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粟疏》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那时没有因饿死而被抛弃和饿瘦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象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有了轻暖的皮衣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有了美味才吃；饥寒交迫，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牟取利润。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农桑的收获。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宋心昌）

【题 解】

　　西汉建国初期，汉高祖刘邦由于采取了罢兵归家、抑制商人、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措施，使秦朝末年因连年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文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兼并侵夺加剧，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本文观点精辟，分析透彻，逻辑谨严，文笔犀利，具有汪洋恣肆的气势和流畅浑厚的风格。

【简析】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解析】

　　本篇从正反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特色：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本文建议文帝采取“以贵粟为赏罚”，入粟拜爵、除罪的办法，继续推行汉初的重农抑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西汉初年，土地迅速集中，富商重利盘剥，肆意兼并。汉文帝时，土地兼并的现象更为严重，农民破产流亡，造成朝廷粮食储备缺乏，不能与诸侯抗衡，也难于抵御北方匈奴的侵扰。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晁错对当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边防空虚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为了缓和这些矛盾，他在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给汉文帝上了一个奏疏，“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汉书.晁错传》）。晁错认为守边和劝农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但是，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人为地把这篇奏疏一分为二，其中“守边备塞”部分载入《汉书.晁错传》，而把“劝农力本”部分放在了《汉书.食货志》中，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贵粟疏》。该文围绕重农贵粟这个中心进行论证，摆事实，讲道理，前后相承，步步深入，明允笃诚，强志成务，是历来公认的好文章。

一、审时度势，切中时弊

　　西汉时期，贵族、大地主、大官僚和大商人互相勾结在一起，通过地租、徭役、工商业和高利贷等多种形式，对农民和手工业者进行疯狂的掠夺，迫使广大农民陷入“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的困境，有的弃农经商谋求生路，使农业愈加荒废。而在北部边境又有匈奴屡次侵扰，由于粮食储备短缺，守边士卒的粮食供应大成问题。“民以食为天”，温饱问题，是维护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任何一个政权得以巩固的先决条件。《论贵粟疏》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个关键，并围绕它展开论证的。晁错一语中的地指出：“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在这里，晁错实际上提出民众衣食乃是立国根本大计这样一个既朴实又十分重要的思想。浅显话语中寓有深刻的哲理，字里行间渗透着国家不能保有民众，败亡则可能接踵而来的警告。清人刘熙载说：晁错“深于筹策之文，……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艺概.文慨》）指出晁错文章不故为清高，只求切中时弊，这是很中肯的。

　　该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疾苦，揭示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卖儿鬻女遭受压迫的悲惨情景。在第四段中，作者以“五口之家”的农民为例，概括指出广大农民生活情况的三个方面：一是“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四时之间，亡日休息”的繁重劳动；二是“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的沉重负担；三是“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的苛政威逼和“水旱之灾”的经常袭击，这种种沉重的负担，最后只有使农民陷入“卖田宅，鬻子孙”的凄凉境地。这一段文字写得非常深刻，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农民的悲惨处境。接着，文章用“而”字一转，对那些囤积居奇，掠夺百姓，勾结权贵，穷奢极欲的大小商人无法无天的可恶行为进行了揭露，并指出这就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原因。由于“俗之所贵”正是“主之所贱”，“吏之所卑”正是“法之所尊”，皇帝、法律和执行法律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造成了一团漆黑的政治局面。这样“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要想使“国富法立”，是不可能的。这一段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真实而具体，很有认识价值，是本文最精采的一段。由此可见，“贵粟”，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深刻的政治问题。作者以其博文广见和透辟入微的分析，以鲜明对比的方式，深刻地揭示出汉朝表面重农轻商而实际上商重农轻的实质，并阐明了由此给国家政治带来的危害。晁错指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他主张“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今天也有可供借鉴之处。

二、结构严谨，说理透辟

　　这篇文章内在逻辑性很强，形成一环扣一环的严密结构。文章先通过古今对比提出只有广开财路才能使民温饱的观点，指出如今条件比古代时好多了，而民有饥寒、国无储备的原因就在于地利未尽出而百姓不劝农。于是，很自然地提出“务民于农桑”的论点。“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这段文字既是对前面的总结，又是引出下文的契机，前后过渡极其自然。作者认为贵粟在于人君的倡导。可是统治者贵金玉而贱粟帛，这是趋民重商轻农，最后将造成“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者有所劝，逃亡者得轻资”的严重后果。针对这一情况，作者指出要想让百姓务农就必须“贵五谷而贱金玉”，这才是“牧民”之道。接着，又用农民痛苦和商人富厚的事实相对比，深刻揭露出西汉王朝的政治危机，进一步阐明重农贵粟的必要性，说明唯有务农贵粟才能抑制土地兼并。最后，作者顺理成章地提出了重农贵粟的具体办法：“以粟为赏罚”和“入粟于边”。“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是对上文全部论证的收结，又是“贵粟”这一具体措施的前提条件。而“贵粟”的具体办法是“以粟为赏罚”，民“入粟”可以“拜爵”、“除罪”。这一措施的好处是：在“民利”方面可以“损有余而补不足”，达到“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的目的。在国家方面可以收到“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的实效。晁错以汉初实行的“车骑法”与“入粟拜爵”法相比较，权衡利害得失。按“车骑法”规定，“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而“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何况“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因此入粟拜爵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高的实效。不难看出，全文论证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段与段之间环环相扣，句与句之间步步逼近，鞭辟入理，将“贵粟”的主张阐述得鲜明而充分。

三、对比论证，是非分明

　　通观全篇，对比手法的运用可以说是贯穿始终，而且运用得极为精当，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文章先是引古论今，古今纵向对比。古之尧舜时，虽有连年洪涝灾害，百姓却生活安定，这是因为那时“畜积多而备先具”。而今天，条件比尧舜时好得多，却是国力贫乏，积蓄甚少，究其原因就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这样就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背景，打下了基础。接着，用对比和推论相结合的写法进行论证，“民贫则奸邪生”而“务民于农桑”则“民可得而有也”，点明重农贵粟的重要性。在第三段，作者将粟米布帛和珠玉金银各自的特点、作用以及使用后果等方面进行横向对比，指出现实时尚中不利于农业发展的社会风气，珠玉金银贵而粟米布帛贱。在第四段则是把农民和商贾相对比，指出商人兼并农民的事实；并进而把朝廷法律和世俗崇尚相对比，揭示出二者的背反。最后，在阐述“贵粟”的具体方法时，又把出车马和纳粟拜爵的功用相比较，指出贵粟政策将获得明显的政治和社会效益。作者在进行各项对比时，都极力渲染对立双方的区别、差异，从而使得是非利害一目了然，很有说服力。

四、句式多变，文笔流畅

　　《论贵粟疏》作为晁错上疏的代表作，在语言表达上，具有辞意晓畅、句式多变、活泼而严谨、生动而自然的特色。文中对偶句俯拾即是。如“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把农民的痛苦和商人的逸乐比较，作者的不平之感溢于言表。这些对偶句往往字数整齐，形式相称，相对举而成文，相比较以见意。作者还善于把对偶句和散句、长句和短句结合起来，显得整齐之中寓错综变化，语态潇洒，自由灵活，语气时急时缓，抑扬顿挫。如写农夫的辛苦：“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句句有力，生动细微，农民那种勤苦操劳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另外，文中的特殊句式和关联词语的准确运用，也给文章增添了无容置疑的气势。如：“……者，何也？……也，”、“不……则，不……则”、“……为……也”，以及“故”、“是故”、“如此”、“以是观之”等等，都大大加强了文章的色彩和力量。

　　晁错提出的以贵粟为中心的劝农政策，实际上是汉初重农抑商政策在文帝时的再强调和延续。这一政策被汉文帝采纳，对刺激农业生产提供了新的动力，为汉王朝积累了财力和物力，为“文景之治”，为汉武帝时汉王国的大发展，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晁错死后，武帝时出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的丰盛景象，这与晁错的主张不无密切关系。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贾谊、晁错“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论贵粟疏》的突出特色也正是在于紧密追踪现实政治的历史进程，审时度势，敢于直谏，表现出鲜明的针对性和无畏的战斗性。作者对民生的真切关怀，对国运的忧患感、责任感，一直激励着后人，为后世的政论家作出了榜样。

【作者小传】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政治家。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智囊”。景帝即位，任为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贵族的攻掠，并进言削藩以巩固中央集权，得到景帝采纳。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因此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畏于七国连兵，遂将其处死。晁错的著作较为完整的现存有八篇，散见于《汉书》的《爰盎晁错传》、《荆燕吴传》和《食货志》。他的文章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其中《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