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

【译文】

    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我想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应该要答应我！”安陵君说：“大王给予恩惠，用大的土地交换小的土地，很好；虽然这样，我从先王那接受的封地，愿意终身守护它，不敢交换！”秦王（听后）不高兴。安陵君于是派遣唐雎出使到秦国。

　　秦王对唐雎说：“我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却不听从我，这是为什么？况且秦国灭了韩国亡了魏国，但安陵却凭借方圆五十里的土地幸存下来，是因为我把安陵君看作忠厚的长者，所以不打他的主意。现在我用十倍于安陵的土地，让安陵君扩大领土，但是他违背我的意愿，是轻视我吗？”唐雎回答说：“不，不是这样的。安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封地并守护它，即使是方圆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换，更何况仅仅五百里呢？”

　　秦王勃然大怒，对唐雎说：“你也曾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我未曾听说。”秦王说：“天子发怒，将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唐雎说：“大王曾经听说过平民发怒吗？”秦王说：“平民发怒，也不过是摘掉帽子光着脚，把头往地上撞罢了。”唐雎说：“这是平庸无能的人发怒，不是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发怒。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彗星的尾巴扫过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一道白光直冲上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突然扑到宫殿上。他们三个人都是平民中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心里的怒气还没发作出来，上天就降示了凶吉的征兆。（专诸、聂政、要离）加上我，将成为四个人了。如果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发怒，倒下两人，血流不过五步远，天下百姓都要穿丧服，今天就是这样了。”说完（唐雎）拔出剑站起来。

　　秦王变了脸色，直身而跪，向唐雎道歉说：“先生请坐！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呢？我明白了：‘那韩国、魏国灭亡，但安陵却凭借方圆五十里的土地幸存下来的原因，只因为有先生您啊！’

【解析】

    这篇文章所记叙的是强国和弱国之间一场外交斗争的情况。战国时期的最后十年，秦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相继翦灭各诸侯国，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灭魏。安陵是魏的附庸小国，秦企图用“易地”的政治骗局不战而屈人之兵（秦人往往借迁移之名行灭国之实），由此引起安陵君派唐雎出使秦国一事。文章用人物对话生动地塑造了唐雎的形象，表现了唐雎维护国土的严正立场和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布衣精神，从而揭示了弱国安陵能够在外交上战胜强秦的原因。

　　本文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写唐雎出使秦国的背景。秦王派人向安陵君提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的要求，这是一个明显的骗局，因为安陵只是一个方圆五十里的附庸小国。安陵君看出秦王的野心，委婉地加以拒绝，并派唐雎出使秦国，意在修好。唐雎在吞并和反吞并斗争的背景下出使秦国，任务的艰巨程度可以想见。这一部分是为下面的情节做铺垫。

　　第二部分（第2、3段），写唐雎同秦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经过。可分两层：

　　第一层（第2段），写唐雎坚决抵制秦王的骗局，表现出维护国土的严正立场。唐雎一到秦廷，秦王就对安陵君提出严厉的指责。他一面装出一副施恩加惠的脸孔，指责安陵君“逆寡人”“轻寡人”，一面以“灭韩亡魏”来炫耀自己的军事实力，企图迫使唐雎屈从他的意志。唐雎对此则洞若观火，立即重申“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的严正立场，断然拒绝“易地”。这种尖锐的对立，势必促使双方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第二层（第3段），写唐雎以“士之怒”反击秦王的“天子之怒”。秦王的骗局既被揭穿，炫耀武力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进一步用战争进行恫吓，极力描绘由“天子之怒”引起的战争的可怕场景。对此，唐雎也毫不示弱，立即接过话题，以“士之怒”进行反击，自然而然地引出专诸、聂政、要离行刺的故事，并表示自己要效法他们，意即要跟秦王拼命。说罢，立即付诸行动，“挺剑而起”。这是斗争的第二个回合，也是这场斗争中的高潮。

　　第三部分（第4段），写唐雎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胜利。秦王没有料到唐雎敢于跟他拼命，只好“长跪而谢之”，表示屈服。这种表示虽属权宜之计，但也反映出他确实看到了唐雎在保存安陵五十里地这件事情上的作用。这是斗争的结局。

　　二、问题探究

　　作者是怎样塑造人物形象的？

　　本文篇幅不长，却绘声绘形地塑造了唐雎和秦王的形象。作者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场尖锐的矛盾冲突当中，通过对话，鲜明地表现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

　　唐雎是一个有胆有识的谋臣。文中虽然只有他的两段话，却不难看出他对秦王的阴险狡诈是有认识的，如何应付也早已成竹在胸，因此，在这场面对面的交锋中，他不为秦王的谎言所动，也不为他的威胁所屈，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当秦王以“轻寡人”相责难时，他立即坚决予以驳斥：“否，非若是也。”不仅如此，为了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他有意激怒秦王，以“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进一步揭穿秦王的骗局，表达维护国土的强硬立场。当秦王恼羞成怒，以“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相威胁时，他毫不惊慌，而是以非凡的机锋转问秦王是否听说过“布衣之怒”，再就秦王的答话点出“士之怒”这个要害，然后慷慨陈辞，历数专诸、聂政、要离三个刺客，以“怀怒未发，休祲于天”歌颂他们的壮举，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对方。待到最后说出“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并且“挺剑而起”时，秦王就只剩下“长跪而谢之”一条退路了。这一场斗争，表现了唐雎的凛然正气和不畏强暴的布衣精神。

　　在文中，秦王骄横狂暴和阴险狡诈的形象也被刻画得很鲜明。他开始向安陵君提出“易地”要求时，就用了发号施令的口气，所谓“其许寡人”，就是一定要服从他，不得违抗，实际上是把一个明显的骗局强加于人，表现出十足的骄横。在会见唐雎时，劈头就是严厉的质问，而且不容对方分说，就立即炫耀起自己“灭韩亡魏”的武功来，透露出他完全可以用武力来吞并安陵的意思，但由于还想兜售“易地”的骗局，又虚情假意地称安陵君为“长者”，用“不错意”来麻痹对方，显得极其狡诈。这样软硬兼施之后，又进一步向唐雎施加压力，以所谓“逆寡人”“轻寡人”大兴问罪之辞。短短的几句话，其盛气凌人之态触目皆是。待到唐雎表示了“不易地”的强硬立场后，他不顾刚刚说过的好话，立即进行战争恫吓。但他错误地估计了这个小国使者的反抗程度，所以当唐雎反过来问他什么是“布衣之怒”时，他还说什么“免冠徒跣，以头抢地”，依然是一副骄态。直到最后唐雎“挺剑而起”，他才气焰顿减，“色挠”，“长跪而谢之”，并极力称颂唐雎的胆识。

　　可见，在文章中，唐雎和秦王的形象是互为衬托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这正义与非正义间拼死较量的一幕。

　　附录【唐雎的剑】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位至今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他便是战国末年的弱国臣子唐雎，他的凛然正气千百年来仍然令人震撼。

　　不久前，我带领学生学习《唐雎不辱使命》一文，重温那一豪壮的场面。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提出了一个颇有深度的问题：唐雎之所以能使安陵国避过一劫，缘于他的拼死一搏。可唐雎的剑是从哪里来的？

　　文章对此没有任何交代。

　　唐雎是否带剑而入呢？根据当时的法律，使臣上殿禁止携带武器，因此还演绎了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荆轲刺秦王把匕首藏在地图当中，专诸刺王僚更是巧妙，把匕首藏在鱼肚子里。唐雎长长的剑自是匿之不住。难道是秦王狂傲到了极点，任由使者携剑以示气度？这种侥幸之说恐怕难以站住脚。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25—公元前221年间，秦王早已有过前车之鉴：蔺相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史记.刺客列传》）。虽然说堂堂秦王，蛮横骄纵，但绝对不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断不会有如此举动。

　　那唐雎“挺剑而起”时该不会是使秦王之剑吧？秦法虽然规定“群臣、使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但秦王本人不在此列。秦王倒是有剑的，可诸位不要忘了，唐雎前来乃是“秦王不悦”之后，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亡国危机的。秦王会把一区区小国使者放在眼里吗？即便接见，也只能殿下侍候。因而，唐雎根本没有接近秦王之机会，拔出秦王之剑无异于痴人说梦。

　　既然如此，唐雎的剑到底从何而来呢？

　　该文出自《战国策》，我们先来看一看《战国策》吧。它是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古书，主要记录战国时代以纵横家为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外交辞令和政治主张，同时也有一些历史事实。其中历史记载有的是民间传说，有的引寓言故事。评论家吴小如在《古文精读举隅》中谈到，《战国策》并非全部实录。蔡守湘于《先秦文学史》中所持也是“记言记事具有艺术虚构”之论。马积高、黄钧在其《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则明示，《战国策》是史家之笔兼策士之辞，“为了耸人听闻，游士的言词有夸张渲染和虚构的特点”。《战国策.魏策四》之《秦王使人谓安陵君》（课文节选于此）是一篇游士说客的文字，唐雎也作唐且。秦王称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则称布衣之怒为“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秦王只好“长跪而谢”。《战国策》就是用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敷张扬厉的语言，来突出唐且作为布衣之士的英雄气概——这类夸张和近乎虚构的笔墨，使文章自身失去了信史的作用，增加了历史散文的文学色彩。

　　朱东润先生认为：唐雎胁迫秦王之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史料记录（《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历史上的安陵国是一个方圆五十里的附庸小国，正史对它的灭亡几乎没有记载。《资治通鉴.秦记二》则说，“二十二年，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臣受地于魏之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王义而许之。”安陵国能够暂存与唐雎似乎没什么关系。《战国策.魏策四》之《秦魏为与国》记曰：“齐、楚约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余，谓魏王曰：‘劳臣请出西说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诺。’遂约车而遣之。”而同样节选自《战国策.魏策四》之《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的《唐雎不辱使命》中的唐且不但年轻了，还神功盖世，能够与年富力强的秦王相抗衡，把秦王吓得跪地求饶。两者前后矛盾，必有一记载有虚构成分。而《史记》中干脆没有唐且这个人。正如古文学家游国恩所说，“《战国策》最长于说事，但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唐雎劫秦王极有可能是文学作品的艺术夸张，也可能是子虚乌有。

　　如此说来，故事似乎没有流传下来的理由。黄岳洲、茅宗祥在《中华文学鉴赏宝库》中告诉我们，文章内容未必尽合历史事实，但所表达的思想有积极意义。作为小国之臣，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折服秦王，不辱使命，唐雎堪称一个临危不惧、机智果敢的伏虎英雄。他从“道义”上暗刺了秦王的不义，是一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这种无畏品格为时人和后人所赞赏。同时，唐雎的“不易”显示了安陵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守”住的是正义，是尊严。秦人企图用欺骗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料却为他人所屈，又平衡了许多亡国者和将亡者的心。故事本身的真实与否倒是次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