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州州学记》

【译文】

　　仁宗皇帝廿三年，下诏命令各州县设立学馆。那时的州县长官，有的贤明，有的愚昧。奉行诏令时，有的尽心竭力，恭敬地仰承皇帝旨意；有的装装门面，充当官、师，胡乱写一道奉诏文书了事。以致有些地方，一连几座城邑，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上面倡导而地方不响应，使得教学受阻，不能推行。

　　仁宗皇帝三十二年，范阳人祖无择任袁州知州。初来时，就召见一班儒生，了解到学馆残缺破败的情况。他很担心人材流失，儒学的教化作用逐渐削弱，不能合乎皇上旨意。颍川人陈侁通判，听了很以为然，意见与祖无择完全一致。他们一同察看了旧有的夫子庙，觉得太狭窄，不适宜改建为学馆，于是决定在城的东北角上建造新学馆。那儿土地干燥坚硬，那儿地势朝南，那儿建筑材料非常优良。学馆的陶瓦、墙壁、大门、房廊，有深灰、雪白、朱红、漆黑诸色，完全合乎法度。所以学生、老师都有安身之所，厨房、粮仓都有安排之处。各种器物准备齐全，大家齐心协力建造，工匠技艺高超，官吏勤快不怠，没日没夜努力从事，过了一年，就将学馆建成。

　　在即将开学之时，旴江人李觏对众人勉励说：“那虞、夏、商、周四代办学之事，我们只需考察一下经书就可以知道。那秦始皇凭藉崤山以西之地，与六国大战，想万世称帝，被刘邦率军振臂一呼，却连关门也守不住。武官战将，争相投降惟恐落后，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秦国废弃了诗书教化之道，使众人见利忘义的缘故。汉武帝即位于民富国强之际，光武帝出身于行伍之间，都能极力推行儒学，所以民风淳厚极了，一直影响到汉灵帝、汉献帝的时代。当时，那些在野之人而敢直言的，即使有杀身之祸也不反悔自己的忠直；那些功劳大得连皇帝也感到威摄的大臣，一听到天子的命令就放下了武器。各路诸侯虎视眈眈，却都不敢称帝，这种局面尚且维持了数十年。儒家的教化之道竟能这样地维系人心。如今躬逢圣明天子，你们袁州人又遇到了贤明的官长，使你们能通过学馆的教化，追随古代圣贤的遗迹。当天下太平的时候，则可以继承礼乐来陶冶我们百姓的性情；一旦有了变故，还可以坚持节操，做臣子的为国尽忠，当人子的为父尽孝。学了儒道，可以使人有所效法，有了精神支柱。这就是国家倡导教学之意。如果到这里来只学得一套舞文弄墨的本领以求得名利，那岂仅是你们的羞耻，而且也是治国之人的忧虑。”

　　至和元年夏某月甲子日作记。 （丁如明）

【评析】

　　本文标题为《袁州州学记》，实则主要是“议”。作者的主要观点集中在第三段中。

　　我国古代的教育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夏代，就有了学校的建制。《孟子.滕文公》中说：“设为库序学校以教之，……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不过，这些官办的教育机构不尽如人意，正如作者在本文中所说的那样，有不少地方“假官借师，苟具文书。或连数城，亡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这就从侧面反映出了袁州州学办得确实不同凡响。

　　本文的开头，通过地方官员对办学所持的不同态度，引出全文的中心思想，为下文祖无泽积极办学的行为做了铺垫。在第二段中，作者不厌其烦地叙述了创办袁州州学的全过程，从选址、备料、房屋结构、装饰粉刷等各个方面分别叙述。从中可以看出祖无泽在操办上确是一丝不苟，而作者并未用过多的笔墨进行赞颂，这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笔法。而在关键性的第三段中，作者首先谈到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明了教育事业确实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接着，笔锋又转向现实，指出朝廷倡导办学的宗旨所在。最后对“弄笔墨以徼利达”的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文章到此戛然而止。读到这里，读者自然会联想到在祖无泽的过问下，袁州州学一定会办得风风火火，成为当时的表率了。

　　选材详略得当，也是本文写作的成功之处。如前所述，作者对办学的全过程介绍得巨细无遗，而对原来的“学宫”则仅用一个“阙”字加以概括。“四代之学”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由于儒家的经典中早就有了详细的记载，因此作者便略而不谈。

【解析】

　　读书人的使命是什么？那就是传道。《论语》中孔子曾这样感叹到，能博施而济众，何止于仁，那一定是圣，就算是尧舜这样的圣王也很难做啊！传道就是博施济众之事！

　　古往今来，传道兴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袁州州学记》是宋儒的大教育家李觏写的，意在劝进后代中人，有能力的人最好能兴办教育，而有志向的人最好能去学习圣贤的教诲。

　　提起这个对于中国历史也许并不遥远，但已经必竟过去千年的朝代。我们也许显得并不陌生。因为那个时代有无数的读书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串串光辉的名字。

　　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不求当代有名，而冀其身后的道德品行为后代称颂。这在我们的历史传承中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他们就树立自己的德行，研修自己的学问，默默地寻找着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做些有义之事的机会。

　　那些有机遇，比较幸运的学人，大多做了官，正所谓的是：学而优则仕。而那么科举中不那么有运气的人，也努力地寻找实践自己的理想。于是乎，相当多的有学问的人最终去兴办了教育。

　　本文的作者李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儒家。学问虽极好，考试却屡不顺利。仕途虽不顺，但他的学生中却出了曾巩这样的文章大家来。唐宋之后的文章，只有八位大家而已，自己的学生能晋级此等殊荣，也算是相当的了不起了。

　　宋代学风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出众的。而李公却犹以为未足。我们今天的学风比起宋朝来不知要差多少了，而我们当下的人大概并不把此当回事。

　　当时的仁宋皇帝下令州县立学，可就是有些地方官，阳奉阴为，不把抓教育当回事。范阳的地方长官祖无择和陈通判，都认为当地的教育不抓不行了，圣人的学问不讲不行了。于是下决心在治所修了一个学宫，作为传道授业的基地。

　　宋代乃至不少的朝代，学生们入学时，都要有一个叫舍菜的典礼，大家奉上苹蘩之类的植株，以示对先师孔子的敬重。在这个仪式上，李公讲了这样的道理：虞夏商周的学问的，以及其对社会的教化之功，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而秦朝那么强大，却被刘氏振臂一呼就给推翻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诗经》和《书经》所代表的正统文化之道被废弃所产生的后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后果呢？因为不学习古道，老百姓只图见利还不闻义所致。

　　不论是汉武帝凭着国力的雄厚，还是汉光武帝自身的宏阔胸襟和雄才大略，他们都积极地推广儒家思想。几百年汉代的统治，树立了深厚朴实的民风和学风。到后来，即使是民间的平头百姓，也敢为了真理直言而不惧掉头之祸。那些手中掌管着万千重兵的大将，一听到天子的命令就立刻交出自己的兵权。不论是功臣还是诸侯都不敢忘记自己臣子的名份。而这就是教化和道义凝聚民心的结果，这样说来，对民族和国家而言，不是提倡教化和道义那怎么成呢？

　　联想我们今天的社会，物质文明是极大的丰富了，可是我们思想文化的层面，对比起李公所在的宋朝而言，真可谓是差之千里了。所谓事业未成，还在积累和起步阶段的人们，终日忙忙碌碌，可曾有心和有瑕来读些圣贤的经典。而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中又有多少人能不矜名，不夸耀，有着一份君子的风度呢？

　　多少人重视自己的地盘，看重自己的所谓资源，把社会的财富看成自己的老本，不能让他人动上一动。多少自己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大书特书，有的甚至还想告之他人，传之后世。如果我们不经意把这些社会现象和我们几千年的传统结合起来来看，今天社会文化的无知、无聊和无奈，真是到了“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亦为国者之忧的地步”了。

　　读到这里，就会明白李公兴教传道意义的伟大。论语中有言，“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是传道者，李公也是传道者，如果中华要实现伟大的复兴，社会还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传道者。

【作者介绍】

　　李觏(1009～1059) 北宋思想家、诗人。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人，南城在盱江边，李觏在此地创建盱江书院，故世称盱江先生。他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民"。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讲学自给，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仁宗皇祐初(1049)，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

　　李觏在政治思想方面，反对道学家不许谈"利""欲"的说教，认为"人非利不生"（《原文》），"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提出了一些发展经济的办法，对王安石变法有直接影响。其诗歌内容，大多涉及政治得失，人民疾苦。构思遣辞，新颖独创，甚至有些奇特，出人意外。他在《论文》诗中写道："今人往往号能文，意熟辞陈未足云。若见江鱼须恸哭，腹中曾有屈原坟。"可见他有意避免"意熟辞陈"而力求生新，别辟蹊径。他作诗师法皮(日休)陆（龟蒙）、以中兴诗道自命。如《获稻》、《乡思》、《苦雨初霁》、《读长恨辞》等诗,清新可诵。《方平》、《璧月》、《梁帝》、《送僧游庐山》、《忆钱塘江》诸绝句，王士□《居易录》以为"风致似义山"。但集中通体完善的诗并不很多。李觏的文章实较诗为佳。

　　《直讲李先生文集》，有《四部丛刊》影明左赞刻本，共37卷,外集3卷前附年谱，后附《门人录》。中华书局新出版的《李觏集》，即据此校点。

　　李觏自幼聪明好学六七岁始“习字书”，十二岁就能写文章。十四岁父亲去世，母亲“垦阅农事，夜治女功”（《先夫人墓志》），得免冻馁之苦。服丧三年，十七岁始出外游学。二十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李觏也象其他读书人一样，想通过科举，登上仕途，干一番事业。但是，他在科举仕进的道路上却一再受挫，未能如愿，自叹“生处僻遐，不自进孰进哉！”景祐年间，他步行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寻求仕进之途，毫无结果而归。次年，参加乡举，又名落孙山。庆历元年（1041），应茂才异等科，有旨召试。李觏入京，又未中选，在京城“忧愁经岁”，抑郁不乡。遭受这几次打击之后，遂无意仕进，隐居著述。南城立学，被聘为郡学之师。创立盱江书院，教授自资。

　　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四方学子前来就学者常数十百人，曾巩、邓润甫等都是他的学生。后得范仲淹、余靖等推荐，皇祐二年（1050），旨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嘉祐二年（1057），用国子监奏，召为太学说书如故。嘉祐四年，令其权同管勾太学。因迁葬祖母，请假还乡。八月卒于家。

　　李觏是北宋一位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大胆创新，在哲学上持“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认识论上，承认主观来自观，因此，成为宋代哲学唯物主义学派的先导，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觏还具有比较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卓有胆识地提出功利主义的理论，反对道学家们不许谈“利”言“欲”的虚伪道德观念。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第一）。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是物质财富。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引经据典，煞费苦心地为统治者提供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借鉴。为了拯救北宋日趋贫弱的局面，缓和阶级矛盾，他提出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的见解。李觏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为稍后于他的王安石实行变法进行了哲学理论上的准备。由此看来，他的弟子邓润甫等人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潜书序》），“以康国济民为意”（《上孙寺丞书》），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红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地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李觏的其他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学记》，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他“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范仲淹荐李觏疏》）。“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宋元学案补遗》卷三）。

　　李觏还是一位诗人。王士真在《居易录》中曾称赞李觏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关僧还庐山》和《忆钱塘江》五首绝句“风致似义山”。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伧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渊明之赋《闲情》矣。”他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及酬和之作，但也写了不少有着充实的现实内容的诗篇。”“根生但为松，翼飞但为风。王侯尚可轻，道义本来重”（《寄怀》），字句质朴，语出自然，而重道义爵禄的情操，跃然纸上。“居官无藉手，选部岂知贤？廉善虽由己，亨通亦在天”（《送张评事》），揭露了当时吏治的黑暗。由于他关心国计民生，加上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又长期生活在农村，所以，也写了一些批判时政，反映农民疾苦的诗，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满和对人民的同情。“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朱门仍奢侈，柴门转窭贫”（《村行》），“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 ” （《感事》），抨击了官府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反映出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现实。他在《哀老妇》诗中，写一个有儿有孙的老妇人还要改嫁。什么原因呢“子岂不欲养？母岂不怀居？”都不是，而是因为“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这是一种多么凄惨的景象啊！

　　他的诗文，今存《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先生全集》）三十七卷，另有《外集》三卷附后。《宋史》卷四三二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