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存在的问题
虽然洋务运动问题很多，其中一些还很突出，但不能据此就说它是一场完全失败的改革，或者按现在的话来讲，是变革“不彻底”，以所谓的变革“不彻底”这种论调来批判洋务运动，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注] 变革是必要的，而且也有成绩，只是说它可能还在进行中，或者进行得不够快。这与当时整个中国对于变法的需求不够存在很大关系。士大夫对于变法的要求不是那么强烈，虽然中国已经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了，但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乃至改变，士大夫仍然活在中世纪，在儒家建构起的天下秩序里思考现实。这与当时变法所涉及的方面十分有限存在关联。再一个就是，科举制度还没有变，人们学的东西、用的东西，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东西跟新事物关系不大，所以普通人没有强烈的需求去学习新学，也没有意愿要投入这场变革中去。
不过，仍有一部分人对于变法是比较欣赏的，尽管当时的清流对于变法极尽诋毁之词，但不能据此以为当时整个风气都是反对变法的。其实也有一部分士大夫对变法是比较满意的，而且，他们可能比实际主持变法的官员们更为激进，如马建忠、王韬、何启、郑观应等人，我们在思想史上称这拨人为早期的维新派[注] 。也有一部分官僚非常激进，比如郭嵩焘、黄遵宪，尤其是前者，因为他是第一个出使国外的中国使节，他亲自到国外去体验了一下，知道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是怎么一回事儿，黄遵宪也先后到过日本、美国、英国以及新加坡等地。因此，至少有两类人不仅拥护变法，而且比实际操作者对变法有更大的热情。此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在洋务运动期间也经历了思想的转轨，比如康有为，以及他在万木草堂中培养出来的弟子们。广东这一小撮士人这个时候在思想上已经很先进了。当年江南制造总局的编译所虽然编译出版了很多书，但是销路不好，没人买。不过康有为却买去了他们所有成果的四分之一，当然，他是有一个小群体的[注] 。江浙、上海这一带也有这样的士人群体，比如沈曾植、孙诒让、孙宝瑄等人，由于得风气之先，他们的思想也很开化。所以说，当时并非所有的士人官僚都在一味地守旧和攻击变法。士大夫群体在洋务运动中是分裂的，少部分人激烈地反对变法，多数人苟且，对变法没什么感觉，另一小部分人则觉得改革应该搞得更快一点。
当时士大夫群体就是这么一个局面，由于因循守旧的人和对变法没有什么感觉的人占多数，因此变法从效果上来说整体质量都不是很高。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由于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程度逐渐加深，许多难题开始凸显。比如军事改革的问题——军事改革如何才能进一步深化，在当时，虽然军事改革的力度也不小，但是主要的功效体现在对内维持统治与稳定方面，对外御敌的作用没有很明显提升，除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可左宗棠在新疆打的阿古柏集团又不是俄国人。也就是说，中国军队还没有正经八百地跟西方军队进行过较量。唯一一次就是中法战争，但当时法国国内政坛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此前的普法战争遭受大败，又割地又赔款，尚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所以那次战争我们在陆上是占了一点便宜的。[注] 整体而言，军事改革对提升军事作战效率的作用不明显，军队的训练改革和制度变革一直没能提上议事日程。也有将这些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比如北洋水师，但正如前面讲过的，它还保留着陆军的尾巴，或者说是传统军人的尾巴。而当年兴起时曾经富有锐气的湘淮军到甲午战前已经暮气沉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发现，这与其他很多事物一样，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刚兴起的时候，由于制度比较新，人也比较勤快，比较愿意卖力气，于是也就干得不错。但到一定时候就开始因循玩忽。而且，那个时候的军队一直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好人没有乐意当兵的。只要当了兵，就会融入一个特殊的群体，而这个群体，跟社会格格不入。本来湘淮军不是按传统模式组建，而是从农民中直接招募的，但是一旦成军以后，就沾染旧军队的习俗，开始组建自己的圈子，淮军尤其如此。士兵和军官携带家属同行，淮军的后代顶替父辈继续充任军职，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这就变成一个自生自养的小社会了，就跟整体的社会产生了隔绝。这样，社会的变化对军队本身而言意义不大，而这种圈子极易腐败，各种旧军队的积习也很容易地找到寄生的温床。三个儿子选两个充补兵额，第三个就等着，到合适的时机就补上去。这样大家就都有军饷可拿，至于这个兵到底合适不合适也不管，因为都是自己的家人。[注] 既有团体已经形成，军队就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到偏远的农村去招募老实巴交的、能干的、手上有老茧的、一脸风霜的农民。什么时候又开始招新兵了呢？就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的时候，他也按照曾国藩的模式招募新兵。而此时的淮军都已变成老兵油子了，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严重的。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就是洋务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地长期亏损。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因为我们知道，由于商税的引入、商业的繁盛，以及对外贸易幅度的扩大，整体的经济局面逐渐转好，但是洋务企业在这个大背景下却长期亏损，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需要得到根本解决。如果洋务运动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改革可能会集中于经济改革方面，从企业的官督商办向商办转变，这在当时已经作为一个课题提出来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藩属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法战争时已经被一些有预见性的士人提出。由于法国的入侵，中国一直以来关系最为牢固的藩属国——越南已经丢了，此时问题的聚焦点在朝鲜，究竟中国或者说清王朝该如何对待朝鲜已成为国际性的事务了。关键在于是否让朝鲜独立，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尤其来自美国，美国希望中国让朝鲜独立，朝鲜本国也有这样的呼声。但当时的清政府采取了正好相反的措施，不仅不让朝鲜独立，而且还加强了对它的控制，直接派人派军队进去了。且不论更远的历史，明清两代，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除了明中后期朝鲜主动要求中国派兵进入朝鲜，打击日本侵略军之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派遣政府代表或军队管理过朝鲜，这个时候却派人去了，正好和国际潮流相逆。而甲午战争的起源恰恰就在朝鲜，因为日本人的势力也插入朝鲜了。现在我们很难理解当时清政府的行为，既然你要派兵驻扎朝鲜，那干脆就不让日本的势力也进入朝鲜啊，毕竟这是中国的附属国，但是清政府又允许日本势力的介入。中日双方都在朝鲜派有驻代表和驻军，这让朝鲜处于何种地位呢？朝鲜当时分成两派，一派亲日，一派亲中。这和当时的琉球很相似。琉球一边臣服于日本，一边臣服于中国，清政府当时应该要么把它收回来，要么让它独立，这样，至少它还有可能会成为日本的敌人，对中国而言这是有利的。但清政府偏偏什么政策也没有采取，听任琉球骑墙，最后被日本吞并，后来又轮到了朝鲜。请政府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举动，关键可能还在于传统天下观、天下秩序、天下结构等因素的残留，所以不仅没能积极地解决问题，反而惹出了更多更不好的反应。虽然派出的商务监督袁世凯很有两下子，但由于此时朝廷大的战略错了，因而他的努力也没能收到什么成效，反而激化了中日矛盾和中朝矛盾。所以甲午战争后，日本宣布让朝鲜独立，朝鲜人很兴奋，马上成立了朝鲜帝国，当然，它没高兴几天就被日本灭了。今天韩国天天挂在嘴边的帝国，其实也就是昙花一现的东西。[注]
这样一些现代化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走向世界必然面对的问题在此时已经被提出了，但是中国人没有积极地去应对，寻求解决措施。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做得比较好，它没有像我们这样背负很多包袱。其实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优越的资源或条件，但它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是很踏实的。比如日本的经济改革就比我们的彻底，日本政府扶持起一批大企业后就开始逐步放权，直接把企业卖给私人财团，实现彻底的民营化。今天日本的大公司，比如三井、三菱、住友，全都是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到今天还是这样，日本政府一方面在主导经济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又在必要的时候功成身退，把企业卖给私人，实现民营化，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发展经济，日本的这一步走得很扎实。日本的军事改革也很扎实，无论陆军也好，海军也好，从制度到战略战术都潜心地学习西方，都是彻底地学。所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士兵的单兵素养和单兵作战能力一直很强。到二战时日本真正开始和英美交手以后，英美军队都感慨，日本人的战术能力的确学得太好了，虽然宏观的战略战术一般，但是细微的、具体的战术能力却学得特别好。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一直很欠缺。我上次讲过，中国人学得很虚、很飘，尤其是军事这方面，学得特别不靠谱。每个士兵的战术素养都不怎么样，不仅不规范，而且还非常不扎实，比如陆军不知道如何瞄准射击，海军一些基本的操练和程序、制度、规则等都会被玩忽，像邓世昌这样一个英雄所指挥的“致远号”军舰，密封圈都是老化的。密封圈是种很便宜的设备，大型军舰肯定有配备。致远号是一艘非常大而且很先进的铁甲舰，在当时中一两颗鱼雷不一定会沉，但因为它的密封圈都是老化的，所以一个舱进水，所有的舱就都进水了，然后就很快地沉没了。所以，尽管我们树立的英雄都很英勇，但这支军队本身的素养是有问题的，它的基本规章制度以及士兵的训练都是大问题。[注] 而这些问题日本军队基本没有，日本在这方面学得非常好，甚至比它的老师做得还好。日本能打败中国，1904年又能打败俄国，就是靠这个东西，以及它自己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士兵整体上都很勇敢，但是关键仍在于他们基本的战术素养真的非常好。我后来看有关二战史的书籍时，发现日本在每个大的战役行动方面或是宏观战略方面都做得不尽如人意，一些必要的战略转换，比如海战的战役转换也没完成好，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有可称道之处。也就是说，至少在细节上，日本人学得很好，但中国人在这方面恰恰又是老毛病了，不会较真儿，这真的是个大问题。
“不彻底”的论调在当前流行的中国近代史叙述体中随处可见，农民革命失败是因为反封建不彻底，义和团失败是反帝反封建不彻底，辛亥革命失败也是反帝反封建不彻底云云。
马建忠除了宣传维新思想外，还著有《马氏文通》十卷，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籍的语言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王韬曾因为与太平天国的联系被发现而遭通缉，后留学欧洲，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提倡变法，影响很大。何启对香港的发展贡献良多，与孙中山有师生关系，并曾资助兴中会的活动。郑观应著有《盛世危言》，张之洞读后曾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参见张鸣：《再说戊戌变法》，4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关于中法战争，传统的历史叙事多以法军大败、李鸿章卖国为结论，但事实上在停战前，越南 90% 以上领土都已落入法军手中，而清军只成功守住了镇南关，继续向南寻找法军作战不切实际。镇南关大捷的确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但对于法国当时的政体而言，内阁倒台并不意味着国家受到重挫。中方的叙事往往夸大内阁倒台的影响，以此证明中方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明显是难以服人的。
可以参看冯玉祥补兵额的故事，见冯玉祥：《我的生活》，43～44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大韩帝国存在于1897年至1910年间，此前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只能以王国的形式存在。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朝鲜国王称帝。1910年8月22日，其又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随着该条约的生效，大韩帝国亡于日本。
参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121～1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