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的天然边界_地缘大战略
何谓“国家”？何谓“中国”？
作战之前先要治军。一国的国际政治的起点在本国。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谋攻》。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自己的国家，先取得50%的胜率。很多时候，了解自己比了解他人更难，也容易出现偏差。而权力和政治理想为了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制造了很多神话和谎言。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那么，了解自己应该先从“名”开始。“名”经常会掩盖“实”。揭示了“名”的真实含义，“实”可能就会自动显示出来。“中国”之名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中国”最初的含义是什么？“中国”这个词是如何演化的？“国家”与“中国”有怎么样的关系？
起初，“中国”之“国”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北国”、“南国”之“国”是一个意思。日本有一个地区叫“中国”，与作为国家的“中国”无关，只表明这个地区在日本本州岛上的位置。在宗教中有“佛国”、“天国”之说，其中的“国”当然也不是指“国家”。“国”相当于“西天乐土”中的“土”字，表示一片土地。把“中国”翻译为MiddleKingdom（中央王国）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不涉及政体。在汉语中，“国家”的现代含义出现很晚，并且笼统而模糊，包含了英语中country、nation、state三个词的内容，即土地、人民、政体三个方面。在翻译成汉语时，这三个词一般都被译为“国家”。其实它们的内涵大不相同。“国家”的意思不明，不知指土地、政体、人民中的哪一个，或者哪两个，或者全部，可能在对话中造成纠纷。比如，大陆与台湾是同一个人民、同一片土地，却分属不同的政体。但是，这个政体又不同于“一国两制”中的政治制度，它与人民和领土不可分割。现在，一个常见的错误是把人民和土地放在政治权力之下，最好的情况也是以为政治权力可以涵盖人民和土地。这种观念是以部分囊括全体，混淆了三种含义之间的差别。所以，汉语的“国家”概念还有待进化，而进化须跟随在政治文明的进化之后。
在欧洲历史上，城邦（city-state）、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占了国家形态的最大比重，欧洲本土上的帝国则比较少见，如神圣罗马帝国。其余帝国是在海外殖民扩张之后形成的，土地大多不在欧洲。中国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在共同文明之中形成的国家，可以说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传统上，这样的国家不注重民族的区别，而更倾向寻求同一文明（中华文明）之中的统一。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理单元。中国人注重的是内部的兼并和统一，不是对外扩张。对于中国，内部兼并有很大余地，而对外扩张则很难。中国出现危机时是“内爆”，冲击波很少超出国界。但因为能量不能外泄，对内部的杀伤力非常大。欧洲人则走出了他们的世界，开始了地理大发现时代。
总之，中国不是“中央王国”，也从来不是一个王国（kingdom）。虽然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是“王”，他们其实高于国王。他们之下的诸侯才是真正的国王。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的意思还大致相当于“中土”或“中原”。它是一个表示地理方位的词，同时带有强烈的文化中心的意味。厘清这一点对中国地缘政治学非常重要。
a?国与家
在早期汉字中，“國”写作“或”。“或”有三个组成部分：口（wéi，城）、一（疆界）、戈（武力保卫）。《说文》，许慎。“或”证明中国的国家早期形式是武装城邦，与大水无关。在国之上还有王朝，即天下。“域”字的本意也是邦国，比“或”多加了一个“土”。后来，在“或”的外面套上一个“口”，即又一层边界线，这就是一直用到1950年代的“國”字。“國”字的出现表明城邦的疆界已经扩大，由国向外扩展到野，为此需要建立更大的防御圈。
“邦”与“国”的所指是一样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这句话又是人本主义的。“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大行人是周王的礼宾官。“世”，父死子立曰世。以上的“邦”都是“国”的意思。因此，邦与国经常并称，曰邦国。孔子说：“危邦不居，乱邦不入。……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里的“邦”就是国。能够选择是开放社会的好处，不然只能困守在户口所在地。在一国只有一大邑的时候，邑又可指国。同理，“国”又指都城，一国之中最大的邑。《礼记》：“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礼记?杂记下》。“蜡”（zhà），蜡祭，岁末的祭祀。农历十二月为腊月。“若狂”，饮酒醉甚。孔子不同意子贡的观点。孔子对子贡说：“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这句话反映了圣人被掩饰的一面。“一国之人”是全城的人。北宋时，范仲淹说：“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岳阳楼记》，范仲淹（989-1052）。文章做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去国”就是离开国都，当时是开封。
现代汉语中“国家”是一个复合词，由“国”和“家”两个字组成。在古代，“国”与“家”属于不同的政治等级：诸侯的封地谓国，大夫的采地谓家。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有国有家者”指代诸侯和大夫。天子、诸侯、大夫是从上到下的三个封建等级，与之对应的是天下、国、家三个从大到小的地域。国与家是不同的等级，但其并称出现得很早。公元前710年，晋国大夫师服说：
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等衰（cuī）”，等级。
“天子建国”即天子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诸侯。天子建的是诸侯之国，不是自己的国，诸侯立的是卿大夫之家，不是自己的家。以土地占有为依据，一般是天下、国、家三个等级。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在孟子看来，天下、国、家之间的界限分明，而三者的根本或本源都在个人（身）。如果要追寻中国的个人主义，孟子的这句话可以算作一个起点，比《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得多。这三个等级和《禹贡》的五服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秩序。孟子说：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梁惠王上》。“征”，取也。
其实，在孟子的时候，国与家早已混淆。春秋后期，一些大夫实际上控制着诸侯国，国成了他们的家。“三家分晋”的就是晋国的三个大夫，他们分别自立为诸侯，而且得到了周王的承认。三家变成了三国。从那以后，诸侯与大夫、国与家的界限逐渐模糊了。在秦统一之后，国与家都消失了，只有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因此，直到近100多年“国家”才又成为常用词。在此期间，常用的是“中国”，天下的地理、政治和文化中心。
b?“中国”的由来
至少在周初就已经有了“中国”的概念。1965年，在宝鸡贾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或”即“國”，还没有加上外层防御圈（或+囗=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把法老的名字放在四角为弧形的“口”（cartouch，近似椭圆）中，与“国”字有类似的组合。“法老”本意是大屋，或宫殿。“中或”即“中國”。何尊是目前有关“中国”的最早实物记载。它的制作时间在周成王五年（约公元前1038年）。铭文中的“宅兹中或”证实了《尚书大传》关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记载。周公摄政共七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奄”，在今天的曲阜以东，盘庚迁殷之前的商朝都邑。成王即位时，参与武庚的叛乱，被周公所灭（践奄）。周公长子伯禽被封于奄，即鲁国的开始。“成周”即洛邑，周的东都。洛邑在中或，位于西周当时的都城镐镐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文王建丰（今陕西西安北），文王从岐迁都到丰。武王修建镐，为辟廱（离宫）。《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可与“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比较，两者很类似。镐和洛邑两京的营造时间在同一代人。“考”，完成。“卜”，用（龟甲）卜居。“维”，是。“王”，周武王。的东方。中或指殷的统治核心地区中原。铭文显示，那时“中国”已经有了宗教和政治含义。据有中国表示获得统治天下的天命，权力得到正统性。因此，营建洛邑要“廷告于天”。许倬云说：
天命只能降于居住“中国”的王者，这个观念，是中国数千年政治史上争正统的理由。……甚至“中国”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有极重要的意义。而其渊源，也当在何尊所代表的周初受命思想。《西周史》，98页。
受命即接受天命。“得中原者得天下”并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也表示获得天意支持以及正统地位。在成王五年之后，“中国”出现的次数很频繁。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诗经?大雅?民劳》。“亦”、“止”语助词。“汔”（qì），乞求。“逑”（qiú），聚合。“忧泄”，泄除忧怨。“残”，残害。这5个句子出自同一首诗。全诗共有5段，每一段中，“京师”或“中国”在同一个位置出现，都是指“王畿”，与“四方”、“四国”对应。四方或四国就是四方诸侯。又有一首诗写到：“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经?大雅?荡》。“炰烋”，音、意皆同咆哮。“怨”，可恶之人。“奰”（bì），怒。“覃”（tán），延展。这里把“中国”与“鬼方”并列。这两首诗都作于周厉王（约前877-前841在位）时期。不久，《诗经》又有一首诗：“四方既平，王国庶定。”“矢其文德，恰此四国。”《诗经?大雅?江汉》。该诗叙述周宣王（前827-前781在位）命令召虎征讨淮夷的事。宣王为厉王之子。“王国”即中国，仍与四方、四国对应。
这时的“中国”的范围是有限的，专指京畿一带，东周时以洛阳为中心。春秋时，晋国不在“中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榖梁传》：“自晋，晋有奉焉尔。复者，复中国也。”《左传?桓公二年》：“今晋，甸侯也。”《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礼记?王制》：“千里之内曰甸。”可见当时的“中国”范围还不足千里。
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相距千里。他们“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揆”，法度。在孟子的时候，舜和周文王还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得志后把统治中心设在中国。在唐朝时，中国仍是一个地理名词，但范围有所扩大。张九龄对唐玄宗说：“臣岭海孤残，不如仙客生于中华。”《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四年。《资治通鉴》的唐朝部分大量使用“中国”，是地理名词。“中华”则是强调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位。九龄是韶州（今广东韶关）人。牛仙客是泾州（今甘肃泾川）人，离关中平原不远。九龄当然不是自外于大唐的天下，而是说他自幼没有受到中原文化熏陶。不过，他大概在想着《孟子》中舜和文王的典故。
c?天下与海内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现代版图上的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太湖东岸的良渚文化，辽宁、内蒙之间的红山文化，以及东部的龙山文化，似乎都比位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先进一些。但它们仍有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又使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如对玉的推崇、对龙的崇拜。这说明，在更早的时候，这些新石器文化有共同的源头。或许因为共同的文化源头，以及地理的相通，中国在文明早期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尧说：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尚书?尧典》。“俊”，大也。“九族”，从高祖到玄孙。“平”，均也。“章”，明也。“昭明”，自明其德。“时”，是也。本书所引《尚书》的有关注解参考了宋人蔡沈的《书经集传》。
在大禹统一中国之后，夏所在的地区就成为统治中心。中心没有忽视边缘。《禹贡》说：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身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这段话应该有当时政治地理的现实，虽然添加了理想成分。它描述了大禹统一后的世界模式。即使“五服”是后人的想象，至少也在西周初期成形了。周穆王穆王即穆天子姬满，约前976-约前922在位。“将征犬戎”（又是对“戎”作战），祭公谋父对他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祭公谋父所说的“先王之制”就是始于大禹的五服。他还指出，夷蛮有向周王室进贡的义务：“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史记?周本记》。虽然周穆王比大禹晚了1000多年，西周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还是和大禹时的一样。
自我中心并非为中国古人独有。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认为他们自己在各个方面比所有其他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的人的居住地离他们越近，优越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居住地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低等的了”。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5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波斯人的想法与大禹的五服没有本质差别。文明如同以石击水形成的波纹，从中心渐渐地散开，会因为距离的增大而减弱，但不会在某一点戛然而止。另一个文明的波纹也会荡漾过来。水面的圆圈交汇在一起。古代中国近处没有同等发达的文明。对于发展程度较低的文化（还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中国采取了居高临下心态的怀柔政策，一是为了维持和平，二是为了传播文明，三是为了满足虚荣。在历史的早期，“怀柔”就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舜对十二牧十二州之牧（地方行政长官）。十二州是：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幽、并、营。早期的十二牧很可能是12个最大部落的首领。他们的权力是对中央权力的有效制约。说：
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尚书?舜典》。“柔”，宽而抚之。“能”，扰而习之。“柔远能迩”有点“远交近攻”的意思。“允”，信也。“元”，仁厚也。“允元”，信任仁厚之人。“难”，拒绝，“任”，奸佞。“率服”，相率而服从。
这个记录也许不可靠，但应该反映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怀柔是发达文明对于较低文化实施的笼络政策，不是国家间政治。在一个原始的农业社会，舜把“柔远能迩”和“食哉惟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见他重视“怀柔”的程度。怀柔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在天下未定的时代，怀柔是维持和平的一个较好的办法。因为对于一个较为静态的农业社会，怀柔的成本比战争的代价低。为了和平，古代中国人总是怀有天下一统的理想，即使能力欠缺的统治者也会有这个宏大的目标。孟子回忆说，梁襄王向他咨询：
“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恶乎”，怎样。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儿子，即孟子“望之不似人君”的那位。对话当在公元前319年，梁襄王即位的那一年。梁襄王的这个问题显示了他好大喜功，因为他的魏国已经衰落，没有定天下的实力。襄王更应该关心魏国的安全。
孟子的天下或许不包括蛮夷的土地。在春秋战国时期，残酷的现实政治与儒家理想是不兼容的。在激烈的对抗中，实行儒家思想只能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到了汉武帝时，天下定于一，泛道德化有助于统治，儒家思想才得以大行其道。如果能够保持世界和平，或者为了保持世界和平，儒家思想可以为今后的国际关系学提供很大的帮助。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放大了的古代中国的天下。这个天下必将定于一。定天下需要以武力为后盾，但绝不能嗜杀，不能集权，必定以自由、民主为先导——正如孟子所说：“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的时候，天下的观念将遇到挑战。齐国的阴阳家邹衍（前305-前240）的想法虽然被认为是闳大不经，却对后世的政治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他提出了“五德终始”和“大九州”的观念。邹衍认为，每九州组成一个大九州，为海所包围；共有九个大九州，为更大的海所包围。这样，共有九九八十一州。邹衍论证说，“赤县神州”（中国）只是八十一州之一。由此增添了“海内”的观念。余英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他说：
由于邹衍的理论传播日广，中国对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次根本的改变。视中国等于“天下”的旧观念让位于较为实际的观念，即认为中国位于“海内”。……“海内”是在地理学意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407页。引文出自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
其实，《庄子》已经有“海内”的概念：“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乎稊米之在太仓乎。”《庄子?秋水》。“稊”（tí），类似小米。这里的中国比邹衍的神州在海内所占比例要小得多。庄子（前369-前286）比孟子小3岁，比邹衍大60多岁。《秋水》篇可能出自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之手，从而有邹衍的影响。不过，海内的思想或许源自稷下，未必是邹衍独创。齐国临海，齐人会有四面皆海的想法。有了新的地理观念之后，中国人身处“海内”一隅，但仍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并保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的情感。虽然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有限，却只把统一王朝当作正统王朝，相信天命只授予统一王朝。偏安的王朝是欠缺的，是两个王朝之间的过渡阶段。天下和海内是与王朝相关的地理概念，都必须完整，而国家则可大可小。迟至1899年，梁启超还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不知有国，也不知爱国。他说：
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那时的“支那”一词尚无贬义。
梁启超意犹未尽，不到一年，他又满怀激情地说：
且我中国畴昔者，岂尝为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而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五卷。
梁启超准确地指出了王朝与国家的区别。但是，他有点乐观了。
中国的四至
中国的边界是由自然地理确定的，自秦汉以来变化不大。在强盛时版图扩大一些；在衰弱时版图缩小一些。中国现在的疆界是清朝奠定的，与汉、唐强盛时的范围大致相同。但是，清朝在乾隆年间的面积超过了汉、唐，却在后期失去了大片的领土，主要被俄国夺走。中国领土最广阔的时期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蒙古人和满人入主中原后，实际上把它们的故土和中原王朝的土地合并在一起了。元朝和清朝前期还基本解决了北方边境的安全问题，原因很简单：它们就是那些入侵者。当然，在清朝后期，北方边界又变得不安宁了。不同以往的是，那时的侵略者不再是游牧民族，而是使用西方现代武器的俄罗斯帝国。从此改写了中国3000多年的北方边境史。虽然外敌的种族变了，入侵的模式变了，但中国北方领土和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形却没有改变。
唐与清两朝版图最大时候的不同之处是，清朝多了两部分：（１）唐朝时的突厥故地（今天的外蒙古）；（２）唐朝时的吐蕃帝国（今天的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如果去掉这两大块土地，唐与清的领土在地图上看起来就很相似。需要指出的是，突厥和吐蕃是唐朝的两大劲敌。在清朝时，蒙古和西藏因为衰落而被满族征服，学者们至今不能确定唐及之前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们哪些是蒙古人，哪些是突厥人，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显著差异。蒙古民族是在成吉思汗之后才形成的。欧亚内陆大草原本来就是一个民族迁徙的通道。人民和土地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不过仍保留相当大的自治权。因为偏远和高寒，西藏的自治程度比蒙古更大一些。即使如此，清廷仍需要在新疆和西藏与西蒙古的骑兵作战。此外，唐与清的土地还有一个区别，在地图上看不出来的区别。唐朝时还有很多羁縻州，而雍正帝的改土归流则把自治的土地纳入中央的直接管理之下。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社会底层。他在元末战乱中起家，在战争中消灭了众多英雄，推翻了元朝统治。朱元璋是权力变态狂。明初的专制前无古人，后来者也不多。在夺得天下之后，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对全国实行严密而残酷的控制，特务四出。但是，这样一位暴君却是一名国际和平爱好者。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他的子孙皇帝们：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然后，朱元璋开列了不征之国的名单，几乎包括了当时所了解的所有国家。他还特别提出断绝与日本的关系。朱元璋在登基后不久（洪武四年，1371年）就对省、府、台臣们宣谕这些话，当时他还提到古训：“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21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这确实是真知灼见。土地扩张必然统治异心的民族，而且会加重民众的劳苦，最后导致帝国崩溃。朱元璋在国内实施酷烈的统治，同时谋求与邻国和平共处，要求“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朱元璋系年要录》。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前27-后14在位）也在他的遗嘱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谨守大自然为罗马划定的疆界。见《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20页。唯一的例外是胡戎，即北方的蒙古。但朱元璋的战略是采取守势，“时谨备之”。那时，元朝刚被推翻，明朝还要再花10多年的时间才能清除蒙古在内地的势力。
诸夷确实“限山隔海”，但地理限制并非不可突破。除朱棣之外，明朝后世皇帝恪守祖训，从而形成了明朝封闭消极的对外政策。牟复礼似乎不无惋惜地说：
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都是如此，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沟高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方面进行扩张。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8-9页。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式的和平国际政策基本上是主流。事实证明，在4000年的文明史中，虽然中国经常对周围地区占有军事优势，但领土扩张却非常有限。中国的扩张不仅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还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领土扩张最剧烈时期是在元朝和清朝。这两个王朝是外来政权。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前不受儒家传统的约束。实际上，在占领全国之后，蒙元没有接受儒家思想，清朝的接受程度很有限，而佛教也没有引导他们维持和平。他们较好战，扩张领土时的限制主要是补给线，以及地理和气候条件。某些地理特点往往与气候有关。比如，沙漠是因为降水少、蒸发多而形成的。
a?北方的威胁：传统的方向
每年冬天，西伯利亚和外蒙古的寒流总会南下中国。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寒流在几天之内即可扫荡全国大部。从东北到华南、西南，全国东半部气温骤降，海南岛都会有明显降温。从华北北部的北京到长江入海口的上海，直线距离大约1100公里。寒流之下，南北气温相差不过两三摄氏度。因为南方潮湿，人体感觉更冷。到了盛夏，除了高海拔地区，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是酷暑难耐，即使东北的气温也不凉爽。中国的大陆性气候是夏季炎热的原因。陆地在阳光照射下升温快，热量不易散发，原因更多在本地。冬季的严寒却来自遥远的北方，一次寒流可以由北向南扫过整个东半部国土，越过南岭直达海南岛。从西北方向进入中国的寒流往往受阻于青藏高原，西半部降温剧烈，但降温的范围却往往有限。如果把入侵的军队比作寒流，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非常类似的现象：一次强大的北方入侵即可抵达淮河或长江（河流不能抵挡寒流，却能阻碍军队）岸边。如果有更强大、更持久的入侵，那么从东北到华南就会相继陷落，整个国家改朝换代。
中国的正北方是凶悍的游牧部落的发源地。他们的洲际征服潮流是由东向西，匈奴、蒙古都曾向西马其顿的亚力山大的征服路线是少见的反方向。他从西方向东方进军。不过，他没有经过北方草原，而是较南方的高原。后来，伊斯兰教徒也从阿拉伯半岛一直打到中亚，把他们的信仰传到了东方。亚力山大的进军与中国无涉。在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唐朝军队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被东来的大食（阿拉伯）军队打败。这一年，唐朝流年不利，三战三败，先败于南诏，再败于大食，三败于契丹。四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通往西域之路被吐蕃阻断，唐朝再也没有收复西域。西域逐渐被伊斯兰化……他们本地的侵略方向则是由北而南。大草原的南方是中国。因为面向大草原，中国的第一要务是国防，所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青铜是当时最珍贵的合金，青铜器的使用显示出祀与戎的重要。许倬云说：“商代青铜器用于作为工具及农具的比例，远小于作为礼器及武器的数目。”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27页，三联书店，1995年。张光直也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22页，三联书店，1999年。
从本书第三章可知，中国历史是在与西戎北狄的战争中写就的。战争刺激了中国，使它在腐败的时候能够振兴。在可以追溯的历史中，中原与北方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宋国人有一首诗，赞美他们的祖先汤王：“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殷武》。“常”，服从。宋是殷的后裔。氐羌不敢不来朝拜商汤，因为商汤有强大的武装，打败了他们。这首诗是春秋时殷人追述历史，却是可信的。如果商汤没有战胜氐羌，就很难取代夏朝，更难使商朝生存下来。迄今最早的汉文字证明了频繁的战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许多战争的内容，还出土了许多兵器。《易经》也保存了对北方战争的记载。如《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高宗武丁，在位时间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根据甲骨文，武丁多次发动战争，召集的军队最多时有13000人。《史记?殷本纪》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驩”之音、义皆同“欢”。《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高宗就是殷王武丁（约前1254－约前1194在位）。他和妃子妇好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征讨，其中有西方的马羌——显然是一个养马的游牧部落。高宗时，殷人已经大量使用马拉战车。
周人崛起于西戎。周穆王（约前976-前922）征讨过犬戎（殷时的昆夷）。周懿王时（约前899-前891），中原与猃狁有频繁的战争：“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起居，玁狁之故。”《诗经?小雅?采薇》。周宣王（前827-前781）时，“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薄伐西戎”，最后“玁狁于夷”。《诗经?小雅?出车》。“薄”，语首助词。“夷”，平定。北方游牧部落有很多名字。王国维认为，这些名字都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不是他们的自称。鬼方、昆夷、猃狁都是同一族，他们是匈奴的祖先。《观堂集林》上，583页以下之《鬼方昆夷猃狁考》。许倬云说：
王国维著名的考证，以为鬼方与猃狁之属同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则商人与鬼方的冲突，当是牧人与农人之间的头阵。商代南方无劲敌，北方则常有边患。周代也有同此现象。《西周史》（增订本），24-25页。
其实，何止商周有北方的边患。纵观中国历史，威胁几乎总是来自北方。商朝的国都屡次迁移，至盘庚（约前1350-前1300）时才定于殷。此后，一直到商纣王被周武王消灭，殷灭亡（约前1066年），近300年殷人没再搬迁。夏鼐认为：殷墟的“绝对年代，一般采用公元前约1300-1027年的说法，但是也有提早数十年到一百来年的可能”。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8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商朝前期为什么屡次迁都？论者们给出了很多解释，如寻找铜矿，等等。战争被大多数人忽视了。战争是改变历史的最强大力量。相比之下，其他力量（如文化、环境）的作用都是隐性的、缓慢的。因腐败而灭亡的政权可以很容易归咎于别的原因，如敌对势力的破坏。但战败而亡则显而易见，不容否认。武丁时，商朝强盛，多次打败鬼方。都城得以长期留在殷，北方前线稳定下来。
周崛起于西戎。西周亡于西戎与内地诸侯的联合进攻。秦（前221－前206）统一之后的一项重大工程是连接六国中的北方长城，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虽然秦不是灭于北方入侵，却与北方威胁有很大的关系。始皇派长子扶苏去北方守长城，因此在他死的时候，跟随他的少子胡亥与赵高、李斯合谋，取代扶苏，篡取皇位。扶苏被胡亥以始皇之名赐死，同死者还有大将蒙恬。秦亡于胡亥和赵高之手。秦之后，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的分界线在南北大幅度摆动。在中原王朝强盛时，边界一直向北推到今天的长城以北，在中原王朝弱小的时候，中原的大部分都被丢失。虽然中国历史一直奉中原王朝（包括入主中原的北方王朝）为正统，但实际上，除了统治范围一直到了极北的元朝，不论在哪一个朝代，来自北方（包括西北和东北）的威胁没有完全消失过。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古代史应该被视为一部南北融合史。之所以不说是扩张史，并非要文饰，而是因为扩张的主体是变化的，常常不是中原王朝。这个融合过程反反复复，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秦已亡、汉未立的动荡期，匈奴帝国建立了。公元前209年，冒顿（mòdú）杀其父头曼。统治中心在龙城匈奴祭天、大会的地方，在今蒙古国北部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的匈奴开始向各个方向扩张。冒顿单于夺回了秦朝大将蒙恬占领的河套地区；驱逐了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进入西域。汉高祖于公元前200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大军包围，几乎被俘。此后汉朝采取了和亲政策，每年向匈奴提供大量物质。冒顿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前174-前160在位）即位。在老上之后，匈奴的单于不是特别能干，但双方的实力对比没有扭转，汉朝还在忍耐。公元前135年，匈奴又提出修改和亲条约。在宫廷辩论中，御史大夫韩安国支持和亲。他说：
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弊，势必危矣。臣故以为不如和亲。《汉书?韩安国传》。
韩安国清楚地说明了不宜战的原因。大臣们大多支持韩安国。韩安国不是怯懦之人，他也曾带过兵。文武职业的分别出现在唐朝。在另一个记录中，韩安国在讨论中还夸耀了匈奴的骑兵：“且匈奴者，轻疾悍亟之兵也，来若风雨，解若收电。”《新序?善谋》，刘向。在北方，一支游牧部落可以很快地移动，联合或征服其他部落，力量如滚雪球般地发展，然后滚滚南下。
汉朝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大增。在这次辩论后，汉武帝（前141-前87在位）还是决定维持和亲政策。到了第二年，武帝不能再容忍匈奴，决定反击。汉军的伏击被单于识破，匈奴大军及时退走。公元前127年，卫青又夺回了河套地区，汉朝在那里设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公元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各率5万余骑，以及辎重步兵数十万，从今山西北部出击。单于的兵力大致相仿，以逸待劳。卫青先接敌，两军对峙时，“会日且入，而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能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单于见战不利，突出包围逃走。汉军遣轻骑夜追两百多里不得。
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为东西两部。一百多年后的48年，东部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投降了汉朝。经过西汉末年的退却之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大将窦固、耿忠出击北匈奴，收复部分西域失地。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耿秉再次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念。此后匈奴又遭东汉的几次沉重打击，一蹶不振，只能制造边患。北匈奴的地盘渐渐被来自东北的鲜卑、乌桓占据。南匈奴迁至内地居住下来，埋下了后来“五胡乱华”的种子，西晋因此灭亡。东晋（317-420）的时候南北分界线在淮河，这时候的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5个游牧民族在中原混战，汉人被大批屠杀。冉闵报复性地大杀羯人，自己最后也被杀。鲜卑族的北魏（386-534）结束了数十年的混乱，统一了北方。东晋和南朝（420-589）的宋、齐、梁的北方边界在黄河与淮河之间，陈时则被压缩到了长江一线。隋（581-618）、唐（618-907）时中国才再次统一。唐朝初年，战乱之后国力薄弱，不得不向强大的东突厥俯首称臣。
626年，太宗即位不久，东突厥的大军就抵达了渭河边。太宗只能与颉利可汗（620-630在位）讲和，赠送了大量财宝，突厥才退兵。唐太宗一直怀有反击之志。趁着东突厥遭遇内乱和雪灾，629年，太宗派李世、李靖发起进攻，抓获了颉利可汗。在640年代，太宗利用西突厥的内部分裂，不仅使西突厥不能对唐朝构成威胁，还在西域树立了权威。
在东北方向，隋炀帝曾经三次进攻高句丽，都以失败告终。隋朝也因随之产生的内乱而灭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补给线太长，道路泥泞，军队的供应困难；而且远征军不能在严冬留在荒野，必须撤回。唐太宗两次进攻高句丽，虽然有所进展，但都没有取得大胜，反而遭受重大伤亡。649年，太宗在计划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时去世。这时，高句丽的统治者泉盖苏文则开始扩张，侵契丹，联合百济攻打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苏定方率军登陆百济，与新罗一起灭了百济。两年后，苏定方又指挥唐军从北方入侵，但南方的唐军受到牵制，不能及时配合，苏定方被迫撤退。唐朝的水师在海战中击退了日本支援百济叛乱的船队。666年，泉盖苏文去世，他的两个儿子争权。在老将李世指挥下，联军于668年攻陷高句丽的都城平壤，高句丽灭亡。唐朝在平壤设立了都护府。
太宗和高宗时期的成功没有消除北方的威胁。在武后时期，北突厥和契丹经常骚扰边境。在700年前后，北突厥的默啜可汗控制了从东北到西北的整个北方。在玄宗时，唐朝在东北方和西北方构筑防御工事。节度使的权力增加了。这是后来藩镇之乱的原因。
五代十国（907-960）时期，中国再次分裂。两宋（960-1279）时，北方形成了强大的王朝。西夏、辽、金、元对宋朝形成压迫，使之从来没有完全统一。宋太祖统一时的路线是先易后难，从南方开始。南方“易”的任务顺利完成了。可是直到宋朝结束，统一北方“难”的雄心都没有实现，反而一直受到北方的压迫，向南方退缩，到了淮河甚至长江一线。两宋都亡于北方入侵。北宋两位皇帝被金人俘虏而亡，南宋被蒙元消灭。
明初时首都设在南京，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历史上都城设在南方的，都是中国王朝的领土不完整时期，所凭借的是黄河或长江天险。只要王朝领土完整，都城必定设在北方，以加强对北方的防御。或者是元、清两朝来自北方的统治者，不愿远离他们的故土。但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都城设在北方，就要大量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为此，隋朝时就开凿了运河，漕运所费靡多，也在所不惜。朱棣重复了隋朝的大工程。
在清军入关之前，东蒙古就已经投降，时间在1635年。清朝中期之前北方的最大挑战是西蒙古，即准噶尔。噶尔丹（1676-1697在位）是准噶尔汗国的一个王子，在拉萨出家为僧。1676年，他回到准噶尔夺取了汗位，然后东征西讨，建立了准噶尔帝国。帝国的疆界包括新疆和外蒙古。在噶尔丹的压力下，喀尔喀蒙古（北蒙古、外蒙古）的汗王向南逃到山西西北部，向清朝称臣，寻求保护。1690年，康熙帝亲自领兵征讨。两军在张家口以北的地方相遇，清军发射欧洲传教士铸造的大炮，噶尔丹退走。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在清军大炮的轰击下，准噶尔军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以南的地方溃败。第二年，康熙准备亲征到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那里是准噶尔的本土。噶尔丹在这时死去。他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1697-1727在位）继续领导准噶尔帝国与清对抗。1754年，西蒙古的几个首领向乾隆帝投降。直到这个时候，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巨大影响才告结束。在征服准噶尔之后，清政府采用汉唐的做法，在新疆实行军屯，还把各族人移居到天山北部，开垦土地。在1808年，乌鲁木齐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上升到1775年的10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70-73页。
宋以后的三个王朝中，有两个（元、清）的建立者来自北方。北方民族建立正统王朝，这种情况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之前的北魏只占据了半壁江山。这表明至少在军事训练上和尚武精神上，中原已经衰败了。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永乐皇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但是明朝一直受到瓦剌蒙古人的威胁。秦修长城1500年以后，明大规模重修长城。汉唐都没有长城。当年，有大臣劝唐太宗修长城防突厥，但太宗决定采取攻势，并很快消除了突厥的威胁。1449年，明英宗在宣府（今河北宣化）的土木堡被蒙古人抓走，50万大军被击溃（土木堡离白登山并不远，围困土木堡的瓦剌蒙古骑兵经过大同回到草原）。明朝最终亡于来自东北的满洲人。对于清朝，主要的威胁仍来自北方，虽然他们把内、外蒙古都正式纳入中国版图。除了以前的游牧民族外，又增添了从西伯利亚来的俄罗斯人、从朝鲜半岛登陆而来的日本人。他们的第一个侵略目标就是满洲人的故乡。
俄国人早就在觊觎中国的东北。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派人考察黑龙江流域。大约在1849年，他以一个地缘政治学家的口吻说：“谁掌握了黑龙江口，谁将占有西伯利亚，至少可以远至贝加尔湖”；同时，他还警告说，如果英国人夺取了黑龙江河口和库页岛，俄国就将失去整个东西伯利亚。纳罗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页。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366页。当时英国、法国和美国在远东都有舰队，并曾在黑龙江河口之外徘徊。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法舰队还曾试图在河口以北登陆，攻击俄国。到了1858和1860年，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玩弄外交手段，威逼清廷，夺走了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库页岛）的中国领土，进而图谋更南的土地。
中原向北方扩张的障碍是寒冷、草原和沙漠。拉铁摩尔说：“拒绝汉人的主要环境是草原，草原社会是抵抗中国社会的最坚决的组织。”《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79页。西方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事例。欧洲强国曾两次全面入侵俄国，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在欧洲横扫千军，却都在俄国被严寒和大草原打败，一溃而不可收拾。详细论来，这两位欧洲枭雄的失败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俄军（苏军）的英勇抵抗，等等。严寒和广阔是俄国最强大的天然盟友，战争的转机都是在寒冬来临之后出现。在苏芬战争（1939年11月－1940年3月）之初，入侵的苏联军队被弱小的芬兰打败，除了斯大林的大清洗严重削弱了苏军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芬兰人同样了解严寒与冰雪，并在战争中充分利用。这场苏芬之战也被称为“冬战”。可以对比苏芬战争和诺门罕战役，诺门罕战役（苏联方面称哈勒欣）是在同一年略早一些时候发生的。1939年5月，日本和苏联军队在中蒙边界冲突。在苏联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打击下，日本的关东军大败。日本从此改变主意，转而南侵。
从秦到清朝中期，对中国的威胁来自北方。中国的统治者也来自北方。这一局势只有几个程度有限的例外。（１）明朝朱元璋崛起于江淮之间，在南京（应天府）建都，北上推翻了蒙古人的元朝。后来威胁明朝的是西蒙古。明成祖时把首都迁到北京，重修长城防备蒙古骑兵。明代在南京正式建都的时间只有53年。（２）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在广西起兵，从广西打到南京，但继续北伐就很乏力，最后被围困在南京消灭。虽然对清廷造成极大的威胁，太平天国没有能够取得全国政权，历时也不长，只能算是扩大版的地方叛乱。（３）国民党从广东出发北伐，夺取了全国政权。不过，虽然号称中央政府，国民党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许多地方军阀不听中央号令，自行其是。另外，当时中国国土上有强大的外国军事力量存在，特别是日本。国民党北伐成功有苏联的支持以及另一些列强的默许。（４）共产党最主要的一支军事力量崛起于江西一带，其军事领导人大多是南方人。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共产党成为北方的割据势力。抗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共产党在东北建立起根据地，然后从东北向南席卷全国，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把国民党打到了台湾。共产党统一全国的地理路线和清朝的非常接近。
b?南方的险阻：群山和瘟疫
北方的军事压力一直主导着中原王朝的对外关系和军事结构。苗、越等族群的众多南方部落是次要的挑战。南方多山地丘陵，水网密布，多是彼此相对封闭的农业区。这从南方方言数量之多、差异之大就可以看出来。在出现饥荒的时候，受灾面积也没有北方大，饥民的数量和流动性都比北方小（在近代，迫于人口压力，南方沿海的居民多向东南亚移民，他们漂洋过海，向海外转移压力）。在北方，流民一直是一个问题，一些王朝就是被流民削弱、推翻的。因此，多山的南方不可能像大草原那样产生地域辽阔的帝国。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注意到南北人士的性格差异。他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庸》。清朝时，赵翼注意到南北用兵结果的差异。他说：“有明中叶，战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异者。大率用兵于南则易于荡扫，用兵于北则仅足支御。”赵翼把原因归于南北不同的风土：“可知北强南弱，风土使然，固非南剿者皆良将，北拒者尽庸将也。”赵翼：《廿二史劄记》下，卷三十四之《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62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在“风土”的因素中，“土”是关键，因为“土地”决定“民风”。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时代，人们尤其相信这一点。例如，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专门论述法律与气候、土壤的关系。他认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论法的精神》上，228页）可比较前引赵翼的观点。赵翼（1727-1814）的年代与孟德斯鸠的年代相差不远。伏尔泰（1649-1778）还专门写了《风俗论》。“土”就是地理因素，也包括气候。从他们的评价可以看出，从孔子到赵翼两千余年，中国南北风土的差异没有根本变化。
会稽的位置在北纬30度附近。在春秋五霸中，越国的国都在最南方。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北纬30度以南从来没有形成过强大的政权，不能像勾践时的越国那样抗衡中原国家。正统王朝迫于游牧部族压力而南迁的，最南的首都是杭州不包括皇帝向南逃亡时停留之地，也不包括在王朝末年称帝的皇室成员所在之地，否则中国的国都将一直向南，进入大海（南宋末）或缅甸（明末）。这里也没有列入日本侵华时的陪都重庆。，也在会稽以北。只有在战乱时期，才会在南方形成一些割据政权，如秦末汉初赵佗建立的南越（都城在番禺，后被越南当作本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正统王朝），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吴越、闽、楚、南汉等国。北方的五代最后一统为宋朝。宋朝统一了南方，又受更北方的压迫。
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南北地理条件对战争的影响。在汉武帝（前141年－前87年在位）统治初期，闽越侵南越分别又作闽粤和南粤，在今福建和广东一带。闽粤王为越王勾践的后代，在进攻南粤之前３年，闽粤还围攻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汉发兵救东瓯，未至，闽粤退兵。南粤的第一个王是赵佗，都城在番禺。佗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末动荡时，接受秦南海尉任嚣的临终委托，绝新道（秦时新开拓的通往北方的大道）自保。汉文帝时，佗去帝号，成为汉的藩臣。赵佗也是越南正史中的正统国王……南越是汉的藩臣，不敢擅自兴兵抵抗，因此向皇帝投诉。为了保护藩属，汉武帝决定发兵攻打闽粤。淮南王刘安上书反对。他说：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眛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执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隃领，柁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且越人棉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全文见《汉书?严助传》，班固。“瘅”（dān），热症、热病。“蠚”（hè），虫类蛰咬。
这里的“中国之人”实际上是中原地区的北方人。北方人畏惧南方炎热的气候和多山多水的地理。刘安后来因谋反罪被杀。不过，刘安的这次谏言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与闽越的战争也没有打起来，因为闽越王的弟弟“杀王以降，汉兵罢”《汉书》……刘安的谏书不仅是文人与武人在战争问题上的对立，还有很多地缘政治的真知灼见，以及对南方地理的深刻了解。在此后近2000年的时间中，中原王朝在南方的军事行动都遇到相同的问题。
东汉的名将马援（前14-后49）在北方和南方都长期征战，最后折戟长沙西。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为陇西太守，平定了诸羌造成的边患。40年，交趾女子徵侧、徵贰姐妹称王起事，应者众多，攻没六十余城。41年，马援拜为伏波将军，远征交趾。他斩杀两姐妹，平定了在今天越南河内以南的叛乱。44年秋，马援“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即近一半死于瘴疠。《后汉书?马援传》。然后他又到今天山西北部出击乌桓，乌桓主动退走。49年，汉军征讨武陵、五溪蛮夷（在今湖南沅水的沅陵、辰溪一带），却全军覆没。62岁的马援主动请缨出战。在今天湘西的进军途中，“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后汉书?马援传》。这次马援亦无幸免。他死在军中。马援曾有壮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后汉书?马援传》。他原来的设想是死在北方。
在中国南方，扩张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瘴疠，其程度甚至在崇山峻岭与大河急流之上。路总是能够找到，或开辟出来，但疾病却难以防治，无法避免大量减员。在古代，中原人称江南为“瘴疠地”。瘴疠是中国古代对南方传染病的泛称，主要是疟疾（由虐蚊叮咬而感染），可能还包括鼠疫、伤寒等疾病。古人对它们没有区分能力，也不知道如何医治。他们认为，瘴疠是由山间的瘴气（潮湿空气）引起的。其实，西方人也同样认为疟疾的病因是不良空气。Malaria（疟疾）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malaaria——“坏空气”。
瘴疠的多发区随着中原人及中原文化的南迁而逐渐南移。东晋士族南下，开发江南。南京成为“六朝古都”，江南成了富庶之地、人文渊薮。“瘴疠地”的界限随之向南推移。唐朝时，流放南方是一个严重惩罚。705年，杜审言被流放到峰州，沈佺期为他写下了“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峰州在今越南河内附近的永富省一带，时属岭南道。当时的道不是常制。李白也曾被流放。757年，李白在今天的江西被捕，次年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在前往夜郎的途中遇赦。杜甫（杜审言的孙子）不知道李白已经遇赦，写了一首诗怀念他，其中有“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梦李白》二首之一，作于759年。
在730年代末，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兴起。南诏臣服于唐朝，却又向唐朝的领土扩张。因为地方官的贪渎和勒索，南诏王阁罗凤攻占了云南府（今云南祥云之云南驿），杀太守。第二年，即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攻南诏，被南诏打得大败。唐兵死者6万人，其中许多人死于流行病。南诏因此向吐蕃称臣，寻求保护。杨国忠庇护兵败的鲜于仲通，并征兵再战。“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于是，杨国忠派人四处抓壮丁，戴上连枷送到军队。“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十载》。同样在751年（玄宗天宝十年），唐朝在北方也连连失利。高仙芝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被阿拉伯军队打败，安禄山在今河北被契丹打败。这是唐朝战事不利的一年。
北宋时，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多次被贬。他的贬谪地越来越向南方，先后有黄州（今湖北黄州）、惠州（今广东惠州）、儋耳（今海南儋县）。在贬谪途中，爱妾朝云跟随苏轼到了“瘴疠之方”的惠州。在1096年，朝云“遭时之疫，遘病而亡”（《朝云疏》）。在这一年秋天，苏轼作《西江月?梅花》纪念朝云：“玉骨哪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1101年，在离开海南谪地一年后，苏轼自己也因瘴毒发作，在常州去世，终年66岁。
越南北半部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越南在968年独立，然后开始扩张。北宋治平（1064-1067）初，朝廷得到交趾企图入侵的报告，宋英宗“问交趾于何年割据”，辅臣介绍了交趾（今越南北部）的割据经过。接着，宰相韩琦说明了越南割据的缘由：“交趾山路险远，多潦雾瘴毒之气，虽得其地，恐不能守也。”《宋史?列传?外国四》。韩琦以前是坚决主张对西夏用兵的。他在边防问题上不是温和派，却因越南有瘴疠而不赞同收复。宋朝已经准备放弃这个地方割据政权了，但越南却发起了攻击。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越南李朝以十多万军队攻陷钦州（今广西宁山）、廉州（今广西合浦）、邕州（今广西南宁）。越南军队在邕州屠城，杀了58000余人，再加上在钦、廉两州死亡的，有10多万人死于入侵。次年，宋朝发起反击，攻占谅山，直指李朝京城升龙（今河内）。但是，“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在李朝表示降服之后，宋朝撤兵。由此可见，越南能够保持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瘴疠的功劳。明初还将重演这段瘴疠史。
北宋大将狄青出身于行伍，在北方屡立战功。宋仁宗皇祐（1049-1055）年间，南方蛮侬志高反，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围广州。围剿官军师久无功，多有败死。狄青上表请行。他出奇兵，一昼夜通过昆仑关。反叛者失去天险，在对阵中仍很奋勇。狄青指挥骑兵从左右翼出击，叛军终于失败。官军收复邕州。“初，青之至邕也，会瘴雾昏塞，或谓贼毒水上流，士饮者多死，青殊忧之。一夕，有泉涌砦下，汲之甘，众遂以济。”《宋史?狄青、郭逵传》。
朱元璋要求后代皇帝在南北两个方向都采取守势，不要有侵略意图，但防守的重点是北方。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发起了对安南的进攻，自五代十国以来，再一次把越南纳入中国领土。永乐五年（1407），明朝在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辖48个府州、168个县、313万户。在明朝占领期间，安南的反叛不断，明军屡遭挫折甚至惨败。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最终放弃安南。此时距离朱棣之死仅3年，中间隔了一个在位不足一年的明仁宗。
朱棣的对越战争属于迫不得已的行动。明朝作为宗主国被动地卷入了越南的内部权力斗争，在支持正统方的时候遭到篡位方的袭击。因此，他不算是完全违背父训。但是，明朝接下来吞并越南，被证明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在占领安南的同时，朱棣还有许多耗费巨大的目标：1406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1411年，开始重新修复大运河；营造北京，把京师从南京迁到北京；重新修建长城。在这期间，明朝的战略重点仍是北方，南方和海洋是次要的。从1410年到1424年，朱棣亲自统帅了对蒙古的5次征讨，其中两次没有遇到敌人，另外三次也没有给予敌人以致命打击。他在第五次出征的归途中去世。
缅族人壅籍牙（1752-1760在位）创建壅籍牙王朝（贡榜王朝），至1757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缅甸的统一。18世纪中期是壅籍牙王朝的全盛期。缅甸向西远征曼尼普尔（今印度东部的一个邦），向东攻入暹罗（今泰国）。中国边境地区受到侵略，守边官兵被攻杀。乾隆帝四次对缅甸用兵，都以失败告终。皇帝本来无意扩大战事，但边将争功冒进，最后导致战争升级。清兵最后的目标是攻取缅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近郊）。当地的地势险要，山路只可一人通行，往往前营已到，后营还未出发，军力无法施展，而缅人英勇善战。因战败，前后三任云贵总督，一自杀，一被勒令自杀，一在战场自杀。乾隆三十四年（1769）7月，第四次对缅战争开始了。傅恒督师入缅。傅恒是满族富察氏，乾隆帝孝贤皇后的弟弟，也是乾隆帝非常宠幸的大臣。他还是福康安的父亲。但傅恒也没有改变战局。到了11月，入缅的清朝弁兵病死很多，多名高级将领病死，傅恒也染上了瘴疠，而缅甸的前方堡垒又久攻不下。于是乾隆帝知难而退，允许和谈、撤兵。傅恒返回内地后，因瘴疠发作于1770年身亡。四次征缅失败是清朝在南方的一大挫折。
1834年夏，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第一位驻华贸易总监律劳卑从律劳卑（WilliamJohnLordNapier）名字的汉译可看出那时对西方人的蔑视。到达广州，当年就因疟疾死于澳门。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于1840年7月第一次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在定海之战中，中英双方共有2000多人丧生，英国只战死了19人。但是英军“把兵营安扎在一个充满瘴气的稻田里”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107页，三联书店，2005年。，共有大约500英国军人死于痢疾或疟疾。到9月中旬，1/3的英军士兵因生病而无法战斗。这时英国有4000陆军在中国。只留了一小部分兵力封锁广州。1941年10月，英国第二次占领定海。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向中国派出了大约有一万名步兵（包括印度兵）。1841年，因为中英两国政府都没有批准《穿鼻条约》，2200名英军占领了广州。他们的代价是一伤（在炮台）一死（在三元里）。但英军“遭遇到了更加强大的敌人：疾病。……痢疾、疟疾、腹泻时大批士兵死去”。《鸦片战争》，147页。
到了20世纪，瘴疠仍然严重困扰着在中国南方山区作战的人们，并差一点改写中国现代史。1929年初，红军战事不利，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向东转移到瑞金一带。在那里，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权受到挑战，结果是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这年夏天，毛泽东得了疟疾，病得很重，“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R?特里尔：《毛泽东传》，12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共产党派了两名交通员，从上海专门为他送去了特效药奎宁。其中一位在半路上被砍掉脑袋，另一位把药送到了。为毛泽东治疗的是福建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这时已经加入红军，是红军中的名医。第二年3月，因为听信了这场疾病引发的传闻，莫斯科共产国际以为毛泽东已经病故，为他发了一份讣告，说他死于肺结核。这时，毛泽东已经大病初愈，并重新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
即使在今天的非洲，疟疾仍是主要的致死原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与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UNICEF）在2003年公布的数字，全世界每年仍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9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的卫生和医疗条件明显好于非洲，大概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了，但仍不能完全避免疟疾出现，而在此之前，对疟疾同样束手无策。全球现在每年仍有5亿人感染疟疾。除非洲之外，中南美和东南亚、南亚也受疟疾的侵袭。在中国边界以南、东南亚的几乎全部和印度全境，现在仍是疟疾的高发区域。
热带疾病造成南北方的地理隔离。不仅在中国如此，瘴疠也影响到了欧洲的历史。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北方蛮族是德意志和法兰西。他们向南入侵意大利的时候遇到了瘴疠。从阿尔卑斯山上流下的水在罗马附近形成了大片的湿地和沼泽，滋生多种疾病。
夏秋两季流行于罗马城内及其附近的热病，便是从奥托大帝到路易四世时代日耳曼诸帝之努力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通常叫作“罗马”热病或疟疾是一种周期性的发热，据认为是由蚊子传播的血液毛病所致；而对这种间发性的热病，古代中世纪的药都无济于事。如果那时知道奎宁，那些时代的历史就会极为不同，许多人的宝贵生命——比如但丁的——就会延长。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43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引文为原书第138页的注。但丁（1265-1321）死于疟疾。奎宁大概在1632-1639年之间从美洲传入欧洲。
当时，罗马和意大利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帝国的皇帝要去罗马接受教皇加冕。如果没有阿尔卑斯山和疟疾的阻挡，帝国皇帝可能就征服了意大利北部，对各城邦施加严密控制。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就不会出现，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将完全不同。我们今天的生活将黯淡许多。同样对意大利感兴趣的还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发现了意大利，时间在西班牙人发现新大陆之前不久。富庶而文明的意大利魅力无限，吸引着北方的野蛮人。从路易十一开始，连续四代法国国王入侵意大利，都遭到失败。这次阻挡法国人野心的是欧洲复杂的地形和由此产生的众多力量中心。法国的冒险在16世纪中期结束。
拿破仑时期的西方医学已经比较发达，也有了金鸡纳。但欧洲许多人对鼠疫和疟疾的区分还是不很了了。来自北方干旱地区的人们进入潮湿地带之后，对瘴疠的免疫力尤其低下。1799年3月，在领兵征服巴勒斯坦的时候，拿破仑在雅法遇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通过沙漠的行军是非常使人厌倦的，而从异常干燥的气候转入潮湿多雨的气候，对士兵健康也是有影响的。设在圣地僧团僧院里的病院已不够用。……有些病人入院后一昼夜就死去了。……有些人把鼠疫症看做某种被称为淋巴腺肿块的恶性疟疾，……全军都处于恐慌之中。……发布了严格的命令：士兵们在洗劫城市时所掠夺来的一切东西，毫无例外地予以烧毁。在医院里，当恶性疟疾流行时，每次都采取了类似的预防措施。《拿破仑文选》下，198-19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在雅法之战中有一件轶事。拿破仑躲过了一劫。一颗子弹在他头顶之上数厘米的地方飞过，在打落了他的帽子之后，打死了站在他身后的一位上校。拿破仑的身高不足1?58米，而那位上校比他高出整整20厘米。这是拿破仑第二次碰到这种事了。见该书第196页。可见历史是由许多偶然事件组成的。
那时的法国医生仍不能区分鼠疫和恶性疟疾。雅法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港口，其“潮湿多雨”只是相对于沙漠地区而言。其实，雅法的年均降雨量只有508毫米，比北京的600多毫米还少，远远没有中国南方湿润。广东省的平均年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岭南更在2000毫米以上。因此，与中国军队在南方遇到的艰险相比，法国军队在巴勒斯坦染上的疾病不算严重。况且，法国军队有优势：那时的西方医学已经比较发达了；通过地中海的补给非常便捷，大大减少了士兵的体力消耗；在干旱的巴勒斯坦，流行病的地理范围很有限，“只要部队出发远征，疾病就消踪匿迹了”。《拿破仑文选》下，200页。雅法的降水主要集中在11月到次年5月的冬季，而中国（不仅在南方）的降水则多在夏季。高温加高湿最容易滋生疾病。在经过巴勒斯坦向埃及的远征中，法国军队一共损失2750人，其中近一半（1300人）死于疾病。《拿破仑文选》下，263页。拿破仑认为“疾病是最危险的敌人”，“宁可打一场流血很多的战斗，也不要把部队安置在不卫生的地方”。以上两句引语分别出自《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105号和第22卷第18041号。转引自J?F?C?富勒《战争指导》，4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在多雨的南方，没有人能够躲开湿气。
c?东边的限制：海洋和岛链
由于环环相扣的岛链，中国东部的大海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和邻国之间的内陆海。
在历史上，中国外海多台风，而且外海各岛屿上的文明程度较低。因此，海上航行有很大的风险，却没有很大的收益，这是阻碍中国走向海洋的主要原因。中国大多数王朝都不鼓励贸易，民间的海外贸易最为可疑，受到更大的抑制。因为气候莫测以及心理因素，中国古代皇帝宁愿沿着海岸线挖掘大运河，也要避开海洋。中国在海洋上的“边界”是由自然条件限定的。现在，这些障碍或边界都不存在了，但地缘政治的障碍却非常大。
中国有1?8万多公里海岸线，似乎有很好的条件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其实条件并不优越。中国东部、南部之外的海洋是世界上岛屿、海峡最密集的地方。这些岛屿分属多个国家，有些自成岛国。一些岛国距离大陆很近，中国与它们有岛屿和领海纠纷。美国的驻军更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因此，这些岛屿和海峡对中国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国不是一个濒临太平洋的国家，因为西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东海岸之间有一个过渡，这就是第一岛链。诸多的岛屿如蜿蜒的山脉，彼此相连，形成一根链条，锁住了中国的海疆。中国走向海洋，首先遇到岛链形成的地缘政治“边界”，它们可以被用来封锁中国，阻止中国的大洋通路，把中国遏制在大陆上。要走向大洋，岛链是中国必须突破的屏障。
东亚近海海域以及太平洋上的岛屿大致都是南北走向，对大陆海岸形成包围的岛链。一般认为，中国的外海有三条岛链，其中距离中国最近的、最严密的是第一岛链。关于第一岛链包括哪些群岛，并无一致的说法，但总是距离中国最近的那几个群岛。本书认为，第一岛链从萨哈林岛开始，经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又称婆罗洲（Borneo），即中国古史中的渤泥，73?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三大岛，分属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三个国家。到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岛与欧亚大陆的马来半岛之间有狭窄的马六甲海峡，海峡中有个小岛值得一提，即新加坡。在这些大的群岛和岛屿之间，还有许多较小的岛，而日本、菲律宾、印尼都是岛国。中国船只走向大洋，必须经过几条狭窄的海峡，很容易受到封锁和攻击。在那里，海盗都可以制造相当大的麻烦和损失，更不必说装备优良的岛国海军了。
在第一岛链的北端，萨哈林岛、日本群岛与大陆海岸（其中一部分是伸出的朝鲜半岛）合围成日本海。日本海的各海峡窄而浅，近似于一个内陆海。中国在日本海没有直接的出海口，图们江入海前的最后一小段（约15公里）是俄国与朝鲜的界河。封闭的日本海是中国外海的一个缩小版。日本北海道岛与俄国萨哈林岛之间的宗谷海峡（拉彼卢兹海峡）最窄处43公里，最浅处50米；北海道和本州岛之间的津轻海峡最窄处18?5公里，最浅处130米；日本九州岛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朝鲜海峡之中有对马岛，其中日本一侧的对马海峡最窄处41?6公里，最浅处50米。在朝鲜海峡的南北两端，日本和韩国（韩国是第一岛链的一部分）都有实力可观的海空军，而且都有美国的驻军。以海参崴海参崴在海洋和陆地两个方向上都缺少纵深，不适合做俄国的军港。为基地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受到极大限制，只有日本海的第四个出口鞑靼海峡才是安全的。因此，俄国需要更多地使用堪察加半岛南端的基地，不过，那里靠近北极圈，气候条件恶劣，远离腹地，补给成本高。中国面临着与俄国类似的海上困境，或许略好一些。
第一岛链的中间点是台湾岛。台湾岛与海南岛同是距离中国海岸最近的两个大岛。其北是琉球群岛，冲绳是美国的一个大军事基地；其南经过两个较小的群岛（巴坦和巴布延）之后是菲律宾群岛，美国的前殖民地，现在的军事合作伙伴。菲律宾群岛的巴拉望岛、苏禄群岛，几乎没有疏漏，连接到加里曼丹岛，该岛的南部属于印度尼西亚。除了马六甲海峡之外，南海还有几条海峡通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如巴士海峡、巽他海峡。不过，它们同样受到岛屿的控制，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商业价值较小。台湾岛是中国最有希望首先打破第一岛链的环节，一个与大陆统一的台湾岛将成为东亚沿海各国的贸易中心。
一般认为，第一岛链止于马六甲海峡。在自然地理上也许是这样。在地缘政治上，第一岛链延伸到马六甲海峡以西。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这两个群岛与缅甸的南部海岸、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合围，在它们中间形成了安达曼海。西去的船只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安达曼海之后，仍须穿越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印度蹲在马六甲海峡的西端虎视眈眈。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属于印度。这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遗产。印度正在加强它在群岛上的军事基地。在非常时期，印度的海空军可以封锁狭窄的马六甲海峡，或在海峡以西拦截船只。所以，中国必须把安达曼海以西的两个印度群岛看做是第一岛链的组成。
其余两条岛链没有像第一岛链那样形成严密的链条。第二岛链比较完整，从堪察加半岛以南开始，经千岛群岛、小栗原群岛，沿着日本群岛的东侧到硫磺列岛、马里亚纳群岛（在以上这些群岛东部，并列延伸的是世界上最深的几条海沟，海底地形非常复杂），然后经过加罗林群岛，到达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东部各岛，以及印尼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共有的几内亚岛，然后再向南到达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自成一个大陆，也可以看做是世界上最大的岛，位于印度尼西亚以南。澳大利亚以印尼为安全屏障，在印尼有强势存在，如在东帝汶等地调停、维和。关岛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也是第二岛链的地理枢纽。美国正在把关岛建设成一个攻击出发点和战略补给中心，可以部署攻击核潜艇、航空母舰、两栖登陆艇、战略轰炸机，打击范围覆盖东亚。第二岛链曾经是美国西进和日本东进的冲突线。1941年底，日本军队先发制人，偷袭珍珠港，然后把美国军队赶出了菲律宾群岛。美国很快发起反攻，两军在太平洋上逐岛争夺，战况惨烈。美国最终取得胜利，把军队部署到了大陆和第一、第二岛链上。日本彻底战败，失去了新攫取的西太平洋控制权，它的本土上也被驻扎了大批美国军队，在政治上成为美国的附庸。
在第一和第二岛链以东，太平洋中部和南太平洋，还有几条南北中国的海上岛链向的群岛，但它们不能彼此相连构成完整岛链。从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群岛、南太平洋的诸多群岛，到新西兰，被模糊地称为第三岛链。实际上在南太平洋上有不止一条群岛链。夏威夷群岛是第三岛链的地理枢纽，也是整个太平洋的地理中心。与此类似，印度洋的地理中心迭戈加西亚岛也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通过夏威夷群岛掌控着太平洋。这一条岛链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中国能够在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建立预警系统就应该满足了。
为了打破第一岛链的束缚，仅仅与台湾统一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在岛链国家中寻求坚定的盟友，与岛链之外的大陆滨海国家保持盟友，以减少岛链在限制中国方面的重要性。但是，除非中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否则即使在第一岛链附近，中国也不可能做到确保海上航运的安全。至于在更远的地方，比如索马里发生的海盗事件（在2008年下半年尤为猖狂），中国派遣了军舰护航，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欧洲、印度发挥了它在印度洋上的作用，印度军舰击沉了一艘海盗船。维持一个全球合作的态势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都有分布。
但是，以和平为导向的政策也同样需要向海洋扩张。向西太平洋推进可以加大中国的防御纵深。当一个超级大国可以在台湾海峡部署航母舰队，直接威胁最繁华的沿海城市时，中国的安全没有保障。只有中国能够加大防御纵深，增加预警时间，才能减少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随着军队的机动性和远程打击能力的提高，中国不需要迫近敌人才能实施打击，但是，在抵近敌人时候打击的烈度最大，威慑力也最强；防线越远，预警时间也就越长。如上所说，因为航运安全难有保障，中国需要提高打击报复能力，对中国利益任何较小规模的侵犯都将导致冲突升级，使得任何阻断中国航运的企图都严重得不偿失。
岛链上的各国生活着许多华人。自明清以来，中国往往把东部的国界限制在海岸线上，自我设限。人口的压力迫使东南沿海的一部分人向东南亚（南洋）移民，但官方不仅不能提供保护，反而歧视这些移民。欧洲人来到南洋之后，把华人作为劳力。总体来说，他们对华人是排斥的，因为华人在商业方面是强有力的竞争者。直到20世纪后期，南洋华侨饱受排斥，屡经屠杀。即使如此，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岛上，仍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华人社区。在抗日战争中，许多南洋华侨回国抗战，并付出了生命。
由此可见，中国在海洋上的局势与在陆地上是一样的，都是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如何“突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德国、俄国都有类似的困境，他们的突围都不成功，最后导致整个国家的失败，至今不能恢复元气。二战爆发前的日本受困于资源短缺，也想突围，也失败了。当然，日本当时的困境是它的侵略造成的。这几个后起工业国家的教训是，仅仅依靠武力的“突围”是不可取的，因为越是努力突围，招致的反抗和对抗就越大。区域一体化可以化解对抗。一体化需要的时间长，却更稳妥，成绩更巩固。为此目的，中国国内需要更多的改革，才能更具魅力。对于中国，岛链不是地理的约束，而是地缘政治的限制。地缘政治是可以改变的。在中国的倡导之下，如果各国能够把岛链（主要是面积大、人口多的第一岛链）纳入一个共同市场，以此为起点建立一个和平之弧、繁荣之弧、文化传播之弧，那么，环节紧凑的第一岛链对中国将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如同地中海之于古希腊一样。中国对这些岛链国家同样重要。第一岛链所面对的欧亚大陆大部分的海岸是中国的——也是其中最有活力的海岸，内陆纵深最大的海岸。
对中国的海上威胁时断时续。最早的一次是在唐朝，日本入侵朝鲜半岛。明朝时则有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倭寇骚扰海疆。在清朝初期，对清廷的海上威胁来自郑成功。从1840年开始，海上威胁大于北方的威胁。今天，对中国最大的危险仍来自海上。根源之一是中国长期把自己限定在陆地，没有向海外扩张。从明朝以后很长时期内，中国官府禁止向海外移民，歧视、迫害移民及其亲属。其中原因似乎有点令人困惑。其实，孟德斯鸠解释得很清楚：“专制主义把臣民当做奴隶看待，出国的人则被看做是逃走的奴隶。”《论法的精神》上，212页。一个相对自由民主的制度可以保证社会的活力和流动性，而活力是扩张的最强大的动力。
中国没有成为一个海洋文明的国家，固然有儒家文化轻视商业的影响，但也许更多是由亚洲东海岸的地理和气候决定的。岛国则不同。英国是航海的国家。英国的殖民扩张不受本国海岸线的制约，在全球都有殖民地。大英帝国因此号称“日不落帝国”。日本在开国之初就走上了扩张道路，1859年攻虾夷（在今北海道），1875年勒令琉球王停止向中国朝贡，然后就走向大陆。
在中国和俄国为西部伊犁的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俄国派了23艘军舰来中国东部沿海炫耀武力。1880年，戈登查尔斯?乔治?戈登（1833-1885）是英国军官，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来中国，战后随英军到上海防范太平天国，1863年起指挥“常胜军”，并与李鸿章熟识。因战功，清帝任命戈登为提督，赏黄马褂；英国提升他为陆军中校。戈登回英国，又去了印度。清廷请戈登来协助防御俄国人。正文中的话是他在天津对李鸿章说的。但这次他在中国的时间很短。戈登后来在苏丹喀土穆战死。向李鸿章提出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门户洞开。徐中约：《1880年戈登在中国》，载《太平洋历史评论》，卷23第2期（1964年5月）第147-166页。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1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因此，戈登认为，中国只能寻求和平。1900年，八国联军果然攻陷大沽口，清廷下诏宣战。八国联军之战是这些所有殖民国家在东亚扩张的一个标志事件。它们在经历了各自的海外扩张之后，终于在中国，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来了。这些殖民强盗们从来没有这样一致过。
当初，北京在北方陆地上有险可守，还有长城，而面向大海则无险可守。在过去100多年中，首都北京两次陷入外国军队之手（1860年英法联军、1900年八国联军，都从大沽炮台入手）。首都南京面向大海也无险可守。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这不包括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后占领北平。这些军队都是从海外登陆而来。早在1950年代，中国已经能够扼守北京的海上门户。现在，从海上登陆入侵中国的威胁几乎消失了。但是，海上武器平台造成的空中威胁仍然存在，它们在距离中国较近的海域发射导弹，或起飞飞机。面对来自海上的威胁，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很不利。美国人也看出了这一点。他们说：
中国的边界易攻难守。漫长的海岸线容易受到海上的攻击。……与美国的潜在战场不同，中国最有可能的潜在战场在国内，而不是海外。TheGreatWallandtheEmptyFortress—China?sSearchforSecurity，p10，AndrewJ?Nathan，RobertS?Ross，W?W?Norton&Company，1997?
为了防守，中国必须把防线向外推，以减少遭受进攻的可能性。目前的安全局势不容乐观，中国仍处在包围之中。美国和欧盟在压缩俄国的势力范围。现代中国没有自己明确的势力范围，所以不如俄国那么明显地感受到美国的挤压（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和中国的冲突很小）——尽管美国在中国的周边增强力量，把目标明确指向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被蛮夷包围。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大国的侵略和瓜分企图中生存，对被包围不是那么敏感。现在的包围者不仅军事力量优于中国，在地缘文化上面也占有优势。
在海洋上，美洲的东西两岸之外的岛屿很少，也很遥远。太平洋上的岛屿大多由美国控制，如夏威夷群岛、关岛。美国的门外是一望无际的旷野，没有居民，没有人来和它争夺，它可以信马由缰地驰骋。中国则不同，只有东部一条海岸，海洋上岛屿密集，在这些岛上有好几个国家：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中国打开门就看到黑黢黢的森林，森林里住满了人，还与中国有土地纠纷，中国必须勒紧缰绳。这是中国不利的海洋形势，必须正视，切不可盲目扩充海军，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那样。
如果美国不能为盟国提供有效的保护，甚至它的亚洲驻军可能受到威胁的时候，美国将退出该地区。它在撤退之前会把日本从笼子中放出来，并可能挑起日本与中国的军事竞争。美国将做一位离岸平衡手，使中国与日本都离不开美国。这个做法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也是保持均势的传统手段。日本和冲绳是第一岛链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最核心的部分。日本不会永远依附于美国。中日两国未来的关系取决于两国决策者的战略智慧。
d?西边的障碍：沙漠和草原
辽阔的大草原把北方和西北方连为一体。对于农耕民族，草原和沙漠不是一个容易谋生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穿越的地方。夏朝在建立初期的势力范围已经“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尚书?禹贡》。从禹的征战范围看，这句话没有明显的夸大。此后中国的国土基本没有超过这个范围。草原和沙漠对中原农民构成了有效障碍。那时的“流沙”很可能在今天的甘肃境内，还不到新疆那么远。但很显然，流沙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居住在西方的游牧民都被称作戎。因为战争、气候、游牧习惯等因素，古代西部人的迁移比较频繁。所以，有很多部落可以被称为戎。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孰”，熟。
司马迁判断的根据从大禹开始，到他的汉朝结束。今天看来，这个事实一直到20世纪仍然有效。共产党的力量在陕北积蓄，从东北向南发展，最后占有全国。西方一直是中原权力的有力争夺者。在周朝、秦朝、汉朝三个相连的王朝，统治中心是渭河流域的关中。关中已经是偏西的地区，剩余的西方范围不是很大。西方与北方相似，都是游牧部落的天下。直到秦朝，西部的主要威胁来自今天的甘肃一带。到了汉朝，西方就更扩展到西域了。那时吐蕃还没有兴起。到了唐朝，因为吐蕃的入寇，西方又向西南扩展。可以说，中国对西方地理的了解是为了应对安全挑战。西汉向西域的扩张从河西走廊开始。
公元前170年代，月氏被匈奴从河西走廊赶走，迁到今天塔吉克斯坦一带。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试图说服月氏与汉一起夹击匈奴。他的使团先被匈奴扣留了10年，然后又遭到月氏的拒绝。月氏人的生活很好，他们不想报仇了。在回国的路上，张骞又被匈奴抓住。被拘留了一年多后，他趁匈奴内乱逃回。这段出使时间长达12年。从张骞的经历，可知汉朝与西域的道路都被匈奴控制。张骞又上书武帝，建议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夹击匈奴。前115年，张骞从乌孙回国，于第二年去世。丝绸之路从此出现。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联系，开始向西域发展势力，与匈奴争夺同盟国和土地。
河西走廊是西域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其北是沙漠，其南是高山。据载：“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今甘肃省山丹县有焉支山。相传，山下的霍城遗址是霍去病屯兵之处。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过焉支山1000多里，一年两次大破匈奴。匈奴浑邪王投降，匈奴势力退出河西。他们哀歌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山所产之物即胭脂。西汉在河西走廊设立酒泉郡，后来又设张掖、敦煌和武威三郡，为“河西四郡”。余英时说：
由于河西的归并，汉朝成功地将匈奴和以南的羌人隔开，还能直接进入西域。正如此后的历史充分显示的那样，河西成为汉朝在西域军事活动的最重要的基地。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422页。引文所出的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作者是余英时。
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张骞被匈奴扣留的麻烦就不会再有。河西走廊连接中原和西域。西域有连绵的沙漠和不大的绿洲。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那里很难聚集起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但西域是北方大草原的侧翼，从那里可以牵制北方游牧民的南下，又可以联系中亚国家。有了西域，就把关中平原的防线向西推出了数千里，增加了首都的防御纵深。
从张骞开始，汉朝在西域的发展就带有很浓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西域小国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摇摆不定。龟兹和楼兰都曾杀大汉的使者。傅介子在出使大宛的路途上，在龟兹攻杀匈奴的使者。回国后，他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班固。霍光要他去楼兰。公元前77年，傅介子设计诱杀楼兰国王，把楼兰在汉朝留学的王子立为王。楼兰改名为鄯善。龟兹道远，还没有受到惩罚。常惠曾经随苏武出使匈奴。当他受命出使乌孙时，因龟兹曾经杀大汉的校尉，他要求顺道攻击龟兹。汉宣帝不许，但霍光私下允许他“便宜从事”。公元前71年，常惠组织西域多国部队向龟兹进发。龟兹王说是先王受贵人所误，本人无罪。于是常惠斩杀那位贵人而归。6年后，龟兹王来朝。
公元前60年，汉朝基本上平定了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在丁零、乌孙和大汉的打击下，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为东西两部。东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西匈奴的郅支单于向西逃亡到康居康居（康国）是当时的一个大国，即粟特（Sogd），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到费尔干纳盆地一带，首都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在康居东部的楚河流域驻扎下来。郅支先与康居国王建立密切关系。接着他四处出击，势强之后杀康居国王嫁给他的女儿。西域副校尉陈汤担心郅支单于“必为西域患”。他与西域都护西汉在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东汉时治所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甘延寿谋，提议发屯田吏士击之。延寿支持陈汤，但要求上报中央。陈汤反对说：“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汉书?陈汤传》。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他趁延寿久病之机“矫制”发诸国兵，延寿被迫同意。他们长途奔袭至匈奴城下，杀郅支单于，把他的首级送到长安。甘延寿、陈汤两人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陈汤传》。
在王莽时期，西域陷入混乱。班超出使鄯善时，攻杀匈奴使者，迫使鄯善归附汉朝。他继续征服西域其他绿洲国家。74年，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以陈睦为都护。第二年，焉耆、龟兹攻杀陈睦。汉朝在西域的屯兵都撤了回去。只有班超坚守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并且能够反攻，最终又一次平定西域。94年，班超率领西域诸国兵大破焉耆，杀其王，为陈睦报仇。班超在西域经营了31年，告老返回都城洛阳后不久，即于102年去世。他的儿子班勇出生在西域。当北匈奴又一次在西域制造战乱时，朝廷接受班勇的意见，并任命他为西域长史。班勇击退匈奴，打败叛乱的国王，最终平定了西域。
在唐朝，西域的重要性一如在汉朝。唐朝在北方也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敌人，这次是突厥。匈奴和突厥是两个接近的种族。同时，唐朝还受到吐蕃的威胁。强大的吐蕃不仅前出到今天青海和甘肃一带，还占领了西域的南部。唐朝征服西域的过程与汉朝有些类似，都有一些个人主义的英雄。他们的进取不仅是为了保护王朝的安全，也受个人勇气的驱使。
清朝起源于东北。蒙古人是满族最早的同盟，他们一起打进关来，占领了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满人的故乡在东北。但是，作为一个王朝，清朝的根据地在整个北方。他们不可能像明朝那样把防线设在长城。为了保护北方的侧翼，才有了向西北的发展。虽然满人不是游牧者，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很接近游牧民。因此，清朝的扩张也是顺理成章的。康熙时完全收复西域。南疆本来在准噶尔的控制之下，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兆惠平定大小和卓木的叛乱。清朝统一了天山南北路，设伊犁将军总管两地。如果准噶尔不向东侵略北蒙古，清朝大概也无意向西。这是从汉朝起对西域征服的完满结束。格鲁塞说：
乾隆的吞并伊犁与喀什噶尔标志着从班超时起十八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在亚洲所追求的计划的正式实现，定居人对游牧人，农田对草原的反攻。《草原帝国》，588页。
一个世纪之后，伊犁和喀什又面临俄国和英国的争夺。这是新一轮挑战。中国又赢了。
中国地势的三级阶梯
中国的地缘政治从中国国内开始，这与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很不相同。其原因主要是由中国的土地面积决定的。中国面积之大，已经足以使她自成一个单独的地缘政治单位。在面积上，中国与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1016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同。在地形上，中国更为复杂，包括了世界最高的高原和第二大的沙漠；而欧洲的大部分都是大平原，除了阿尔卑斯山脉之外，山地起伏都不很大。如果不算欧洲边缘的厄尔布鲁士山（5642米），一般所认为的欧洲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只有4807米，还不及藏北羌塘高原的平均海拔高度（约5000米），更不能和西藏的那些大山相比。但是，勃朗峰超过了中国地形第二阶梯的山峰高度，更远远超过中国地形的第三级阶梯——从黑龙江漠河到广西南宁以东地区——的任何山峰。中国东部的最高峰并不在大陆上，而是台湾岛上的玉山（3997米）。台湾的地形变化比大陆东部还要复杂。即使海南岛上的五指山，其主峰（1867米）也比大陆东部的许多大山更高，超过它的只有很少几座山峰，如南岭的最高峰猫儿山（2142米）。猫儿山在南岭五岭的最西，已经几乎算是第二阶梯了。
山脉的高度并不一定形成严重的交通障碍。山区的交通便利与否取决于山脉的走向、长度以及山谷的陡峭程度。青藏高原有许多大山。在北部，这些大山的相对高度不高，山势圆浑，一点也不险峻。隔绝西藏与外界交通的是高原的严酷环境，那些大山倒在其次。中国东部的山地一般都比较破碎、低矮，不能形成有效的地理隔断。武夷山是一个例外。受山地的保护，福建和浙江南部是中国东部最晚接受中原文化的地区之一，长时间是百越的地盘。因为有南岭，广东和广西保留了岭南文化和粤语。但南岭有很多宽阔的南北通道，不能保护两广免于寒流或北方军队的南下。从东北到华南，中国东部几乎没有天险。
这三级阶梯在经济、文化发展上有巨大差距，但地缘政治价值却很接近，都非常巨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第一阶梯。如果不是为了介绍第一阶梯，就没有必要提出三级阶梯的问题，因为第二和第三阶梯的界限不是那么分明，历史事件也不是那么容易以地理分割。
a?第一级阶梯：青藏高原及其边缘
中国地形的第一级实际上也是世界的第一级，号称“世界屋脊”。它以青藏高原为核心，包括西藏、青海、甘肃西部、四川西部、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及其以南地区，大致处在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祁连山脉、大雪山和横断山脉一说大雪山是横断山脉的一部分。但大雪山自成体系，走向是“竖”而非“横”。的合围之中。如果不考虑人为的国界，可以说世界上的最高山脉都集中在这个自然区域。第一级的面积大约有23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面积的24％，或近1/4，人口却只占全国的0?9％左右。这是因为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拉萨地处较低的河谷，海拔高度也有3650米），许多地区不适宜居住，只有几条河谷尚称宜人。藏、蒙牧民的分布却超过了河谷。在20世纪中期修筑公路之前，从拉萨到内地的漫长旅行还被大多数人视为畏途，一路生死难测，民国时期的官员进藏大多绕道印度，需要英国的签证。关于清朝官员前往拉萨的旅程，可参见吴丰培所辑的《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这些官员的进藏路线不限于川藏线。除了侵略者外，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大都是冒险家。吐蕃帝国在这个空气稀薄、人烟稀少、干燥寒冷的高原上建立起来，势力扩大到青藏高原之外。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吐蕃帝国之后的西藏非常封闭孤立。除了吐蕃的强盛时期外，第一级阶梯对外部的影响比较小。
吐蕃和唐朝大致同时崛起。松赞干布（629-649在位）稳固了他父亲统一的吐蕃，迁都逻些（今拉萨），开始向外扩张，首先是向北方。松赞干布之后，在722年及以后，吐蕃又发兵向西进攻帕米尔地区的小勃律，试图从今天的西藏阿里地区向新疆和中亚扩张——那里仍是唐朝的势力范围。小勃律是唐朝的西门，吐蕃的目标是唐朝的四镇。吐蕃兴盛的原因和近代之前的所有游牧民族一样，都是依靠优良的骑兵和先进的冶铁技术。另外，在和唐朝对抗的前线，吐蕃常常能够集中更多的兵力——这是骑兵的优势。
唐朝强大的原因是它在战争中崛起，在战争中生存下来。唐初，列强并起，群雄争霸。除了吐蕃之外，突厥、高句丽、党项、吐谷浑、薛延陀等都在某一时期成为唐朝的劲敌，只有回纥长期与唐朝保持亲密关系。日本也派兵“进入”朝鲜，唐朝将领刘仁轨大破之（663年）。在西方，受新起的伊斯兰教的鼓动，阿拉伯帝国在此时崛起，向外扩张，后来与唐朝在中亚相遇。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唐朝能够生存，实在是战之功也。
不过，在力量有所不逮的时候，唐朝也不耻于示弱，采取和亲的政策。经玄奘介绍，唐朝与中天竺建立了外交联系。那时，中天竺的国王是戒日王戒日王（?īlāditya，约590-647），音译尸罗逸多。他的本名叫Harshavardhana或Harsha，音译曷利沙伐弹那、曷利沙。戒日王于606年即位为一个小国王，6年后开始征讨四方，统一了讷尔默达河以北的北印度，是印度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戒日王早年是个印度教徒，后来成为佛教徒。他是印度佛教的“护法名王”之一，其余两位是阿育王和迦腻色迦。戒日王会见过玄奘，向他询问了几个有关中国的问题。戒日王的首都曲女城（音译：羯若鞠阇，Kanyākubja，今印度北方邦的小镇卡瑙季，Kannauj，在坎普尔市西北80公里处）位于恒河岸边。在戒日王之后，因为曲女城象征着霸主地位，印度北方三强为争夺此城而战。，强盛时有“象军六万，马军十万”以及更多的步军，《大唐西域记?卷五?羯若鞠阇国》。不过，出自印度的数字往往夸张。成为北印度诸国的霸主。贞观二十三年（648年），唐太宗派王玄策王玄策的其他事迹不著，其生卒年亦不详。这次出使时他的官职是右卫率长史，正七品上。从印度回国后他被提拔为朝散大夫，从五品下。出使中天竺。这时，戒日王已于上一年去世，大臣阿罗那顺自立为王。阿罗那顺贪图使团一路上接受的贡物，把使团的30个人全部抓起来，抢走贡物。王玄策趁黑夜逃脱，到吐蕃的西部边境请求支援。这时，松赞干布仍在位。吐蕃派了1200精兵，泥婆罗（今尼泊尔，当时是吐蕃的属国）派了7000骑兵。率领借来的军队，王玄策和他的副使蒋师仁向阿罗那顺发起攻击，三战三胜。他们俘虏了阿罗那顺并带回国。唐太宗说：“婆罗门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邪？”《新唐书?西域上》。阿罗那顺继承了印度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王玄策打败阿罗那顺之后，北印度陷入混乱。直到500多年后，在阿富汗突厥人入侵后的德里苏丹时期（1206-1526），印度的北部才又告统一。德里苏丹是穆斯林第一次入主印度。
唐朝时中印之间的交通大都绕道中亚。吐蕃与唐和亲后，双方开辟了一条新路线，从青海湖向南越喜马拉雅山脉到印度，此即唐蕃古道。中印交通的距离缩短了。据初唐时道宣记载，离开了吐蕃的南界之后，“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泥婆罗国。”道宣：《释迦方志》，15页，中华书局，1983年。可见吐蕃南方道路的艰险超过了它的北部道路。艰险的道路限制了吐蕃向南扩张。此外，印度是佛主之国，而且非常湿热，不能为生长在干燥凉爽高原之上的吐蕃人所适应。否则，在泥婆罗军队的支援下，吐蕃军队能够穿越喜马拉雅山区，直下恒河腹地。土邦林立的次大陆比较容易被征服。后来，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通往西藏南部的艰险道路有了很大改观，比北道更易行。在1901-1903年间，康有为在印度撰写《大同书》等著作的时候，女儿康同璧渡海前去看他，只身到了喜马拉雅南坡的大吉岭。女子独身远行在当时非常罕见，一时成为佳话。
在663年，吐蕃赶走了青海湖周围（鲜卑族）的吐谷浑，占领了今天的青海东北部。吐蕃军队接着进入甘肃和新疆，一度压迫唐朝从西域的大部分地区撤出军队。吐蕃又向今天的四川和云南进攻，制服了南诏国。面对吐蕃的战争压力，唐朝被迫采用和亲的办法，先后把两位公主嫁入吐蕃她们是641年太宗时出嫁的文成公主，707年中宗时出嫁的金城公主。初，松赞干布仿效突厥和吐谷浑，要求娶唐朝公主，被拒。松赞干布发兵攻打吐谷浑。唐朝反击，然后同意和亲……两位公主对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贡献颇大，但没有能够带来长期的和平。太宗之后，唐蕃之间的战争期多于和平期，爆发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双方互有胜负，但唐朝军队处于守势。730年，吐蕃战败，接受唐朝为宗主国，但和平仅维持６年。在安史之乱（755-763）期间，吐蕃的军队从青海和甘肃向东推进到甘肃境内，占据陇右唐藩镇名，713年设置，辖今甘肃东南及青海省青海湖以东的地区，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多年，并于763年初占领唐朝的首都长安达半个月。吐蕃占领陇右之后，向东可以威胁长安，向北可以威胁唐朝与西域的交通。因为失去了陇右的优良马场，唐朝不得不依靠回鹘的马匹和骑兵，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再也没有能够在安史之乱后复苏。791年，吐蕃打败唐朝的盟友回鹘，结束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但在西南，唐朝与南诏一起成功地发起了反击，减轻了西北的压力。吐蕃在一次大规模进攻之后，要求与唐朝和谈，这就是821-822年的会盟。唐蕃会盟碑一直保留在拉萨大昭寺门前。吐蕃这次没有很快破坏和平游牧部落的和平倡议常常是权宜之计，唐朝廷往往“以其无信，不受”（《新唐书?吐蕃传》）。即使在这次结盟之时，两国在边境上也发生了一场战争，唐胜。更甚的一次在787年，吐蕃在侵略中屡次请盟，当双方最终在平凉（今甘肃平凉）结盟时，吐蕃设伏劫盟，大败唐军。当初，唐朝选择平凉为结盟地点，因为那里地势平旷，伏兵易被发现，但仍不免中计。同年，吐蕃再次请和。，因为这时已是吐蕃倒数第二位的赞普，他体弱多病，而且吐蕃的力量正因佛教和苯教之争而衰落。苯教是吐蕃的原始信仰。吐蕃王朝先于唐朝灭亡。
唐朝曾经与南诏夹击吐蕃，可以看出后来忽必烈经吐蕃攻打大理的意图。南诏（649-902）、大理（937-1253）前后相继，疆域相同，中间仅相隔两位夺权的权贵（902-937），兴亡分别与唐、宋的时代大致相符。738年，唐封南诏的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开始扩张。最强盛时，南诏和大理占有今天云南的全部、相邻的四川及贵州部分地区，以及越南和缅甸的北部。750年，南诏杀唐云南太守，归附吐蕃。但是，唐朝的剑南西川节度使（方镇治所在成都，当时已属前方）韦皋向吐蕃的侧翼发起攻击，数次取胜，减轻了北方的压力。因为韦皋的胜利，西南诸蛮皆服。南诏也在794年与吐蕃绝交，回来与唐结盟，并攻取吐蕃十六城向唐献捷。801年，韦皋全线进军，战线从今四川北部的松潘延续到南部的西昌、盐源，在维州（今四川理县的薛城）大破吐蕃从北方的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调来的救兵，俘获内大相论莽热。四川是中国的大后方，在安史之乱时已经是这样。但四川的西部容易受到西藏方向的入侵。韦皋于805年去世。据记载，“皋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新唐书?韦皋传》。可谓战功卓著。
关于吐蕃的入寇和唐朝的对策，《新唐书》中有总结：
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蹷其牙，犂其廷而后已。惟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潢，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圜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抚内宁，惟圣人不让。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务远功，忽近虞，逆贼一奋，中原封裂，讫二百年不得复完，而至陵夷。然则内先自治，释四夷为外惧，守成之良资也。《新唐书?吐蕃传下》，欧阳修、宋祁。“蹷”通“蹶”，仆倒。“馘”（ɡuó），在战斗中割所杀之敌左耳以报功。两位作者反对唐玄宗的扩张政策。
据此，吐蕃实为唐朝的第一大劲敌，其危害还在回鹘之上。吐蕃之害几乎贯穿唐朝始终。在驱赶了吐谷浑之后，吐蕃占据了昔日西戎的地盘。那里在黄河上游。对唐都长安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788年，回纥与吐蕃绝交，改称回鹘，与吐蕃交战。唐朝的这个盟友“至略华人，辱太子，笞杀近臣，求索无倪”。《新唐书?回鹘下》。“倪”，边。也是一大患。宋朝接受了唐朝及五代的教训，没有军事扩张，内部一直比较安宁和富裕。但宋朝的军力薄弱，依靠向北方王朝进贡维持和平，先后受制于几个北方和西北方的王朝，最终被蒙古灭亡。宋朝之弱实是唐朝之强的反动，因矫枉过正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战争与和平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平衡。
从松赞干布开始，佛教逐渐在西藏传播开来。但由于苯教的抵制，佛教未能被彻底接受。到了朗达玛唐武宗的“会昌灭佛”发生在845年，正好是朗达玛在位期间。这两起时间上非常接近的“灭佛”事件是在佛教发展之后本土宗教的反弹。在吐蕃是苯教，在唐朝是道教。当然，唐武宗“灭佛”还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原因：在王朝的财政困难时期，佛教寺庙占有了太多的财富。在位期间（841-846），佛教遇到了更激烈的反抗。这位赞普支持苯教，毁灭佛法，于是佛教在西藏的前弘期结束。在朗达玛被一位佛教出家人暗杀之后，吐蕃王朝也结束了，藏地进入了动荡的割据时期。又过了大约100年，佛教再次在吐蕃兴盛起来，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佛教这次才被吐蕃人真正接受，驯化了好斗善战的吐蕃人。他们转而期望来世，专注灵魂。从此以后，吐蕃再也没有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青藏高原上的权力向内坍塌，吸引着蒙古游牧民和廓尔喀进军。英国人也加入进来，极力排斥俄国和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吐蕃（明朝时改称为西藏）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的角斗场。
到了10世纪，吐蕃、两宋的疆域及势力都比前朝收缩了。吐蕃仍在分裂之中。双方虽然有很长的共同边界，但往来不多。在元初忽必烈通过八思巴赐给西藏僧人免役的特权。现在的官方观点是，西藏在元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权力先后为萨迦、噶举和格鲁（改革后的噶当派）三大教派所掌握。三个教派要依靠西藏之外的军事力量（蒙古骑兵）维持统治。在时间上，这三个教派的兴衰与元、明、清三朝的兴替大致相符。
元初，在西藏争权的是萨迦派和噶举派。这两个教派的领袖八思巴八思巴（1235-1280）是萨迦五祖的第五祖。萨迦派领袖位置在昆氏家族内传承。阔端（窝阔台和六皇后乃马真之子，贵由的同父同母弟弟）最早派军进攻吐蕃，因此了解到吐蕃教派林立的状况。1244年，阔端召萨迦四祖萨班（八思巴伯父）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10岁的八思巴跟随前往。在萨班的促成下，西藏归附蒙古。1248年贵由死。1251年，阔端死。在弟弟忽必烈的支持下，蒙哥争得大汗位。自此，蒙古的大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入托雷系。蒙哥令忽必烈总理漠南（包括汉地和藏地）军事，其中有阔端的属地。1253年八思巴初见忽必烈，年19岁。和噶玛拔希噶玛拔希（1204-1283），噶举派之噶玛噶举之黑帽系的领袖，第二世噶玛巴。他以神通广大著称，首创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制度（都松钦巴是追认的第一世噶玛巴）。噶玛噶举是噶举派最大的支系。噶玛拔希与八思巴在同一年见到忽必烈，但噶玛拔希不肯长期停留。他北上传教，后来见到了蒙哥。蒙哥赐给他一顶金边黑帽。这就是黑帽系的由来。1259年蒙哥死后，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的位置，噶玛拔希有支持阿里不哥的嫌疑，因此被忽必烈关押在今北京的北海。噶举派支系（四大八小）繁多，却难以形成统一的强势政权。都曾跟随忽必烈，在忽必烈面前争宠。早年间，萨迦派已经与蒙古建立了联系，在西藏有更大的影响。忽必烈最终选择了严肃的学者八思巴，而不是散漫的瑜伽士噶玛拔希。此后萨迦派在西藏独大。忽必烈对西藏的兴趣始于远征大理，他的军队要经过西藏的东部。忽必烈的目的是从侧翼进攻南宋，那时由北向南的战事很不顺利。1251年，蒙哥继蒙古大汗位。次年，蒙哥派弟弟忽必烈征云南，另一个弟弟旭烈兀西征——这是蒙古的第三次大规模西征。蒙古兵遇到南宋的顽强抵抗。1259年，蒙哥率兵久攻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不下，死于城下。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次年又把噶玛拔希逮捕入狱。噶玛拔希被关押和流放了4年。被释放后，他一路传教回到了西藏。
那时，蒙古只有原始的萨满巫术，没有宗教。大汗们能够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成吉思汗召见全真道的教主丘处机。丘处机从山东莱州出发，经撒马尔罕，1222年初夏（5月）在大雪山的八鲁湾在兴都库什山中、喀布尔以北。今阿富汗有帕尔万（八鲁湾，Perwan）省。蒙古灭花剌子模后，该国的王子扎阑丁（Jalalal-Din）逃到阿富汗，在八鲁湾击溃了一支蒙古军队。成吉思汗发兵征讨，1221年11月，在辛头河（印度河）畔追上并歼灭了扎阑丁的军队。但扎阑丁再次逃脱，到了德里苏丹国。当年12月，蒙古派一小支军队进入印度河南边的木尔坦（今巴基斯坦的木尔坦），因天气炎热而很快退回。在地理上，兴都库什山脉属于世界第一级阶梯的边缘。成吉思汗绕了个弯，从另一面登上了这一级，在那里避暑，会见丘处机。见到成吉思汗。在此后的11个月中，两人多次见面。成吉思汗下敕书免去全真道士的赋役。丘处机的徒弟李志常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了这次跋涉和朝见。后来因为李志常等人与佛教高僧辩论失败，全真道失势。忽必烈继承了他爷爷对待宗教的态度。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第一次到中国时，在元廷受到很好的招待。忽必烈派他俩作为元朝的使臣回到意大利，要求教皇派遣100名精通基督教教义和七艺（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学、音乐和地理）的传教士来。波罗兄弟返回意大利，见到了新当选的教皇，转达了忽必烈的愿望。他们再次回到远东时，却没有带来传教士，只带来了马可?波罗。蒙哥和忽必烈的母亲是一位基督徒。在元朝，穆斯林和基督徒（景教徒）都有很好的升迁机会。穆斯林遍布中国各地是从元朝开始的。在朝廷上，两大一神教的教徒彼此诋毁，争夺大汗的青睐。
在忽必烈之后，元朝一直保持着对西藏的统治。西藏的最高行政官员由萨迦派的国师向皇帝推荐。帝师有时非常年幼，是一个象征性的职务。伯戴克说：“如此的委任，应该是限制严格的一种政治行为。”伯戴克：《元代西藏史研究》，4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到了明朝，噶举派在西藏的影响超过了萨迦派。噶举派注重隐修和游历，《明史》称之为“游僧”。1360年，第四世噶玛巴应元顺帝之召到北京，在北京住了4年。明成祖即位后，召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到南京。得银协巴于1406年（永乐四年）冬到达南京，次年在灵谷寺为明太祖帝后荐福。这是噶玛噶举派领袖唯一一次前往明都。1408年，声望如日中天的宗喀巴也被召进京，但他只派了大弟子前往。他创立的格鲁派有着严密而庞大的组织，将打败噶举派成为西藏最大的教派。
据记载，忽必烈曾经考虑经过西藏入侵印度，但最终被劝阻。蒙古的士兵和马匹能否在印度潮湿炎热的气候中保持战斗力是一大问题。但西藏是通往印度的道路，却是没有疑问的。在元初所封的吐蕃十三“万户”（行政单位）中，明确属于噶举派的有四个万户：帕主（帕竹）、止贡、蔡巴、雅桑，这十三“万户”是行政单位，数字都是虚指，实有的总户数是38963户，其中最小的两个“万户”都只有750户。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西藏当时的总人口。它们也都是噶举支派的名字，可见噶举派在当时势力很强大。西藏的驿站系统是在元朝时建立的，一直使用到1959年才被废除。驿站使用的“乌拉”差役，即强制劳役，是一个蒙古语词。在完整地考察了元朝-西藏关系之后，伯戴克总结说：“元朝的行政机关总是试图保持对西藏的全面控制，总的看来是成功的。”《元代西藏史研究》，148页。
元朝灭亡后，从长城之南退回去的蒙古政权仍然存在，即北元。他们被明人称为鞑靼。元和北元是一脉相承的成吉思汗直系后裔。在明太祖和明成祖的多次打击下，鞑靼被削弱。另一支蒙古族部落联盟瓦剌在西部的阿尔泰山一带崛起。瓦剌和明朝因进贡或贸易产生纠纷。1449年，瓦剌部首领也先在怀来土木堡大败明军，俘获明英宗，这就是“土木之变”。早年时，也先的父亲立元皇室的后裔为可汗，自任丞相。也先杀了可汗，于1453年自立为汗。但也先不属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因此他的可汗地位不被承认，反而闹得众叛亲离。也先两年后被杀。瓦剌因此衰落，鞑靼再次兴起。鞑靼的达延汗（即“大元可汗”）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在打败了瓦剌之后，达延汗统一了元朝的遗民、蒙古东部的各部落，并把它们分成左翼和右翼，各三万户。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1507-1583，一译阿勒坦汗）是土默特部的首领、漠南右翼三万户的盟主。俺答汗的营帐在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的旧城），是一个繁荣的手工业和贸易中心。俺答汗的主要打击目标仍是瓦剌。俺答汗曾向明称臣纳贡，要求扩大贸易。因为害怕“土木之变”重演，明廷不敢答应，还杀了俺答汗的使节。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俺答汗率部从古北口进入长城之内，至安定门、东直门、良乡以西，大掠半个月后退回塞外。这一事件称“庚戌之变”，预演了明朝末年满清军队进入长城之南的路径。
蒙古族接受黄教是在俺答汗时期。这是第二阶梯的军事力量向第一阶梯扩张，而第一阶梯的精神力量向第二阶梯扩张。三世达赖喇嘛（1543-1588）应俺答汗的邀请去青海。两人在1578年相见。达赖喇嘛的尊号是俺达汗所赠。他又把尊号追认给前两世。三世又去了理塘和丽江。俺达汗去世后，他前往呼和浩特参加葬礼，不久他也去世了。三世达赖喇嘛在遗嘱中说：他“与法王八思巴心续相通，而俺答汗乃是忽必烈汗的转生”，把两人的历史追溯到元朝初年。同时，他又预言“达赖喇嘛转生于成吉思汗的王族中”。后来，五世达赖喇嘛评价说：“这正是（三世）达赖喇嘛的不可改易的金刚遗言。”《四世达赖喇嘛传》，出自合集《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261页，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于是，喇嘛们选中了俺答汗的曾孙为第四世达赖喇嘛（1589-1616）。四世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属于“黄金家族”，也是至今仅有的蒙古族达赖喇嘛。四世在1603年到了西藏。
宗喀巴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者，他的两个弟子分别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到四世达赖时，格鲁派仍不够强大，受到掌握政权的嘎举派的迫害。格鲁派赢得与嘎举派的权力斗争完全是因为它引入了蒙古骑兵。权力转移是在五世达赖（1617-1682）时期完成的。青藏高原成为蒙古人的角斗场。漠北蒙古的却图汗信仰嘎玛嘎举。他征服并兼并了俺达汗的土默特部。五世达赖借助蒙古的骑兵打败了噶举派。顾始汗（1582-1655）是西蒙古和硕特部的首领。清朝时，西蒙古又称厄鲁特，即明朝时的瓦剌“瓦剌”、“厄鲁特”、“卫拉特”都是oyirad的音转和异译，在蒙元时称“斡亦剌惕”、“斡亦剌”，意思是“林中百姓”。在12世纪时，他们居住在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里。在长期演变之后，到明末清初时，瓦剌各部并为四大部，以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最为强大，势力最盛时到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因此，在清朝时，厄鲁特又被称为准噶尔。准噶尔是最后的蒙古游牧帝国。乾隆时平定准噶尔，统一西北。参见《准噶尔史略》，《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宫脇淳子：《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顾始”（或“固始”）是“国师”的转音。和硕特是厄鲁特四部之一，另外三部是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由四世班禅主谋，两人商议后邀请固始汗入藏。这时，固始汗已经占领了青海和西康，至此他控制了全部藏区。固始汗去世后，西藏的权力由他的子孙继承。1652年，五世达赖到北京见顺治帝。达赖和格鲁派的宗教和政治地位得到清朝确认。以上有关西藏教派史的内容，除了所引书籍之外，还参考了《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王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伯戴克（LucianoPetech）：《元代西藏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措如?次朗：《藏传佛教噶举派史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尕藏加：《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周良霄、顾菊英：《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从乾隆年间开始，因为外敌入侵，西藏问题变得复杂了。廓尔喀攻入西藏，掠夺了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1793年，福康安领兵入藏，打退廓尔喀人并一直追击到加德满都附近。反击廓尔喀的战争是乾隆“十全武功”之一。这时，英国人已经在印度聚集了很大的势力。马嘎尔尼是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英国使团。他们辩解英国没有支持廓尔喀人入侵西藏。后来在1904年，英国直接派军队从印度侵入西藏，占领了拉萨。从此英国的势力在西藏留下了。至少在当时，英国人无意吞并西藏，只是要防止俄国，保护它的殖民地皇冠印度。不过，英国人在边界上是尽可能地向外推进，留下了边界之争。在1950年代初，独立后的印度有意继承殖民宗主英国在西藏的特权，进而控制西藏。这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远方源头。因为“失去”了西藏，不平的印度想在边境上多得些实惠。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区域。亚洲的大多数大河发源于此，流向四方。亚洲最长的10条河是：（1）长江；（2）黄河；（3）澜沧江（湄公河）；（4）黑龙江（阿穆尔河）；（5）勒拿河；（6）叶尼塞河；（7）额毕河；（8）怒江（萨尔温江）；（9）印度河；（10）雅鲁藏布江。额毕河的上游是额尔齐斯河，发源于新疆阿尔泰地区。三条河（勒拿、叶尼塞、额毕）流经西伯利亚，向北注入北冰洋，对人类生活的作用较小。这10条长河中有8条流经中国。除去源头在蒙古国的黑龙江，其中有7条河起源于中国，而6条的源头在青藏高原。此外，虽然恒河雅鲁藏布江（下游称普拉玛普特拉河）与恒河会合之前的长度是2900公里，而恒河全长不到2600公里。所以，恒河应该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尽管它们会合后的长度有限。的长度进不了前10名（在幼发拉底河之后），但它对印度的生活、人类的信仰有重大影响，而且水量充沛，不可不提。恒河也发源于青藏高原，在中印边界的中国一侧，尽管在中国境内的部分很短小。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的源头都在冈仁波齐峰（海拔6656米）周围。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的源头都在唐古拉山脉南北两侧，只有黄河与另外三江的源头远一些。大江源头如此集中，青藏高原的生态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如青藏高原的河流源头一样，高原上的军队也可以向四面八方出击。吐蕃强盛时期就是如此。从外部攻入则不太容易。根据目前已知的条件判断，高原在经济方面意义不大。那里的自然环境严酷，矿产资源贫乏，或开采成本过高。高原的大多数居民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对现世生活的要求不高。即使在青藏铁路通车之后，青藏高原的陆地交通也不能称为便利，因为乘坐火车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高。因此，青藏高原的经济发展潜力不大。这一区域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自主发展，将长期需要援助，却是国家不得不承担的责任。第一阶梯的作用主要在国家安全上。其文化价值大多体现在藏传佛教上。
b?第二级阶梯：干旱的内陆
中国地形的第二级阶梯是在大兴安岭-燕山-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以西、第一级之外的区域。这一区域的面积大约有47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的49%，几乎一半。第一阶梯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第二阶梯则不同，它由几个地理单元组成，分布比较分散，从蒙古高原到云贵高原，从四川盆地到黄土高原，在西北是一连串的盆地和绿洲。它们互不连接，人文景观也千变万化。因此，第二阶梯是国境内许多海拔较高地方的总称，是突起的青藏高原向平原的过渡地带。
在第二级阶梯北部的许多地方，自然条件比第一级还要恶劣一些。这一区域的北部降水量极少或较少。中国的沙漠、沙地和戈壁基本上都在这一区域，其中有面积34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及其他一些较大的沙漠，如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后三片沙漠在河套以西的内蒙古西部，几乎连成一片）。这些不毛之地加起来将近15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的15%。黄土高原是中国开发最久，对自然剥夺最残酷的地区。这里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黄土高原的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3?2％。各地相加，沙漠和沙漠化土地占全国总面积近30%。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恶劣自然环境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其中又有很多是近几十年政策的结果。这种愧对列祖列宗、殃及子孙的“发展”仍在继续。
第二级阶梯还包含面积26万平方公里的四川盆地。盆地底部的海拔高度只有250米，成都也不过500米。四川盆地是第二阶梯中最富庶的地区。无论从海拔高度、气候条件，还是从生活方式、文化特征来看，四川盆地都更接近东部的第三阶梯。它被列入第二阶梯是因为它四周的高山，有些是壮观的雪山。四川的居民大多不是古代巴蜀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在张献忠屠川之后从东部迁移过去的。这次移民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平均海拔高度1580米的外蒙古（今蒙古国）也属于第二阶梯。那里是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蒙古征服的土地大都与第二阶梯相似，适合骑兵驰骋。他们在印度、越南等炎热的地方没有成功，甚至没有尝试。在日本、爪哇等岛国是失败的。蒙元灭亡南宋也费了很大工夫。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内蒙古（110万平方公里）与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相连，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三个省级行政区。与它们接壤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内陆国——哈萨克斯坦（272万平方公里）和外蒙古（157万平方公里）。这些广阔的地方显示了亚洲内陆的荒凉。
c?第三级阶梯：中部和东部
第三级阶梯在东部，包括所有沿海地区和海上岛屿，面积大约是26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这里虽然是中国最富裕的区域，却被更广大的相对贫困地区所包围。
第三阶梯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今天，这里仍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在防卫方面，第三阶梯完全不能自守。东部是在安全上最脆弱的区域。在大平原上，向东奔流的黄河、淮河、长江起到了阻挡北方骑兵的作用。在这三条大河的岸边曾经有过多次南北大战，比较著名的有：三国时魏与蜀、吴的赤壁之战（长江），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淮河）、北宋与辽的澶渊之战（黄河）。长江可以容纳规模较大的水军，南方军队能够发挥习水战的优势。魏国的水军被蜀吴的联军火烧连营。南宋时期，金兵渡过长江之后，在江南水乡不能长驱直入。1130年，这支金兵北撤时，在长江的黄天荡（在今南京东北方）遭到韩世忠的伏击，大败，金兀术几乎不免。在水量较少的黄河和淮河上，水军不能抵抗骑兵南下。淝水、澶渊之战都发生在岸边。总而言之，江河的防御作用有限。
长江以北的东部地区以平原为主，从北京到长江之间没有大山，站在不高的泰山顶上就可以“一览众山小”了。从长江到珠江，虽然不是平原，军队却能够长驱直入。在20世纪，国共之间的三大战役都在淮河以北。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前，两党就没有大的战役了。它们最激烈、最早的大战发生在东北。
有一弊就有一利。东部的开放地势使得国防很艰难，却使中国较早地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平坦的地形有利于武力扩张，权力难以均衡。所以国家统一了，其制度却是专制的。从秦始皇开始，专制制度日趋完善，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一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人逐渐丧失创造力，社会逐渐僵化。欧洲的统治者并非不想大权独揽，杀戮异己，只不过他们没有很好的条件。不过，宗教不受地理障碍的限制，可以穿越社会等级，因此，宗教领袖在中世纪的欧洲比国王们更为猖狂，这是中国所没有的现象。在独裁方面，中国的统治者远比欧洲的统治者更为成功，但这种成功却是中国的不幸。
中国东部也缺少出海口。东北的图们江出海口数十公里宽，为俄国和朝鲜所有，堵塞了中国通向日本海的航线。中、俄、朝三国在那里共同建立开发区的计划已经有很多年了，但至今没有起色。这个三国交界之处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地方，现在却缺少活力。只有在三个国家都有共同利益的时候，这样的合作才可能真正起步。东北地区的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需要一个出海口。朝鲜、俄国的远东地区都有很长的海岸线，有很多港口，已经超过了两国在该地区的贸易需要。至于共同开发区涉及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则更为微妙和不稳定。在这三国之中，只有中国具有必要的资金、人力，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对于俄国和朝鲜，图们江口都在它们国土最偏远的角落里。因此，中国在图们江口建设一个繁荣的贸易港口和工业基地可能只是一个梦想。中国只有单干才可能，但又不具备单干的地理条件。因为缺少出海口，东北内地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中国的经济重心越来越向东南沿海移动。原来非沿海地区的一些大城市，如哈尔滨、沈阳、济南、西安、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已经被许多沿海城市超过。以上后四个大城市有长江航运便利，但也没有改变它们的相对下滑。这种转移在沿海各省更为明显，如沈阳被大连抢去风头，济南被青岛夺走重心，南京的生产总值被更靠近大海的苏州超过，深圳的风头也曾一度直逼广州。这种向沿海过度倾斜的经济格局对国家安全与均衡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第一阶梯的绝大部分地区高寒荒凉，生态脆弱，不适合经济发展，需要国家的补贴。在第二阶梯以及第三阶梯的西部，有许多地方的条件并不比东部沿海地区差很多。如果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启动内需，而不是完全以出口为导向，中西部必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中西部发展不仅使经济布局更加合理，也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