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特点
义和拳，或者说后来的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去追随，在于他们有一套能够忽悠人的本事。中国人就是这样，无论宗教也罢，气功也罢，必须得有点本事能够马上露两手，这样民众才肯信。以前佛教传入中国时，僧人是露了几手法术把人镇住，然后才开始有人信的。基督教来时，很多传教士都是医生，他能够治病。而义和团就演练刀枪不入，这个也是能够让老百姓看到的、眼见为实的法术。刀枪不入是需要演练的，当时开坛的时候，拳民天天都在演练，通过演练，让老百姓知道。今天看来，当时的刀枪不入的确挺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一种气功，但又并不是单纯的气功，它糅杂了许多民间表演技术，比如变戏法什么的。演练的时候，团民们露出肚皮，大刀往肚皮上砍，一砍一个白印，很唬人的。
拳民上法，进入状态，那么这些人就会变成特定的历史人物或者神仙。以前民间教门的信徒想变成神灵，一般是由师傅带进去的。但是现在的拳民要想变成神灵，一般不用师傅带，只需从师傅那儿学会怎么进入状态，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变成各种神灵。这些神灵一般不是来自某种特定的宗教，而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小说戏剧人物，甚至可以说，几乎全是小说人物，比如《三国》里头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头的悟空八戒等。当时出现孙悟空的频率跟出现八戒的差不了多少，很多农民喜欢当八戒，一上法都成八戒了，然后学八戒状，比如拱地啊，翻跟头啊，各种动作都能做出来。当然，还有的是什么黄天霸、黄三泰，甚或是穆桂英、杨家将什么的，不一而足。只要当时曾在戏曲小说里出现过的英雄人物，都会成为拳民们希望比附的神灵。我曾经统计过，比如三国人物，团民喜欢的，基本都是出自蜀汉，也就是刘备麾下的人物，曹操麾下的大将一个都没有，甚至连吴国的人物，周瑜、黄盖之类的大将都没有。这就说明团民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倾向性，一旦得到官方的半肯定之后，就会刻意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注] 我们知道，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演义》之中，蜀汉是正统，而这种正统叙事是被老百姓所接受的。虽然就具体的历史情境来说，曹魏正统可能更合理一点，但那是历史，老百姓接受的是小说和戏剧里的说法。此外，当时扮演反叛人物的也很少，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是宋江、李逵的，只有武松例外，因为武松在山东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在山东快书里，水浒其实讲的就是武二郎的故事。总之，除了武松，在当时基本没有什么反叛性人物出场，因为他们自认为都是忠臣，要扶清灭洋。所以，他们一方面延续了正统，一方面还要表明自己是朝廷的忠臣。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另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义和团是由白莲教的支脉传续过来的。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为何义和团的势力进入北京以后，特别热衷于抓白莲教。虽然其中被抓的人很多跟白莲教没什么联系，但义和团似乎是想通过这一举动证明它和白莲教没什么瓜葛，虽然他们拿出来骗人的那些法术可能跟白莲教有一定的渊源，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白莲教，而且一直坚信白莲教是反动组织，自认为肩负着要帮助朝廷消灭白莲教的使命，以此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对于义和团而言，这些原本无意识的东西多了以后，这个组织本身附着上许多的政治倾向，并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暴露出来。[注]
有宗教性质的民间团体借助气功的魅力来进行传播，这种方式在中国真的是一种文化特色。义和团搞过一次，后来红枪会又搞了一次，它们的形式真的都差不了多少，只是每个阶段的老师都不太一样。[注] 义和团的法术都是由老师来传播，当时这些老师走村串巷，在一个地方传完了，就到下一个地方。义和团组织中的领袖是大师兄，就是每个坛的负责人，而老师就是负责传法术的，也就是类似于我们后来说的那些气功大师。但他们传授的是真正的气功吗？他们真的热衷于干这种事情吗？其实也不一定。一般来说，干这种事的人，都怀揣一些现实的经济目的，他传授神功并不是白传。传完之后呢，会有一部分人声称产生许多奇异的感觉，还有一些人没有特别的感受，但会装疯魔，这种情况在坛口的演练中是非常常见的。义和团更多的行为不是去直接和教会发生冲突，他们在平时就是喜欢这么折腾，同时也通过这种形式动员更多的人参加。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西太后就觉得这些人是义民了，经过亲信大臣的“实地考察”，也相信他们真的有刀枪不入的法术了。[注] 这时候，团民就更加疯狂，进入疯狂状态以后，这个事情就变得很费解。他们居然开始公开表演这类所谓的刀枪不入法术，他们不再玩以前那些骗人的小把戏，而是真的相信自己能够刀枪不入了，真的就拿火枪往身上打。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每次实验的结果，就是这些神功的迷信者被火枪哐的一声，在身上打出个大洞。还有些人疯疯癫癫地跑到清军的军营门前，要清军拿洋枪测试他们刀枪不入的法术，对方告诉他别打了，但他非要坚持，结果打一枪，人也就死了。到了战场，真的跟洋兵打的时候，比如进北京后要攻打使馆区和教堂时，人家那边有枪，而且还真的往这边放枪，这个时候就是刀枪皆入了——一扫一大排，然后后面的就哗哗地全跑了。死的第一批人，也就是敢冲在最前面的人，他们的勇敢其实都是建立在这种迷信上面，真的相信自己不可能被人打死。但是后面的人对这种神功可能只是将信将疑的，见到前面的人倒了，他们自然也就都跑了。
这玩意儿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还是没用呢？这个时候，义和团就开始编出其他的解释了。第一个，就是要求有配合。就是说，我的法术需要你们的配合，不配合不行。怎么配合呢？要想让我们把洋人的枪炮闭住，你们就得先把自家的烟囱，用红纸盖上，而且得听义和团的号令，在某个时刻一起盖上。当时北京天津天天折腾这个事儿，老百姓听到义和团的号令就上房盖烟囱，真的是不胜其扰。还有就是要求义和团在和洋人交战时，妇女不能梳妆打扮，出来时不能穿得太漂亮，必须披头散发，不能洗脸，不能梳头，裹脚的出来时要放脚。义和团又说，洋人也有功夫，义和团的法术挺厉害的，但就是怕女人，那些被洋人打倒的拳民，都是因为头天晚上跟女人睡了觉，破了色戒的，所以就不行了。但这个也会被人揭穿，有些人明明就没睡啊，所以这个解释很快也被放弃。义和团又进一步说对方很厉害，因为洋人的每一门炮上都骑着一个裸体女人，这样就可以破除义和团的法术。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西什库教堂的主教法国人樊国梁有种法术，他挥舞着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成的“旄头”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所以义和团败给了洋兵。[注] 义和团仍坚称自己有破解的招数，他们认为要以毒攻毒，以阴制阴，就是也把女人派上去，于是天津的义和团请出了黄莲圣母。现在很多电视剧把红灯照吹得神乎其神，其实很多都是瞎掰。根本就没有红灯照这个组织，红灯照就是一个传说，传说有女孩子，可以平地飞升，到处放火。而黄莲圣母其实就是一个船妓，为什么会把一个船妓奉为圣母呢？因为船妓是最低等的妓女，当时他们就想找一个最脏的妓女以毒攻毒，你们洋人那边搞女人，我们这边也搞一个，而且更脏，找这种最脏的来跟你对抗。中国封建传统都认为女人是不洁的，妓女就更不干净。黄莲圣母之所以存在，其实就是基于这种传言，她是要作为一种象征来跟洋人对抗的。但是后来的研究者更荒唐，为了配合意识形态的说教，硬是把黄莲圣母的横空出世解释为妇女解放，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注] 义和团对女性其实抱有极端的歧视，捧出“圣母”，不过是为了利用。天津是黄莲圣母，北京是金刀圣母，但是都没用——男的不行了，就指望靠女人身体的想象来建功立业，这肯定是没用的妄想。
其实，好多义和团的法术都是蒙人的。什么望空一挥手，然后前方一片地就全着火了，其实，义和团早就派人去浇好洋油了，然后这边煞有介事地作法，扔根划着的火柴棒过去，然后就真着了。这种破事儿在今天肯定大家都看得穿，但在当时确实把很多人都蒙了。然而，一旦真正和洋人对阵，这些鬼把戏就都不中用。所以后来八国联军来攻城时，西太后已经明白，她自己被义和团蒙了，却已经骑虎难下，所以后来就尝试着和解。我们后来的研究者又抓住这个大做文章，说为什么义和团打不下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呢，因为西太后在后方变招了，往使馆里送西瓜、冰块和食物了。其实是因为西太后已经知道义和团不行了，只能赶快给自己留点后路。但是，此时已经晚了，西方国家的大军已经出动，他们不可能再善罢甘休的。
关于西太后，且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她其实一直是个很明智的统治者。但她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权位之间，总是选择个人权位。最初她选择义和团，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她自己也明白，支持这样起自民间的群体来折腾，后患无穷。的确，义和团进京后，全城都乱套了，各处的衙门都被义和团占领了，而义和团实际上成了端亲王载漪这样一些顽固派的工具——载漪等人想借着义和团的力量来整肃政敌，看谁不爽，就派义和团去整谁。西太后也不是不知道这些乱民进了北京会是怎样的局面，但她太想保住她的权位了，火烧眉毛了，以后再说吧，现在只能顾眼前。在抵制洋人和维持秩序之间，她选择了前者。但是，最后才发现这些拳民根本抵抗不了洋人，他们在见识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发现所谓的神功根本不管用之后，就如鸟兽散了。西太后的选择，背后也有朝廷顽固派的支持，当初戊戌政变就有他们的运作，此时他们就更活跃了。顽固派尽管落后保守，而且头脑冬烘，但代表了中国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一股势力，他们抗拒西方，不肯进入西方的世界。最初，他们的武器还是仁义忠信，觉得这东西可以作为干戈舟楫。可是，此时他们知道孔夫子的家底已经不行了，只能乞灵于民间的法宝，民间的勇气。
这种民众的抵抗真的就是一种神话。一些人喜欢质问这一块的历史研究者：你到底站在义和团这边，还是八国联军这边？其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挑边站，批评义和团，决不意味着就支持八国联军。但是八国联军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有必要先放下民族主义情结来看问题。如果你威胁到了人家的使馆，那么人家更会出兵了。其实当时西方对于中国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很震惊的，当时欧洲两大阵营已经开始形成，正积极备战，他们作出联合出兵的选择，难免有些尴尬和无奈。他们想不到，中国一直向西方学习，到这个时候会突然来了个大倒退。所以说，上面那个问题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真的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选择么？这个选择题本身就有问题。[注]
参见张鸣：《大历史的边角料》，2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义和团对白莲教的仇视甚至到了滥杀的地步。如义和团“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执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骈斩西市。”参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第一册，50页。《庚子记事》中有：“菜市口杀前拿获之白莲教男妇七十余人……半多永定门内外居民，率皆粗笨之人。” “（义和）团在武清界奶子房拿八十余人，皆做纸画人马形赶庙会者，谓是白莲教谋不轨。” 参见仲芳氏：《庚子记事》，26 页、154页。
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后，绝大多数义和团教民从京津一带回归乡里。民国初年土匪猖獗，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义和团教民又摇身一变，以红枪会名目在山东再度兴起，其运作形式和组织形式都和义和团无甚区别，也是传授“刀枪不入”的法术，也是以“堂”为基层组织，以大师兄为统领。
慈禧派出考察义和团的乃是大学士刚毅和赵舒翘。
义和团在攻打洋人教堂失利时就说：“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有无数妇人赤身裸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或“本日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后又换一种说法，谓：“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作镇物，故咒不能灵。”参见张鸣：《大历史的边角料》，23～2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曾发表了《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这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什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四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还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
说到底，这还是历史的悲情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结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