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在甲午战前，不管是世界舆论，还是中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能够打赢，因为旁观者看的都是一些比较客观的指标，比较双方各有多少战舰、吨位、门炮、军队、GDP等，这些方面日本当然不行，所以几个指标中国都要超过日本。外国人当时完全没料到，各方面实力都很弱，而且很穷的日本敢在那时挑战中国。中国当时普遍也洋溢着乐观的情绪，各种舆论都超级乐观。结果一打，一败涂地。后来中日谈判，本来中国不想派李鸿章去，但日本人要求必须李鸿章来，否则拒绝谈判，而且威胁会继续增兵，并向北京进发。为什么日本人指名要跟李鸿章谈判呢？一方面只有李鸿章才能谈明白，一方面也有羞辱他的意思。你不是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吗，这场仗不也是你主持的吗，所以我们就要你来。李鸿章去了以后真的是没有什么本钱跟人谈。日本人直接把草拟好的条约递给他，让他签，不签日本兵就要进北京。李鸿章只有讲，中日之间还是要友好，还是要合作，毕竟都是东方国家，同文同种，但讲了半天屁用也没有。正在僵持阶段突然来了个日本浪人，朝李鸿章打了一枪。[注] 当时日本国内有一股激进势力，认为日本应该趁这机遇把中国灭了。当然，这只是激进派的观点，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日本把中国灭了，后来的历史也是如此。你想想，如果日本把中国灭了，那日本将会成为非常强大的国家，到时西方国家在亚洲将会面临非常厉害的对手。西方人不会允许日本吞并中国，这是日本希望消灭中国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西方列强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均是如此。日本一旦把中国吞并掉，那么日本就会变成一个巨无霸，成为东方第一号强国了。就日本自身而言，它的确想把中国灭了，它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国家的重心移到满洲，当时日本就是计划整个移民过去，然后一步步地把满洲吞并掉，这的确是日本既有的设想，无论田中奏折是真是假，日本的这种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岛国居民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从来都是很不满的，就算到今天，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也是很强的，想到大陆上去是他们持久的愿望，当然，一直没能真正实现。
前面讲到，日本国内的激进分子朝李鸿章开了一枪，这件事导致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西方各国都指责日本太过野蛮。当然，世界舆论也是明显要压制日本的，但像日本、中国这种东方国家，最害怕别人说它野蛮。尽管日本当时的确野蛮，但特别在乎别人这么对它进行评价，因为它还在学习西方文明呢，因此才对中国做出了一点点让步。不过，我们从后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可以看出，日本一是要中国割让辽东，一是要割让台湾。你们想想，日本吃掉中国这两块领土的态势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条毒蛇张开了嘴，中国的这两块地方变成日本的上下颌，而日本本土则是蛇身。可见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最后日本没有占成辽东，三国干涉还辽遏制了它的野心，但是赔款和割让台湾毕竟实现了它最初目的的一部分。从此日本也像西方殖民国家那样，获得了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台湾，而且获得了促进发展的大量资金。当时，2．3亿两白银的确是个天文数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才七八千万两。[注] 所以这个数字对中国而言是个天文数字，对日本来说也是一笔巨额资金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局势也已经很明朗了，原来一直喊“狼来了！狼来了！”，但狼来后似乎并没怎么样，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也没有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变局，他们只是想通商，并不是想把中国吞掉，所以当时中国人的危机感还不是很强烈。前面我们讲过的士大夫不觉醒，跟这个很有关系。但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被割让，中国人开始受到强烈刺激：一方面觉得很丢人——我们改革了半天的军队，几乎是不堪一击。我们花巨资建起的北洋水师最后被日本人集体俘虏，成日本海军的一部分了，我们那些优秀的战将们死的死，逃的逃，自杀的自杀，剩余的水师官兵被装进一艘卸掉了舰炮的训练舰，从刘公岛运到威海，上岸后就被解散了。淮军是打一仗败一仗，有的人说他们是从鸭绿江开始败的，也有人说他们从大同江就开始败，一直败过鸭绿江。我们现在去看甲午战争史，找不到什么有关中国军队的正经战绩，战报可能都写着“毙敌无数”、“杀敌无算”，都是没有数的，到底灭敌多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没真正的统计。从朝鲜败退回东北，真的是没什么可以称道之处。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在整场战争中，中国军队还不及留在台湾的这帮土匪们，就是黑旗军刘永福这批人打得好。这确实是很丢人的事儿。[注] 另一方面，《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能够感觉到的问题就是，近邻日本学西方学得比较好，人家摆明了想吃你，蛇已经张开了大口。这个态势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而正是由于看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西方列强才真正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以前它们可能并不敢想瓜分中国，因为这样成本比较高。这次战争后它们才发现，中国人原来这么不经打，如果还任由日本吞并中国，自己不但分不到一杯羹，而且后果会很麻烦。所以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那是真的危机来临，列强真的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因为瓜分以后就可以防止日本坐大——西方人的确非常害怕东方会崛起一个大日本。
而对中国来说，不管怎样这都是亡国，这种危机从甲午以后就非常明显。虽然说士大夫，尤其是“公车上书”的这帮人很激昂，都想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就全国而言，也没有人有把握说我们和外国打下去会怎么怎么样，后来的人讲该全民动员啊，唤起民族意识啊，但在当时根本做不到。因为老百姓都无此警觉、无此觉悟，日军进入中国领土后，只要日本兵表现得还好，当地的普通老百姓大多是不会反抗的。当然，不能据此说老百姓都不爱国，但是现实确实如此，只要日本人不烧杀抢掠，民间一般不会出现强烈的反抗意识。[注] 综观全局，士大夫能够想到的唯一应对之策，就是赶紧变法。
“及二十八日，及三次会议，归途中突遇刺客，以枪击鸿章左颧，枪子深入左目下，一晕几绝。日官闻警，来问状者络绎不绝。伊藤、陆奥亦躬诣慰问，谢罪甚恭，忧形于色。日皇及举国臣民，同深震悼。遂允将中国前提出之停战节略押画。口舌所不能争者，借一枪子之伤而得之。”任公谓“口舌所不能争者，借一枪子之伤而得之”，大概是带着莫大的悲凉。参见梁启超：《李鸿章》，12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甲午以后，国家财政收入才实现大幅增长，1899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突破了1亿两，1911年更到了2.6亿两。这主要受惠于关税和商税，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规模的扩大乃至随后的新政。
日军在台湾作战五个多月，五万士兵共有三万两千余人死伤或罹病而返国，其中死者四千六百多人，近卫师团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第二旅团长均阵亡于台湾，较之甲午战争一万七千人之损耗，尤有过之。
当然，战争期间还是发生了旅顺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