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
所以说，到了义和团运动后期，清政府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局面，而就在这个时候，“东南互保”出现了。我们过去对东南互保评价很低，认为是一帮投降派督抚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现在感觉研究有些解冻，对东南互保的评价稍微高了一点，至少史学界可以正面研究它了。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些督抚会有这样的举措，他们为何不接受中央的命令？朝廷要求督抚跟外国决裂，这些督抚却继续跟外国合作，你要杀教民我不杀，你要打教堂我不打。东南互保其实不仅仅局限于东南，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以后，也加入了这一体系。也就是说，只要地方督抚有一点开明迹象，他就会加入这一阵营。毕竟洋务运动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国家还是培养出了一批相对理性的官僚，尽管他们可能也对西方国家没什么好感，但他们都知道义和团只是一帮乌合之众。刘坤一和张之洞是东南互保的最初发起者，但这个发起的背后其实是受到了一帮地方绅商的鼓动。这帮绅商最早有这个动议，并且在西方领事和地方督抚之间穿针引线，各方联络。地方督抚既有相当的空间可以不受中央制衡，也有大批的幕僚精英从旁协助。我们讲过，曾左李以降，督抚专权，地方势力崛起，他们就有了抗衡中央的实力。而且，地方的崛起不仅仅是地方督抚的崛起，还有地方士绅的崛起，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他们的势力也逐渐壮大。这一时期已经到了可以影响地方督抚的程度，比如像赵凤昌[注] 这些人就是在背后东奔西走、穿针引线，最后还真就把这事儿搞成了。到后来，东南互保的范围越来越大，事实上保护了中国的大半江山不受荼毒。当时据说有人给张之洞起草奏折，称自己不愿意执行朝廷的命令，开始是说“臣待罪东南，不敢奉诏”。后来张之洞想吓唬一下这个西太后，把奏折改成了“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当然这个是传言了，但这个故事反映出东南士绅们的抗命心态。[注] 后来西太后跑到西安以后，其实也肯定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行动，认为他们做得对。也就是说，西太后在下罪己诏的时候，其实不仅真正地认了错儿，还对这些人表达了感谢。我们还必须知道，虽然西太后到了西安，但这些抗命提出东南互保的地方督抚们仍然支持她。本来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首先希望惩处的人就是西太后，但等他们打进北京城以后才发现，包括参与东南互保的各地督抚依然维护西太后的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改变主意，最终把她从黑名单上剔除了。
从东南互保这一事实其实也能看出，义和团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我们知道，山东是义和团的发祥地和大本营，拳民中最多的就是山东人，而且这里民风强悍，习武的人本来就很多，所以真会两下子的练家子也不少。但是，在袁世凯被派往山东当巡抚后，很快就把这些拳民势力清理干净了，而且他的镇压还是发生在西太后称赞义和团是“义民”的情况下。袁世凯要么把拳民就地遣散，要么就让他们上前线，去北京、天津和洋人打去，谁敢待在山东他就剿灭谁，结果，就整干净了。所以，如果政府想剿灭义和团的话，其实并不难，它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力量。我们过去研究义和团，研究农民起义时，总有一种不好的导向，就是一种机械的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人民是了不起的，所以，没有人敢轻视人民的力量。的确，我们现在也不能轻视人民的力量，但是，人民的力量要想被整合和发挥出来，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靠义和团这样的低效能组织是没戏的。每次农民起义能够成事，一般都是由于有地方精英的加入，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而武装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事，在于这一群体中有熟练的武装人员的加入，比如明末陕北的起义，就是因为裹挟了大量劲悍的边军戍卒。农民揭竿起事必须要具备一些条件，不能不讲条件地认为他们都很厉害。而像义和团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当时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我曾经看到过一些材料，义和团成员并不像费正清考察的那样，排斥洋枪洋炮，他们曾经去抢清军的枪炮，而且也抢来一部分了，但是都不会用，偶尔用一下，又觉得枪炮的声音太响了，就不想打了。而且，如果有人精通战场指挥还好，但是他们都只会点气功，对这些现代的作战方式一窍不通，所以没办法成事。
赵凤昌早年以佐幕湖广总督张之洞而闻名，其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苏报》案以及南北和谈中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
徐梵澄在“蓬屋说诗”第十六则曾记载：“义和团起事，张南皮反对之。时卧榻上吸鸦片，听幕友读所办奏折稿，有云：‘臣待罪东南，不敢奉诏。’南皮奋然掷烟枪而起曰：‘这老寡妇要骇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则其时大臣私对慈禧有此称矣。”参见徐梵澄：《蓬屋诗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