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史上的穷与富
很大一部分人类历史充满了穷富之间不平等的斗争：具有农民力量的民族与不具有农民力量的民族之间的斗争，或不同时期获得农民力量的民族之间的斗争。粮食生产在地球上的广大地区过去没有出现过，这并不令人奇怪，由于生态原因，粮食生产在这些地区现在仍然难以出现或不可能出现。例如，在史前期的北美洲北极地区，无论农业或畜牧业都没有出现过，而在欧亚大陆北极地区出现的唯一粮食生产要素是放牧驯鹿。在远离灌溉水源的沙漠地区也不可能自发地出现粮食生产，如澳大利亚中部和美国西部的一些地方。
迫切需要说明的，反倒是何以在某些生态条件十分适宜的地区在现代以前一直未能出现粮食生产，而在今天却成了世界上一些最富足的农牧中心。最为令人费解的一些地区，是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太平洋沿岸其他一些州、阿根廷的无树大草原、澳大利亚西南部和东南部以及南非好望角地区的很大一部分。这些地区的土著族群在欧洲移民来到时还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公元前4000年的世界，即粮食生产在其最早发源地出现后几千年的世界，我们可能也会对其他几个现代粮仓当时竟未出现粮食生产而感到惊异。这些盛产谷物的地区包括：美国其余所有的地区、英国、法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印度尼西亚以及非洲赤道以南的整个地区。如果我们对粮食生产追本溯源，它的最早发源地会再次使我们感到惊异。这些地方已完全不是现代粮仓，它们包括一些在今天被列为有点干旱或生态退化的地区：伊拉克和伊朗、墨西哥、安第斯山脉、中国的部分地区以及非洲的萨赫勒地带[1]。为什么粮食生产首先在看似相当贫瘠的土地上形成，只是到后来才在今天最肥沃的农田和牧场发展起来？
在粮食生产赖以出现的方式方面的地理差异也同样令人费解。在有些地方，它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是当地人驯化当地动植物的结果。而在其他大多数地方，则是把别的地方已经驯化的作物和牲口加以引进。既然这些原来不是独立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在引进驯化动植物后立刻变得适宜于史前的粮食生产，那么这些地区的各个族群为什么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通过驯化当地的动植物而成为农民和牧人呢？
在的确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这些地区中，为什么出现的时间差别如此之大——例如，在东亚要比在美国东部早几千年，而在澳大利亚东部却又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史前时代引进粮食生产的这些地区中，为什么引进的时间差别也如此之大——例如，在欧洲西南部要比在美国西南部早几千年？另外，在引进粮食生产的这些地区中，为什么在有些地区(如美国西南部)当地的狩猎采集族群采纳了邻近族群的作物和牲口而最后成为农民，而在另一些地区(如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赤道以南的许多地方)引进粮食生产却引起了一场灾难，使外来的粮食生产者取代了该地区原来的狩猎采集族群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哪些民族成了历史上的贫穷民族，哪些民族成了历史上的富有民族。
在我们能够指望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怎样去确定粮食生产的发源地及其出现的时间，以及某一特定作物或动物最早得到驯化的地点和时间。最明确的证据来自对一些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残骸所作的鉴定。大多数驯化的动植物物种在形态上同它们的野生祖先是不同的：例如，驯化的牛和羊形体较小，驯化的鸡和苹果形体较大，驯化的豌豆种皮较薄也较光滑，驯化的山羊角长成螺旋形而不是短弯刀状。因此，如果能在一处有年代可考的考古遗址认出驯化动植物的残骸，那就是有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彼时彼地已有了粮食生产，而如果在某个遗址仅仅发现了野生物种，那就不能证明已有了粮食生产，而只能证明与狩猎采集生活相吻合。当然，粮食生产者，尤其是初期的粮食生产者，在继续采集某些野生植物和猎捕野兽，这样，他们遗址中的残余食物常常不但包括驯化的物种，而且也包括野生的物种。
考古学家们用碳－14年代测定法来测定遗址中的含碳物质，从而确定粮食生产的年代。这种测定法所依据的原理是这样的：碳是生命的无所不在的基础材料，它的成分中含有很少量的放射性碳－14，而碳－14会衰变为非放射性同位素氮－14。宇宙射线不断地在大气中生成碳－14。植物吸收大气中的碳，其中碳－14和普遍存在的同位素碳－12保持着一种已知的几乎不变的比例(约1与100万之比)。植物中的碳接下去构成了吃这些植物的食草动物的躯体，也构成了吃这些食草动物的食肉动物的躯体。不过，这些植物或动物一旦死去，它们体内碳－14含量的一半每隔5700年衰变为碳－12，直到大约4万年后，碳－14含量变得很低而很难测出，也很难把它同受到少量的含有碳－14的现代材料的污染区别开来。因此，从考古遗址出土的材料的年代可以根据该材料内的碳－14与碳－12的比例计算出来。
放射性碳受到许多技术问题的困扰，其中两个问题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一个问题是：碳－14年代测定法在20世纪80年代前需要比较多的碳(几克)，比小小的种子或骨头里碳的含量多得多。因此，科学家们常常不得不依靠测定在同一遗址附近找到的材料的年代，而这个材料被认为是与残存的食物“有联系”的——就是说，是被留下食物的人同时弃置的。通常选择的“有联系”的材料是烧过的木炭。
但是，考古遗址并不总是把所有同日弃置的材料巧妙密封起来的时间容器。在不同时间弃置的材料可能会混杂在一起，因为蠕虫、啮齿目动物和其他作用力把地层给搅乱了。燃烧过的木炭碎屑最后可能因此而靠近了某个死去的并在几千年中或早或晚被吃掉的植物或动物。今天，考古学家们越来越多地用一种叫做加速质谱分析法的新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新技术可以使碳－14年代测定法测得极小的样本的年代，从而使人们可以直接地测得一粒小小的种子、一块小小的骨片或其他食物残渣的年代。近年来用碳－14年代测定法测得的年代，有的是根据这种新的直接方法(它们也有其自身的问题)，有的是根据旧的间接方法。但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发现用这两种方法测得的年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由此而产生的仍未解决的争论中，就本书的论题而言，最重要的也许是有关粮食生产在美洲出现的年代问题：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间接方法测得的年代是远在公元前7万年，而较近的直接方法测得的年代则不早于公元前3500年。
碳－14年代测定法的第二个问题是：大气中碳－14与碳－12的比例事实上并不是严格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上下波动的，因此，从某种不变的比例这种假定出发去计算碳－14年代测定法测得的年代经常会产生一些小小的错误。确定关于过去每个年代错误的程度，原则上可以借助古老树木记录下的年轮，因为只要数一数这些年轮，就可得到每个年轮在过去的绝对日历年代，然后再对用这种方法测定年代的木炭样本加以分析，来确定其中碳－14与碳－12的比例。这样，就可以对用碳－14年代测定法实测到的年代加以校正，来估计大气中碳比例的波动情况。这样校正的结果是：对从表面上看(即未经校正的)其年代介于公元前约1000年至6000年之间的一些材料来说，精确的(经过校正的)年代要早几百年或1000年。近来又有人用一种交替法开始对一些年代稍早的样本进行校正，这种方法所依据的是另一种放射性衰变法，它所得出的结论是，表面上看年代约为公元前9000年的样本的实际年代是公元前11000年左右。
考古学家们常常把经过校正的和未经过校正的年代加以区分，其方法就是对前者用大写英文字母来写，对后者用小写英文字母来写(例如，分别为3000B．C．和3000b．c．)。然而，考古文献在这方面可能很混乱，因为许多书和论文在报告未经校正的年代时都写作B．C．，而未能提到这些年代实际上是未经校正的。我在本书中所报道的关于过去15000年中一些事件的年代都是经过校正的年代。这就是为什么读者会注意到关于早期粮食生产问题本书中的一些年代与从某些标准参考书引用的年代存在着差异的原因。
一旦人们辨认出驯化动植物的古代遗存并确定其年代，那么人们怎样来确定是否这个植物或动物实际上就是在这遗址附近驯化的，而不是在别处驯化，后来才传到这个遗址来的？一个方法就是研究一下这个作物或动物的野生祖先的地理分布图，并推断出野生祖先出现的地方必定就是发生过驯化的地方。例如，从地中海和埃塞俄比亚往东到印度，传统的农民普遍种植鹰嘴豆，今天世界上鹰嘴豆的80%都是印度生产的。因此，人们可能会误以为鹰嘴豆是在印度驯化的。但结果表明，鹰嘴豆的野生祖先只出现在土耳其的东南部。鹰嘴豆实际上是在那里驯化的，这个解释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证明，即在新石器遗址中有关可能是驯化的鹰嘴豆的最古老的发现来自土耳其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邻近地区，其年代为公元前8000年左右；直到5000多年后，关于鹰嘴豆的考古证据才在印度次大陆出现。
确定某个作物或动物的驯化地点的第二个方法，是在地图上标出每个地区驯化物种首次出现的年代。出现年代最早的地点也许就是驯化最早的地点——而如果野生物种的祖先也在那里出现，如果它们在其他地点首次出现的年代随着与推定的最早驯化地点距离的增加而渐次提早，从而表明驯化物种在向其他那些地点传播，情况就尤其如此。例如，已知最早的人工栽培的二粒小麦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在新月沃地。其后不久，这个作物逐步向西传播，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到达希腊，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到达德国。这些年代表明二粒小麦是在新月沃地驯化的，这一结论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证明：二粒小麦的野生祖先的分布只限于从以色列到伊朗西部和土耳其这一地区。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同样的植物或动物是在不同的地点独立驯化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只要分析一下由此产生的不同地区的相同作物或动物标本在形态、遗传或染色体方面的差异，就常常可以发现这些情况。例如，印度驯化牛中的瘤牛品种具有欧亚大陆西部牛的品种所没有的肉峰。遗传分析表明，现代印度牛的品种和欧亚大陆西部牛的品种在几十万年前就已分化了，比任何地方任何动物驯化的时间都早得多。就是说，在过去1万年中，牛就已在印度和欧亚大陆西部独立地驯化了，而它们原来都是在几十万年以前就已分化的印度和欧亚大陆西部野牛的亚种。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原先的关于粮食生产的出现这个问题上来。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粮食生产是在何处、何时和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一个极端情况是：有些地区的粮食生产完全是独立出现的，在其他地区的任何作物或动物来到之前，许多本土作物(在有些情况下还有动物)就已驯化了。目前能够举出详细而又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这样的地区只有5个：西南亚，亦称近东或新月沃地；中国；中美洲(该词用来指墨西哥的中部和南部以及中美洲的毗连地区)；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可能还有亚马孙河流域的毗连地区；以及美国东部(图5．1)。在这些粮食生产中心中，有些中心或所有中心可能实际上包含了附近的几个或多或少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中心，如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和中国南部的长江流域。
除了这5个确然无疑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外，另外还有4个地区——非洲的萨赫勒地带、热带西非、埃塞俄比亚和新几内亚——是争取这一荣誉称号的候补地区。然而，每一个地区都有某种不确定之处。虽然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沿的萨赫勒地带毫无疑问已有本地野生植物的驯化，但那里牛的放牧可能在农业出现前就已开始了，目前尚不能肯定的是：这些牛是独立驯化的萨赫勒牛，或者本来就是新月沃地饲养的牛，它们的引进引发了当地植物的驯化。同样仍然不能肯定的是，这些萨赫勒作物的引进是否接着又在热带西非引发了当地人对本地野生植物的无庸置疑的驯化，而西南亚作物的引进是否就是在埃塞俄比亚引发当地人驯化本地野生植物的原因。至于新几内亚，那里的考古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在任何毗连地区出现粮食生产之前很久，那里就已有了早期的农业，但那里种植什么作物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定。
表5．1为在本地驯化的那些地区和其他地区扼要地列出了一些最著名的作物或动物以及已知的最早的驯化年代。在9个独立发展粮食生产的候补地区中，西南亚是植物驯化(公元前8500年左右)和动物驯化(公元前8000年左右)有最早的明确年代的地区；同时对于早期的粮食生产来说，它显然也是具有最多的用碳－14测定的准确年代的地区。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年代几乎同西南亚一样早，而在美国东部则显然晚了差不多6000年。就其他6个候补地区而言，最早的得到充分证明的年代没有超过西南亚的年代，但在这其他的6个地区由于能够有把握确定其年代的遗址太少，我们无法肯定它们真的落后于西南亚以及(如果真的落后的话)落后多少。
下一批地区包括一些至少驯化了两三种本地植物或动物的地区，但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主要依靠在别处驯化的作物和动物。可以把这些引进的驯化动植物看作是“祖代”作物和动物，因为它们创立了本地的粮食生产。祖代驯化动植物的引进使本地人过着定居的生活，从而增加了野生植物演化为本地作物的可能性，这些野生植物本来是他们采集后带回家偶然种下的，而到后来就是有意种植了。
在三四个这样的地区，引进的祖代动植物来自西南亚。其中一个地区是欧洲的西部和中部，那里的粮食生产是在公元前6000年和3500年之间随着西南亚作物和动物的引进而出现的，但至少有一种植物(罂粟，可能还有燕麦和其他植物)当时是在本地驯化的。野生罂粟只生长在地中海西部沿岸地区。欧洲东部和西南亚最早的农业社会的发掘遗址中没有发现罂粟的种子；它们的首次出现是在欧洲西部的一些早期农村遗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欧洲西部却没有发现西南亚大多数作物和动物的野生祖先。因此，粮食生产不是在欧洲西部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看来是很清楚的。相反，那里的粮食生产是由于引进了西南亚的驯化动植物而引发的。由此而产生的欧洲西部农业社会驯化了罂粟，随后罂粟就作为一种作物向东传播。
还有一个地区，那里由本地对动植物进行驯化，似乎是在引进西南亚的祖代作物后开始的。这个地区就是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河谷地区。那里的农业社会出现在公元前的第七个1000中，它们利用的小麦、大麦和其他作物，是先前在新月沃地驯化的，然后显然再通过伊朗传播到印度河河谷。只是到了后来，由印度次大陆土生物种驯化的动植物，如瘤牛和芝麻，才在印度河河谷的农业社会出现。同样，在埃及，粮食生产也是在公元前6000年随着西南亚作物的引进而开始的。埃及人当时驯化了西克莫无花果和一种叫做铁荸荠的植物。
同样的模式大概也适用于埃塞俄比亚，那里种植小麦、大麦和其他西南亚作物已有很长的历史。为了得到作物，埃塞俄比亚人也驯化了许多可在本地得到的物种，这些作物中的大多数仍然只有埃塞俄比亚才有，但其中的一种(咖啡豆)现在已传播到全世界。然而，埃塞俄比亚人驯化这些本地植物是在西南亚驯化物种引进之前还是在引进之后，这仍然无从知晓。
在依靠从别处引进祖代作物来发展粮食生产的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当地的狩猎采集族群是否从邻近的农业族群那里采纳了那些祖代作物，从而使他们自己也成了农民？或者，这一揽子祖代作物竟是由入侵的农民带来，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当地以更快的速度繁衍，并杀死、赶走或在人数上超过本地的猎人？
在埃及，似乎有可能发生前一种情况：本地的狩猎采集族群原来都是以野生动植物为食，现在又有了西南亚的驯化动植物和农牧技术，于是就逐步停止吃野生食物。这就是说，使粮食生产得以在埃及开始的是外来的作物和动物，而不是外来族群。在欧洲大西洋沿岸地区，情况也可能如此，因为那里的狩猎采集族群在许多世纪中显然采纳了西南亚的绵羊和谷物。在南非的好望角地区，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科伊族人，由于从遥远的非洲北部(归根到底还是从西南亚)得到了绵羊和牛而成为牧人(而不是农民)。同样，美国西南部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由于获得了墨西哥的作物而成为农民。在这4个地区，粮食生产的开始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说明当地动植物驯化的证据，也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说明人口更替的证据。
另一个极端情况是：有些地区的粮食生产毫无疑问不但是从外来作物和动物的引进开始的，而且也是从外来人的突然到来开始的。我们之所以能如此肯定，是因为外来人的到来在现代也发生过，而且也与有文化的欧洲人直接有关，这些欧洲人在许多书中对所发生的事都有过描述。上面说的这些地区包括加利福尼亚、北美洲西北部太平洋沿岸、阿根廷的无树大草原、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直到最近几个世纪，这些地区仍然为狩猎采集族群所占有——在前3个地区是美洲土著，在后两个地区是澳大利亚土著或西伯利亚土著。这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遭到了陆续来到的欧洲农民和牧人的杀害、疾病的感染、驱逐、或大规模的更替。这些农民和牧人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作物，所以在来到后没有对当地的任何野生物种进行驯化(澳大利亚的坚果树例外)。在南非的好望角地区，陆续来到的欧洲人不但发现了科伊族中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也发现了科伊族中只有驯化动物而没有作物的牧人。结果仍然是：靠外来作物来开始农业，不驯化本地动物，以及现代人口的大规模更替。
最后，依靠外来作物来突然开始粮食生产和突然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更替，这同一模式在史前时代的许多地区似乎多次出现过。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关于史前人口更替的证据必须从考古记录中去寻找，或者根据语言学的证据来加以推断。得到最充分证明的一些事例表明，人口更替现象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因为新来乍到的粮食生产者在骨骼方面同被他们更替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有着显著的差异，同时也因为这些粮食生产者不但引进了作物和动物，也引进了陶器。以后的几章将对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加以描述：南岛人从华南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扩张(第十七章)和班图人在非洲赤道以南地区的扩张(第十九章)。
东南欧和中欧使我们看到了一幅类似的图景，即粮食生产(依靠西南亚的作物和动物)和制陶的突然开始。这种突然的开始大概也与古希腊人和日耳曼人被现代希腊人和日耳曼人所更替直接有关，就像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赤道以南地区旧有的人让位于新来的人一样。然而，原来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和更替他们的农民在骨骼方面的差异，在欧洲不像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赤道以南地区那样显著。因此，在欧洲人口更替的例子也就不那么有说服力或不那么直接了。
总之，世界上只有几个地区发展了粮食生产，而且这些地区发展粮食生产的时间也差异甚大。一些邻近地区的狩猎采集族群从这些核心地区学会了粮食生产，而其他一些邻近地区的族群则被来自这些核心地区的粮食生产者所更替了——更替的时间仍然差异甚大。最后，有些族群虽然生活在一些生态条件适于粮食生产的地区，但他们在史前期既没有发展出农业，也没有学会农业；他们始终以狩猎采集为生，直到现代世界最后将他们淘汰。在粮食生产上具有领先优势的那些地区里的族群，因而在通往枪炮、病菌和钢铁的道路上也取得了领先的优势。其结果就是富有社会与贫穷社会之间一系列的长期冲突。
我们怎样来解释粮食生产的开始在时间和模式上的地理差异呢？这个问题是关于史前史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将成为下面五章讨论的主题。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