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错论伐蜀》

【译文】

　　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进行了一场争论。司马错要攻打蜀国，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秦惠王说：“请你们说说各自的见解，让我听听。”

　　张仪回答说：“应先与魏、楚两国表示亲善，然后出兵三川，堵塞轘辕、缑氏两个隘口，挡住通向屯留的路，让魏国出兵切断南阳的通路，楚国派兵逼近南郑，而秦国的军队则攻击新城和宜阳，兵临二周的近郊，声讨周君的罪行，（随后）乘机侵占楚、魏两国的土地。周王室知道已经不能拯救自身，一定会交出九鼎和宝器。我们占有了九鼎，掌握地图和户籍，挟持周天子，用他的名义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敢于违抗的，这就能建立王业了。如今，蜀国是西边偏僻（落后）的国家，戎狄为首领。攻打蜀国，会使士兵疲惫，使百姓劳苦，却不能以此来建立名望；即使夺取了那里的土地，也算不得什么利益。我听说：‘争名的要在朝廷上争，争利的要在市场上争。’现在的三川地区和周王室，正是整个天下的大市场和朝廷，大王不去争夺，反而与那些野蛮的人争夺名利，这就离帝王之业远了。”

　　司马错说：“不对。我听到过这样的话：‘想使国家富庶的一定要扩大他的领地，想使军队强大的一定让他的百姓富足，想建立王业的一定要广布他的恩德。这三个条件具备了，那么，王业就会随之实现了。’现在大王的土地少，百姓贫困，所以我希望大王先从容易办的事做起。蜀国是西边偏僻的国家，以戎狄为首领，而且有像桀、纣一样的祸乱。用秦国的军队前往攻打，就如同用豺狼驱赶羊群一样。得到它的土地，能够扩大秦国的疆域;得到它的财富，能够使百姓富足，整治军队又不伤害百姓，蜀国已经归服了。因此，夺取了蜀国，但天下人不认为我们暴虐；取尽了蜀国的财富，诸侯国也不认为我们贪婪。这就是说，我们用兵一次，就能名利双收，还能得到除暴、平乱的好名声。如果现在去攻打韩国，胁迫周天子，胁迫周天子必然招致坏名声，而且不一定有利，又有不义的名声。去进攻天下人都不希望进攻的地方，这是很危险的！请允许我讲明这个缘故：周王室，现在还是天下的宗室；韩国，是周国的友好邻邦。如果周天子自己知道要失去九鼎，韩王自己知道要丧失三川，那么，两国一定会联合起来，共同采取对策，依靠齐国和赵国，并且向楚、魏两国求援，以解除危难。把九鼎送给楚国，把土地送给魏国，大王是不能阻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不如攻打蜀国那样万无一失。”

　　秦惠王说：“很对。我采纳你的意见。”结果，出兵进攻蜀国。十月夺取了那里的土地，然后平定了蜀国。蜀国的君主改称为侯，秦国派遣陈庄去辅佐蜀侯。蜀国归附以后，秦国就更加强大富庶，看不起其他诸侯国了。

【简介】

　　本文出自《战国策》，这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编辑的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散文集。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共33卷，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作者已不可考。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各国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故事，也记述了一些义士豪侠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行为。长于议论和叙事，文笔流畅，生动活泼，在我国散文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秦惠王后元九年（前316年），秦王想利用巴蜀发生战乱之机，兴兵伐蜀，不料韩师侵犯秦境。他面对这种局势，举棋不定。

【解析】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韩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讲解】

　　从为秦国建立“王业”的目的出发，就秦国当前的主攻方向问题，张仪与司马错展开争论。辩论双方在论证各自主张时，都紧扣“利弊”二字，阐明自己的观点。

　　张仪力主“伐韩”。出兵三川，进逼周室，“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一举称霸，功大利近。他描绘的前景，颇为诱人。正面论证伐韩之利后，再从反面论证伐蜀之弊。蜀地偏僻，戎狄之长，荒远贫瘠。胜了，“不足以成名”；取地“不足以为利”。无名无利，且“敝兵劳众”，其弊大矣。

　　司马错主张“伐蜀”。先以“不然”二字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张仪伐韩的主张。然后正面立论，指出建立“王业”的三个前提条件：地广、民富、德博。而秦国的现实则是“地小民贫”，“地小”则需广地，“民贫”则需取财，欲“德博”则需树美名。基于当时的客观现实情况,应先选择易于成功的事做。接着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纵深论述，一一揭示伐蜀之利，攻韩之弊。先论伐蜀的有利条件：“西僻之国”，“戎狄之长”，“桀纣之乱”，伐蜀适逢其时。既有攻伐的口实——“禁暴止乱”，又有必胜的实力——如“狼逐羊群”。终言其利：取地、得财、获美名，一石三鸟，何乐不为?然后从反面揭示伐韩之弊，不仅得恶名、无实利，还可能使秦处于被动危险的境地。对周、韩、楚、魏四国的政治交易与联合抗秦，虽属推论，却切近事实。伐蜀“易”而有利，伐韩“危”而多弊，立论坚实，分析透辟，很有说服力。

　　二人的论辩风格大相径庭：张仪蹈空踏虚，高谈阔论，词语华美，耸人听闻，颇具诱惑力；而司马错则沉着冷静，注重实际，不以放言高论蛊惑人，而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张仪纵横家的风采与司马错务实政治家的风范，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简析】

　　秦惠王后元九年（前316年），秦王想利用巴蜀发生战乱之机，兴兵伐蜀，不料韩师侵犯秦境。他面对这种局势，举棋不定。于是，司马错和张仪在秦王面前展开了一场关于“伐蜀”与“伐韩”的争论。经过这场争论，秦国解决了用什么战略统一天下的大问题。

　　张仪说的理由大意就是联合魏国和楚国分兵三路以夺取天子以此来号令天下。同时还举出伐蜀劳民伤财，就算最后能够得了蜀地，对秦王称帝的作用不大。

　　司马错说：“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随即对目前秦国的情况进行分析，秦国目前地盘小不富裕，而蜀国乃蛮夷之地，内部战乱不断，以秦国当前的实力要占领蜀国是很轻松的事情。得了蜀国的土地能扩充秦国国土，得了蜀国的资产还能使国民富裕。伐蜀并不需要调用全国的军备。而占领蜀国，天下人并不会觉得我们在滥用武力。夺得了蜀国的财务也不会让天下人觉得秦国很贪婪，实在是一举两得的机会，况且还能打上除暴安良的美名。而如果采用张仪的方法攻打韩国夺取天子的话，会背上劫天子的恶名，即不义又不得利，这也是在做整个天下人都反对的事情，此做法危险啊。周国乃天下的宗室，齐国、韩国、周国都很明白如果周国先灭亡了，其他两国都会很快灭亡，因此必然会竭尽全力联合兵力来对抗我们，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危险的意思啊！
   秦王听完就马上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用了十个月完成了伐蜀计划，从此秦国开始变得富强，渐渐与其余诸侯国拉开了差距。

　  本文记述这场辩论，颇有特色，处处紧扣双方争论的主旨，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写得使人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