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士大夫中，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非常活跃，在国家生存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办一些报纸，中国第一次办报高潮就在甲午之后出现了。此时士大夫的舆论和呼声空前高涨，既是一个自由舆论的高潮，也是一个启蒙的高潮。
此时官僚们也在发生分化。首先，原来的洋务官僚挺沮丧的，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他们最先受到攻击。批评者认为，他们张罗了半天，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最后没什么用，而且上阵御敌的都是支持洋务的官僚，但是都被打败了。但是洋务官僚自己也在反思，如果不变，可能更糟。朝廷也没法派一支绿营兵或八旗兵去抵抗，淮军不行派湘军，后来发现湘军更不行，湘军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如淮军。甲午战争期间，一支湘军由吴大澂率领，从山海关奔赴辽东，吴大澂发布檄文，让其他人准备好几麻袋绳子，说是到战场上直接把敌人俘虏了捆起来。吴大澂的意思就是，你们日本人赶快投降吧。结果到了战场，他打得比淮军还差，因为他们的装备更为落后。[注] 而八旗绿营连出都没出来过。士大夫和朝廷因此都觉得，军事还是得继续改革，所以在战争后期开始张罗编练新军。就是彻底地按照西方的军事训练方式来练兵，连编制也变了，甚至最开始还考虑让普鲁士人来担任军队的指挥官，当时他们估计是想起了当年剿灭太平军时华尔的故事。小站练兵最初不是袁世凯主持的，而是胡燏棻，他是个文人，从来没当过兵，却提出编练新军，然后朝廷就让他开始练了，小站新军就是这么来的。洋务派的官僚的确很沮丧，他们干了这么多还是失败，可是不变革不行，还是得往前走，没人想退回去，因为事实上也没路可退。
此时，守旧派官僚已经没什么气势，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官僚不想变法，尤其是满族官僚。特别是那些拿钱干闲差的满族官僚，以及一些有爵位没职位的八旗贵胄，这些人的守旧风气无比浓厚，特别不希望变法。因为变法就会产生变数，他们担心体制变了以后，自己这种吃空饷不干活的人会受到影响。那么旗人自己能不能振奋一下，自我改革呢？没有，他们完全没有改革的动力了，这个时候的旗人已经进入一种非常麻痹的状态，得过且过，激励他们奋起，为国家做点贡献，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也不像是当年搞洋务运动，当时倭仁这类保守派还真诚地相信传统文化和思想是救世的良方——倭仁在个人道德操守上没什么可说的，还是理学大师。但到了甲午之后，已经没什么真实的顽固派了，满人面对危机已经拿不出什么办法，更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阻挠变法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很多反对变法的言论都苍白无力、极其肤浅。
那个时代的主要导向就是求新，《国闻报》、《时务报》等风靡天下，话语权就掌握在这些呼吁变法的士人手中。当时稍微有点上进心的、要求变法的知识分子，都会被人视为“康党”。康党的大盛与他们办《时务报》，尤其是梁启超的这支文笔很有关系。但事实上，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还都很浅薄，一般也就来自阅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总局编译所刊行的那些玩意儿。但是康有为本人气魄很大，自认是当代的孔子，中国的马丁·路德，所以后来他出的书都是以“康子”题名的，口气很大，声势也很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当时有新思想、要求变革的人并没有被全部囊括到他们这个小集体中，对知识界的引领功能并没有被康梁这一伙出自万木草堂的人垄断。当时全国范围内有很多西学知识比康梁远为渊博、且更为扎实的人，比如严复。其实康梁在当时只是个虚架子，但声势很大，因此普通士人可能就会觉得变法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是康党。而关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两部书有破有立，为康梁的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要我看，恰恰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葬送了变法的前途。你想想，有一个人从广东冒出来，而且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孔子，而他对经文的解释采用的却是一种殊为怪异的今文经学的解读方式。当时有人攻击这两部书存在抄袭的问题，就是抄袭廖平的。不过不管怎样，其中的确有康有为的创造，虽然都很怪异。[注]
康有为通过这两部书重塑了孔子的形象，将孔子打扮成一个支持变法的革新者，而且将大部分的经书都斥为伪书而否认掉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造儒学、改造孔子，当时的士大夫能接受吗？且不说那些守旧派无法接受，就是那些支持变革的士大夫也接受不了。他们受不了有个新孔子出现，你有什么资格当孔子啊！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何况康有为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学问，他很难在学术上服人。这种话要是俞樾来说可能还好一点，毕竟俞樾在当时是公认的大学问家。[注] 而康有为从岭南出来，岭南学术在全国本来就已经算是支流了，而康有为甚至还不是岭南学术的主流代表人物，如果连支流中的主流都谈不上，那还有什么资格让别人信服。而且康有为常常进行大胆的论断，频繁发出“非常疑义可怪之论”。这样的颠覆性思想怎么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思想基础呢，它只会把更多的人从倾向改革的队伍中驱走。我在讲太平天国时讲到过，儒生和士大夫最在乎的，恰恰是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变法之初，恰恰也不能撼动这一套东西。最好的方式是找到原始儒学，然后直接往里面加东西，原始儒学本来就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可以添设许多新的理论思想，靠这种方法来支持变法是可以的。[注] 但康有为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他建构起来的是他的儒学、他的孔子，而且他抛出这套说辞也缺乏足够的理由——经过乾嘉学派百余年的考据积淀，士人们已经可以辨别哪些是伪书，哪些是真本，这些都已经通过严密的考证得出结论了。现在康有为突然跳出来，说这些经书全是假的，全是刘歆父子当年自己造出来的，没人能信。
在今天我们对变法进行研究时，一定要避免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即所有的变法操作者都是康梁的门徒。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康梁的实际地位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地位。康有为总共就见了光绪帝一面，但那也是例行公事，因为在1895年那年他居然考上进士了。那年的主考是徐桐，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要把康有为挡住，他晓示手下那帮考官，只要遇到那种随便发怪异之论的人，一律不得录取。梁启超是落榜了，因为他按照一贯的风格继续大发议论，而康有为却在突然之间规矩了，老老实实地写了，结果一发榜，居然在上面。这就没办法了，必须得按规矩给进士授官。在变法开始之前，光绪皇帝见了康有为一面。康有为后来自编年谱，自称皇帝见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其实清朝皇帝不大可能接见一个小小的主事长达两小时。一方面当时康有为等人和皇帝见面是要跪在地下谈的，一般人要是跪在地上跟人谈两小时，结束后估计就得找人抬出去了，而且张元济当时就排在康有为的后面，张元济说光绪帝见康有为就见了十来分钟。我们知道，等候的人肯定对时间的掌握更加精确，前面的人造得了假，后面的人肯定是没法造的，而且张元济是个老实人，怎么会故意污蔑康有为呢。[注] 康有为就是一个小主事，光绪帝能见他十几分钟已经很多了，一般也就几分钟的事。此外，梁启超也见过光绪帝一次，但那时他还是满口的广东官话，说了半天，光绪帝一句没听懂。所以后来梁启超发誓要学国语，这样他后来才做得了大学教授，要是当时他不学国语，估计没有哪所大学敢聘任他，学生都听不懂嘛。
最后，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也就是在总理衙门跑腿的，这还是兼职，他的本职仍是主事，梁启超则仍旧去编书。所以，我们很难说他们两人在整个政治格局中处于很高的位置，或者是对变法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常常讲“康梁变法”，其实都是被康梁二人误导了，这个变法就是戊戌维新，但康梁却自认为这是他们主持的变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变法中能起多大作用，能说多少话是显而易见的。康自称向皇帝写了很多上书，但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编的，好像光绪帝整天就去看他的上书，听他的教诲。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落海外，仍然以帝师自居，称他是皇帝的老师，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海外那帮人也搞不明白，只好被他蒙。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海外回来的人蒙国内的人，国内的人出去蒙海外的人。一般而言，出去蒙海外的人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海外的人对皇帝还是很崇拜的，一听说康有为是帝师，就纷纷为他募捐，拼命送钱给他。
虽然反对派的力量声音不大，但他们是个很大的群体，人数众多，维新派内部又有分化，比如有地域分化和思想派系分化，意见常常不能统一，这些问题都在变法时出现了。比如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时候，江浙士人和广东士人发生冲突，甚至打起来了。[注] 诸如章太炎、吴稚晖等人对这些广东人很不满意。康有为等人的姿态引起一些大学问家的强烈反弹，同时洋务官僚也处于被排斥的状态，比如他们排斥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是真想贴上维新派，所以即使变法失败，他还利用自己的门生人脉关系保护了一批人，他甚至对西太后说，他就是康党，他绝对是倾向变法的。甲午之败，究竟败在哪里，李鸿章对此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背着战败之名，同时还是《马关条约》的签约人，因此被全国认为是大汉奸，这个名声很不好，大家都不敢跟他走得太近。维新派也不敢沾，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也派人送来钱，但是都被主事儿的康梁等人退了回去。说实在的，李鸿章当时已经没什么职位了，但是潜势力还很大，特别是在洋务派官僚中，其关系网绝对比张之洞要更复杂。所以后来李鸿章跟他的孙婿谈话时说，朝中大臣都是扯淡，只有他老师曾国藩能够办事。这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也能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他最能干，办的事多，而且势力广，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维新之后他救了很多人，若是其他人救，估计是救不下来，但是只要李鸿章出面，这事一般都能办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是张之洞的爱徒，但张之洞把他救下来了吗？张之洞也不是不想救，可救不下来。因为张之洞自诩清流，他的势力远不如李鸿章。[注] 李鸿章想救的人，比如徐致靖、经元善等人，就被他救下来了，李鸿章给荣禄打个招呼，荣禄就买账。这不仅与李鸿章个人能力有关，而且与过去的官僚关系网特点有关，其中纠结了无数的恩恩怨怨。李鸿章由于资源多，而且本来性格就比较爽快，出手很大方，这就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好感，人缘特别好。[注] 这些受过恩惠的人，大多会买他的账，而且过去官场上还讲老道德，用人用钱能够相互援助，即使一方隐退了，但求助以前的朋友，他们仍会帮忙。张之洞则洁身自好，现在我们也很难听说他和某某某有什么不正当的勾连，遇到要谈判就躲得远远的，这种官僚的确不会落下什么坏名声，但问题是很多事情他也办不了。所以维新派在当时排斥李鸿章，实在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虽然社会此时嚷嚷得厉害，说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已经娶了外国公主了，而且李家在外国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等，但全是无稽之谈。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解职，于是到欧美转了一圈，他的这次出访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西方人对他的印象也很不错，后来像“李鸿章杂烩”[注] 这种中式菜肴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李鸿章毕竟见过大世面，不卑不亢，也的确有两下子，所以外国人也觉得李鸿章是个值得西方国家尊敬的人物。张之洞也对维新运动很热情，当梁启超要去见张之洞时，张甚至要开中门迎接他，这是按平级官的礼仪来接待他。当时的巡捕官觉得此举太离谱了，因为当时张是总督，而梁启超还只是个举人，这样张才没有开中门，但由此可见张对康梁等人的确是非常敬重的。[注] 而康梁等人因为过度自负，对张之洞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也就是说，维新派一直没有和洋务派结成一种本来可以结成的奥援。按后来的说法，维新派没想过要扩大自己的统一战线，而自己内部又这么分裂。事实上，康梁的姿态也吓跑了很多人。
现在解释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一般归结为“资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壮大”。但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中国当时有谁是资产阶级，康梁吗，还是黄遵宪、熊希龄那帮人？他们谁都不是资产阶级。日本明治维新时有资产阶级吗？更没有资产阶级，起来反抗的全是一帮下层武士。像长萨藩的这群武士反对幕府的时候，幕府其实已经对外开放了，武士的口号是尊王攘夷，夷就是西洋鬼子，其实这个口号在当时而言是挺可怕的，等他们推翻幕府以后，发现这些夷都不能攘，结果他们比幕府的开放程度还要高。看来，还不能用阶级史观来讨论这些变革的问题。当时日本的资产阶级可能比中国还弱小，中国至少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工厂，但当时的日本连新式工厂都没有。我现在觉得，当时的日本下层武士里，可能的确有高人，他知道路怎么走，利害在哪里，该团结谁，该拉拢谁，知道该一步步地做。但是我们这帮人不懂这个，所以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声势闹得很大，但实效都不大。当然，这个实效不大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
该檄文写道：“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参见张鸣：《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31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关于康有为和廖平的学术公案，实在难以裁定，但当年的章太炎却说得斩钉截铁，他曾说，康有为的书是抄袭廖平的：“他（康有为）著了一本书，还没有出版。他忽然写一封长信给廖平，要把廖平的一本书，毁版——把版子劈了。后来，后来康的书出版了，原来康就是抄廖平的。你想康的心狠不狠，竟然要把廖平的版劈，劈了——毁尸灭迹。”
俞樾曾任翰林院编修，后被参劾罢官，遂潜心学术四十余年。俞樾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被尊为朴学大师，高足有章太炎等。当时社会上有一句流传颇广的话，叫做“李鸿章只知做官，俞樾只知著书”。
常见的方式是假托回到原典，然后掺入个人的政治理念，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周礼。王莽改制、北周改革以及王安石变法，都是循着这条路径进行的。
参见张鸣：《再说戊戌变法》，195页、201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时务报》馆内曾发生过康门弟子群殴章太炎的事件。其中固然有章太炎鄙夷康有为研习的乃是伪学术为诱因，但更重要的是粤籍士人控制欲太强，以致造成了和江浙士人的冲突。
如前所述，张之洞早年本来就是清流派的干将，清流最讲洁身自好，对于营造关系网最为鄙夷。
后来的袁世凯也继承了他的这一作风，对属下出手阔绰，从不吝啬小财，因而笼络了不少人心。
这道菜和“左宗棠鸡”在海外是齐名的。
“当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始鸣炮开中门相迎，若卿贰来见，但开门而不鸣炮，余自两司以下，皆由角门出入。梁启超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可见当时张之洞对梁启超的重视。参见王伯恭：《蜷庐随笔》，第4册，301～302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