典范。
- 颜渊：孔子的弟子颜回，字子渊，故称颜渊，乐道安贫，以德行著称，后世儒家尊为“復圣”。孟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人。即孟子，继承孔子学说，兼言仁义。认为人性本善，强调养心、存心等内心修养工夫，为宋代理学家心性说之本。宋元以后，地位日尊。
- 臣虏：奴隶。
〔21〕慝（tè）：邪恶。
【译文】
情有它必定要达到的地步，道理有它本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静穆的人，才能够从微小的迹象中预知日后显著的结果。月亮四周出现光环，预示天要刮风；柱石回潮湿润，表示天要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世间人事的变化，情理形势的因果关系，它的抽象渺茫而难以理解，千变万化而不可预测，又怎么能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呢？而即使贤能的人对此也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爱好和憎恶扰乱了他心中的主见，而利害得失又左右着他的行动啊。
从前山涛见到王衍，说：“日后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汾阳王郭子仪见到卢杞，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要被杀光了！”从今天来说，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预见一些。依我看来，王衍的为人，不论是容貌还是谈吐，固然有有利于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妒忌、不贪污，追随大流。假如晋朝不是惠帝当政，只要有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象卢杞那样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国家败亡，然而此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打动别人，言谈不足以影响社会，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能受到重用呢？从这一点来说，山涛和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预料，也或许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
现在有人嘴里吟诵着孔子和老子的话，身体力行伯夷、叔齐的清高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的读书人和郁郁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结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自以为是颜回、孟子再世，但实际上阴险凶狠，与一般的人志趣不同。这真是把王衍、卢杞集合于一身了，他酿成的灾祸难道能够说得完吗？脸上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却不是这样，他穿着罪犯的衣服，吃猪狗般的食物，头发象囚犯，面孔象家里死了人，却大谈《诗》、《书》，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这个人借助最崇高的名声，来掩盖还没有暴露的祸患，虽然有愿意治理好国家的皇帝，和敬重贤才的宰相，还是会推举、任用这个人的。这样，他是天下的祸患就必定无疑了，而决非仅仅王衍、卢杞等人可比。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勋。”假如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说错了，而这个人就会发出不遇明主的慨叹，谁又能够知道灾祸会达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将获得有远见的名声，那可就太可悲了！
【讲解】
(一)自“事有必至”至“而利害夺其外也”
说明贤者不知人事之故（在好恶乱其中，利害夺其外）。
(二)自“昔者山巨源见王衍”至“亦容有未必然也”
（举王衍）说明容貌动人、言语眩世者误苍生；（举卢杞说明）容貌不动人、言
语不眩世者亦足以败国。
(三)自“今有人”至“非特二子之比也”
说明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暗指王安石集卢王二人之性情，为天下患
将非特二子之比也。
(四)自“孙子曰”至“悲夫”
说明君用斯人，天下将被其祸。
主旨：愿君勿用斯人（王安石）。（篇外）
【解析】
苏洵《辨奸论》实开构陷改革者之先河
明明是错误的东西，却借助作者的气势和文采，千余年赞扬、传颂不绝者，唯苏洵《辨奸论》一文而已矣。
苏洵就是大名鼎鼎苏轼、苏辙的父亲，父子三人以其汪洋恣肆的文采纵横于北宋文坛，号称“三苏”，汉唐以来，曹操父子而下，未之有也。
苏洵与王安石都是抱负不凡的文人政治家，但是政见却不相同。在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的问题上，简单的说，王安石主张“开源”，苏洵主张“节流”，这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却因为文人相轻的旧习，演化成为一场政治斗争。于是，就有了企图置改革家王安石于死地的《辨奸论》。
严格说起来，苏、王双方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无论改革还是保守，抑或是开源还是节流，根本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维护北宋王朝封建统治这个大局。因此，在他们之间评说谁对谁错。是没有丝毫意义的。
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败，一是作为经学家，站在儒家的根本立场上却对儒家哲学的根基“天不变，道亦不变”提出质疑，无异于拉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那样荒唐；其二，由此，必然引来道学家们组成统一战线共同讨伐，即使暂时支持他的皇帝，一旦觉得他的理论和实践危及封建统治的根本，马上就会变支持为反对，改革的靠山一旦软化，王安石也就只能以失败收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王安石改革的根本错误，不是为民谋利，而是为皇帝及其国家“敛财”；同时，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收罗人才，主张脱离实际的大幅度提高精英们的生活待遇，这段话特有意思，不妨将原文引录如下：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见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作品鉴赏】
把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我们也应该看到，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这就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