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体制的问题
什么是体制问题呢？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者从皇帝变成了总统，民众都不太适应。而国会的运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等西方话语，中国人也一直不是很清楚。此前虽然有预备立宪的尝试，但毕竟这种尝试是很短暂的。而且，预备立宪的准议会和后来的国会也不一样，因为当年的内阁并非由资政院选出，而且一半的民选议员也都是由地方谘议局选上的。这两者至少在程序上存在不同。国家一下子改成共和制以后，的确使百姓比较困惑。民众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样的职务，也不知道没有皇帝的生活该怎么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底。整个中国的伦理结构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缺乏了皇帝这一要素，传统的纲常伦理都乱了，各种纷扰先后出现。
袁世凯自己也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安抚那些把他当做曹操的人。当时有很多有旧道德的人，他们认为在革命党人闹事、各地独立的情形之下，袁世凯应该扶助清朝，而不是自己当总统，这是一种背叛。像掌握了兵权的张勋，还有过去淮军遗存的老底子，这些带兵的人对袁世凯的行为都有过非议。冯玉祥曾经回忆说，即使是在北洋军系统内部，他也听到同僚和一般的士兵在背地里骂袁世凯是曹操。[注] 袁世凯必须着力安抚这样一批人。其次，袁世凯还要想办法去应付同盟会，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他对怎么与革命党打交道显然还没什么经验。这些人在革命后的生存状况，对当权者的看法，以及他们会对政局造成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其实袁世凯都不是很清楚。显然，这也是袁世凯的难题。
更大的难题是国家因为政权转换而造成的不同性质的动荡。各地的乱民乱党乘机闹事，社会不稳。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也出现危机，无论是内蒙和外蒙，还是新疆、西藏，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分离危机。因为当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些边疆少数民族认同和效忠的是清朝皇帝，边疆地区跟中原的联系是建立在他们跟满族皇帝的个人性质的联系之上的，而一旦皇帝没有了，外蒙、西藏等地就先后出现了分离倾向。在满人政权不稳之前，清政府曾经加强了在边疆地区的驻军，但在革命后也都撤出来了。而且，这些地方都有外国势力的介入，西藏有英国，外蒙有沙俄，所以这两个地区首先出现不稳。
袁世凯在接受总统之职后，对于马上就要到来的国会大选没有准备，他也不知道怎么应付，所以第一届国会大选基本是没有被操控的大选。相对来说，也没有多少人竞选，整体上比较平稳。在此之前，同盟会已经联合了许多小党成立了国民党，这次大选中国民党取得大胜，在参众两院中获得多数席位。当时国民党虽然把总统位置让给了袁世凯，但他们在议会选举中的大胜使他们感觉自己权势如日中天。那个时候，国会被认为是代表民意的，所以谁掌握了国会就意味着谁掌握了天下。宋教仁当时也是踌躇满志，准备组建责任内阁，而且，当时这些人已经筹划着把民国体制由法国体制彻底改内阁制了（孙中山交班的时候，已经由美国体制改成了法国体制），也就是把总统制改成内阁制，让总统变成虚位总统。革命党人认为这个过程会比较顺利，就好像使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一样。但实际上，同盟会或者说国民党大胜的原因，不在于联合了很多小党，也不在于代表了多少民意，而在于袁世凯没有对这次选举进行任何干涉——他没有意识到，或者可能意识到了也没有时间来操控。
当时的选举跟此前选举谘议局、资政院一样，是由地方士绅负责操办的，所以到最后选举过程就成了一个具文，主要是由地方士绅来决定谁当选。投票只是个过程，事实上是没有投的。那谁来当呢？由于地方士绅并不确定共和制是什么，更不清楚共和制下的国会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他们倾向于选那些出头露面的革命党人或者是与革命有关系的人。很多代表都回忆说，他们是在家乡被提名为国会议员的，但他们既没有去竞选，也没有去拉票，什么都没搞，坐在北京就当上了国会议员。那个时候是革命缔造共和的嘛，所以，多数的选票都是这么来的。
但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在革命之前同盟会已然出现了分裂的迹象，革命之后，由于利益之争，这种分裂的问题更为严重。同盟会中光复会一系本来就对孙中山不满意，现在因为政权建设之争，对孙更为不满。原来华兴会系统的这帮人，很多都把票投给了孙武参与组建的民社（后来并入共和党）。[注] 孙武这人很有意思，为了革命把名字都改了，当时革命党党魁乃是孙文，于是他就改名叫孙武，以致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孙文的弟弟。当然，这应该也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革命后这位以孙文弟弟自居的孙武居然投到了黎元洪帐下，与同盟会相颉颃。同盟会人心离散，没有重心，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缺少可称道的表现，因此这一时期他的威望跌落了很多，缺乏笼络众人的能力。黄兴在革命中打了那么多的败仗，虽然做了很多事儿，但没有获得广泛认可。宋教仁参与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四处张罗选举，但他也没什么服人之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不一定只是章太炎的说法，我们毋宁把它看成当时真实状况的反映。因为会党的参与，革命后建立的秩序往往被这些人破坏，弄得一团糟。地方上的民众对于革命党的印象很不好，认为这些干革命的人都是乱党，就跟前清时候的会党一样。因此，国民党虽然在选举中成了国会第一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有很强的力量。在国民党成立以后，其议员也常常倒戈，可能吃顿饭就被拉走，就叛党了。这其实就证明了当时的国民党处在一种虚胖的境地。孙中山被袁世凯忽悠去当铁路督办了，他声称要在十年内为中国建二十万英里铁路，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根本不靠谱的事儿，但他就那样去张罗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他就是喜欢这么去说话。但这么说话的后果就是，那些搞实业的人也觉得孙中山不靠谱了。我们搞铁路搞了这么多年也没弄出什么大名堂，你一来就声称能修出这么多的铁路来，这不是孙大炮嘛。
也就是说，国民党看起来力量强盛，实际上则是一盘散沙。而经过几次交锋之后，袁世凯已看透了国民党的诸多弱点，也看透了孙中山等人的毛病。此时的袁世凯对于共和是没什么认识的，他认为此时的中国跟以前一样，办不了共和制，但是既然已经建立了，那就只能这样将就了。但即使是将就，也不能任由国民党去闹。
当然，此处所指的曹操，是《三国演义》里的那个形象。参见冯玉祥：《我的生活》，43～44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民社后来与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等于1912年5月9日在上海张园合并组成共和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等四人为理事。1913 年5月，共和党又与民主党等合并组成进步党，成为民初国会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