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发生
清廷新政的后期，载沣开始搞收权活动，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收权，一是将汉人权力尽可能多地收回到满人手里，二是将地方的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集中资源，把全国的资源也抓到自己手里。这是导致清朝覆灭，导致立宪派倒戈的关键因素。
清政府犯的收权错误的确很低级，当时满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素质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如果是让一个老成的政治家当权，未必会这么干。他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比如更明白当时的满族统治集团整体上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作为一个祖先曾建立过赫赫武功的武装集团而言，其武装素质也降到了极点，基本没用，而且这种没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几十年下来都是如此。在此之前满族统治者也多次想改变这种局面，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整顿驻防八旗。太平军兴起后，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编洋枪队，这边八旗也开始练习洋枪，也进行洋操的训练，但基本没什么用。到了编练新军的时候，八旗也练新军，但同样无甚收效。从整体上看，统治阶层建政初期那种锐意进取之心早已荡然无存，政治能力极其低下。我觉得当时八旗里应该是有明白人能够看清这一点的，当时当家的亲贵都太年轻了，他们可能看不清这一点，所以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就贸然收权。
从地方收回权力，这也是犯了大忌，其中可能会触犯很多的利益主体，比如铁路国有的问题。为什么四川因为铁路权收归国有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呢？因为四川铁路公司的股权持有者几乎遍及全川，当时各个阶层的民众都买它的股票，都认为这个能赚钱。本来这个股票因为公司的操作失误，已经变成废纸一张，但现在将其收回国有，这个责任就变成了中央政府的，这就会伤害很多人。自己弄坏是一回事，由国家出面解决问题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在铁路办得好的地方，比如江苏、浙江等地，朝廷将铁路国有化同样会引发大规模的不满，因为其背后也隐藏着各种利益，而且跟铁路相关的其他产业都会受到影响，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想，清朝亲贵们的这种做法，可能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贸然行事，因为他们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如果按照当时的改革路子，也就是立宪、选举这样走下去，满人自己也知道，他们早晚会被选掉的。我们现在可以批评，说《钦定宪法大纲》对于满人，尤其是对皇权进行了诸多保障，但这些留在纸面上的东西是没用的。如果变革坚持下去，它就会遵循自身的一套变革逻辑，最终使改革成为一个满汉势力消长的过程，汉人的权力肯定会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后，这个《钦定宪法大纲》就没什么用了。甚至我们可以预计，皇权的衰落也是早晚的事情。这种和平的改革若是能够持续，那么满人统治集团可能会和平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所以说，如果这帮亲贵不甘愿自动丧失权力，那么他们收权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先收权，把所有的东西都抓到手里，然后再待机行事。首先集中军权，满人手里本来就掌握着对八旗和绿营的军权，现在把汉人的军权也夺过来了，再逐渐把其他的权力或者资源也夺回来，比如矿山、铁路这一类的资源。可能这些亲贵相信，当把这些核心的东西掌握在手中后，自己仍然可以保住统治地位。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么做很快就激起了反抗。而革命之后，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多数满洲贵族到最后连自家的祖宅都卖掉了，比如恭王府。有次我们在那里参观，组织方请去了府里最后一个承袭恭亲王封号的王爷。我当时就问他，这王府是后来政府收的吗？他说不是，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已经把世代相传的府邸卖掉，只能在外租房子住。恭亲王在晚清声名赫赫，荣列铁帽子王之林，他都迫于生计而卖掉祖宅，可想而知当时其他满族宗室是何境况。
而革命，就这样发生了。革命的发生说明改良的确出了问题，但不一定能说明革命党很有力量。可以说，到武昌起义之前，所有革命党的起义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没有一次起义有成功的机会。声势最大的可能算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为了筹划这次起义，同盟会可以说是倾全党之力，孙中山在海外许了很多愿，尤其是对洪门许愿，[注] 同盟会的二把手黄兴亲自指挥这场起义。但结果怎么样呢？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我们在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时，会找很多的偶然因素，比如说陈炯明犯错误了，或者说陈炯明当时就是叛徒，还有的说新军和巡防营没有协调好，革命党和新军没有协调好，等等。种种理由纷至沓来，但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当时革命党人就是没有机会。在武昌的时候，如果革命党人没有立宪派的配合，也很难说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整体而言，革命党虽然嚷嚷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周密详尽的计划，也没有做好在中国建立起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共和国的准备。虽然他们既有笔杆子，也有理论家，也有和立宪派、保皇党的论战，但他们基本没有在这方面作细致的筹划。至于说启蒙，其实他们的政治启蒙还不如立宪派做得持久深入。因此，相对而言，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当然了，从另一方面讲，其中也存在一些必然的因素。比如说，革命党在持续地发动革命，还是很有韧性的。不光是两广，也就是兴中会的这批人，在海外的支持下不断地搞革命，光复会系统的人也在搞，原来华兴会的人也在搞。不管他们内部如何派系斗争、互相倾轧，或是公开撕破脸皮，他们的确一直在闹革命。包括四川的革命党人，用他们自己的记录来说，他们搞了十几、二十几次革命了。当然，这些在后来的历史上基本都看不到了，因为四川那里有什么动静，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而且每次起义的动员都不够大。四川主要的帮会组织就是袍哥，它跟兴中会一样，依靠的势力主要是帮会。要知道，革命党搞的起义，只要是有会党参与的，一般都没什么戏。而兴中会很多起义都是这样的，因为兴中会钱多，所以总是用钱去收买土匪或者三合会去发动起义。[注] 钱多还好一点，钱没了大家就都散了。
应该说，洪门后来与孙中山交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孙中山口惠而实不至的性格所致。此外，孙中山许诺的口气从来都很大,但最终大部分都落空了。“若干年来，孙中山已经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出售了许多债券，并以‘总统’的身份在债券上署名签字。”参见(美) 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23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兴中会可以依赖海外的粤籍华侨筹款，所以资金链一直没断：中部的华兴会没有强大的海外后援力量，只能靠自己在国内筹集资金，同时积极拓展与帮会的关系：而江浙以光复会为主的革命党人一直都将暗杀视作主要手段，故而不惜一切代价在日本等地训练杀手、制造炸弹，回国搞暗杀。这就使得革命力量在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地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