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英国人和法国人要求续约的时候。这场战争在国外被称为“亚罗战争”，也就是由“亚罗号事件”引发的战争。我们的历史书也讲过，所谓的“亚罗号事件”，其实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事件，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被中国水师查了一下，然后有个中国士兵把那面英国国旗拽下来，踩了一下。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放到如今，完全可以通过外交交涉解决的，但在当时却比较麻烦。首先，当时中英还没有建交，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承认英国外交使节的正当性，那该怎么交涉呢？其次，中国也没有什么衙门可以和英国使节交涉，哪个部门愿意出面担当呢？礼部不买账，理藩院也不管，也没有外交部，所以，最后只有两广总督出来交涉，但他也交涉不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的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根本就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它们不希望这一事件被简单地处理掉，而是想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英法觉得五口通商很不够，除了上海以外，其余的口岸都不合格，开了和没开一样，所以这一次必须让中国真正地开放市场，必须要让通商口岸扩大到沿海各处。其次，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外国公使的正当地位，允许其进驻北京，而且中国也必须派出使节到外国。总之，要迫使中国全面接受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不打仗当然更好。但他们确实希望利用这件事给中国政府增大压力。如果通过谈判或是恫吓的方式能达到目的的话，就不必使用武力，但如果恫吓不起作用的话，那就只能打了。
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燃起了战火，广州沦陷，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然后就被抓住当了俘虏，给弄到加尔各答。其实，叶名琛的行为并不是个笑话，在那个时代，叶名琛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忠臣，他能做的最多就是这样了。他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的确抵挡不了英法联军，换谁谁也抵抗不了，只有当俘虏；当然，他可以死，但是使命没有完成，皇帝不让他死，是要他主持交涉的，所以只能当俘虏；当了俘虏他表现得很英勇，不食敌粟，自己带了几袋米到加尔各答，把这几袋米吃完后，就绝食死了。[注] 叶名琛的悲剧实际是朝廷的悲剧，面对这样的危机，朝廷只会装作不知道，当鸵鸟，拒绝英法两国的要求。但其实真能装得了吗？装不了！要说真正可笑的，是京城的咸丰皇帝，道光皇帝的儿子。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势头正劲，南方几个省都在太平军掌控之下，清政府已经内外交困，不行了，只得被迫答应英法联军的要求。事实上，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比，除了赔款数额加了一点以外，没什么本质区别。为何会这样呢？本来清政府已经答应了，后来英法公使进京换约，外国公使提出从天津大沽口走比较近，从大沽口溯白河这条线路进京比较方便。但清政府坚持让他们从北塘走——咸丰皇帝已经授意僧格林沁在北塘埋伏着兵，如果公使从北塘走，就可以让人化装成土匪偷偷打他们一下。咸丰帝非常喜欢僧格林沁，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做鸵鸟这种想法上是一致的。
为什么咸丰帝想让僧格林沁打外国公使一下呢？尽管当时战局已定，只要换约完成，《天津条约》就能正式生效，但是咸丰帝对于外国公使进京这件事是非常不高兴的，他宁愿多开放几个口岸也不希望看到外国公使进京，乃至互派使节。中国人真正以驻外使节的身份出访他国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当时根本没想过要派人出去。而且皇帝不仅不想派人出去，更不希望外国人进来，哪怕外国使节只有几个人。因为他们从不下跪，对皇帝来说，这就是大问题，以前乾隆时还能把人赶走，现在却只能让他们在北京城里待下来了。咸丰相信，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而且不向他行下跪礼将是对中国礼制的重大威胁。咸丰担心，如果外国公使见皇帝不下跪成为榜样，那么其他臣民见他也就不会下跪了。他认为自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臣民对他下跪的基础上的，行跪礼象征着对其统治体系及其帝国的臣服，臣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道德，不能被冲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公使进驻北京后，北京老百姓并没有跟着他们学，人们都认为不下跪是洋鬼子的特例，自己还是清帝国的臣民，所以照旧向皇帝下跪。其实，传统的帝国造反者也不是不想向皇帝下跪，他们只是想复制一个跟原有体制一样的体系，从来都是如此。所以，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以及不向皇帝下跪并没有引起中华礼制的崩溃。但是在当时，皇帝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很恐慌，想尽办法要拦住英法公使，哪怕是出损招偷袭一下人家也要拦住。后来英法公使仍然坚持从大沽口走，结果就被防守大沽炮台的清军袭击了。[注] 当然，这个毕竟还能看成是外国公使不守规矩在先，如果英法公使真的从北塘走，而僧格林沁又偷袭了他们，那就不好说了。
大沽口的袭击似乎有点理亏，是因为他们毕竟只是使节，是进京换约的。当然，这也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全部理由。还有一种说法，英法联军进京后，发现此前的使团被关押在天牢里，清政府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反叛者，而且有些人受到了虐待，或被施以酷刑而被折磨致死，所以他们就很愤怒，进而烧了圆明园。其实，这些愤怒也都不能说明他们非烧圆明园不可。我觉得圆明园之被抢、被烧，与这个园子怀璧其罪多少有关。这么大的园子，有这么多好东西在里头。在那个年代，战争都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一般军队在战争中都会公开抢劫，从欧洲封建时代后期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战争就是商业行为的延伸，先是雇人打仗，抓俘虏，然后就去要赎金；打赢了就占据某个地方，然后抢东西，这也可以看成是某种赔偿。可见，当时的战争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对英法军队来讲，干这种事也不稀罕。虽然说在他们国内已经有些文明人，比如像雨果这类作家，觉得做这种事很丢人，但是就当时国家整体而言，他们的道德水平就这样。国际政治的道德水平其实是逐步提高的，那个时候还是丛林时代，丛林时代的道德规则就是弱肉强食，所以只要找个借口就能公开地抢。
最后，圆明园被抢了，皇帝跑了，条约也重新签。除了损失圆明园，损失了藩库的银子，损失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之外，条约还是那个条约，《北京条约》就是《天津条约》的翻版。而且在此期间，俄国人还趁火打劫，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全部抢走了。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没有人，几乎千里无人烟。清政府认为关外是龙兴之地，不许汉人往东北迁徙，所以那一带长期无人。俄国政府借助哥萨克组成的拓边队，逐步往里渗透，直到把这片土地完全占据。等到失去了这片土地后，清政府才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东北长期无人的话，那么这一带早晚会被外国势力占据，于是才逐步开放柳条边。今天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的人大多都是清末民初从山东、直隶以及山西迁过去的。其实汉人很早就有移民动机了，只是清政府不许而已。
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开小口到开大口，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总理衙门），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二十年。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们所想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呢？西方的世界归西方的世界，我的天下仍是我的天下，互不干涉，我不再说自己是天下中心了，我不想去管你，你也别来管我，即使你管我了，在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假装不管我。[注] 咸丰讲了，只要公使不进京，或者不当着朝臣的面不向皇帝下跪，哪怕多赔点银子，多开放几个口岸都是可以的。在他看来，维持面子最重要。所以同治时期，进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第一次觐见皇帝后，清廷让他们从边门走，而不是让他们从朝臣常走的正门，即东华门走。中国人很高兴，我们终于赢得了一次外交胜利，羞辱了他们啊。其实外国人并没什么感觉，我见了你的皇帝就行了啊，而且故宫那么多门，他也搞不清楚哪个是正门哪个是偏门。在东西方的交往中，不少人常常因为这种礼仪上的占便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说，这种意淫的观念，这种跟面子相关的所谓的礼仪，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实际上，当你发现占了很多小便宜时，可能你已经吃亏了。
《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一称：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九年，卒，乃归其尸。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剑桥中国晚清史》亦写道：叶名琛“在西方的记述中成了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名词”。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27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叶名琛形象之所以如此扭曲，一则是因为咸丰帝希望推卸责任，一则是后来相关的宣传引导，凡是对侵略者不作抵抗的，都被斥入国贼之列。
1859年6月，英法美三国公使进京换约，大沽炮台开炮袭击，击沉击伤俘获敌舰十艘，毙伤敌军近五百人，还重伤了英舰队司令何伯。战斗消息传回英法国内，舆论一片哗然，这更激起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敌视情绪。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3版，96～97页，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关于这种抱残守缺、各安一方的心态，可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