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乐亭记》

【译文】

    我担任滁州的太守后的第二年夏天，才喝到滁州的泉水，觉得甘甜。向滁州人讯问泉水的发源地，就在距离滁州城南面一百步的近处。它的上面是丰山，高耸地矗立着；下面是深谷，幽暗地潜藏着；中间有一股清泉，水势汹涌，向上涌出。我上下左右地看，很爱这里的风景。因此，我就叫人疏通泉水，凿开石头，拓出空地，造了一座亭子，于是我和滁州人在这美景中往来游乐。

　　滁州在五代混战的时候，是个互相争夺的地区。过去，太祖皇帝曾经率领后周兵在清流山下击溃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的外面活捉了他的大将皇甫晖、姚凤，就这样平定了滁州。我曾经考察过滁州地区的山水，查核过滁州地区的图籍，登上高山来眺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捉的地方。可是，当时的人都已经不在，因为天下太平的时间长久了。

　　自从唐朝败坏了它的政局，全国四分五裂，英雄们全都起来争夺天下，到处成为敌国的，哪能数得清呢？到了大宋朝接受天命，圣人一出现，全国就统一了。以前的凭靠险要的割据都被削平消灭。在一百年之间，静静地只看到山高水清。要想问问那时的情形，可是留下来的老年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如今，滁州处在长江、淮河之间，是乘船坐车的商人和四面八方的旅游者不到的地方。百姓活着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安心耕田穿衣吃饭，欢乐地度过一生，死后被人送进坟墓。有谁晓得这是皇帝的功德，让百姓休养生息，滋润化育到一百年的长久呢！

　　我来到这里，喜欢它地方僻静而公事清简，又爱它的民风安恬闲适。既已在山谷间找到这样的甘泉，便每天同滁州的人士来游，抬头望山，低首听泉。春天采摘幽香的花草，夏天荫凉于茂密的乔木，秋迎风霜，冬赏冰雪。秋冬的刻削裸露，春夏的清幽秀茂，四时的风光，无一不令人喜爱。民众也为年年谷物的丰收成熟而高兴，乐意与我同游。于是为他们推求这里的山川形胜，叙述这里风俗的美好，使民众知道能够安享丰年的欢乐，是因为有幸生于这太平无事的时代。而宣扬皇上的恩德，和民众共享欢乐，这是刺史职责范围内的事。

　　太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知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

【点评】

　　本文名为“记丰乐亭”，实际上作者却用了较多的篇幅，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歌颂了当时的“太平盛世”。尽管北宋前期的局势还远远比不上以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但从结束了唐末开始形成的战乱纷争的割据局面这一点来说，还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作者虽把这种安定局势的形成归功于“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但是，他能同情并讴歌滁州百姓的“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的安闲生活，确实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本文是在欧阳修被贬后写出的。当他在宦海失意，地位一落千丈时，还能处之泰然，从中可以看到他的胸襟是何等开阔!

　　文中写景的地方有两处。开头介绍清泉附近的环境，作者用了简练的语言概括出“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在第三段中，作者描绘游客们在一年四季中的不同感受时，只用了“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寥寥十五个字，其用字之节省真令人拍案叫绝。对于这一点，我们可参看后面的《醉翁亭记》，便可悟出其中的奥妙。

　　此外，本文充分反映了作者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身为地方长官，能在百忙中“与滁人往游其间”，“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正体现了他“与民同乐”的爱民思想。

【解析】

    这篇散文，写于庆历六年(1046)。所谓“庆历新政”，仅经过一年多时间，就在庆历五年春宣告失败，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继被斥逐。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也被捏造罪名，贬于滁州。滁州五代时为争战之地，备受破坏，经过宋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已初步恢复元气。州西南琅琊山为游览胜地，欧阳修政事之暇，颇喜寻幽访胜，辟地筑亭。此文除记述建丰乐亭的经过及与滁人共游之乐外，还描绘了滁州从战乱到和平的变迁，从而寄托了安定来之不易，应予珍惜的命意。

　　无论是记述还是描绘，全文都是围绕“乐”而写：建亭取名为“乐”，是思乐；与滁人共游为“乐”，是享乐。乐在亭中，乐在山川，乐在和平安定的岁月。

　　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含义深远。全篇不足500字，却多角度、深层面地写出了“丰乐亭”的“乐”意。

　　处地之“乐”——自然与创造。欧阳修能够在滁州饮到甘甜的泉水，赏到优美的景致，都是大自然所赐，当然乐；看景致，仅在距滁州百步的地方，上有“耸然而特立”的“丰山”，下有“窈然而深藏”的“幽谷”，中有“滃然而仰出”的“清泉”，能不乐？乐是乐，但作者不想只得一时之乐，也不愿独享其乐，于是在自然赐“乐”的基础上，又用人力去创造“乐”，去丰富“乐”——“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真可谓是由“乐”而造亭，由亭而生“乐”，“乐”何其多，人“丰乐”，亭也就叫“丰乐亭”了。

　　处时之“乐” ——机遇与幸运。只有“乐”之地不能成就其“乐”，还必须处在“乐”之时。而作者和滁州百姓，正巧碰见了这“乐”时，这“乐”的机遇，能不感觉幸运吗？作者写处时之“乐”，是从四个方面来写的。一是“乐”之久。滁州在五代时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没有什么安定可言，而宋太祖赵匡胤“尝以周师”平定此地。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再想去寻战争的遗迹，也已经不可得，因为“故老皆无在也”，“天下之平久矣”，百姓“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二是“乐”之源。远源是“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近源则是“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说白了，这“乐”之源其实就是大宋皇帝，是他使得“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三是“乐”之况。既然处于“乐”之地，“乐”之时，那百姓到底是怎么个“乐”法呢？看吧，“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用现代一点的词语表达，就是“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生老病死，顺其自然，一派田园风光”，于是作者“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多么惬意呀!这是想当年陶渊明连做梦都想过的生活，现在让宋朝的欧阳修和滁州百姓过上了，这种“乐”，局外人怎么能体会得到呢？四是“乐”之思。人常说：饮水思源。既然尝到了“乐”的甜头，那就一边“乐”，一边思——让百姓“知上之功德”，“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而作者更没有忘记“宣上恩德”是自己的职责。在“乐”的过程中，让百姓思德报恩，懂得这“乐”来之不易，应当加倍珍惜，以拥护赵宋王朝。这也是本文的深层内涵。

　　处人之“乐”——井然与融洽。作者欧阳修时为滁州刺史，是朝廷命官，如果他只知道自己享“乐”，自己陶醉于山水之间，沉迷于美景之中，那就不是真正的“乐”。真正的“乐”在老百姓那里，在于民风民俗民愿民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与民同乐”。欧阳修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将滁州治理得井然有序，与百姓相处和谐，关系融洽，于是他才得情致，“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百姓喜欢与自己游，那怎么能不“乐”个痛快，“乐”个天翻地覆呢？

　　这篇散文，融记叙、议论、抒情和描写于一体，以“乐”开篇，以“乐”终结，“乐”贯串始终，景怡人，情动人，理启人。他的《醉翁亭记》让人跟着“醉”，他的《丰乐亭记》让人跟着“乐”，真不愧为传世的姊妹篇呀。当然，还必须认识到，这两篇散文都间接地、含蓄地抒发了作者“乐”与“醉”之中的愤郁和不平。

【作者介绍】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庆历三年(1043)，任谏官。为人耿直，敢于谏诤，在开明派范仲淹和守旧派吕夷简的斗争中，站在范仲淹一边，受到排挤、打击，屡遭贬官。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重视人才培养，积极推行诗文革新主张，提倡效法韩愈，在散文、诗、词等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的散文具有说理明白、平易流畅、委曲婉转、情文并茂的独特风格。他的《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文学形式。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与宋祁合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