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可分立的四权_地缘大战略
权力和权力政治
在古汉语中，“权”指秤砣。“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汉书?律历志》，班固。“权”也可作动词，称量。“权然后知轻重。”《孟子?梁惠王上》。“权衡”就由此而来，“为之权衡以称之”。《庄子?胠箧》。“衡”本来指车辕上的横木，又指秤杆。权、衡分别指秤砣与秤杆，两个字合用仍是称量轻重的意思。古人借用“权”指称不可见的“权力”时，显然认为权力是相对的，需要另外“重物”的平衡。但是，在权力博弈中，权力终于越来越集中。拥有权力的一端独大，而在另一端的绝大多数百姓根本没有分量。中国社会也就日趋一日地没落了。
权力在原始状态中产生，从无生有。在高度集权之下，权力趋于分散。但在强烈的干涉下，权力又会被聚拢。集权制度是权力者的胜利。总是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斗争，最后的政治制度是集权还是民主，取决于哪一种势力在斗争中占有优势。人和其他动物都争夺权力。但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伯特兰?罗素说：“动物满足于生存和繁殖，人类则还要扩张。……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罗素：《权力论》，3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不过，罗素承认，很难把权力与荣誉截然分开。荣誉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权力。在崇拜官级的文化中，在专制体制中，权力几乎是荣誉的唯一来源。苏联领导人经常给自己授勋，明武宗也喜欢给自己增加新的官衔，而现代中国的最高奖励也是给一个官衔。在权力不受约束的地方，权力就是一切。在得到权力之后，其他欲望就能够得到满足。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权力的定义，权力是“在一个社会关系之中即使一个行动者遇到抵制也处于能够推行他的意愿的地位的可能性”。罗伯特?达尔的定义是：“A对B拥有权力，以致他（她）能够使B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两个定义大概是最被广泛使用和讨论的了。权力只有在有施加对象时才存在。罗德里克?马丁说：“就最广义而言，权力关系产生于相互依赖，它改变资源的占有关系。自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要有这种资源，而自我只有靠非利己活动才能获得这种资源。”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三联书店，1992年。这一描述对国际关系同样适用。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各自利益为基础。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依赖度较小的一方比其余各方拥有更大的权力。基欧汉和奈说：“在某种关系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拥有较强的权力资源，该行为体有能力促动变化或以变化相威胁，而一旦该关系发生变化，则相比而言，该行为体付出的代价小于他方。”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正文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他们指出了国家间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区别。例如，两国对某一变化（如石油价格上涨）具有同样的敏感性，但如果后者比前者多了替代选择（如以适中的代价开采国内资源），它们的脆弱性就会大不相同。最大的“变化”是战争。战争是最赤裸的、也最有效的权力表现方式。
因为依赖的不对称，国际关系的最显著特点是支配，而不是相互依赖。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也以一方的支配为特点。韦伯说：“就其最一般性的意义而言，‘支配’乃是共同体行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他说：“除了无数其他可能有的类型之外，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支配类型存在，亦即基于利害状况（具体而言：基于独占地位）的支配，与基于权威（命令权力与服从义务）的支配。”《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4页。除此之外，韦伯还提出“卡理斯玛支配”，即魅力支配，唤起大众的英雄崇拜情绪，大致接近于国际关系学中的软实力影响。在别处，韦伯提出“支配的三个纯粹类型”，包括“卡理斯玛支配”，但另外两个的含义似乎与以上所引有出入。见《韦伯作品集Ⅱ?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303页。“共同体”可以解读为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在国际关系中，这两种类型的支配都源自权力或实力。马丁?怀特认为，世界历史最引人注目的主题是“大国接二连三为争得对国家体系的控制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权力政治》，7页。汉斯?摩根索提出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六条原则，第一条就是“如同总的社会一样，政治受制于植根于人性的客观规律”。如上所述，人性基本上就是人的动物性。摩根索的第二条原则是“穿越国际政治大地时的路标是由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影印版。肯尼斯?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和调节的领域。”罗伯特?O?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100页。引文出自第四章“政治结构”，作者为肯尼斯?N?华尔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约翰?米尔斯海默把华尔兹的理论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而他则多迈了一步，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说：“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请注意，体系就是系统。从这些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可以看出，国家和猴群等原始组织类似，其功能是争夺和保护地盘，以及地盘上的食物和水等利益。
在国际政治中，权力与地理空间密不可分。摩根索的名作是《国家间政治：对权力与和平的争夺》（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1948）。这本书的名字显然在模仿罗伯特?斯特劳兹-于佩RobertStrausz-Hupé(1903-2002)是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出生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1917年，他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亲眼目睹了全球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开始，在1920年代初，也是在慕尼黑，他见过希特勒的啤酒馆表演（慕尼黑是纳粹运动的发源地）。斯特劳兹-于佩在1923年移民美国，那时正是大萧条时期。他先担任美国金融机构的国外投资顾问。因关于纳粹的讲演受到重视，于1940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为政治学教师，研究纳粹的地缘政治学。1946年获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地缘战略学家。斯特劳兹-于佩是当时新兴的国际关系学的主要人物之一，在1955年创办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PolicyResearchInstitute，FPRI），两年后出版Orbis季刊。在1969-1989年间，他先后出任美国驻斯里兰卡、比利时、瑞典、北约和土耳其大使。斯特劳兹-于佩是20世纪一位出色的地缘政治学家。与凯南不同，他和艾奇逊倒是比较投缘。的《地缘政治：对空间与权力的争夺》（Geopolitics：TheStruggleforSpaceandPower，1942）。斯特劳兹-于佩和摩根索都是欧洲移民过去的美国人，他们的母语都是德语。这两本书的初版日期，前者晚于后者6年。摩根索把副标题做了一点改动，把“权力”放到了前面，并用“和平”取代了“空间”——这是二战之后出现的一个变化，多了一点理想色彩。正如二战所显示的，和平是一个结果，是国家欲望得到满足或遭到镇压之后的结果。除非国家感到无能为力而不采取行动，否则和平很少是一个目标。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摩根索一定知道和平来自国家权力的满足。一个国家争到了权力，也就获得了和平；和平是在权力争斗中被破坏的。如果国家因自身软弱而过多追求和平，必定会丧失更多权力，如二战前的法国和英国。因此，作为国家欲望的对象，和平取代空间并不合适。摩根索的副标题更符合理想——和平毕竟极其珍贵。但斯特劳兹-于佩的副标题更符合现实。现在，侵略受到谴责，占领遭受打击，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理位置的决定性影响。但空间与空间扩张依然非常重要——只要看一眼美国遍及全世界的军事基地的分布图就知道了。
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也同样重视权力。他说：“全球政治也一直总是有关权力和权力争夺，今天的国际关系正在沿着那个关键的维度变化。”TheLonelySuperpower，SamuelP?Huntington，ForeignAffairs，March/April，1999?其实，“文明冲突”归根结底还是权力冲突。它与国家冲突的不同之处在于，文明取代国家成为权力冲突中的主体。文明冲突不可能消除国家冲突。它只是权力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与权力冲突的其他表现形式（如国家冲突、民族冲突等等）交织在一起，并同样深受地理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力量和利益，但对价值也越来越重视。在1950年代初，汉斯?摩根索强调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还曾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波澜。那时，在美国权力之上还蒙着一块道德遮羞布，一些心地纯洁的人真诚地相信正义的力量。今天的国际关系应该添加更多的内容，不仅要有正义、权利，还必须包括有效的管理，减少冲突、疾病、贫穷等危害人类福祉的灾难。这样的任务不是庞杂的联合国等机构所能胜任的。在竞争的同时，大国还要学会合作管理这个世界，而不是完全执迷于互相竞争，最终走向冲突和战争。只有大国才有力量（权力）管理这个世界。在变化的世界中，原来的大国需要和平让渡部分权力和利益，新兴的大国要学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如此，整个世界都会从中获益。
四权及其相互关系
按照在空间分布的范围，权力可以被分为四种：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又称天权）。“陆权”是指在陆地上的权力，“空权”是指在天空中的权力，另外两种以此类推。陆权和海权的对立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是地中海的产物。希腊与波斯的战争、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都可以从海权和陆权对抗的角度予以解释。古代中国在地理上较为封闭，在近代之前，很少遭受来自海洋的严重威胁。除了内战之外，主要是定居农民与北方游牧民之间的战争。除了河流和湖泊之外，战争没有离开过陆地。因此，中国的海权观念产生较晚，至今仍在形成的初期，因而也就没有与海权对应的陆权观念。
在使用“陆权”时，人们往往有两层意思，一指在陆地上（主要是在大陆上）取得军事优势的能力，二指拥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前一个实际上是“制陆权”，后一个是“陆权国家”。只有“陆权”这个词有这两层含义。“海权”、“空权”、“太空权”都是指获得军事优势的能力，实际上是“制海权”、“制空权”、“制太空权”（或“制天权”）。它们都不指涉国家，也不可能指涉国家，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建立在海上、空中和太空中，至少目前还没有。岛国是海中的陆地国家，而非漂浮在海上。一个岛国未必就是一个拥有制海权的国家（海权国家），就像一个大陆国家未必是制陆权国家（陆权国家）一样。有些人讨论一个国家是“陆权”还是“海权”时，往往指在与外军比较时，本国的海军和陆军哪一个相对强一些，而实际上这个国家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上都没有军事优势，比如清末的中国，既不是海权国家，也非陆权国家。汤加是一个岛国，却不是海权国家。如果一个大陆国家不能在陆地上取得军事优势，它就不可能是一个陆权国家。在战争中，优势的一方未必会取得胜利。必须把军事优势转化为军事胜利，才可能获得“制X权”。“制X权”不会独自存在。为了打击敌人，各种权力需要相互支持，很难把一种权力与其他权力剥离。在战争中，它们经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关于中国是陆权还是海权之类的讨论是建立在错误概念的基础之上，而概念混乱必然导致思维混乱。
现实中的人需要在三维空间内活动。不过，在航空时代之前，基本上可以把陆权和海权看成是两维的，是权力在地球表面的平面运作。美国人早在18世纪独立战争时就发明了潜艇。使用潜艇作战是为了控制水面船只和水面航线，不是为了控制海底世界。因此，水面之下的权力仍被算作海权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美国人发明了飞机之后十多年，空战出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被用于战争。从此，权力争夺变成了三维立体的，从地球表面进入天空。又过了数十年，人类上升得更高，可以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太空，还掌握了重返大气层的技术。大规模使用空间技术始于美苏竞争。太空开发是冷战的产物，也是冷战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太空探索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争夺权力。
地缘政治学离不开探讨“陆权”和“海权”。但中国还没有建立地缘政治学。有时，这个学科被精简到只剩下这两个概念了，不仅显得形销骨立，而且学者们还勇敢地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简陋版的地缘政治学者在本应互补的权力之间无端地制造对抗。这是一个无知而危险的倾向。在时间上，四权的出现有早有晚，但它们决不是完全对立的。仅仅强调制陆权或制海权，尤其是把它们对立起来，表现了提倡者思维的僵化。他们还停留在八国联军或日俄战争时期，完全拒绝了解过去100年的技术进步和理论发展。
人们都具有“鱼生活在水中”这个常识，许多人也知道这个规则有例外。借助特别进化的鳍，有的鱼可以在陆地行走，还能爬树；有的鱼可以在空中滑行100多米，被称为飞鱼。河马的汗腺很少。在炎热的季节，它们在白天必须生活在水中。它们并可以在水底行走5分钟，再浮出水面换气。鲸鱼不是鱼，不能从水中获得氧气，却位于海洋食物链的顶端。很少有人因为鳄鱼被叫做“鱼”而胆敢在陆地上招惹它们。其实，鳄鱼也不是鱼。大多数鸟类能够飞翔。除了一些猛禽之外，鸟很少在空中猎取食物。在陆地上笨拙行走的企鹅却可以在海洋里灵活捕食。涉禽在浅水处寻找小动物，有些飞鸟从空中俯冲到水中捕鱼。所有的鸟都不会永远在空中飞翔，它们需要在陆地休息和繁殖。昆虫是较低等的动物，体积也较小。有些昆虫（如蝉和蚕）会经历从爬虫到飞虫的变形。许多动物过着两栖或三栖生活。它们从不知道人类已经给它们归类，更不了解地缘政治学者的工作。所以，它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权”限制在陆地、海洋（河湖）或天空之一，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生活，享受大自然赐予它们的能力。如果学者们拘泥于陆权、海权之争，不仅罔顾现实，恐怕连许多低等动物都不如，实在有愧于人类的进化。
在战争方面，人类要比其他动物发达得多，更要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各国军队的组成不太一样，不过，一般都会有陆、海、空三军。此外，少数国家还有海外干涉的海军陆战队、外层空间的太空部队、虚拟空间的信息部队。早期军种的结构较为单一，水中的就在水中，陆地的就在陆地。在过去100多年中，军队已经呈现立体发展的模式。陆军有在空中作战的航空兵；空军有在陆地作战的空降兵；海军有航空兵，还有陆战队，他们的任务分别是在空中和陆地作战，也有从空中向陆地攻击、从陆地向空中攻击的能力。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一个独立的军种，拥有自己的飞机、坦克和军舰，三位一体又自成一体。陆战队为美国的海外战争充当先锋，是一支可以独立作战的军队。如果拥有良好的侦查、通讯和指挥系统，通过外层空间的卫星，各军种还能够在战争中互相支持，协同作战。各军种的装备不同，训练场地不同，进攻方式不同，却有共同的、而且应该是唯一的目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军人打击敌人的手段受到国际公约和道德准则的制约。但是，军人必须时时尽力突破地理的阻碍，减少空间因素对它们打击能力的制约。
三权分立与四权合一
对于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对内，国家的责任是保障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平等，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国家的责任则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和尊严，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张本国的利益（过去还有土地）。行有余力，再考虑世界的整体利益，如气温上升、核扩散等问题。在无政府而且弱肉强食的世界，各国只能自求多福，不能依靠其他国家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国家军队的作用是防范潜在的外国威胁，不是为了镇压本国的公民。一旦和平手段不能解决国际争端，就可能需要动用军队，使用有限手段乃至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击敌人。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会导致国家患上精神分裂症。在最好的情况下，国家也是善恶交织的。但在现阶段，病症不可避免。其治愈有待于国家的消亡，成立拥有最高权力的全球联合政府、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实现全世界的民主与大同。这是一个遥远的前景。目前，人们只有接受这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残酷的现实。
各大国争夺权力，不太在意别国的损失——除非得不偿失。在国内政治中，权力也同样重要。更重要的是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20世纪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国内的专制不可能增强该国在国际上的权力。在国内政治制度设计中，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立，彼此制衡，才能防止权力者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一国之内的专制比国际社会中的专制要坏得多。因为各国有军队，即使不足以和霸权直接对抗，也可以维持独立。况且各国还彼此牵制，即使超级大国也没有能力完全独断专行。但在专制国家中，权力高度集中，没有独立的个人。与国家权力相比，个人极其渺小，在受到压迫时根本无力反抗。专制的国家机器是人压迫人的暴力工具，而不是个人权力的保障体系。在民主国家中，如果权力不能互相制衡，民主就得不到保障，国家必将走向专制。权力失衡必将损害全体国民的权利、国家的未来发展潜力，以及国际上的竞争力。这是孟德斯鸠认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必须分立的原因。他警告说：
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论法的精神》上，156页。
孟德斯鸠接着说：三权在握的国家机关可以用它的意志“去蹂躏全国”、“去毁灭每一个公民”《论法的精神》上，156页。，从个人到国家都不能幸免于难。独裁者反对分享他们独霸的权力，拒绝归还本来属于人民的自然权利。因此，专制政体一定把自己国家的人民当作最大的敌人或潜在敌人，本能地镇压对他们绝对权力的挑战——真实的或幻想的挑战。独裁者们不仅直接享用绝对权力，还从绝对权力中获取无限利益，并且还要福泽广被子孙（但经常是祸及子孙）。任何力量都是有限度的。专制国家把权力的使用方向对准本国人民，必然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国家财富来自纳税人，然后被用来压制纳税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因压制而产生内乱。其实，一个较稳定的专制政体也处在内乱之中，因为人民总是被独裁者当作潜在敌人，需要“戡乱”。对内镇压的后果必然是减少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努力，甚至是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其他国家对它的压迫政策的支持或漠视。在中国，这种现象在清朝末期表现得非常清楚。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首先在美国结出累累硕果。詹姆斯?麦迪逊是三权分立的积极倡导者。他因此被誉为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言论是孟德斯鸠式的。他写到：
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联邦党人文集》第47篇，246页。文章发表于1788年2月1日，署名为“普布利乌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三人共用的笔名。在1787年10月到1788年8月之间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推动费城制宪会议上制定的宪法获得通过。
在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中，麦迪逊又写到：“不能否认，权力具有一种侵犯性质，应该通过给它规定的限度在实际上加以限制。”《联邦党人文集》第48篇，252页。他们限制权力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麦迪逊后来当选为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美国的建国之父是老练的政治家，都有机会通过总统选举或当选总统的任命获得很大的权力。在设计宪法和塑造传统时，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大致前途。但他们仍然毫不犹豫地给国家权力套上笼头。否则，必定是美国人民被套上枷锁，美国的自由与杰出贡献都不会出现。这是美国建国之父的伟大之处。
四权可以表现为实实在在的物质，而三权虽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却是不可见、不可触摸的。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四权的使用目的与三权相反。四权是对外的政策工具，用于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对付敌人。在国际关系中，四权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不应该互相制约，还必须彼此加强。本来，在战争中就是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打击敌人。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要使敌人产生“一切便都完了”的可怕预感。在使用过程中，四权不是互相排斥，不是拥有了其中一个就必然失去另一个。在空间上，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后面的“权”的范围大于前者，有时还能够包围或覆盖前者，加强前者的力量。所有权力都以陆地为基地。
四权不是全部。国家间的对抗不仅包括所有四权，还包括国家的综合实力、人民的意愿和意志等等诸多复杂因素。如果省略掉某几个因素，必定会在计算均势时出现失误，有时会是重大失误，从而可能导致国家的灾难。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受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财政资源、物质资源等诸多限制，并面对长期利益（如教育、基础科学研究）与短期利益（如某种武器的开发或购买）之间的平衡。掌握各种权力的长官为他们的部门争取更多的资源。国家的决策者们必须站在更高的位置做出综合判断：适合这个国家的力量组合是什么？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力量组合？什么样的力量组合可以发挥最大功效？在综合考察和判断过程中不能割裂四权，也不能忽略国家的长期利益。毕竟，拥有打击敌人的最大权力，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和平发展。
所以，权力的均衡（均势）是一个很复杂的计算难题，有时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
霍布斯、汤因比和马汉的比喻
在人类进入天空和太空之前，他们的活动场所在陆地与海洋，即地球的表面。权力始于陆地，然后进入到海洋。即使对于一个岛国，它们也同等重要。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出生那一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海洋霸主国家。霍布斯把海洋和陆地比作为国家提供“营养”的“母亲的双乳”。霍布斯把海洋放在陆地之前：
物质的数量，被自然限制在一些商品的范围之内，这些商品上帝往往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母亲的双乳——海洋与陆地无偿地赐予人类、或是以劳动为代价售予人类。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9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引文出自第二十四章“论国家的营养与生殖”。从中可以听见后世地缘政治学家的“国家生命体”的先声。
显然，霍布斯认为海洋和陆地对人类的贡献是对等的。在陆地上，游牧的草原、农耕的平原和荒凉的沙漠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广阔而平坦，便于瞭望，便于通过。当然，与草原和平原相比，沙漠的自然条件要恶劣得多。但沙漠也有边缘、河流、绿洲，可以使用骆驼队运输。在那里，贸易和交通比在山区方便一些。沙漠和大海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在汉语的某些词中，“海”有时候指沙漠。“瀚海”（翰海）就是一例。瀚海起初是一个译音，地望不是很明确，在汉朝时大概是北方的一个湖（呼伦湖、贝尔湖或贝加尔湖），也有可能指今天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参见《辞海》“瀚海”与“翰海”词条。唐初设瀚海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的前身），辖境在今天蒙古国北部及与之毗邻的俄国地区。“瀚海”的名称保留至今，内、外蒙古边界上的盆地被称为“瀚海盆地”。到了后世，“瀚海”泛指大沙漠，以其浩瀚似海而名之。所以，“瀚海”实指沙漠，不是大海。如果沙漠看似大海，那么，草原就更像大海。
丝绸之路是从中亚诸多大沙漠和绿洲经过的贸易通道。穿越沙漠（或瀚海）的骆驼如同海上的商船，因此被誉为“沙漠之舟”。在丝绸之路上，商人们牵着骆驼，穿越一片又一片沙漠，一站又一站地（很少有商人走完全程）把中国和罗马连接起来。丝绸之路从亚洲内陆的沙漠通向地中海，而沙漠和大海在这条商路中的作用是相同的。布罗代尔指出，地中海有三面连着辽阔的沙漠：南部的撒哈拉沙漠、东部的叙利亚沙漠、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原文如此。他不会混淆沙漠和草原，应该认为它们是一样的）。他说：
沙漠商队对地中海的贸易既必不可少，又有所依赖。……地中海的历史磁场，一极在欧洲，另一极就在辽阔的沙漠。这些荒芜的海岸吸引着地中海，地中海也吸引着这些地区。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24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作为人类早期的迁徙和贸易通道，沙漠（以及草原、平原）与海洋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另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草原比作“无水的海洋”。他在研究语言的传播路径时发现：
草原像“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海洋和草原的这种相似之处可以从它们作为传播语言的工具的职能来说明。大家都知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2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汤因比指出，古希腊语、马来语、波利尼西亚语和英语都是通过海洋传播到广大的区域。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在相近的海岛之上，人们说同一种语言。在草原周围也有类似的语言现象，证明了对于人类，草原和海洋是何等相似。汤因比列举了四种语言作为例证：
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播，在今天还有四种这类的语言：柏柏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历史研究》上，234页。
汤因比也有个布罗代尔式的误差：在这四种语言中，前三种更多是通过沙漠传播，而非草原。柏柏尔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是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北非、阿拉伯半岛、中亚和西亚。这一大片地区连在一起，共同点是干旱，沙漠广布，草原稀少，有一些绿洲。
无独有偶，海权倡导者马汉从相反的方向看地理因素。马汉把海洋比作沙漠，以此来强调海洋的重要性。在谈到布匿战争时，马汉认为罗马人取胜的原因是他们“控制了海洋，而迦太基人从未危及过罗马人对海洋的控制”。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因此，在罗马本土和西班牙之间，罗马人可以经过地中海互相支持。攻入南欧的迦太基军队却没有这样的便利。他们与北非本土的交通线受到罗马海军的严重威胁，他们军队之间的联系也只能通过陆地长途跋涉，疲于奔命，最后被罗马军团各个击破。说到此处，马汉似乎意犹未尽，又打了个比喻：
假如地中海是一片平坦的“沙漠”，在这片沙漠里，罗马人占据了资力雄厚的科西嘉和萨丁岛“山脉”，在塔拉戈纳、利利巴厄姆和墨西拿构筑了坚固的哨所，占据了热那亚附近的意大利海岸并将马赛和其他据点的要塞实施联防；假如罗马还拥有一支能够随意穿越沙漠的武装部队；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在这里处于劣势，为了集中部队又不得不绕大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清这种军事形势，这支特殊部队的价值和作用就毋庸赘述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7页。
在马汉的这个比喻中，用“草原”替换“沙漠”不会有很大的差别。沙漠的环境比草原的更严酷，需要更加特别的技术和装备才可以顺利通过。马汉用沙漠为比喻更能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从两人的比喻可以看出，虽然海洋和陆地看起来区别很大，它们有一个共同价值——通过性。汤因比是历史学家，马汉是军人。所以，汤因比侧重文化的传播，而马汉关注军队的交通。他们都敏锐地看出，沙漠（草原）和海洋都是交通要道。在克服地理障碍之前，沙漠（草原）和海洋最适合远距离运输和传播，因为它们平坦而广阔。
最后再加一个草原（或沙漠）与海洋的对比。它出自装甲战理论的首创者之一富勒：
在平坦的地区，例如俄国南部大部分地区，除江河、森林外，没有影响履带车辆运动的障碍物。因此在这些地区，未来的作战很可能类似海上作战。J?F?C?富勒：《装甲战》，4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富勒的预言很准确。在10多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德国的装甲部队在库尔斯克、奥廖尔一带的大平原上进行了一次决战。草原上的坦克或许像是海洋里的军舰吧。
马汉、特纳以及美国的扩张
中国学者在强调海权的时候，总是要提到马汉，却往往忽视了马汉的同胞、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或根本对他一无所知。与马汉注重海权不同，特纳研究的是美国边疆由东向西的扩张，即大陆扩张。他认为，“西进运动”是塑造美国历史的最重要因素。特纳谈的是美国西部拓荒史，马汉写的是西方海战史。在年龄上，马汉（1840-1914）比特纳年长21岁。两人基本上属于两代人。特纳的主要作品是《美国历史中边疆的重要性》（1893）其中的“边疆”是指陆地边疆。海洋的边界就是海岸。，马汉的代表作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它们公开发表的时间仅相差3年。放在历史之中，3年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说，两部作品属于同一个时代，分别反应了美国大陆扩张的结束和海外扩张的开始——结束和开始都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了，因为历史多是渐进的。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逻辑上，特纳和马汉的观点都是前后衔接的，是从陆地扩张走向海洋扩张时期的理论总结。他们最大的区别之一是马汉的视野比特纳更宽阔，不局限于美国历史，而在寻求一般规则。
《美国历史中边疆的重要性》该篇文章是本书作者在互联网上搜得的资料，自译，因此以下引文不标明出处。另，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包括两篇文章）也是演讲稿，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在帝国扩张时期，它们的地理学会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特纳在美国地理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历史学的重要文献。特纳认为，持续不断的开疆拓土造就了美国这个国家和它的政治、经济制度。北美大陆上的领土扩张是美国能够成为美国的决定性因素。特纳指出：
直到我们现在，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对大西部的殖民史。自由土地的存在，广袤无垠的土地，以及美国西部定居区的前进，这些因素解读了美国的发展。在制度的背后，在宪法形式和修正案的背后，是生命力，把生命注入这些机构，塑造它们，以面对变化的局势。现在，美国制度的独特性是这样一个事实：它们被迫适应一个扩张中人民的变化——适应穿越大陆、赢得荒野的变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在边疆原始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开发每一个地区，使之成为复杂城市生活的变化。
在特纳看来，美国是一片荒野，西进运动如入无人之境。这种观点在今天大概有点过时了，不能算是政治正确。当时的美洲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欧洲裔拓荒者只是后来者。但历史已经造就，不能更改；人死不能复活，被消灭的部落不可能复生。遭受种族灭绝的北美印第安人就那么消失了。现在的美国可能比一两百年前更文明一些，不会那么轻易屠杀。但历史与当下总有一长段距离，不可弥补。西进运动把印第安人的原野变成白人的城市，培养了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适应变化的能力。特纳认为，美国的陆地边疆相当于希腊的海疆。他宣称：
对于希腊人，地中海的存在打破了习俗的约束，提供了新的经验，呼唤出新的制度和活动。……现在，在发现美洲四个世纪之后，生活在《宪法》之下百年之际，边疆消失了，随之逝去的是美国历史的第一时期。
第二时期就是海外扩张了。特纳在此指出，地中海与北美的蛮荒西部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地理挑战，接受挑战需要开拓进取的精神。西部荒野带给美国人的比地中海给予希腊人的更多。美国从大西洋沿岸扩张到太平洋沿岸，成为一个两洋国家。这时，特纳宣布美国历史的第一时期结束，与特纳相呼应的是马汉。马汉是海军军官，他抱怨美国在海外“既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军事基地”，因此美国军舰不能远离本土。马汉写《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至少在立意时他有明确的实用目的。他毫不隐讳地说：
我们进行这种调查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从历史教训中得出适用于本国和行政部门的结论。现在该是提出美国的严重危机究竟到了何等程度，和为了重建它的海上力量需要政府方面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了。说美国政府从南北战争直到现在，已将其活动全部有效地致力于所谓构成海权的最主要的环节上并不过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07-198页。
马汉和特纳的观点都来自对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他们不是预言家。他们陈述的事实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无非对地球表面的某一部分各有侧重。与马汉在中国的显赫名声相比，特纳显然被忽略了。但是，绝大多数人类都居住在坚实的陆地上，从陆地获取的资源比从海洋获得的更多。大地母亲默默地哺育了整个人类，反而不受重视，这是不公平的。有些中国人过于强调海洋的优点比如把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对立起来，并对蓝色文明心向往之。，似乎只有蓝色才能代表先进文明，同时在抱怨黄土地的贫瘠。这些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们误把自己当作生活在珊瑚丛中的热带海水鱼了，以为他们本来可以打扮得华丽富贵，色彩艳丽，浸润在温暖澄净的海水之中，随意吃着漂来的浮游生物或藻类，而不必忍受黄土地上的严寒酷暑、狂风暴雨、旱涝饥荒等等所有不适与苦难。这个想法实在过于轻浮了。无论在海洋还是在陆地，大自然从来不是和善的，也从来不向人类妥协，而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总是遭到猛烈的报复。无论在海洋还是在陆地，古今中外的强者都是那些能够忍受艰苦、善于利用地理环境的人，而不是那些逃避现实、试图在他乡寻找安慰的人。
权力的发展与权力学说的演进
在这一节中，权力指陆权、海权之权。它们可以通过武器和武器平台直接体现，不是较为抽象的政治权力，也不过多涉及战略问题。过去，权力学说一般跟在权力发展的后面，以总结的形式出现，如马汉的海权学说。到了20世纪，学者也会在现实基础之上略微超前，做出一些预测和展望，如杜黑提出空权理论。今后的战略将会更多受到预测的指导。为更好了解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权力的运用以及权力学说的演进。
虽然技术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权力的模式从古到今没有改变。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希腊军队使用长达6米的矛。长矛手与盾牌手共同组成严密的方阵，在盾牌阵的保护下刺杀敌人。方阵首先不给敌人近身的机会；敌人一旦突破长矛，就会遇到执刀盾牌手的抵抗。亚历山大率领这样的军队，征服了他所知道的世界。游牧民用弓箭射击，攻击距离超过了长矛。他们轻装的战马有很强的机动性。因此，步兵方阵落后了，重骑兵也落后了。游牧民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过，直到拿破仑时期，欧洲的步兵仍然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时枪炮火力还不够猛烈，一部分士兵可以在被杀死之前接近敌人。到了今天，武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似乎已经与矛盾、弓马完全不同了。其实，武器的发展方向没有改变，仍然是追求更长的矛、更坚的盾，以及更灵活的机动能力，只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技术更加复杂、更加精致。权力的发展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基本原理却不会因技术的发展而过时。
a?从欧亚内陆发展出的陆权
欧亚大陆最开阔的地带是中亚草原，从南俄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这里是古代部落迁徙的大通道。在史前时期和文明的早期，大规模迁徙和征服的出发点在欧亚大陆内陆，从里海北岸、中亚到蒙古草原的东部。创造了世界古代文明的古希腊人、古印度人都是从北方而来。辽西和内蒙东部一带的红山文化显示，中原人也可能来自北方。游牧民具有技术优势。他们的马车、骑马和冶铁技术给予他们决定性的优势。但这些较晚出现的技术不是全部原因。不停的迁徙造就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力，这种能力在战争中非常有用。有了组织能力，就可以在辽阔的草原上汇聚更多的人，在局部的数量对比上对农耕民占有优势。此外，北方不温和的气候造成了居民的强悍。后来，历史多次重复北方占优的模式。古罗马最终被北方蛮族灭亡。中国也多次落入北方草原或森林民族之手。
在骑兵和骑射出现之前，还有过一次交通和军事的革命。马拉战车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大规模使用则在其后大约400年。马拉战车大大加强了驾驶者的力量，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大迁徙、大战争和大帝国。迁徙的源头是黑海和里海北岸的大草原，那里的印欧人种向各个方向扩张，并驱动了其他人的迁移。在公元前1595前后，赫梯赫梯人（Hittites）的都城Hattusas在今天土耳其安卡拉以东50公里左右。人驾驭着马拉战车，推翻了古巴比伦帝国。赫梯人退走之后，原来从东北方入侵的喀西特人（Kassite）占领了巴比伦。他们统治两河流域达400余年之久，把马拉战车传入该地。公元前17世纪早期，喜克索（Hyksos）人经地中海东岸入侵埃及，把马和马车带到了埃及。喜克索人统治埃及100多年之后，埃及人从他们那里学会车战，把他们赶走了。埃及复兴，建立第十八王朝。第十八、十九、二十三个王朝是埃及的新王国，时间在公元前1540到前1070年左右，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商朝时期。因为有了战车，古埃及进入鼎盛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uthmosisⅢ，约公元前1504年－约前1450年在位。比较各书，那时的年代约有30年左右的出入。本书的远古年代不一定出自一个系统，彼此可能有不协调的地方，仅供读者了解事件发生的大致时间。指挥之下，埃及开始了大规模扩张。向北进入叙利亚；埃及舰队航行得更远，控制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把爱琴海纳入势力范围。埃及文明大概在此时传播到地中海北部。图特摩斯三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帝国，远在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也向法老表示敬意。埃及的强盛维持了一个多世纪，赫梯人在此期间南下到巴勒斯坦。大约在公元前1275年左右，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Ⅱ，约公元前1301-约前1234年在位。他活了90多岁。企图收复失地。他指挥埃及军队，在卡迭什Kadesh，在今叙利亚境内，遗址尚存，为著名古战场。与赫梯人打了一场大战。在4万多赫梯大军中，有近三千车兵，即将近“千乘”（每车三人）。开始时，埃及军队因轻敌而被引入赫梯人的伏击圈。拉美西斯二世勇敢率领战车兵反击，攻入赫梯阵营。赫梯军因为抢劫战利品而更加混乱。这场战争没有明显的胜利者，双方最后签订了和平协议。
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或晚至公元前9世纪，印度的历史很不清晰），浅肤色的雅利安人从中亚草原侵入到印度河流域，打败了深色皮肤的原住民。印度河流域原来的古文明消失了，开始了新的文明。雅利安人定居下来之后向恒河流域发展，最终征服了印度次大陆。在雅利安人赞美神的古老诗集《梨俱吠陀》里提到了马和战车。他们的军事优势就来自战车。
这个时候，地中海也不平静。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也驾驶着一辆马车。大约在公元前1260－前1230年之间，希腊人驾船渡过地中海，围攻东岸的特洛伊。特洛伊的故事来自《荷马史诗》。现代考古发现倾向于证明史诗的内容。阿基利斯在战斗中杀死了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把他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围绕着特洛伊城疾驰。围城10年之后，希腊人使用了木马计才攻陷特洛伊。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赫梯帝国和埃及这两个老对手都受到“海上民族”的袭击。赫梯帝国因此瓦解。埃及击退了进攻，却从此一蹶不振，没有再恢复金字塔时期的辉煌历史。古代埃及文明到那时基本完结了。
马拉战车的大迁移时代还是青铜时代。在能够冶铁之前，人类已经知道使用陨铁。大约在公元前1400-前1300年前后，冶铁技术出现在安那托利亚半岛。赫梯人首先进入铁器时代，赫梯帝国也在此时兴起。亚述人学会了冶炼铁，在赫梯之后也建成了庞大的帝国。西非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之一，比安那托利亚略晚100多年。农耕的班图人因此在非洲扩张。中国使用冶炼铁器的时间较晚，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此后一直到美越战争的3000年间，钢铁是制造武器的主要原料。国家的实力可以用钢铁产量直接显示。
在一系列的由中亚草原导致的移民和战争之后，两河流域、希腊、印度等地的古老文明消失了。那里进入黑暗时期，文明之光在数百年后才再度出现。但是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没有再恢复往日的光芒。在此前后，中国也出现了改朝换代，来自西北的周取代了中原的商。大约在公元前1066年前后，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讨纣”。《史记?周本纪》。车兵显然是周军的主力。我们知道，至少在殷高宗时，殷人已经有了制作非常精美的战车。周人和殷人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商纣王失败自杀，殷朝灭亡。与那些消灭古文明的蛮族不同，周人不是另外的种族。他们只是处在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周人继承了殷商文明。在灭商之后500多年，中华文明进入哲学思想勃发的“轴心时期”。
车兵的速度比步兵更快，冲锋更猛烈，因此获得了对步兵的优势。战车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坦克，当时却很少有“坦克杀手”等制衡武器。马拉战车可以携带更多的给养，对后勤补给的依赖较小，还可以运动到更远的距离。在春秋战国时期，国的实力是通过有多少“乘”“乘”（shènɡ），四匹马拉的一辆车为一乘。秦朝时仍在使用战车。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中有车兵和战车。来衡量的。当时已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而周武王灭商时只有三百乘。
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以重装步兵为主，骑兵数量不多。波斯有很多骑兵，却不适合希腊的山地。在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陆战和萨拉米海战中，希腊人取得胜利。此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战局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即位为马其顿国王。他于次年征服了希腊，巩固了本土。又次年开始了征战。马其顿军有32000名步兵、4500名骑兵，其中包括重骑兵和轻骑兵。马其顿人经小亚细亚到尼罗河（前332年），阿姆河、锡尔河（前329年），印度河（前326年）。据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印度位于有人类居住的世界的最东方”。希罗多德：《历史》第三卷，18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亚历山大只到了印度河，然后沿河而下，没有进入今天的印度。亚历山大把大片土地纳入他的帝国，都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开始了希腊化时期。他是西方世界的英雄，立下了不世之功。仔细研究，希腊军队所到之处大部分是波斯帝国的领土。亚历山大“只不过”征服了一个波斯帝国及较小的周边地区。当他打败大流士三世的军队之后，波斯的土地和人民就落入他的掌控了。
这样说绝不是要贬低亚历山大的战功。当年波斯帝国的遭遇可能与中国历史的某些时候有些相似。当北方的骑兵突破到黄河流域时，全国的局势就岌岌可危。宋朝时尚能抵挡一阵，到了明末，清兵南下，势如破竹。清兵与希腊士兵面临的是相同的局面。在动员、调动范围都很有限的年代，一旦强大的敌军决心深入境内作战，大帝国失去一两个关键战役就可能灭亡。在两次希波战争中，波斯已经暴露了这个弱点。波斯进攻希腊与前秦进攻东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进攻一方的士兵来源庞杂，指挥失调，最后都遭到惨败。希波战争严重削弱了波斯帝国。而马可以大大增加军队的运动和攻击速度，其作用之大无可估量。公元44年，东汉名将马援曾上表光武帝说：“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后汉书?马援传》。
在这次蛮族扩张之后1000多年，到了公元4-5世纪，蛮族又开始了新一轮入侵。他们在前一次是战车兵，这次是骑兵。古代游牧部落在军事技术的发展中经常领先于农耕民族。骑兵入侵再一次导致欧亚大陆文明的衰落。西罗马帝国灭亡。在中国则是五胡乱华，文明中心第一次被迫向南迁移到长江下游。草原游牧民不仅善于骑马，也善于射箭。箭的速度比马更快，可以实施远程打击。一骑比一乘对地形的要求更低，可以在更复杂的地区运动。战马保证了他们的机动性，使他们能够选择作战的最佳时机和最佳地点，而弓箭则使他们能够在一定距离之外射杀敌人——面对面捉对砍杀不是马上民族的长项。
草原帝国的顶点是铁木真（1162-1227）达到的。经过10多年的征战，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落。1206年，他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的源头（在今蒙古国）召开忽里台大会，建蒙古国，号成吉思汗。蒙古民族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成吉思汗先进攻邻近的西夏、金，严重削弱了这两个王朝的力量。1219年，成吉思汗开始西征，一年后灭亡中亚的花剌子模。他的大将哲别征战到了克里米亚半岛，小儿子托雷占领呼罗珊（今伊朗东部）。1224年，成吉思汗回国，两年后灭掉了西夏。1229年，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第三年，经忽里台大会选举认定，他的第三子窝阔台（1186-1241）即大汗位。1234年，蒙古联合南宋灭金，占领了华北。第二年，窝阔台组织了第二次西征。1238年，莫斯科被攻破，遭屠城。两年后攻占基辅。蒙古兵又进入匈牙利和波兰。蒙哥的弟弟旭烈兀于1258年攻占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灭黑衣大食。两年后他的军队在叙利亚被埃及打败。在东方，迟至1279年，忽必烈才灭掉南宋。他两次出兵日本都失败了，主要是遭遇飓风。他在缅甸和越南也失败了，又从爪哇败退回来。在1296到1298年间，察合台汗国两次大规模入侵湿热的印度，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战争决定了蒙古帝国的疆界，大多是草原和沙漠地带。对于蒙古人，南方不是适合的战场，海洋更是带来灾难的地方。
在欧洲，英国人是使用弓箭的好手。在百年战争中，英国人的长弓让法国人吃尽苦头。长弓的射程远，箭矢密集如雨，在法国骑士冲过来之前就把他们射翻了。在1356年的普瓦捷之战，法国国王和他的一个王子被俘虏。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之战，英国的骑兵只是等着追击那些企图逃离战场的法国军人。那时，英国人是欧洲的残忍的野蛮民族。
在西班牙人征服中南美洲的过程中，马、铁（长矛和步枪是铁的制成品）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从欧洲传入美洲的病菌则是先锋。病菌的传播速度快过行军速度，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就消灭了大批印第安人。1532年，168名西班牙士兵（62名骑兵、102名步兵）打败了8万印第安人，杀死了其中的7000人，而自己没有人战死。西班牙人有长矛、步枪和战马，有盔甲护身。用棍棒武装起来的印加帝国还不知道有铁和马。它灭亡了，阿兹特克帝国不久也被消灭。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势之大其实不算罕见。美国入侵伊拉克是最新的例子。当年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也是长驱直入，伤亡也很小。
欧洲人在17世纪上半叶开始大规模使用滑膛枪和火炮，而减少了长矛兵。滑膛枪没有改变军队列队厮杀的传统。军人仍然穿着花哨的服装，列队走向枪林弹雨，但队形更松散了。因此，操练产生了，以便训练士兵统一而又迅速的射击。更猛烈的大炮将改变队列作战方式。拿破仑是炮兵军官出身，他增加了炮兵数量，组织了更灵活的军队。大炮的作用与早期的弓弩和较晚的步枪相似。但炮弹比弓弩或步枪射得更远，威力也更大，能够在与敌军接触之前打乱敌人的队形，大量射杀敌人。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英法联军的胜利告终。俄国在本土作战，但没有铁路通往南方的克里米亚。在泥泞的南俄草原上，俄军的后勤补给比英法联军更艰难。英法联军使用了汽船，海上运兵更加便捷。联军轻易地在克里米亚登陆。联军的另一个优势是新式的米尼步枪。这种枪是有来复线的滑膛枪，射程提高了三倍，精确度也提高了。米尼步枪就像是亚历山大时期的长矛、百年战争时期英国的长弓一样，能够在敌人的攻击范围之外杀伤敌人。俄军伤亡惨重。
火药在中国被发明。宋朝最晚在12世纪初就已经使用火炮了。在此200年后，欧洲火炮的样式与宋朝的火炮非常相似，有点像到1970年代在中国还很常见的爆米花的铁罐。杰弗里?帕克：《剑桥插图战争史》，100-10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又过了100多年，大炮的射程超过了弓箭。在大炮的轰击下，城堡不再能够坚守，欧洲的封建制度瓦解了。火炮的使用直接导致了游牧部落的衰落。与箭镞相比，炮弹的运动速度更快，杀伤力更大。火炮是威力放大了许多倍的弓箭。制造火炮需要很多技术：采矿、冶炼、铸造。这些技术是定居者的长项。游牧者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传统优势，逐渐退回到草原和荒漠中去了。游牧民衰落的证据之一是土尔扈特蒙古人在厄鲁特部的压力下，原先居住在准格尔的土尔扈特蒙古人（西蒙古的一支）于1616年离开故地，迁居到里海北岸。他们居住在今天俄国的伏尔加格勒和阿斯特拉罕之间，向东则到乌拉尔河。他们在俄国被称为卡尔梅克人，有一部分留在了俄国……他们不满沙皇官员的统治，于1770年举族东迁，回到西北的科布多。回迁的人口多达30万。如果按男性人口的一半计算，这个部落可以组成一支7-8万人的骑兵军团。在枪炮时代之前，这是一支强大的攻击力量。那时游牧者的鼎盛时期已经彻底结束了。他们只能逃避迫害。
在满洲人入关之前，明朝已经在辽东战场上使用欧式大炮，一度遏止了满洲人的南下。葡萄牙人在澳门有铸炮厂，他们的炮被称为红夷大炮。明将袁崇焕守卫宁远（今辽宁兴城）时使用了红夷大炮。1626年2月，在攻城时，努尔哈赤受炮伤，7个月后死去。即位的皇太极一度试图讲和，但谈判终于破裂。袁崇焕保证在5年内收复辽境。不过，明朝已经朽木不可雕，大炮未能挽回最后的败局。那时，清人有很好的学习能力，很快就学会了使用葡萄牙大炮，用来轰击明军。在17世纪，蒙古和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仍试图创建成吉思汗那样的大帝国。满洲人是骑马射箭的民族，又学会了铸造和使用大炮，在对蒙古人的战争中占据了优势。在乾隆时期，清朝消灭了准格尔，彻底消除了北方草原的威胁。清人很快就停滞不前了。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送给乾隆帝的礼物中有当时最先进的大炮。炮一直留在了圆明园，从来没有人动用或研究过。在60多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发现了这些大炮。它们还在原来的包装里。
骑射手是忽然地出现、射击和逃跑的。他的射箭在古代和中世纪是一种不直接的射击。在那个时代里，它的效力和破坏性几乎相等于我们今天炮队的射击。为什么这种优越性已不存在了？为什么十六世纪后游牧人民不再对定居人民使用权威了？正因为定居人民已经用炮兵来对抗他们。在很短的时期内，定居人民获得了一种人为的优越地位，把几千年的彼此间关系“推翻”了。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德国的统一与强大都大大得益于铁路。一战前，面对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德国制定了先集中兵力打击法国，然后再调转军队进攻俄国的战略。铁路允许德国从西线向东线快速调动军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是因为信任铁路而两面树敌，把不情愿的法国拖进战争，又导致了英国参战。铁路是一种道路。火车是交通工具，可以运输部队。但火车不是作战平台，不能用来向敌人发起进攻。一战时的阵地战成为消耗战。突破敌人阵地的需要导致坦克的发明。坦克具有很好的机动力、火力和防护力。装备了坦克和装甲车，军队可以在战场上快速推进，随时向敌人发起攻击。坦克兵、装甲兵对步兵就像马拉战车兵对步兵一样具有优势。实际上，坦克和装甲车就是马拉战车在工业时代的翻版。3000多年来的技术发展没有改变战争的基本模式。
矛、枪、炮的优势原理在海洋上也一样。一般而言，更大的炮具有更大的破坏力，还可以射得更远，在敌人接近之前消灭他们。为了装载更多、更大的火炮，以及更厚的保护装甲，军舰的排水量也越来越大。“大炮巨舰”的趋势一直持续到飞机出现。飞机比军舰更快、更灵活，活动空间更大。飞机的制造成本却比军舰低很多，可以组成大机群，攻击火力足够猛烈到击沉军舰。那些没有及时改变装备思想的海军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b?从地中海衍生出的海权
在马汉发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时，海权的概念已不新鲜。只是当时人们对海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是马汉的长篇巨著让人们了解到海权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影响。受马汉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德国是后起的大国，海军和陆军都受到地理环境严重制约，因此最热衷于地缘政治学。马汉没有使用“地缘政治学”一词，却是地地道道的地缘政治学家。
马汉提出的海权，是以海上作战为前提。如果战争不涉及到海洋，就不存在海权的问题。中国的战争大都发生在内陆。战国时，秦国大败赵国，白起坑杀40万降卒，就与海权（或河权）无关，尽管秦国大军东渡黄河攻打赵国时需要船只。长平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的主要形态，但在一些重要战役中，长江上的水兵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三国时，北方的魏国不习水战，长江成为蜀、吴防卫的天险。魏军被火烧连营，赤壁之战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在三国时代之后，战争显示了中国拥有海军的必要。隋、唐，以及后来的明朝和清朝，在朝鲜半岛都有两栖作战或近海海战。通往半岛的陆上补给线太长，海路就便捷了许多。蒙古人征服南宋，最后在南海上消灭了宋朝的水军；元军在日本惨败，是因为台风摧毁了船只。郑成功驱逐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原因是他有一支舰队。清军征服台湾，首先是打败了郑氏的水师。清末，日本侵略朝鲜时，要在黄海击沉清军的运兵船，再打败北洋水师。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因为美国掌握着制海权和制空权，中国不可能通过黄海派遣军队，鸭绿江大桥成为志愿军补给线上最重要的节点。
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很少遇到来自海洋的严重威胁，也没有官府需要保护的海外利益——官方放弃了这样的利益。因此，当时的中国没有必要保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地中海是最适宜早期文明和航海发展的大海。在欧洲的北方还有一个几乎封闭的大海——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一样，多港湾和岛屿。如果那里不是太寒冷而多风暴，不是远离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古文明，也有可能孕育地中海那样的文明。不过，波罗的海出产了维京海盗。这些海盗四处侵略，就像更早时期刚离开黑海一带大草原的印欧人一样。但维京人出现的时间有些晚，没有来得及创造文明就消融在其他民族中。从大海的角度看，可以把欧洲大陆看做是位于波罗的海、北海与地中海、黑海之间的半岛，还有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洲的古代文明起源于温暖的南方，最后被北方蛮族征服。地中海的气候宜人，两河流域、埃及、克里特、巴勒斯坦这些人类的早期文明就在岸边，甚至在海内。当时已经有了航海民族。相比之下，中国文明就很孤独。希腊文明晚出，在与众文明的交往之中发展起来。希腊在海岸极其崎岖的巴尔干半岛南端，在大半岛的边缘还有许多小半岛和近岸岛屿。半岛多面环海，形成了许多海湾和岬角。希腊的土地多山而贫瘠，但这却是其福所倚。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中，居民只能利用大海。公元前1100年或更早，当古希腊人刚从北方迁移到这里时，他们还不认识大海。他们惊讶地问当地人：那一大片水是什么？回答是Thalassa（海）。希腊人征服了这个地方。
许多中国人对雅典有一些了解，却经常忽视了斯巴达，于是留下了古希腊是海洋文明的印象。这个印象是片面的。这个片面的印象显示了一个事实：雅典对后世的影响要比斯巴达的大很多。雅典的影响主要来自它的精神遗产：民主、哲学、文学、雕塑、建筑、航海，这些可以列入软实力的范围。精神遗产比物质遗产更持久，在一定时间之后的力量也更大。所以，雅典照射到后世的光芒比斯巴达更灿烂。对于古希腊的地缘政治格局，修昔底德有过明确划分：“雅典和斯巴达显然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在陆地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用现在的地缘政治学术语来说，它们一个是陆权国家，一个是海权国家。在希波战争（前490-前449）中，雅典和斯巴达共同抵御波斯，发挥各自的军事优势，多次打败波斯的入侵。萨拉米斯之战（前480年），雅典舰队打败了波斯海军。希波战争以双方签订和约而告终。在抵抗侵略的战争结束后，希腊人自己打了起来，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雅典和斯巴达是势均力敌的两个帝国，各有一些城邦依附于它们。但雅典在海陆上都战败了。雅典投降，斯巴达取得了胜利。这时，雅典照耀后世的文明才刚刚开始。
希腊人对大海有特殊的感情。公元前401年，波斯帝国的小居鲁士和他的哥哥争夺王位。小居鲁士雇佣了一万名希腊人——民主制度下的人是优秀的战士，后来的瑞士人也是如此。——从小亚细亚登陆，到了两河流域。在今天的巴格达附近，他们打了胜仗，但他们的雇主小居鲁士却在乘胜追击时被杀死了。随后，波斯人诱杀了希腊人的将领。在充满敌意的土地上，希腊军队没有溃散。民主的训练使他们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可见民主制度与自由散漫、随地吐痰没有关系。专制更容易产生散漫——对压迫的一种消极抵抗。民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责任。希腊人选举了新的将军——其中之一是色诺芬色诺芬（Xenophon，前431-前350？）是雅典人。他的《长征记》（Anabasis）不仅记录了在波斯帝国内的艰难征途，还有他返回希腊后的生活——对古希腊日常生活的珍贵记载。《长征记》鼓励了亚历山大入侵波斯。色诺芬是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的朋友。他的另一部著作是《回忆苏格拉底》，记录了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然后，他们讨论决定向北走到黑海。到了海边就会有希望，有他们熟悉的希腊语和船。他们在波斯帝国之内行军，路线大致与底格里斯河平行。终于有一天，色诺芬听到先头部队在山口上大喊：“Thalassa，Thalassa”。他们到达了黑海的东南角，今天土耳其的特拉布宗附近。色诺芬把整个征程记录了下来。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希腊人很早就对海上优势有了明确认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让他们获得了经验。大约在马汉之前2300年，一位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希腊作者说：
位于大陆上的非岛民国家，较大的因为需要而被压制，较小的因为恐惧而被绝对控制，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依赖进口和出口，如果该国胆敢不听海上霸主的号令，它就会被取消这些权利。其次，一个海上霸主可以从事一些陆上强国无法做的事情。例如，蹂躏一个更强大国家的领土，因为海上强国总能在海岸线的某一地点登陆，而那里要么没有敌人的军队，要么仅有一小支军队。如果敌人预先在那一部分集结了力量，他们还可以上船后离开。这样的任务，与那沿着海岸线进军并赶来救援的有经验的军队比较，要更为容易。复次，对一个海上强国来说，它还可以离开自己的领土，航行到它喜欢的距离。而陆地强国因为行军缓慢，在它的人民和它的领土之间，不过能离开几天的距离。这样的一支军队，要么必须穿过友好的领土，要么必须用胜利打开进军路线。Pseudo-Xenophon，StateoftheAthenians，Ⅱ，2ff?转引自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3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这位作者接着说，如果岛民“还是海洋的统治者，那他们就有能力做出任何他们喜欢的坏事，而不会遭到任何报应”。除了比马汉早2000多年，这样的话和马汉说的没有不同。
希腊人的势力主要在东地中海。西地中海的霸主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迦太基（今北非突尼斯境内）。该城建立于公元前814年，但腓尼基人在此前400年已经到达西地中海，他们是航海的商业民族。罗马不是一个海上强国，它接受迦太基在西地中海的制海权。迦太基支持罗马驱赶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随着后起强权罗马的扩张，它们为争夺西西里岛爆发了冲突。这就是两次布匿战争（前264-前241，前218-前201）。“为了补救航海技术的不足，罗马人发明了一种木板铺的坡道（绰号‘乌鸦’）。把船只换装上作战平台。这样它们可以有效地使用罗马式的军团，把陆地的战术用到海上的作战。”H?帕姆塞尔：《世界海战简史》，20页，海洋出版社，1986年。罗马初战得胜。海权的迦太基在陆地上不可战胜，而陆权的罗马控制了地中海。最后迦太基失败。战后，罗马共和国后期和罗马帝国拥有在地中海的霸权，把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海。
罗马帝国之后，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建立起制海权，向北入侵。然后基督教徒开始反击。在1096-1099年第一次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和热那亚为十字军提供了一支供应舰队。这两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海军，支持对伊斯兰教徒的征战。在此后的300多年中，这两个贸易中心更为争夺地中海利益多次发生战争，互有胜负。1298年的那场战争中，威尼斯惨败，马克?波罗被俘，在狱中讲述了他著名的故事，鼓励了后来远离地中海的大洋探险。在1380年的陆战和海战中，威尼斯取得最后的胜利，获得东地中海的霸权。
在地中海时代，大西洋不是完全的平静。北欧海盗他们是今天挪威人、丹麦人和瑞典人的祖先，统称为维京（Viking）。富有侵略性。他们的袭击方向由北向南，目标从今天的英国、法国到俄国、北美。他们的活跃年代不到百年，大致在793-1066之间。维京人也像游牧者一样，先是滋扰与掠夺，进而在他们入侵的地方落脚。不同的是，海盗凭借航行在大海上的船，牧民则依靠奔驰在草原上的马。明朝时，倭寇其实大部分倭寇是中国的海盗。他们原来是渔民，因海禁政策而流落为寇。他们加入倭寇，或打着倭寇的旗号。倭寇有些像是今天的中国本土公司，在海外注册之后，就可以在国内享受超国民待遇。像北欧海盗一样在沿海地区烧杀，但没能在大陆上获得长期的立足点。那时海战的武器和陆战的一样。上面提到的英法百年战争的争夺起点是弗兰德。1340年，英国军队试图在弗兰德登陆，法国的军舰列在港口前阻拦。在海战中，英国人的长弓像在陆战中一样威力强大。在两军对垒中，英国人先以长弓射击，再扔标枪和石头，法国人死伤无数，估计在1?6万到5?5万之间。这时，海权争夺重点还没有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
勒班陀之战（1571年）是地中海上最后一场大海战。此战发生在海权已经转向大西洋之时。西班牙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帝国。战争起因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基督教世界（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组成联军，与伊斯兰教争夺地中海，而法国则愿意坐观西班牙苦斗。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被基督教联军打败，向欧洲的扩张势头被遏止。此后，因为大西洋航运的兴起，威尼斯的繁荣不再，但与土耳其的海战又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百年。在勒班陀海战中，欧洲已经有了两个多世纪使用大炮的历史，可是战斗的目标还是靠近敌人，登上敌人的船舰搏杀，如同在陆战中攻入敌人的堡垒。富勒在评说勒班陀海战时说：
在地中海的海军战术，是首先为争取位置的调动，接着为正面的突击、迂回和登上敌船，与萨拉米斯等古代的海战并无太多的区别。总而言之，一切的意图和目标，就是在水面上打陆战。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49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海战就是水面上的陆战。在勒班陀之战，基督徒的胜利是因为他们夺取了敌人的旗舰，杀死了奥斯曼的司令。虽然双方有装备了火炮的双层木帆船，仍在使用奴隶划桨手——大约占全部人员的一半。从萨拉米斯到勒班陀萨拉米斯在雅典以西，勒班陀在希腊的佩特雷湾北岸。两场海战分别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和西北。，在长达2061年的时间里，海军战术没有大的改变。到16世纪后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势力已经进入大西洋彼岸和太平洋，后分了世界，但地中海的船只还沿着海岸航行，海战也在可以看到陆地的海面上进行。布罗代尔说：“海岸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海路因而与普通的河道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144页。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欧洲大陆上最西的两个国家，濒临大西洋。葡萄牙首先开创了大航海和大西洋时代，西班牙紧紧跟上。两国是最早的世界帝国。不过，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的过程并不容易。“中世纪的地理学家认为，葡萄牙离地中海很远，而那却是唯一可以航行的海。因此，葡萄牙在欧洲的海上国家中，处在最糟糕的地位。”茨威格：《麦哲伦航海纪》，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葡萄牙的历史证明，在机遇到来时，国人如果有勇气和远见，地缘政治地位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在勒班陀之后17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被英国消灭，海权重心彻底转入大西洋岸。在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海上霸主先后有荷兰（海上马车夫）和英国，然后过渡到美国。
美国是一个两洋国家，也是“岛国”。在马汉时期，美国已经完成了在北美大陆上的陆地扩张并转向海洋扩张。美国在与印第安人作战时不需要制海权。在独立战争中，法国人在海上帮助美国人，抵抗法国的邻居和夙敌英国人。在美国人中间，通常是孤立主义（或其变种——单边主义）占上风。他们愿意和平地生活在北美，不卷入欧亚大陆的事情。可是，一旦出现扩张的机会，美国人从来没有失去过，他们对时机向来抓得很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西洋和欧洲是主战场。美国的珍珠港受到袭击，仍把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放在次要的地位，而英国放弃了印度以东的所有殖民地和利益。英美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欧洲的敌人更强大。美国在太平洋上打败了日本，把整个大洋收入囊中。冷战期间，美国打的两场大的热战都在东亚（东北亚的朝鲜和东南亚的越南），但它的战略重心仍然在西半球。冷战之后，美国的战略目标有些模糊，但在最近10年里又清晰了。美国把核潜艇等攻击武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不仅意味着太平洋地区的热点更多，也表明全球战略重点在向太平洋转移。太平洋是世界最大的水体，其北部位于东亚和北美西海岸之间。仅此两点就足以说明太平洋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大西洋不是不重要了，而是因为美国在那里不会遇到挑战——苏联帝国已经垮台，今日的俄国不足为虑。
海洋的航行者不一定能够建立强大的海权。从古至今，西太平洋的岛民“除极少数例外，都是航海专家和贸易专家。他们拥有优良的大型航海独木舟，用来进行远航贸易、探险或征战”。布洛尼斯拉夫?马凌诺斯基（一译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书中研究的这些航海者在新几内亚岛以东的特罗布里恩群岛。这些岛民们不仅做贸易，还残忍好战。他们在岛内攻伐不已，还划着独木舟去进攻别的岛屿德里克?弗里曼：《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13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简直是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同行。但他们一直处在原始阶段，文化落后，没有建立强大的国家，因此被西方殖民者轻易征服。有些岛民被殖民者大量虐杀，剩下的完全被边缘化，如澳大利亚的毛利人；夏威夷群岛上的土著人建立了国家，却不能幸免于被美国吞并。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海洋不能提供有效保护。另外，根据汤因比的研究和分类，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属于停滞的文明。在各个岛屿上，后人们不仅失去了古人的雕刻技术（如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还失去了发达的航海术。这是不能应对挑战的后果。文明成长的关键是成功地应对挑战。这个发现可以为那些一心推崇海洋文明的人引以为戒。把责任推向地理和环境必将导致放弃人的努力。
海权曾对陆权具有某种优势。海洋的空间更大，可以避开陆地上的天然险阻；海运的运载量更大。在火车、汽车、高速公路出现之后，海上的优势消失了很多，剩下的主要集中在运动空间大、运载量大。不过，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居住在陆地上，这是陆权国家最大的天然优势。如果陆权国家有强大的空中力量，海权国家的优势就会被进一步削弱。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那时，航空母舰（主要武器是航弹和航炮，不是舰炮）在海战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用来对付航空母舰的最有效武器还是飞机。航母的目标太大，一旦被击沉，损失太大。航母将来的作用很可能限于用来威慑弱小的国家，而不是与其他强国作战。在国家整体实力不悬殊的前提下，有了强大的空中力量，陆权国家能够与海权国家在海上一争雌雄。
c?制空权与战略轰炸
意大利在1870年才完成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统一的时间与德国统一很接近，但与德国不同的是，在统一之后很长时间里，意大利既非经济大国，也不是军事强国。其军队缺乏斗志，不堪一击。但这个国家却有很大的雄心。早在1895年，意大利军队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被土著人打得惨败，因此得出“不适宜经营殖民地”的结论。但意大利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于1935年再次入侵埃塞俄比亚，又被打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碰巧站在了胜利者一方，成为战胜国。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上，意大利是美、英、法三强之后的第四强一战后，意大利在四强中的地位有些类似二战后中国在五强中的地位。因国力有限，只能勉强维持大国地位……四国的领导人把持了和会。在会议期间，意大利对其他问题都没有兴趣，一味对邻国提出许多领土要求，却没有得到另外三强的支持。为此，意大利总理V?E?奥兰多在三国领导人面前失声痛哭，意大利代表团还一度愤愤地退出和会。制空权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贫弱的西方“大国”中产生。
朱里奥?杜黑（1869-1930）是空权理论的首创者。他在炮兵工程学校接受教育。在1912至1915年期间，担任意大利陆军第一个航空营的营长。他曾因批评意大利陆军司令无能被判入狱一年。1918年，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空军。1921年，在意大利陆军部的赞助下，杜黑发表《制空权》。第二年，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党掌握政权，杜黑出任意大利航空部部长，但在一年后辞职。制空权理论不是出自一个军事强国或工业大国。意大利也从来没有建立起一支先进的、强大的空军。现代的陆权及海权理论建立在对历史回顾的基础之上，而杜黑的空权论更多的是对未来的预测。同样，一战后出现的装甲战理论也是预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用飞机和坦克已经投入到战场，但没有对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飞机和坦克的技术还有待发展，空战和装甲战的战术还有待研究。这两大类武器将在下一场大战中改变战争的方向，唯有卓有远见的战略家可以预见。在杜黑之后，以现实为基础的预测取代了回顾，成为制定战略计划的必要准备。
早在1909年，杜黑就开始宣扬制空权。他预言说，在陆军和海军之外，“天空也将成为重要性不次于陆地和海洋的另一个战场。”朱里奥?杜黑：《制空权》，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以上引文是杜黑在《制空权》中引用他发表在1910年罗马《准备》报上的文章《航空问题》。他那时是一名少校。这时距离莱特兄弟成功发明飞机只有5年多。在1903年12月，兄弟俩的第一架飞机只飞行了12秒。杜黑说：“掌握制空权表示一种态势，能阻止敌人飞行，同时能保持自己飞行。”《制空权》，26页。制空权是唯一重要的。“获得制空权就意味着胜利。反之，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最终失败。”《制空权》，24页。黑体为原文所加。在使用飞机之前，战争中的国家分为前线和后方。士兵在前线厮杀，后方仍可以维持和平生活，支援前线。飞机改变了这一切。飞机取消了前方和后方的区别，把整个敌对国家变成战场，轰炸不设防的城市。
在夺得制空权之后，杜黑提出对敌人的后方目标实施战略轰炸。“这种战争的结局必须建立在摧毁一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上。人民时时处处陷入一种可怕的灾难之中，直至整个社会组织最终崩溃。”《制空权》，65页。整个国家将成为战场，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遭受空中打击。很快，杜黑的理论得到应用。首先是德国干涉西班牙内战，在1937年4月把一个小镇格尔尼卡炸为平地。毕加索画了一幅画，以这个小镇为名。他称他的画“格尔尼卡”为德国的杰作。作为战略攻击，日本对陪都重庆的大轰炸第一次实现了杜黑的预言。从1938年2月18开始，轰炸持续了5年半，日本飞机共炸死市民近1?2万人。然后，1940年9月到次年5月的伦敦轰炸、1940年11月的考文垂轰炸、1945年2月的德累斯顿轰炸、二战后期的东京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给这些城市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实施“地毯式轰炸”，更是志在杀伤平民。冷战后，武器进步减少了敌国平民的伤亡，但这只是精确制导技术的一个副产品，轰炸者并不在意平民的伤亡。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美国对伊拉克的轰炸，仍然沿用了杜黑的战略，对城市和民用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以摧毁民众的信心和敌国的战争能力。这些轰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损失，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二战初期德国对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的空中闪击战。但是，轰炸并不像杜黑预言的那样，总是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并不总是“很快，人民自己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为了终止恐怖和痛苦，将会起而要求结束战争——而这将发生在陆、海军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动员之前！”《制空权》，62页。有时，轰炸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
飞机也改变了海战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海上空中力量的主要任务是搜索、侦查。那时的飞机还很简陋，携带的弹药很少，不足以对海上目标发起攻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空中力量（陆基或海基）已经能够压制住海上力量，小小的飞机比军舰击沉了更多的舰船，宣告了巨舰大炮时代的结束。航空母舰战斗群成为海军的中坚力量。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要武器平台是航母。1942年5月，两国海军爆发珊瑚海海战。这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第一次大规模正式海战，但双方的军舰却根本没有交火。发起攻击的是舰载机。当时的美国海军军令部长（ChiefofNavalOperations）、海军上将恩斯特?约瑟夫?金称之为海军史的“第一次”。《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三，405页。日本在美国海空军的攻击下步步退守。它防守本土的撒手锏是神风自杀飞机。美国取得最后胜利的武器是飞机投放的原子弹。
在非洲和欧洲战场上，美国的进展也得益于制空权。大西洋的反潜作战需要飞机，而盟军的飞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德国潜艇开始是攻击武器，后来成为被猎杀的目标。在诺曼底登陆中，盟军的空降兵虽然非常不顺利，但还是在战线之后牵制了德军部署。
1948年，苏联以维修道路为理由，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陆路和水路交通。西方占领的大半座城市似乎成了苏联的囊中之物。西方国家对西柏林的空运持续了1年，突破了苏联集团的阻断。苏联挑起争端，最终却解除围城，在冷战中开局不利。这场冲突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空中力量。这是利用空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较早例子。西方的物质从空中进入西柏林，同时，东方的人员经陆地逃往西柏林。在10多年中，数十万人逃亡。苏联和东德大伤脑筋，于是又出一招，于1961年8月修筑了柏林墙，沿途埋设地雷。加上古巴导弹危机，那段时间是冷战的高峰期。1989年，冷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告终。
在二战之后很多年，拥有制空权能够压制地面部队，大量杀伤地面部队，却不能击溃或消灭地面部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如此。这两个国家地形复杂，森林广布，遮蔽了空中的视线。美国对越南实施地毯式轰炸，惨无人道地轰炸所有目标，仍不能阻止北越的推进。不过，飞机技术和制导技术进步很快，空中的优势得到加强。在科索沃、阿富汗和两场伊拉克战争中，空中力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科索沃，盟军持续轰炸，没有动用地面部队就迫使南联盟撤军。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地面部队主要担任最后的清理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空军的作用仍将继续上升。但赢得民心仍将需要在地面上。
争夺制空权的目的，一是保证己方，二是打击敌方。拥有“制空权”的一方可以从空中调动军队和物质，或直接打击敌人，而不必经过陆地或海洋，大大减少了地理环境的制约。对飞行的主要限制是技术因素。飞机的滞空时间和飞行速度相对有限。因此，一国需要在陆地或海洋上建立基地，接近潜在的目标。即使将来飞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旅行像乘坐公共汽车一样快捷、便宜，但仍不能清除地理障碍，时差、语言、文化、宗教不会因飞行速度而改变。美国在研制一种能够不间断飞行的环球轰炸机。它可以从美国起飞，在几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地方。这种飞机可以威胁欧亚大陆的安全，但不会帮助美国融入欧亚大陆。洲际弹道导弹没有使美国成为欧亚大陆国家，同样，新型轰炸机也不会。
d?对陆地的再重视
杜黑的理论不是凭空而出的。他在军校接受的是炮兵教育。他实际上把空军比作炮兵，从炮战中汲取灵感。英国军官J?F?C?富勒认为，杜黑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炮主义，只不过把发射（投掷）炮弹的角度从水平改为垂直。《装甲战》，300页。在飞机加入一战的时候，陆地上也有了新型武器——坦克。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制空权理论没有一枝独秀。在《制空权》出版11年后，也出现了基于新的技术的陆战理论。1932年，富勒发表了《装甲战》。富勒的“装甲战”思想起源更早，是他在1917年夏季看到英军溃败时产生的。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示，它实际上是一本“野战勤务条令”讲义，侧重于装甲战术运用。富勒认为，可以用装甲部队来对付空中力量，“地面机械化与空中摩托化是密切相关的。”《装甲战》，35页。
富勒的理论在英国一度被忽视。在二战爆发之前，英国步兵学校只有6位军官借阅过刊登富勒“野战勤务条令”讲义的《步兵杂志》，《装甲战》，2页。这是别人所写的前言介绍的情况。还未必是为了读他的文章。不过，《装甲战》在德国和苏联都受到重视。德国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苏联的铁木辛哥元帅予以极高评价。古德里安是装甲战的另一位理论先驱。他的书籍被翻译成法文，却没有受到法国军官的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苏联国家都集中使用坦克和装甲车辆，把它们作为主要的地面攻击力量。一批名将在战争中脱颖而出。德国有隆美尔，苏联有朱可夫。此外，美国有巴顿，英国有蒙哥马利。他们都是指挥装甲部队的将军。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顺利推进，得益于装甲部队与空军的协同作战。德军飞机实施纵深轰炸、装甲部队快速推进的闪电战（闪击战），捷克、波兰、法国没有来得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就失败了。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盟军和德军多次出现坦克集群的对攻。在库尔斯克战役，4000辆苏联坦克和2700辆德国坦克，以及大炮，在南俄大草原交战。
因为铁路的普及，大陆上的交通便捷了许多。麦金德因此断言陆权将超过海权。但火车的载货量远远不及远洋货船，而且成本高过海运很多。现在有了高速铁路，却更适合客运，而不适合大宗货物的运输，因为成本太高。空运也同样存在着成本的问题。现有技术仍不能大幅度降低陆地运输的成本，不能提高运输量。就军事行动而言，陆权对海权仍然处于劣势。但这个劣势不是不可弥补。在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的优劣及道德号召力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大陆国家占有优势，因为它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更接近其他大陆国家，更易于争取到人心。总体而言，在新技术条件下，大陆国家仍将具有地缘政治优势。
美国有类似声音，但角度不同。米尔斯海默认为，“战争靠庞大的陆军而不是海上的舰队和空中的飞机赢得胜利。最强大的权力是拥有最强大陆军的国家。”《大国政治的悲剧》，121页。第四章是“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在这一点上，他很可能是错的。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国家也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未必需要陆军对决。在军队严重依赖高技术装备的时代，拥有优势海军和优势空军的国家一定也有发达的陆军。米尔斯海默是美国人。他像另一个岛国人麦金德一样夸大了陆地力量。他的出发点是从岛国控制整个欧亚大陆，而大陆国家则是从大陆出发，保证海洋航行的畅通。因此，米尔斯海默对陆海空军力量的判断标准与大陆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容易高估陆军的作用。比如，他的结论中有两条是，“单有封锁不可能迫使敌人投降”，《大国政治的悲剧》，130页。“从海上进攻大国的领土要比从陆上入侵来得困难”《大国政治的悲剧》，160页……可以看出，米尔斯海默研究的是在向大陆国家攻击时的困难；大陆国家考虑的是如何突破海洋封锁，而不是等到敌人登陆入侵——已经有了主动与被动。差异是由于海岛国家和大陆国家的目标不同造成的。
不过，米尔斯海默有一点是对的。他说：“即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征服只靠船只才能达到的遥远地区。因此，大国的野心只能主宰它们所处的地区以及在陆地上能达到的毗邻地区。”《大国政治的悲剧》，120页。美国是一个例外。美国曾经在短时期内征服了遥远地区。然而，它的全球霸权是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一个副产品，是在众多盟国的支持下做到的。这样的支持只有在极端条件下才能获得。冷战结束后10多年，美帝国已经呈现颓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力量将更为分散，区域化的势头将更强劲。原因就是大国投射影响的能力有限。
e?高边疆与星球大战
有史以来，人类从来没有离开过武器。在没有武器的地方，他们会制造出适用的武器。这个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太空。人类进入太空不过数十年，近地空间已经布满了各种军事设施。重返大气层的洲际弹道导弹要经过空间。“和平利用太空”只是开发太空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开发初期只是一个次要方面。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空间站”是各国在空间科学合作方面的一个好模式，但此一合作不会妨碍更多的空间项目被用于军事目的。
人类进入太空的交通工具是火箭。火箭始于军事目的，是德国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发展起来的。V-2是最著名的产品，在二战中被用来攻击英国。战后，美国和苏联的太空技术直接得益于德国的火箭研究。在冷战期间，美苏的一个重要竞争领域是太空。取得空间优势是他们发展空间技术的动力。苏联在1957年10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率先实施载人太空飞行，“东方”一号飞船距离地球表面302公里。这是人类首次进入太空。苏联的太空技术领先于美国，美国受到巨大压力。苏联人进入太空一个多月后，美国总统J?F?肯尼迪宣布了载人登月工程。与苏联的航天计划相比，“阿波罗”计划更复杂，也更宏伟。1969年7月，美国首次把两名宇航员送上38万公里外的月球。此后美国宇航员又5次登上月球。登月活动引起的轰动效应在递减，当它不再能显示美国的空间优势时，就在1972年12月结束了。人类进入太空的里程碑事件都是冷战的产物，是超级大国炫耀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结果。两国的宇航员被当作国家英雄（也是人类英雄）。1960年代是人类走出地球，向太阳系扩张的开始。
空间被称为高边疆。对比地球表面的边疆开发历史，这个词本身已经隐含着军事意义。与以前的军事理论一样，在“高边疆”理论上也可以找到一位代表人物。他是美国陆军中将丹尼尔?O?格雷厄姆（1926-1995）。格雷厄姆毕业于西点军校，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73-1974）、国防情报局局长（1974-1976）。在1976年和1980年的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他是候选人罗纳德?里根的军事问题顾问。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他们一起讨论过导弹防御计划。在1979年秋天，在里根的要求下，格雷厄姆提出了“高边疆”的概念。1981年9月，格雷厄姆成立私营的“高边疆公司”（HighFrontier，Inc?），以推动太空动能武器的发展。他是“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
自从苏联紧随美国拥有核武器之后，美国一直执行“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政策，对遭受的任何核打击实施核报复，从而吓阻苏联使用核武器。这个威慑政策是进攻型的。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就国家安全问题发表演讲，提出了防御性的政策，其实是维护美国的核进攻优势。他说：“如果苏联加入我们大量减少武器的努力，我们将成功地稳住核平衡。然而，仍然有必要依靠报复的恐惧、相互的威胁。”有没有办法不采取报复呢？里根宣布他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开始一项计划，用防御的方法来对付令人胆寒的苏联导弹。让我们求助于我们的技术力量吧。正是这些力量生产出我们伟大的工业基础，给予我们今天享受着的生活质量。”里根询问道：“如果自由的人民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知道他们的安全不依靠美国即时报复的威胁来威慑苏联进攻，我们能够在战略弹道导弹到达我们自己的土地或我们盟国的土地之前就拦截并摧毁它们，那会怎么样？”
那会怎么样呢？结果是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因为苏联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核力量成为无用之物，同时却处在美国核打击的威胁之下。其实，当时苏联已经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反弹道导弹系统，而美国人认为苏联已经领先。迟至1986年，保守的传统基金会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总而言之，在战略防御作战经验的许多关键领域里，苏联都领先于美国，并保持反弹道导弹和雷达的生产线空闲，以便迅速扩大生产。”WhileOpposingReagan?sSDI，MoscowPushesItsOwnStarWars，HeritageFoundationBackgrounder?No?540，October21，1986，KimR?Holmes?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ussiaandEurasia/bg540?cfm?美国总是倾向于高估对手，并从不隐瞒对方的优势和自己的劣势。所以，任何头脑清醒的竞争对手都不会因为得到美国的较高评价而沾沾自喜。这次也不例外。在宣布“星球大战”计划前两个星期，里根在3月8日发表了关于苏联“邪恶帝国”的演讲。所以，1983年是冷战后期美苏的对抗小高峰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1986年10月与里根举行了雷克雅未克会谈。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双方没有在战略防御计划上达成妥协。在冷战结束20年之后，美国和俄国还在讨论如何开始削减核武器和运载工具的谈判。
最初，美国计划以天基的激光发射器为拦截武器。后来事实证明，那时的激光武器还很不成熟，其他相关技术也不成熟。里根之后的美国政府一再缩小战略防御计划的内容，至今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网。但在当年，该计划却给苏联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甚至被认为导致了苏联解体。苏联解体的原因众多。苏联内部和东欧集团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是主要原因，而经济已经临近崩溃。外部原因则有阿富汗战争的消耗，以及中国和美国站到一起等新因素。当然，在东西方对抗中，西方对苏联集团的压力一直存在（反之亦然）。在苏联已经不堪重负之时，星球大战计划是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高边疆”美国空军现在有一本《高边疆》期刊。很类似美国当年的“西进运动”。美国向西开拓“边疆”是一场以武力为先导的运动。只有在驱赶和屠杀土著的印第安人之后，才有“边疆”地区可供美国人开发。太空本来无人居住，那里没有人因为“高边疆”运动而受到伤害。人类进入太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获得地面上的军事优势，不是向太空殖民，或者开发资源。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不可能在太空过上可以自持的生活，从别的星球运回矿产并获取利润也很困难。除了接纳人类的探险精神之外，太空总是直接为人类在地面的生活和活动服务。这些活动多是军事的。“高边疆”运动比其他边疆运动（包括地理大发现）具有更多的军事成分。
侦查、通讯、指挥、控制——所有这些军事装备都已经搬上了卫星。卫星（以及以月球为基地的平台）不仅收集和传递信息，而且还将搭载武器。除非各国拿出足够的诚意，否则太空的非武器化必将成为空谈。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了核武器控制的失败先例。
f?四权之外的争夺
以上这些理论反映了一个简单事实：军队运动速度在提高、运动空间在扩大，军力投射距离在加大，同时，武器打击距离增加，烈度增加，并能够更好地保护使用者。在四权之中，能够更好达到这个目的的那一个权必定占有优势，因而更受理论家注目。权力优势不是恒久的。现在有了对四权的争夺。在进入太空之后，人类的竞争和战争范围还没有达到最大化。人类的探索是无穷尽的，人类的竞争是无穷尽的，人类对权力的争夺也是无穷尽的。人类探索到哪里，权力争夺就会跟到哪里。战争将出现在人类身体和人类工具所能达到的一切空间和虚拟空间。所有这些争夺都应该是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畴。
在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实体空间之外，争夺已经进入了虚拟空间。现在不仅有了“信息战”理论中国的沈伟光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理论的人之一，也许是最早的一人。奇妙的是，他所受教育不多，不懂电脑，更不懂互联网。他有官方身份，却是私人著述。，一些国家还组建了信息战军队。在军事冲突中，黑客攻击对方的网络系统，瘫痪敌方的通讯、指挥和宣传，就像在热战中炸毁敌人的道路和大桥。据报道，在2008年的俄国和格鲁吉亚的武装冲突中发生过网络攻击。俄国有非常好的数学和软件人才，但两国都不是信息产业发达的国家。所以，这样的攻击只是小试锋芒。将来也许会爆发“制虚拟空间权”的大规模战争。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曾多次指责中国的黑客攻击。这种战争与以往的战争不同，看不见实物，看不见硝烟，却能够达到战争的目的，使“敌人”遭受他们不能承受的损失，屈服于“我们的”愿望。信息战会像热战一样造成大量的财富损失，也会造成人员伤亡。1999年喧嚣一时的“千年虫”事件虽然有些夸张，有杀毒公司的商业炒作，但当时对“虫”后果的预言可能会出现在信息战中。
在今天的战争中，电磁战已经是战争手段之一。在设计时注重飞机、军舰等作战平台的隐形性，以加强它们的自我防护和突防能力。同时，侦查技术也在进步，以更早地发现更远处的目标。远离敌人在非打击武器中也同样适用。雷达是侦查工具，也是整个武器系统的一部分。雷达的搜索面积大、实时，取代了飞行员在空中用肉眼搜索。和无线电一样，雷达的出现也可被看做符合武器系统的进步模式。很多年来，不仅战斗机、轰炸机等作战飞机装上了雷达，还出现了专门用雷达搜索目标的预警机，以及间谍飞机。对于地缘政治学，这些具体的军事技术可以归入更大的种类。详细研究是军事学的内容了。
在物理学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将来的人类或许可以进入更多的空间维度。那时，也许会出现“制第八维空间权”之类的理论和实践，以控制进入其他宇宙的通道。我们这一代人大概不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了。但假如看到了，合格的地缘政治学家不会为此惊讶。人类有掠夺和杀戮的本能。除非受到政治的制约，战争具有向更大规模发展的倾向。
新式武器层出不穷，人类杀戮的效率越来越高。战争加速了武器的研发。一战时的新武器是飞机、坦克，还有大量使用的毒气。二战时期是核武器。冷战时期是导弹。20世纪末是信息化、精确制导炸弹。21世纪初的标志性武器还没有出现。可能是冷血的（无血的）人工智能士兵。这样下去，武器总有一天会失控，落入有毁灭人类决心的狂人手中，或脱离人类而具有独立意志。不过，如果没有了人类，地球的其他生命会幸福很多。
地缘政治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彻底改变。所有技术的目的都要归根为“人”，或为人服务，或为了控制和杀伤人，还是为了己方的目的服务。人类生活在地球表面上，这一事实长期不会改变。今后人类也许能够终生在太空生活、繁衍。但他们可能在数代之后变异为别的物种。技术没有灵魂。先进武器可以控制人，杀伤人，却不可能争取到人心，也难以长期控制地面上的财富。空中的、海上的胜利者最终还要回到地面上来。
显然，在三权和四权之外，还有需要争夺和控制的权力。军人们更了解这些技术性的权力。除此之外，我们更不应该忽视人权。人权是权利（right），也是权力（power）。权利可以转化为权力，没有权力保障的权利则是一纸空文。人权是中国人的权利，不会因外国人提倡就变成了国外特有的权力。人权在中国并非舶来品。儒家的先圣们早就提出过“仁者爱人”和“仁者无敌”等观念。在距今2300多年前，儒家的“仁”是超前的，也是有限的。他们要求权力者向人们施舍他们原有的权利，不知道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利。早期的儒者是理想主义的权力崇拜者，后世有更多匍匐在权力之下者。当他们试图现实地操纵权力时，就变成了法家。法家擅长的是权术，很少是法律。如果非要与现代比较，他们更接近于狡诈的律师，而不是正直的法官。如果今天的中国能够以秦汉以前的儒家思想为起点，恢复传统的仁爱文化，建立起能够真正、充分保障人权的制度，必将在世界上为中国增添巨大权力。
陆地、海洋与领土的关系
在讨论了陆权、海权、空权和太空权之后，还是要回到地面上。制海权、制空权和制太空权都离不开陆地上的基地，它们的目的是取得陆地上的优势。如果不能帮助在陆地获得优势，各权就失去了意义。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绝大多数人总是生活在陆地上，因此，权力也必须落实到地面。古希腊神话说，巨人安泰（Antaeus）的母亲是大地女神盖亚（Gaea）。他只要接触大地就能百战百胜，因为他能够从母亲那里汲取无穷力量。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cules）识破了他的秘密，在搏斗中把他举到空中扼死。这个神话大概是空权打败陆权的最早事例。然而，赫拉克勒斯是站在大地上杀死敌人，取得胜利的。
这场搏斗的起因是宙斯（Zeus）要向他的祖母盖亚造反。宙斯是安泰的侄子、赫拉克勒斯的父亲。算起来，赫拉克勒斯比安泰小两辈。他的胜利表明，新权力取代了旧权力。
a?清末的陆防与海防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这也是农耕社会的特点。在19世纪中期之前，对中国的威胁大都来自北方。中国的目光朝向内陆，一向缺乏向海洋扩张的动力。而在陆地上的扩张也不积极。汉、唐两朝都有向西方的扩张，但主要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或突厥，目的是以攻为守，不是扩大帝国的疆界。南宋皇室为躲避元兵而逃难于海上。最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蹈海而死。海洋没有能够挽救南宋皇帝的性命。自汉、唐的强盛之后，中国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出现在元、清两朝——都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元朝军队进攻外海岛屿（日本、爪哇）都遭到失败，证明游牧民族不擅长跨海作战。不过，台湾在元朝时正式归属中国。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最大的壮举，却仅限于炫耀帝国的强盛。大船队满载着士兵和财宝，却对海外土地和商业利益没有任何兴趣。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海陆两个方向都遭到强敌入侵，漫长的边境没有一处是平静的。清廷左支右绌，无奈虎狼之国太多。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105年，为害中国最深的国家是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四个国家。除了俄国可以从海陆两个方向入侵之外（它确实也这么做了），从其余三国到达中国都要经过海洋。对于中国，英、法、日是海上强权。但这个判断并不完整。它们也从陆地上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它们不仅在中国海岸登陆，抢占租界，还在中国周边建立了殖民地。对于中国不易到达的内陆地区，英国和法国从它们的南亚、东南亚殖民地上渗透、蚕食。日本占领朝鲜后，也主要从陆地上向中国发起进攻。这些殖民地从前都是中国朝贡体系的成员国。
在20世纪初之前，英国和法国在中国主要追求贸易利益和小块租界，没来得及抢占大片殖民地。进入20世纪，它们在一战中元气大伤，在远东扩张的势头大大减缓。所以，英法两国在中国经营殖民地的时机从来没有成熟过。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并能够动手瓜分的是俄国和日本。这两位芳邻一个来自陆地，一个来自海洋。与英法相比，它们是次一级的帝国。日本的现代化起步虽然比俄国的晚很多，但发展速度却比俄国快很多。而且，日本的扩张不像俄国那样有多个方向。从开始扩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在半个多世纪的扩张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国方向（琉球、朝鲜等目标是中国藩属）。
俄、日把扩张目标对准中国的时间相差不远。1850年，清朝与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土等国打败，失去了向地中海方向扩张的可能。因此，俄国转向东方，先后吞并了中亚的三个汗国，到了中国的西北边疆。俄国趁着阿古柏入侵新疆，于1871年占据了伊犁。1854年，日本结束了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明治维新，实力渐强。1872年，日本废除琉球国王，把琉球变成藩属，又在1874年借口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事件入侵台湾，索取清廷50万两赔款后退去。
在这个关键时候，清朝在快速衰败。太平军（1850-1864）、捻军（1852-1868）等内乱使大半个中国陷入战乱。西北、西南有回族、苗族的大规模反叛。在1856-1860年，英法寻衅，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掠夺并焚毁皇家园林圆明园。普遍吸食鸦片造成国民体质下降，白银外流。大清朝气息奄奄，呈现出典型的末代景象。多亏了几位能干而又忠心的大臣。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扶持之下，清廷平定内乱，发展工业。因为“同治中兴”（同治帝1860-1874在位），清廷才又勉强维持了30多年。
曾国藩（1812-1885）和李鸿章（1823-1901）都是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创办福州船政局（1866）。李出自曾的门下，创办江南机器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65）。1874年，同治帝死。慈禧安排她妹妹四岁的儿子即位，得以继续以太后身份掌握大权。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又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的海防。陆防和海防都在争取有限的资金，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又大敌压境之下的无奈之举。1875年，清帝许诺每年划拨400万两海防经费。到了1877年后期，李鸿章收到的还不足200万两，主要原因是新疆之役耗费巨大。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引文出自第四章，该章作者是刘广京、理查德?史密斯。从1875年到1881年，“七年之中总数逾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剑桥中国晚清史》下，272页。此外，在这7年中，经清廷批准，“左宗棠共向华商借款846万两，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总计借款2221万两。”因中介从中赚取暴力，洋商借款的年利为10%，比当时正常行情高出一倍。7年共花费7451万两（不算利息），平均每年1064万两。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约六千万两”。《剑桥中国晚清史》下，554页。国税和地税的收入大部分来自田赋和厘金（营业税），关税次之。在1875年，清朝的进出口大致持平。在1亿3672万两白银的贸易总额中，约有110多万两的盈余，关税收入是1196万8109两。由此推算出，在新疆用兵，每年耗费的资金占清王朝全部收入的1/6以上。
李鸿章说：“二者兼营，则皆无成而已！”《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第十页。转引自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31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鸿章有充足的理由：“彼有铁路以调兵，则旬月可以云集；中国行师绝塞，非经岁不能到防。彼有电报以通信，则瞬息可以传命；中国递文边界，非三数月不能往还。”《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盦文别集》，卷四，第131页，薛福成。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31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薛福成（1838-1894）时在李鸿章幕府中任职。有了铁路之后，陆地运动速度加快，陆权对比海权的劣势大大减少了。当时中国在新疆既无铁路，又无（有线）电报。最大的挑战来自后勤补给。左宗棠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三十二页。转引自《左宗棠传论》，310页。同时，左宗棠也知道，如果海疆不定，朝廷也不能够顾及西疆。他又说：“只盼海上宴然，英事速结，再做区处。”《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五，第六十二至六十三页。转引自《左宗棠传论》，328页。“英事”指1875年的马嘉里事件。这次事件起因于英国吞并缅甸后对中国西南的窥探。
李鸿章对形势的判断没有错。清朝确实无力同时在东西方打两场战争，对手分别是日本和俄国。李鸿章的错误在于对时机的判断。在中亚的大角逐中，俄国与英国互相牵制，它们都在利用阿古柏。在东海，日本对中国还不具有海上优势。那时，海防和塞防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在两个方向上短期都不会形成战事。所以，清朝没有遇到东西海陆两线作战的问题，甚至连单线作战都算不上。这两个问题都通过谈判得以解决。中国支付赔款，从俄国收回了伊犁，从日本收回了台湾。但是，真正的危机将在数年之后到来。
1884年，新疆建省。刘锦棠担任新疆省第一任巡抚。西部暂时较为平安。1879年，日本宣布废除琉球国，建冲绳县，又遣使来中国谈判。1880年，李鸿章创办的海军正式成军。这时的日本还不那么确定它的实力，提出把琉球群岛南端的先岛群岛（包括宫古列岛、八重山列岛）分还给中国。当初，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西部，是想在东部更强硬地对付日本。他（或执笔的薛福成）设想，如果中日谈判不利，清廷将“撤防俄之劲旅，分军三道，载以轮舶，直趋长崎、横滨、神户三口”，“制其死命，或封琉球，或重议约章，皆惟我所欲为矣。”《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盦文别集》，卷五，第177页，薛福成。转引自《李鸿章传》，311页。以武力威逼日本的想法或出自薛福成。设想很宏大，显示出李鸿章对海防有很大的信心。但中国终于失去了琉球。李鸿章更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3年，中日海上力量的对比就完全倒转了。
1884年6月，左宗棠从两江总督任上回到北京，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月，法国攻击驻越南的清军，接着又侵犯基隆，袭击福州。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也遭到轰炸。左宗棠这时已经病重，但仍请旨出征，离京赴闽，于12月到达福州。他督办福建防务，筹办台湾省，未几，于1885年9月3日去世。次年，台湾脱离福建，单独建省。
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被日本消灭。根据《马关条约》，建省不到9年的台湾被割去。1900年，八国联军直入北京。事实证明，中国既无海防，也无塞防。战后的烂摊子还要李鸿章去收拾。庚子议和时，他已经是烛光摇曳，光影昏暗了。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俄国又图谋东北。在俄国一击之下，李鸿章终于不支，于11月7日去世。梁启超很推崇李鸿章。他如此评价左宗棠和李鸿章：
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垢，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梁启超：《李鸿章传》，100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
在1875年海防与塞防之争时，清廷如果能励精图治，还有振兴的机会。但要振兴，非有大变革不可，而大变革远非臣下之权所能及。权力掌握在一人手中。到了19世纪的最后20年，局势迅速糜烂到不可收拾。李鸿章只是一个臣子。他的地位再高，也不过是太后的奴才，权力仍然很有限。面对太后和满清权贵的无知和掣肘，官僚阶层的腐败和颟顸，以及官场上的倾轧，他无可奈何。李鸿章为清廷没落承担了最后的骂名。但是，谴责者们忘了，国家的灾难不是他制造的，他只是奉命收拾残局的人。当李鸿章在1901年去世的时候，清朝已经奄奄一息，不可救药了。国运衰竭，而后才会有海防塞防之争。
中国是一个有18000多公里海岸线的大陆国家，因此是一个海陆二元的国家。中国既不是完全的大陆国家，也不是完全的海洋国家，而是兼而有之——既兼有优势，也兼有劣势。中国在海洋和陆地上都有极大的利益，不可采取海权和陆权分离的理论。海陆都不可放弃，也没有出现必须放弃其一的最后关头。在清朝覆没前30多年，清廷（慈禧太后）还有能力兼顾两者。对于中国，海权和陆权是相辅相成的，“水陆并进”才是正路。海权的发展离不开陆权的支持，反之亦然，不可顾此失彼。另外，美国在海洋和陆地对所有国家都仍占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中国没有必要在现阶段突出某一方向，展现出挑战的姿态。况且空权和太空权早已使海陆二分、对立的观点过时了。
中国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不是给中国贴上一张“陆权”或“海权”的标签就可以解答的。它将由中国的国内国际大战略决定。中国需要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不应该是“国家机密”。
b?陆地扩张与海洋扩张
一个国家的成长必定伴随着扩张，这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国家的扩张大致有两种类型：土地扩张和市场扩张。在二战结束之前，日本和俄国属于前一个类型。中国首当其冲。这两个国家的扩张来源于对安全的焦虑，对土地的渴望，对征服的期待，以及对欧美的模仿。每当占领了新的土地之后，又会出现新的边界、新的安全问题，因此又需要新的扩张。如果不知收敛，就会导致扩张链条崩溃。领土扩张是这样，市场扩张也是这样。
领土扩张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陆地扩张和海洋扩张。俄国和英国是扩张大国。俄国是陆地领土扩张，新占领的土地与原来的国土相连。英国是海外领土扩张，新的土地远离本岛。在1890年代之前，美国的扩张是陆地型，之后为海洋型。如今，殖民时代已经结束，民族意识高涨，宗教情绪对立。而且，地球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几乎每一个适宜居住的角落都是人头攒动，许多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都住着人。这个时候的领土扩张虽然并非不可能，但其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成果却很难守住。同时，军事行动的耗费与代价越来越大。但是，大国仍然要扩张，这是它们的生性所决定的。
俄国的扩张继承了草原帝国的基因，在16世纪国家形成初期已经开始。在1689年，俄国与清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稳固了它在远东占领的土地。在尼布楚之前，俄国已经占有亚洲最东部的堪察加半岛。那时，东西方的差距刚开始加大，俄罗斯暂时无法对中国下手，而且它那时的主要目标放在海洋上。同在1689年，彼得一世把他执政的姐姐幽禁起来，独自掌握大权，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带领俄国走向海洋。俄国的第一步是争夺出海口，为此，这个大陆国家要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在《尼布楚条约》之后，中俄之间长期相安无事。鸦片战争之后，俄国卷土重来。这时的清帝国已无还手之力了，于是割地赔款。俄国从中国侵占的领土都是在陆地上与俄国相连的，甚至在它只想制造一个缓冲区时，也能够使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俄国没有能够从海上割取中国领土，旅顺港最终还是归还给中国了。
俄国历史是由领土扩张塑造的。没有扩张就没有俄国，而不能够扩张的俄国就会失去国家的目标，变得无所适从。俄国学界对扩张的评价非常高。米罗诺夫罗列了许多好处：
俄国史学泰斗（C?M?索洛维约夫、B?O?克柳切夫斯基、П?H?米柳克夫等）认为，领土扩张是俄国历史的关键问题。这是对的。扩张为俄国带来了重要而积极的后果：自然资源的增加；人口中心和经济活动从北向南，向更适宜的地理环境转移；在边境地区俄国人的安全系数提高和由此带来的在老居住区和新居住区之间劳动资源的更合理分配；在被合并的西部地区具有更发达文化和经济的等级—团体组织，对俄国社会制度的有效影响。……没有领土扩张，俄罗斯就像16世纪前一样，仍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欧洲一隅之国，在文学、艺术、科学和技术领域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绩，人民也不可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43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
俄国扩张的最初动力是为了保证安全。欧洲东部的大平原一望无际，无险可守，而且还很寒冷。拿破仑和希特勒是欧洲数百年来历史上最出名的两位军事强人。他们都曾入侵俄国并遭遇惨败，他们的敌人不仅有俄国士兵，还有严寒和广阔的土地。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曾试图入侵英国，都因为不能安全渡海而放弃。拿破仑法国的海军被英国击败，希特勒德国的空军被英国雷达照射，不能取得制空权，海军也就不能渡海。与俄国广阔的平原不同，英国可以固守一条狭窄的海峡而自保。
到目前为止，陆权国家走向海洋的努力从来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标志是掌握“制海权”，而不是获得更多的出海口。俄国夺得芬兰湾出海口，修建圣彼得堡，在远东夺得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还短暂拥有过旅顺（阿瑟港），但俄国从来没有成为海上强国。冷战后，俄国失去了芬兰湾边上的塔林、里加，现在有可能失去黑海上的塞瓦斯托波尔。
陆地扩张与海洋扩张的结果不同。在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挫折之后，俄国仍是今天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俄国遭受到美国和北约的打压，但仍是一支独立的国际力量，仍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不会像英国那样依附于美国或其他大国。俄国扩张所得的土地都与原来的国土相连，殖民扩张比较容易站稳脚跟，尤其是在人烟稀少和文化落后的地方。当年，俄国甚至前进到北美的俄勒冈一带与美国争夺土地，最终退了回来，还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因为北美与俄国本土隔着白令海峡，不便管辖。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俄国的领土一直在增加。苏联的失败，更多是制度的失败，对抗的失败，而较少是扩张的失败。在冷战失败之后，俄国必然会失去东欧卫星国。但如果苏联不是那样压制本国人民、压迫其他民族，冷战失败未必会使苏联失去领土，至少不会失去那么多。
英国的扩张是海洋型的，追求的是利益。对于英国，土地更是市场、更是利益的安全保证。在殖民时代，英国在全球各大洲都建立了大片的殖民地，但对欧洲没有领土要求（直布罗陀是个例外）。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原住民被英国人及其后裔大量消灭，如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的一部分，新的土地为英国移民占有，伦敦能够对殖民地发号施令。其二是原住民的人口稠密，如印度、缅甸，英国殖民者和原住民在阶级上完全隔离，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无论哪一种，英国最后都没有保住，这些殖民地最后都独立了。前者是自己人的独立，后者是被压迫民族的独立。
英国和俄国的扩张方式的不同，原因除了海洋和陆地的区别之外，也与两国国内制度的不同有一定关系。1688年英国在分权，基本上完成了议会制度的建立。在同一时期，彼得大帝的俄国、路易十四的法国都在集权。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制度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一个是市场扩张为先导的土地扩张，一个是直接的土地扩张。
从占有土地的结果来看，大英帝国的扩张比俄国更失败，但英国传播文明的成就却是俄国无法望其项背的。其实，英国的实力比它现在显现的要雄厚一些。英国在高等教育、经济规模、科学技术、工业生产等许多方面都在俄国之上，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也更好，政治更为稳定。在欧洲大陆开始一体化之后，限制英国发挥应有作用的是它的岛国性质和岛民心态。
海权国家便于扩张，却难以守成。陆权国家的扩展缓慢，但成果往往是稳固的。这是因为新增领土是和本土相连的，在各个方面都容易被吸收，尤其是在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落差时。从1776年建国后不久开始，美国只经过大约100年的扩张，就形成了一个和今天中国领土面积相当的国家——中国有4000年的国家历史，并且在大多数时候在本地区占有军事优势。但是，美国失去了古巴、菲律宾海外殖民地，尽管古巴和它隔海相望。美国占有夏威夷群岛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太弱小，又对美国太重要了。
与美国失去海外殖民地的情况类似，在殖民地独立之后，大英帝国昔日的光荣已不复存在。英国回到它出发的那个小岛上，只留下了英联邦这个空壳。英国的殖民地丧失殆尽，此后，约翰牛只能在英伦三岛上遥望日出日落，还有百慕大群岛这样的准国土。他们在别处看到的都不是英国的太阳。英国甚至不能保有几个岛。独立后的爱尔兰占去了一个岛的大半部分，英国还不得不为那小半部分搏斗。苏格兰的独立运动也颇有声势。在岛上的凯尔特人后裔中，只有威尔士因为太弱小而比较安静。不列颠也许能完整拥有一个岛。这是海、陆两种扩张的不同结局。在海外不能扩张的时候，那就只能收缩。英国如此，日本如此，美国将来也很可能大致如此。今后，美国将从全球各地退回到美洲，将退出阿富汗、伊拉克，从位于日本、韩国、德国等国的数百个军事基地中的大部分撤出。美国将失去它在海外占有的大多数土地，但不会失去在美洲大陆侵占的印第安人的和墨西哥的土地。这是美国兼具大陆和岛国两方面的特征所决定的。
扩张、占领与打击
在20世纪之前，殖民扩张指向未开化地区。不过，欧亚大陆上的“未开化的”地区不过是一些没有枪炮的、贫弱的国家。这些地区的人们有自己的国家和文明，并不是森林中的野蛮人。在许多地方，如印度和朝鲜，在遭受殖民之前300年，本土文明还没有落后于那些入侵者。早期的美洲也不是“未开化的”。那里曾有过灿烂的文明、广阔的帝国。在1532年被西班牙人灭亡之前，除了在武器和航海技术上，印加帝国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当时的西班牙人差很多。“未开化”多在表面上，更多是一个神话、侵略者的借口。
到目前为止，新崛起的大国总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扩张，概无例外。美国、德国、日本是最新的三个例证。美国是成功的扩张者。德国、日本则遭遇失败，而且主要是被美国打败。在193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扩张非常顺利。如果它们能够适可而止，在英国和美国宣战之前停止侵略，它们也许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住扩张成果。毕竟，那时的西方在国际关系中信奉强权政治，侵略和扩张是常态。德国有世界上最精良的陆军，日本有西太平洋上强大的海军。德国的领土要求有历史和民族分布的支持，在许多个世纪中，德意志人与中欧、东欧的其他民族混居。二战初，德国以此为借口，侵占了捷克、波兰等国。德国战败后，捷克、波兰驱逐德国居民，既是报复，也是为了在它们国家之内保持简单的民族结构，减少以后可能出现的领土纠纷。德国人至今仍然耿耿于怀。大量驱逐居民必然导致人道主义灾难，今后将很难实施。而保留别国的人口，则可能后患无穷。日本的侵略东亚对西方的影响有限。在1929开始的经济危机时期，英美可以容忍德日的扩张，同时也无可奈何。它们在被逼入墙角的时候才不得不反击。德国和日本的最大失误都是不知收敛。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在其历史上，德国武装部队首次在一个有意无限寻求敌人的体系框架内履行职能。”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116页，引文所在章节的作者是丹尼斯?E?肖瓦尔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日本与德国的情况很类似。两国最后都因为领土扩张过度而失败。
土地是宝贵。人和资源都在土地之上或之下，不过，如同战争已经从地毯式轰炸转向精确打击一样，对土地的广泛占领正在演变为对资源的具体控制。没有资源的土地不值得占领。当然，资源不仅是矿产，还包括土地的战略位置。如果不能有效地征服或同化当地人，那么，从长远来看，通过占领获得资源的行为很可能得不偿失。而征服或同化一个民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耗费很长时间、很多资源（包括人的生命），最后却可能以失败而告终。与战争相比，商业是获得资源的更好的办法。美国占领伊拉克对于美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民主国家经常比专制国家更富有侵略性，因为它们的内耗比较少。
与现在一般人对专制帝国和民主共和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罗马的历史上，共和国时期是扩张的，富有侵略性的，而在帝国时期的对外政策则是相对温和的。罗马的扩张在共和国时期就基本结束了。
与中国类似，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疆界也受到自然地理的限制。吉本说，在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前27－后14在位）在屋大维之前，罗马的共和制度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公元前49年，恺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进入罗马，打败对手庞培，赢得内战，任狄克推多（独裁者）。5年之后，恺撒被共和派杀死。屋大维是恺撒妹妹的孙子，被恺撒收为养子，成为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和安东尼一起，共同打败谋杀恺撒的共和派，又于公元前30年打败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公元前27年，他宣布还政于民，获得罗马元老院给予的“奥古斯都”（神圣）称号。屋大维自称是罗马共和国的恢复者，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创立者。统治初期，帝国军队在南方和北方都遇到挫折。
他的将军曾试图征服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费利克斯。他们在那片热带地区向南行进了约一千英里，但炎热的气候很快击退了这批侵略者，保护了那些居住在荒野地区中从不好战的土著人。欧洲北部诸国价值甚微，几乎不值得花人力、财力去占领。日耳曼的大片森林和沼泽地带住满了一个死也不愿丧失自由的强悍的野蛮民族。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19-20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
限制罗马帝国疆域的，与限制中华疆域的情况大致相同，基本是地理和气候的原因。中国的北方也有“强悍的野蛮民族”。在去世之前向元老院宣读的遗嘱中，奥古斯都为罗马帝国设定了边界，希望他的继任者留在以下范围之内：西至大西洋边；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边则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带。这样一个版图把地中海包围在罗马帝国之中，罗马就在深入地中海的亚平宁半岛中段。无独有偶，奥古斯都的遗嘱和朱元璋的《皇明祖训》都告诫后人不要向外扩张。在奥古斯都之后，罗马帝国遵守他的边界，倒不是因为奥古斯都的威望，而是帝国的皇帝们和将军们没有了开拓疆土的动力。唯一的例外是占领了不列颠省，但遇到了土著的激烈抵抗。罗马修筑了城墙，防备喀里多尼亚人的反击。今天，喀里多尼亚人的后裔苏格兰人仍在争取独立。
大国之间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攻岛战伤亡惨重。进攻塞班岛的7万美军伤亡1?5万，其中死亡3000多。在硫磺岛，美军伤亡2?5万，其中死亡6800多。在冲绳岛，美军仅死亡数字就高达1?3万。如果不入侵日本本岛，就无法压迫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美国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为此，美国向广岛和长崎空投了原子弹。可以设想，如果美国早一些时间拥有原子弹，就不会有诺曼底登陆和艰难的第二战场，它会毫不犹豫地投向德国。反过来，如果希特勒拥有核武器，他也会用来挽救第三帝国的覆没。二次大战中，一些遭受空袭的城市，如英国的伦敦、设菲尔德，德国的柏林、德累斯顿，苏联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平民伤亡惨重程度不亚于广岛和长崎。现在，一些大国使用常规空军和导弹也能给敌国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从而达到政治目的。
拥有“制空权”的国家可以不经过领土或者领海对敌人实施打击。以前边打击边占领的过程因为代价太大而将较少采用。打击是少量人员参加的战争，目的是政治性的。从这一点来讲，高科技战争与恐怖行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恐怖组织打击目标时的区别能力较差，或根本不想区别，或根本就以平民为最终打击目标。他们经常不是根据目标的军事价值，而是根据其打击的难易程度进行选择的。而平民是最容易的目标。这是恐怖分子相对于大国来说打击能力弱的结果。由于技术上的落后，恐怖分子只能采取原始的打击手段。无论是人体炸弹还是绑架暗杀（或明杀），恐怖分子都把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和打击目标同样（甚至更）危险的境地。自杀爆炸者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武器投放工具。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占领别国领土的代价大大上升。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行为已经过时。得到土地却得不到民心，占领的土地必将得而复失。因此，占领别国领土的回报率大大下降，甚至为负数。由是，大规模入侵别国的诱惑力随之下降了，除非双方实力悬殊，且潜在的回报巨大，如美国入侵伊拉克。但美国目前是得不偿失。更多将成为某一政策的附属选择，如为了控制油田。战争的规模和时间将受到严格控制。否则，其他地缘政治玩家将趁机浑水摸鱼，从中渔利。占领别国土地必定要旷日持久驻军。孙子说：
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孙子兵法?作战》。
孙子反对长期用兵。其害处之一是耗费物质，造成国家经济凋敝，货物匮乏；之二是其他国家趁机抄其后路。最后的局势将不可收拾。所以，孙子说：“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
在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今后将很少有军人面对面厮杀。较发达的国家将依靠打击达到政治目的，而不必实施占领。不过，除非拥有绝对优势并全力以赴，否则仅仅使用军事打击手段很难使对手屈服，却容易把事情弄糟，更难以收拾。如果因为军事打击轻而易举，从而心生贪婪，进一步实施土地占领，那么，胜利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占领一个现代社会，即使没有遇到武装反抗，占领者也将在动荡中付出沉重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如果占领一个前现代社会，占领者将陷入游击战和恐怖袭击的泥潭而不得抽身。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却没有占领敌国的领土，就会缺少谈判筹码。所以，战争通常不是最好的政策选择。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今后的战争形式可能更多地限于空战和海战。敌国互相打击战略目标，切断运输线，压迫敌方让步。科索沃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当打击而不是占领成为更好的政策选择后，陆地军事力量的作用被削弱，空中打击力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在2004年3月28日已经成功试飞了六倍音速的无人机X-43A，时速达到了7700公里，可在两小时内到达地球上任何地方。使用这种技术制造的轰炸机不再需要海外基地。当这种轰炸机进入实用阶段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将进一步改变。美国会很轻易地抛弃它不喜欢的盟友，也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武力，因为军事打击变得很方便，没有己方人员伤亡的担心。同时，因为不再需要盟友的军事支持，打击的政治成本降低了。
土地面积仍将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更多的土地，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市场，而人口对环境的压力会比较小。如果有良好的教育，就能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的人口。有了众多的高质量人口，国家就会繁荣强大。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与欧洲相比，美国的人口更年轻，生育率更高，每年还接受许多移民。美国能够大量接受移民，原因之一是它有广阔的土地，还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而且数量很多。在安全问题上，新加坡和以色列都严重依赖美国。这种依赖限制了它们的战略选择。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需要依赖新加坡或以色列来保证它的本土安全。这就是大与小的差别。
比土地更重要的是土地所蕴藏的资源，国家对土地的要求是隐性的。各国的资源贫富不均，各国对资源的需求也不同。一般而言，土地的面积越大，所蕴藏的资源就越多。今后，各种稀缺的资源——尤其是能源和水，可能还有粮食——是争夺的主要目标。土地的重要性没有下降，只是其重要性的表现方式改变了。武力不再是获得土地的有效途径，因为不能妥善处理被占领土上人的问题。地缘政治中的许多问题不是技术进步所能解决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文化）中的根本问题是与人有关的问题，土地还在其次。
今天，土地（以及海面、海底）争夺最激烈的地方是南极和北极，尤其是靠近两极的国家。在地球上的其余地方，人口都已经饱和，不再有领土扩张的余地。如果强行扩张，必定纳入大量心怀异志的居民，使得占领国（无论它是民主还是专制政体）难以正常运作，最后是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两败俱伤。在以前的战争中，打击和占领往往是战争的前后两个步骤。战胜者总是要对战败者领土实施一段时期的占领，甚至永久地割取领土。而战败者也顺从地接受这种占领，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抵抗，如美国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对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占领，并受到欢迎。然而，除了因领土纠纷直接导致的战争之外，今后的“军事打击”和“占领”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再有因果关系。
内部发展的压力将一个国家引向扩张。地缘政治学从理论上解释扩张，是有关扩张的学科。理论的好坏区别在于它倡导扩张的方式，以及维护扩张的方式。马丁?怀特断定“大国生性要扩张”。《权力政治》，96页。他认为，“大国的扩张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内部压力以及周边国家的衰弱。”《权力政治》，99页。其实，这两个原因是一个事实的两个方面。没有内部压力就没有扩张动力；而外部的压力大于内部，就能够把压力压制在内部。这与物理学的渗透压是同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大国都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内部压力，它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资源、市场，有时乃至土地。压力无可避免。既然是一个大国，那么相对于外部世界，它必然有强大的力量，否则就不会成为大国了。对于一个新崛起的大国，聚集的能量必须得到释放，不然就会爆炸。问题是：如何通过克制的、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式释放压力？
这个问题在20世纪没有得到解决。在内部压力和外部衰弱的条件之下，德国和日本都走向了战争。这两个法西斯国家遭到惨败。另两个大国在战争中崛起了，它们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彼此冷战了40年。21世纪应该汲取的教训是，新兴大国最好能够多途径、缓慢地释放其内部压力，给外界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在另一方面，现有大国应该容忍崛起中的大国，将其纳入到已有的国际秩序中，同时为了新的利益诉求而调整已有的秩序。现在，新一轮的全球大国正在崛起之中。
魏惠王的无奈
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591年）以后，晋国的权力旁落，落入魏、赵、韩三家大夫手中。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认了晋国已经分裂近200年的现实，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把这一年作为《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代。他认为，周威烈王承认篡权的大夫，把他们提拔为诸侯，这就坏了“君臣之礼”。“臣光曰”：
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根据司马光的观点，公元前403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点，也是诸侯混战的战国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春秋》止于公元前481年，春秋时代也止于公元前481年。战国时代始于公元前403年。两者之间有78年的空当。关于这春秋战国时期的交汇点，史家有不同的观点。时期的开始。战国初期，诸侯中最强大的是从晋分出来的魏国。范睢认为，韩、魏是“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击中了两国的要害。中原确实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这里姑且不论较小的韩国。地理位置是魏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西方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
三家分晋时的魏斯就是魏文侯（前445-前397在位）。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李悝为魏国制定“富国强兵”之法。他编订的《法经》后来由商鞅带到秦国，成为秦律的依托。文侯又以吴起守西河西河即北南流向的黄河地区。西河以西就是秦国了。，以西门豹治邺，以乐羊子伐中山，一时人才济济，国势强盛。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迁。子夏的名言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文”，粉饰。“闲”，范围、道德规范。孔子另一位学生子游评价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从子夏的几位出色的学生看，这个评价很不中肯。子夏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出现了从儒家向法家过渡的趋势，这也许就是子游说的“抑末也。本之则无”。这个过渡在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子、李斯时完成……其实，李克（一说即李悝）、吴起都是子夏的学生。魏文侯是魏惠王的祖父，魏武侯（前397-前371在位）的父亲。武侯仍旧与邻国攻伐不已，但没有大的胜负。武侯时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吴起受陷害逃亡到楚国（前382年），二是三晋瓜分了残余的晋国（前376年）。
魏惠王（前371-前319在位）期间，魏国的地位明显下降。魏惠王不是不知进取的国君。他自己也说过：“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孟子?梁惠王上》。他统治魏国的时间甚长（52年），正当战国时期激烈而频繁的兼并战争。惠王经常与各国国君会见，带领着他们朝见周王。一些较小国家的国君一起到魏都大梁拜见他。公元前319年，孟子见梁惠王（即魏惠王），劝他实行仁政。这是魏惠王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向孟子陈述了魏国的困境：
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以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孟子?梁惠王上》。
魏国是晋国一分为三而成的，魏惠王仍称他的国家为晋。魏国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被打败。惠王没有提到北方，其实北方的赵国也是魏的强敌。魏惠王在与孟子相见的当年死去。他的儿子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失望地离开了魏国，旅行到齐国，向齐宣王宣扬仁政去了。
魏国都城大梁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但魏国不能很好地使用这些人才，他们都外流了。更早的时候，在魏惠王即位之前11年，魏国失去了名将吴起。吴起在为魏国治理西河，魏武王听信谗言，召回吴起。吴起离开西河时，“泣数行而下”。他对随从说：“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吕氏春秋?当务》。西河果然不久就被秦国攻占。魏失去西河，就失去了黄河屏障。吴起离开魏国，去了楚国。他的改革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楚国从此成为魏国的一大威胁。后来，魏惠王奖励了吴起留在魏国的后人，表达对人才迟来的尊重。
魏国原来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那里受到赵和秦的威胁，在公元前369年曾经被赵国包围。公元前362年，秦国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击败魏军，俘获了魏将公叔痤（商鞅这时在他门下）。少梁为安邑的门户。为远离强敌，魏惠王在战败的当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北宋时称汴梁），因此他又被称为梁惠王。新都在旧都以东300多公里，地处中原的中心区域。在魏国迁都的这一年，秦孝公即位，秦强魏弱之势已成。公元前359年，魏惠王沿着魏国的西部边界修长城，对秦国采取守势。公元前350年，秦国把都城从雍迁到咸阳，也就是从西向东迁移。但秦国的态势是向中原地区进逼，与魏国的迁都避让形成了鲜明对比。
公元前356年，鲁、宋、卫、韩四国国君一起朝魏。魏惠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国宴。席间，鲁恭侯举了四个典故，说明有以美酒、美味、美色、美景亡其国者。“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战国策?魏策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梁惠王叫好，可就是不改。公元前355年是惠王重大外交活动比较多的一年。他先与秦孝公会面，然后又与齐威王田猎。魏惠王向齐威王炫耀珠宝。齐威王回答说，“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司马迁。齐国的宝是管理国家的优秀人才，他们比珠宝更耀眼。魏惠王听了很惭愧，也很不高兴。不能善用人才正是魏国衰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年，齐国军队攻击魏国的东部边界，打败了魏军。公元前353年，魏国攻占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没有直接援助赵国，而是采用了“围魏救赵”的战术，派兵包围魏都大梁。然后，齐军在桂陵（在今河南长垣）设伏，打败了魏国回援的军队。第二年，商鞅（当时还称卫鞅）率领秦兵攻克了魏国故都安邑。不过，接连惨败似乎对魏国国际地位的影响不大，至少在小国中还很有威望。公元前351年，泗上泗水发源于山东中部，今曲阜以东有泗水县。古泗水流经今天的曲阜、兖州、沛县、徐州、邳县、泗阳，入淮河，是淮河下游的第一大支流。汉高祖刘邦曾在他的老家（今沛县）担任泗水亭长。金朝时（1194年），黄河改道，泗水下游为黄河所夺，后淤废，徐州以下的河道即今天的废黄河。在战国的兼并战中，泗上小诸侯国保留了很长时间。十二诸侯朝魏。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称王，是战国时第一个称王的诸侯。这说明魏惠王当时对自己的国际地位还是很有信心的，或者他以称王给自己打气。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大会诸侯及秦公子于逢泽逢（pánɡ）泽故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当时是一个湖。，率领他们朝见周天子。这一段时间大概是惠王的鼎盛之时。但好景不长，三年之后（一说一年之后），在马陵（在今河南范县）之战关于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历史记载有些混淆。杨宽认为，庞涓在桂陵之战被俘，后被释放，在马陵之战被杀。两次齐魏之战中，魏军的将领都是庞涓，齐军的将领都是田忌，齐军的军师都是孙膑。见杨宽：《战国史》，345页，注①。中，齐军大败魏师，杀魏将庞涓。在这场战争中，齐军的军师是孙膑。孙膑和庞涓是同学后来的李斯和韩非子也是同学。李斯嫉妒韩非子的才能，把他骗到秦国杀掉。比起庞涓施予同学的刑罚，真是让人感叹“人心不古”……庞涓担任魏国的将军之后，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孙膑，就请他到魏国来，使他受了膑刑（切除膝盖骨），以限制这位刑余之人的前途。不过，齐国没有歧视残疾人。孙膑逃到齐国，终于借齐国之师成就了一番事业——以魏国的惨败为代价。
至此，魏国流失的人才有商鞅、吴起、孙膑、张仪、范睢，后来没有留住孟子、庄子、公孙衍。这些人不仅是一时之选，在整部中国历史中也都是极为罕见的杰出人物。这样的损失任何国家都承担不起，大大加重了魏国的地缘政治劣势。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以惠施为相。庄周是惠施的朋友，到大梁与惠施论学。这次会见可算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庄子》也有记载。惠施主张与齐国、楚国联合，但魏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没有改善。在这一段时间，魏国多次战败。公元前331年，秦公子卬击败魏军，斩首八万，第二年又渡过黄河围攻魏国的焦、曲沃。魏国把吴起守卫过的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两年后又把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魏文侯置）交给秦国。在魏惠王晚年，魏国丧权失地，被压迫在中原的狭小区域内，已经摇摇欲坠了。张仪在分析魏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时说：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史记?张仪列传》，与《战国策?魏策》同。
张仪的分析与魏惠王对孟子的诉说遥相呼应。魏国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卫边界，分散在各地，没有余力作战，真是“四分五裂之道也”。与魏国一样，后世的北宋也建都于大梁（宋时称汴梁，今开封），虽然在北边有一条黄河，却基本上无险可守。北宋虽弱，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没有魏国的担忧，不需要“卒戍四方”。魏国的形势比宋朝还局促得很多。
除了魏国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因为地处区域的中心而备受蹂躏，这就是所谓的“地理决定命运”。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和西部也有各自的中原——中央平原。中欧（包括很大一部分东欧）和中亚的境遇与魏国所处的中原很类似。
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和中国的面积大致相同，也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中国的地理环境更为封闭）。欧洲的地理中心因为大国力量消长和由此而来的边境线变更而有所摆动，但总是在中东欧一带，即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几个国家。除了德国和匈牙利之外，这些国家的多数居民都属于斯拉夫族的分支。与中原相比，中东欧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它的民族组成复杂，地形破碎，还不是欧洲的文化中心。
中东欧成为欧洲的中原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欧洲的早期文明主要限于地中海北岸，茂密的森林阻挡了罗马帝国北上进入中欧。日尔曼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先后在此建国。从黎塞留时期开始，一直到德国统一，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一贯目标就是保持和利用中欧的分裂。德国统一是在打败了法国之后。德国人曾经热衷于地缘政治，因为他们知道不利的地理环境会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后，德国再次分裂，东西两部分互相对立。东欧是苏联集团的成员，更是苏联与西方对立的前沿。冷战之后，德国获得统一，而东欧各国加入了北约。其实东欧只不过原地向后转，成为西方观察俄国的前沿。它们换了阵线，它们的地缘政治地位没有改变。
中原是中国的中心，中东欧是欧洲的中心。中国和欧洲分列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欧亚大陆有自己的中心。以费尔干纳盆地（一个富饶的绿洲）为中心的中亚地区就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中亚是文化中心，又是东西方交流的必经之路，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史前时期已经是这样了。文明的传播学派认为，中国古文明的许多因素很可能从两河、黑海经中亚而来。后来，从中国到印度的取经之路、到罗马的丝绸之路，都要经过中亚。麦高文写到：
中央亚细亚之地，在人类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许多风俗习惯和艺术发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间的媒介。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7页，中华书局，2004年。
中亚还是地缘政治争斗的中心。在19世纪及其前后，俄国人南下谋求暖水港口，英国人北上寻求稳定的边疆，两股势力在中亚的阿富汗交汇了。在冷战时期则分别是苏联和美国。现在，俄国已经退出，而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如英国）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乐乎。这些国家好像忘记了还很近的历史。好在历史总是在被遗忘的时候重演一次，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它的存在。
另一个“中”与中原、中欧、中亚有所不同，这就是地中海。除了岛屿（如克里特岛，埃及到希腊航线上的“中途岛”），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个通道。地中海周围孕育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两河流域、埃及，以及犹太、希腊、罗马。该地区还有许多消亡的古老帝国，没有直接的文明继承者。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及时间上较晚、又几乎被消灭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东地中海和地中海以东。这些古老的文明实际上位于地中海的边缘。地中海是便利的贸易通道，在远古时期，跨海作战非常艰难。《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围攻10年后才利用木马计攻下这座城邦。所以，地中海更多地传送财富和文明，而较少是战争和暴力。这是地中海的一个好处。
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
国家是暴力机器。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国家对内，有些国家对外。暴力和战争导致国家的形成。很少有国家是和平建立的。近现代的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是通过暴力立国，弹丸之地东帝汶的独立需要长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还在努力之中。现存的民族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许多战败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来得及形成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在历史中消失了。
一个国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邻国——特别是敌对的邻国——所规定。对戎狄作战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大动力。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国历史的最强大力量。北方部落或民族不仅在北方建立过王朝，如北魏、西夏、辽、金，还建立过大一统王朝：元与清。且不说元朝，清朝强盛时期的国土面积几乎比明朝时扩大了一倍。那时清朝的领土还包括后来被沙皇俄国割去的满族老家。清朝的征服得益于骑兵和枪炮，而北方好战的民风同样重要。
从春秋争霸、楚王问鼎，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后会增加一个结构较为松散的封建王朝。但这次与三代有所不同。秦时的人口增加，荒野减少，驰道使军队能够以很快的速度运动，而骑兵的出现更加缩小了地理范围。皇权的控制能力因此强大了许多。这是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技术原因。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战和杀戮，法家的集权和弄权，秦始皇最后完成了这个过程。秦没有进行周初那样的道德体系建设。秦朝既依赖武力，又集中权力，从而开创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国专制制度。这个制度专一榨取本国人民。
蒂利认为，国家维持统治和战争的资金来源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强制榨取，其二是资本运作，此外还有一些中间模式。他说：
在强制密集的模式里，统治者从他们自己的人口和他们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战争资源，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庞大的榨取机构。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原书以楷体表示强调部分。
中国显然属于强制模式。资本在中国历史上几乎闻所未闻。官府的收入来自税赋，可以随意强行增加，没有资本模式中的讨价还价，更没有偿还债务这种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剥削。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权力的动力增加了。庞大的榨取机构更加强了统治者的权力，导致权力无孔不入，官员越来越多，机构臃肿。集权制度在榨取中日复一日地强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轮的榨取开始。
能够以武力统一国家的必定是一个暴力集团、集权集团，这个事实不涉及道德，与道德没有太大关系。如果秦朝能够像周初那样完成文明化的过程，中国历史将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将在统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权力的多元化。这样的中国一定更加繁荣。20世纪末，在展望欧洲前景时，基辛格说：
中国是拥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历史、而含纳不同语言的一个大国。欧洲若非十七世纪爆发宗教战争，或许就会演变成中国这样子；如果欧盟能够实现其支持者的愿望，它也有可能成为中国这样子。基辛格：《大外交》，749页。
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识），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000余年。尽管在秦之后中国也出现过长期的分裂，但中国的统一之势没有改变。分裂时，中国人总在想着统一。如今，欧洲也走上了中国式的统一道路，也许可以避免再出现以往那样频繁的战争。欧盟发源于西欧，现在它在西欧自身尚需整合之时已经在东扩了。其原因是它的政治体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经济是扩张性的，可以提携更低的发展水平，而不会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中国在统一方面领先欧洲，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原因是大一统的局势使得统治者不再承受国内、国际的压力。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但中国在秦朝时就已经超越了国家阶段，早已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国家。现在，区域一体化不可避免，但这个过程却不可使用武力。中国应该借鉴欧盟的经验，和平地扩展她的范围，从而为东亚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