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废科举的问题。以前中国学者是不注意这个问题的，只是笼统地说新政不好，新政扰民，为此还举了各种例子，比如说丈量土地和人口登记。这些多少倒真的有点扰民，因为老百姓不喜欢这样，老百姓每家都有黑地和黑户口。数目不清楚在中国是个老问题了，人口、土地都不清楚。当然，现在有了航拍和卫星遥感，土地瞒报现象比较好解决了，但是以前都是稀里糊涂的。说到废科举，许多人认为废科举、办新学，就把旧学给扰乱了，无形中也中断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其实，之前我也是持这个观点。新学堂、新教育的兴办的确把旧教育扰乱了。当时朝廷废科举，本意是想废除教育制度，但是它却把科举当做一套教育制度来对待，这就是吊诡之处。[注]
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展了一千多年，本身很复杂。一方面，因为科举的发展，作为教育制度一部分的官学体系逐渐废弛，尤其是到了晚清，国子监废了不说，地方的州府县学基本也都废了。以前每个地方的行政长官都要讲学，州县都有学官，他们平时要辅导学生学习，而且地方官也要来学堂讲讲课，若是只能念念文件肯定是不行的，那会被地方士绅看不起，看不起了就没有威信。所以即使到了晚清，朝廷也会尽量避免让非正途出身的人去当地方官。后来这个事也废弛了，没人讲，学生也不进学堂了，学堂都荒芜长草了，所以官学就废掉了。
而科举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证明个人受教育资历的凭证，原来秀才还有淘汰，但后来制度废弛，只要考上秀才就能一直保持秀才的资格，不会遭到淘汰，平时也不用再继续学习。不过，科举仍然需要一步步往上爬，必须得有人教，所以私学，就是我们讲的各种私塾很兴盛。事实上，私塾是个统称，它们形式各异，规模有大有小，比如有乡绅办的义学，有族里办的族学，有大家庭里办的家学，还有更多更为简陋的形式。比如某个农民以前上过学，识过字，光种地养不活家人，而家里也有多的房子可以腾出，这个时候就可以开个班讲学，有小孩子来读书就教，没孩子来就在家闲着种地，这种情况很多。很多人都是挂个牌，然后向外放出消息，说自己开了个学习班儿，也不用去报批，就开成了，比如像洪秀全这样的酸秀才也能招学生。也就是说，这种私办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个问题在于，他们的教学基本都与科举制度相衔接，也就是说，好学生都是要读四书五经的，而且都是要开笔作文的。一般的学生可能无所谓，本来就为了识俩字儿，能读个布告、看个对联儿，能凑合就行，所以，《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韵文，学学也就罢了。但是，每个私塾总有几个比较聪慧的，他读书不是为了识俩字儿就回家种地，他是要准备参加科举的，于是私塾先生也会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特别栽培。这种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相配套，它的根可以说是深深地扎到了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去。农村每个男孩子都会读个两年书，他们倒不见得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考科举、中秀才，即使不考，他也要去学。而且，他也是跟那些有志于参加科举的人一起就学。换句话说，科举凭借着教育制度，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了。
然而，一旦国家上层下令要办新学堂，而且把科举废了，那么，科举与教育之间的牢固联系就被一下子掐断，底层就开始乱了。这时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以前办得很有劲儿，虽然就学的人多数不是为了考秀才，但是总有一两个人会去应试，而且，没有去考秀才的人也掌握了文化知识，这对社会而言也起到了重要的教化功能。即使掌握的文化知识比较粗浅，但它总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出去做点小买卖，平时在生活中看看布告、记个账什么的，都会方便点。还有就是乡村的礼俗往来，比如过年贴对联时，家里如果有人能写，不就不用去找人写嘛，而且，若是要去找，也得找得到会写的人啊。后来有些农村的文化根子断了，没人会写对联，于是过年时只能拿口大碗，在碗边上蘸墨后就往红纸上扣，盖成几个大圈圈，然后就当是对联往门上贴。或者说就像现在城市里这样，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写好的对联，但是上面的话都差不多，显得特没文化。过去农村，别说要在家里的门上贴，连牲口棚、猪圈都得贴，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写得要跟自家有点关系，紧挨着的两家还不能一样的。还有就是婚丧嫁娶这些事儿。别人家死了人你得写个挽联送去，这样到时候别人也才会给你送，送多了才有面子。讣告也是要有人写的，这些都不是开玩笑，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能做。
现在农村似乎反倒败落了，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当时农村人很有文化的，反而是城市差一点儿。农村的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跟私塾教育，也就是跟私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一旦切断了二者的联系，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许多传统就没办法延续。科举废了以后，很多人就会感叹，我学这东西干吗呀，学这些也没出息啊，那就去学新学吧，结果都去学新学了。那旧学怎么办呢？那些老书怎么办呢？老书不学，现在这套东西谁来管呢？所以在新政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学堂老师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也就是说，传统仍在顽固地维持着，但总的来看秩序有点乱，有点被干扰，也在走下坡路。
西方的研究者，诸如何炳棣等人说，科举之废除，把士绅和朝廷联系的纽带掐断了，因为科举是底层士人上升的阶梯，现在阶梯被撤掉了，因此传统的联系也就断掉了。[注] 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就是说，朝廷把科举当成一个教育制度给废掉了，但是科举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应该是一个选官制度。作为选官制度，科举没什么错，依考试选官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制度创造。但是，科举错在哪里呢？错在它把教育制度绑架了，绑到最后，朝廷就误认为它是一个教育制度。当然，不仅仅是朝廷这么认为，士大夫也持这种看法，先进的士大夫都这么想。
把科举废了以后，新的问题也都出来了。再选拔官吏该怎么办，国家选拔官吏应该依靠什么方式呢？这是个大问题，其实在新政之初也提出了办法，就是开经济特科，也就是只改科举的内容，但不改科举的形式。国家不考八股文了，开始考经济学问，这里所谓的经济学问就是经世济民的学问，通晓外国情况的学问。经济特科也的确选拔出人才来了。当年第一名是梁士诒，第二名是杨度，第三名是张一麐，这三人后来都有不凡的表现。梁士诒，虽然我们后来在民国骂他骂得很厉害，但他真是个人才，清朝最早的铁路建设就是他一手主持的。他当铁路总局局长的时候，因为与袁世凯的关系而受到牵连，被搞掉了。京张铁路其实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起来的，京张铁路为詹天佑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此梁士诒就默默无闻了。梁士诒被搞掉以后，朝廷组织了一帮人马查他查了三个月，一点错儿也没有，找茬也难找，他真是个人物。杨度也是个人物，虽然说他当时拥护袁世凯称帝，在那个时间点上选错了，但你不能否认他有本事，而且他还一直坚持他的操守，就是坚持做一个君主立宪的拥护者。其实就他个人的主张而言，并没有多大的错。张一麐一直活跃于袁世凯的幕中，曾担任机要局局长，执掌要务，是袁世凯很重要的幕僚。所以，科举改变一下考核内容，还是能够取到人才的，并不是一个已经没用的制度。正因为此，我认为这种考试的方式也是有可取之处的，科举的形式可以保持，然后逐步改变其考试内容，另行兴办一整套的教育体系，让教育体系跟科举考试脱钩。教育的出口主要是面对社会，主要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这样的改革路径才是对的，而朝廷一下子废除科举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对的。
除了经济特科，统治者在某些方面也进行了一些修补，比如开设了归国留学生的考试。到外国留学，拿到外国的文凭后，国家就能给你考试机会——分科开考，考完了给通过者分配头衔。学农业的，考得好就给个农科的进士，学牙医的，就给个牙医进士，等等，相当于国家给考试通过者授予一种身份。这类措施具有一定的修补性功能，比如当时进入国家政权的留学生曹汝霖就是通过了专门科举考试，还有像那些学军事的，比如蓝天蔚、吴禄贞、蔡锷等人，都是回国通过了武科的考试，朝廷赏给他们以兵科的进士或举人的资格，然后发到各省去做军官。其实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朝廷已经意识到选官出现了危机，并且已经采取了部分措施，但这些措施却无益于从整体上挽救颓势，总有一天国家要恢复一种选拔官吏的考试。北洋时期，选官考试也是分专科进行的，比如有县长考试，这个考试就专门取县长，如果是外交官考试，就专取外交官，如果是税务官考试，就专取税务官。当时考完试也没有面试，考完就直接上任去，跟传统的科举很像。我觉得这种方式在当时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选官方法。
废除科举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纷扰。但它到底是不是像西方所讲的那样，这种不稳定足以颠覆整个王朝呢？我觉得不是。废科举的确把士子上升的传统阶梯抽除了，但它并没有中断地方精英跟朝廷的联系。士大夫跟政府还有其他的沟通渠道，比如谘议局、地方自治团体等，这些都是一种沟通方式，读书人完全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仕途。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当兵，当时在南方，读书人加入新军后的升迁机会要多很多，随便去参加一个随军开办的学堂，出来就可以升为班长、排长，这样就是军官了。当时南方编练的新军都鼓励读书，学文化是一种先进的风气，甚至新军在录取时也要考文化课。这个跟北洋军不一样，北洋军在招募新兵时，就看这小子是不是够老实，是不是个子够高，有股子力气，手上是不是有老茧，脑袋后面是不是有辫子，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那种。而在南方的新军里，想当兵就得过一个考试关，进军营以后还鼓励大家去学习。革命党在新军中开办的振武学社、文学社之类的组织，就是应士兵崇尚学习的风潮而组建的。[注] 我翻资料发现，当时一个团，甚至一个营都会设有图书馆，那真是弄得像学堂似的。除了上述道路之外，还可以做新市民，做记者、医生，或是银行、邮局的实习生什么的。所以，怎么能说读书人的路子中断了呢？只能说，的确有些人的生活被扰乱了，像一些农村基层的知识分子，可能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这是可能的。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不好说，这边受到了影响，那边可能还会有机会，这个工作丢了，可能还有很多新机会等着挖掘。
过去曾有种说法，说铁路一通，沿线的挑夫都会失业。于是一些学者派人去铁路沿线调查，结果发现那附近没有专职的挑夫，这工作都是农闲时候的农民出来干。但是铁路修了以后，他们真的失业了吗？并没有，以前是长途转运，现在直接就待在车站里干，一样有工作。而且现在货物更多，他们工作的机会更多了，沿途还会有客车经过，他们就可以做小贩兜售各类商品啊。以前没通铁路时，可没有这种机会啊。
所以我说，过去的历史记述常常很奇怪，常见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某某新事物出来以后，就会对旧有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继而引发大量失业，然后人民就会造反。但这些编历史的人却从来没有想过，原有的工作没了，是不是还有许多其他的机会啊？有教授曾经说，农民失去土地了，就要造反了。我当时就提醒他，农民失地和失业不是一回事啊，如果农民发现有其他行业比在田地里劳作赚得更多，那么他们也不会固守在农村里不出来的。不然，中国就没有其他行业的发展了，全国只剩下一种行业，就是种地。实质上真没这回事。只要还有别的赚钱的行当，而且可能比种地挣得多，那么农民肯定会去干的。但很多传统的理解就是这样，一根筋似的理解。
所以我个人觉得，与此同理，当时科举的废除不至于导致清王朝的覆灭。事实上也没有多大的动荡。中国当时有多少群体性事件是因为废科举呢？山西似乎有人不满意直接把学堂烧了，其他地方好像还没有。这就是我们讲的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冲突。冲突是有的，但在当时都只是小规模的，是不足以拿来说事儿的。
尽管在变革科举的必要性上，改革者的主观理性是与历史相契合的，但是在变革的具体路径选择上，其主观认识却存在偏差。毕竟他们对科举制度本身认识不够，结果试图选择以西方的学校教育体系来替代科举制度。可是西方学校教育是一种大众教育，而中国的学校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因此它能与同是选拔精英的科举考试相契合，而新式学堂教育始终存在着与科举考试结构上的矛盾。在晚清前四五十年中，科举变革并没有实质性进展，戊戌准备实质性变革时又被政变给打断，到了新政时则由于国势极其艰危，改革者们主观上更觉时间紧迫，结果变革趋向简单化和激进化，在相关制度准备不够的情况下直接废除了科举，这对中国社会及其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参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
参见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124～12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