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原因的商榷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学界对它的研究也很充分。说实话，就研究深度而言，近代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太平天国的研究更详细。在1949 年以前，学者们已经对它作了深入研究，这以后的研究就更热闹。1949 年后史学界有“五朵金花”[注] ，也就是五个热点问题，而农民起义问题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朵金花，太平天国又过去时间不长，自然研究成果极多。不过我们也看到，其中仍然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首先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定见，即太平天国是一次古老的、旧式的农民起义，它是古代王朝的常见命题的体现，即乱治交替，一治一乱。起义发生时，清朝生存了两百多年，差不多到了一个周期，又该到乱的时候了。这种老的命题，或者说是一种宿命，在清朝也的确重现了。但是这个问题若是细究起来，还是有话可讲。一般我们说，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在于当时人口激增、土地紧张。此前，中国的人口总数一般来说到不了两个亿，但在太平天国时期，全国总人口已经突破四个亿了。人口激增一般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一般的叙述都是说土地兼并、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下降、从农村流离出来的人口增多等，这些因素又催生了老问题，也就是农民暴动。这是老的一套解释。但是我们想，这么大的中国（当时的中国版图比现在的还要大），四亿人口真的多吗？的确，就当时的人口情况和明朝相比，土地的人均占有量是少了一点，不过，当时新垦殖的土地也是有的，量也不算小。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农作物的引进，粮食的总产量也增加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番薯和玉米。以前中国传统的农作物是这样分布的：南方主要是稻米，它产量比较高，但对田地质量的要求也比较高，要求土地平整，有充足的水源；北方一般种植的是小米，它对土地质量的要求不高，什么地方都可以种，但是产量低。总体上来说，在明朝前期，即使是有大规模的土地垦殖，粮食总产量也是很难上去的。但明朝中后期传入的番薯和玉米不仅适应性广，什么地方都能种，而且都能高产。所以此时很多山间的土地都被开发出来了，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大幅增加，并不存在土地养活不了人的问题，至少，这在太平天国兴起时还不是主要问题。[注]
讲到人口的增加，传统的观点一般把它归结到康熙时代的政策，“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从此以后，新生人口不征人口税了，而且清朝的赋税比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按这么理解，好像是当时的人因为不收税了就拼命地生。其实未必如此。“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一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并不一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人口的增长跟很多因素相关，比如粮食的丰盈程度、卫生条件、家族生存目标等。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其实还在于：当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取得较长时期的和平，或是在盛世没有战乱纷扰的时期，人口肯定会增加，土地以及粮食的产量也会增加，社会也会取得一定的发展。那么，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如工商业、服务业等比例地增加，出现繁荣景象。人口多了，就会产生很多需求，相关的产业就会出现。这个时候，许多农民就会从其耕作的土地上抽出身来，参与到这些行业中。现代学者有一个误区，他们常常认为，农民只要脱离了土地，就成了失地农民，是流民。其实，农民不种地并不代表就是流民，他可能是去从事其他行业了。如果农民一直被禁锢在土地上，那么其他行业还怎么发展？中国怎么还能有这么昌盛的手工业？怎么还会有这么繁复的市场网络以及各种大的地域性商人组织？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从事车船店脚牙等行当的人？难道这些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这是不可能的，都是农民出来做的，有的是农闲季节的兼职，有的就逐渐发展成全职的了。
但是此时的问题是，朝廷对这一情况熟视无睹。前面讲过，清朝是个相当内向和保守的王朝，表现之一就是，它对崇本抑末的政策一直非常热衷。但时代早已发生改变了，经过了两百多年，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清初已经完全不同，但是统治者却仍然拿不出一个应对变化的对策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始终没有征收商税的概念，也没有对社会经济进行相应的管理。他们仍然坚信，如果农民脱离土地，脱离宗法关系，那么就是流民，甚至是莠民，也就是不良的百姓。许多脱离土地的农民会自发组织一些自助自卫的团体，比如洪门（天地会的前身），他们本来并没有与统治者对抗的意思，却常常被镇压，因为朝廷认为这些都是非法组织。包括民间的那些秘密宗教或秘密帮会，其实最初都不是秘密的，而是一些脱离土地的农民的自助组织。但朝廷却认为这些组织非常危险，而且把起因都归于农民脱离了土地。可见，朝廷面对这些变化时，几十年、甚至百余年都没有生出对应的措施和对策来，只会一味地进行排斥和压制。这样，社会就会形成一种非常畸形的状态，或者说是风气。人们会普遍认为，凡是离开土地进入其他行业的农民都是不务正业的。与此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反叛性会增加。那些所谓的反叛团体在被镇压的过程中会表现得越来越极端，反抗性越来越强，许多帮会后来被扣上“反清复明”的帽子，其实这都是官方压迫的结果，那些帮会当时哪会有这种理想。[注]
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等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统称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
可以说，玉米和番薯的传入，对于人口不断膨胀的中国来说，其效用不次于土豆对欧洲人的重要性。明朝中后期之所以开始出现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的现象，就在于这些高产的作物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解放了出来，使他们不必固守着几亩产量始终无法提高的水田或旱地。
民国成立以后，对革命多少起过作用的帮会蜂拥而起，从秘密组织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元勋。此时各个帮派都开始聘任文人替帮会修史，这种史书的夸张和杜撰的成分极大，毕竟帮会不可能有完善的档案管理，依靠口耳相传的故事很容易失真，耍笔杆子的文人再添油加醋一番，这种帮会史就更缺乏史料价值，只能当小说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