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英国的第一次直接碰撞
十八世纪之后，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开始了，这时中西差距就更大了。
十八世纪末，中国和英国发生了一次直接的碰撞，就是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中国这个时候是乾隆末年。乾隆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最骄傲的皇帝，他自称“十全老人”，不仅君临天下，甚至一度想垄断对经典的解释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士大夫一般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即皇帝是政治权威，而思想、理论的权威是孔子，士大夫则扮演着孔子思想的阐释者这一角色。但乾隆却剥夺了士大夫的这种权力，他不认为士大夫有资格治国平天下，这种事情应该交由皇帝处理。乾隆自己阐释经典，然后一帮士大夫拍马屁，说皇上圣明，皇上说的是最对的。[注] 乾隆自己还作诗，自认为文学巨匠，那时还没有作协，若是有，估计他也要当作协主席的。他又打了那么多仗，十全武功，自己觉得很牛，几次下江南或是北狩，四处游山玩水。当然今天来看，作为个人，他的确很牛，但到了乾隆统治末期，其实国家已经不行了，国库亏空得很厉害。有这么一个太骄傲、太奢华的皇帝，国库就会有危险。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嘉庆马上变得很节俭，哪里都不去了，花一分钱都不乐意，道光更是带头穿补丁衣服。当皇帝容易吗？一看国库没钱了，都让老子花完了，他们也只能节省了。[注] 不过，至少在马嘎尔尼来华时，乾隆还是很牛的。
英国派马嘎尔尼勋爵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来华，他不是来打仗，而是来跟中国人谈判通商的。他们的舰队来华后停泊在广州，当时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在清朝官员眼里，那些来中国的外国人，商人就是来经商的，官员就是来上贡的。当时东南亚的各个国家，暹罗也好，安南也好，都是由广州进入内地上贡的。但现在来的英国却不是一个传统的进贡国。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英国的确不太清楚，我们只见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但从来没见过英国人，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在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已经把世界地图和地球仪带到了中国，也有一部分中国人知道了这些西方地理学知识，但是到了清朝，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感知以及观念又发生了倒退，其开放程度对比明朝大大退步，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地球是圆的了，更不知道地球上除了中国以及周边的朝贡国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国家。利玛窦来的时候已经为中国人画了一幅《坤舆万国全图》，就是地球的平面展开图，那个时候部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观念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清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却没有继承明朝的遗产，他们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就胡乱地把当时听过名字的国家放在中国的脚下，随便画几个海岛，完全不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见当时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已经发生了严重倒退。
清朝这个王朝很有意思，它看起来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因为其版图比明朝大多了，如果最后一个王朝不是清朝，那么现在中国不会有这么大的版图，国土也许会少一半儿。但是，恰恰是清朝，它在开放程度上不如明朝，在吸收先进技术、引进先进设备方面更是不如明朝，甚至差得很多。清朝看上去武力很强大，因为它遇到的都还是传统的、处在冷兵器时代的对手——内忧外患都是如此。它的那些对手，比如天山以南回疆各种皈依伊斯兰教的民族，准噶尔部等不服从清朝统治的蒙古人，以及大小金川的那些藏民，其武器水平都是较低的。而清军一方面继承了明朝的许多火器装备，另一方面八旗兵的确能战，又有臣服于清军的蒙古骑兵相助，所以他们确实很有优势。其唯一真正强劲的对手是俄罗斯人，但是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并不够先进，在当时的欧洲，东欧还是很荒蛮、落后的地方，当时俄国人的火器也不见得比中国人的装备高到哪里去。所以中国可以跟它打个平手。但即使如此，当年的雅克萨之战也并非中国人大获全胜，因为战争后期雅克萨城曾被哥萨克人夺回去。关键是，哥萨克人从南欧长途跋涉到远东，当时还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而中国辽东一带是满人的龙兴之地，地势平坦，中国人出兵要比他们容易得多，所以打了个平手。除俄罗斯以外，清军的确没有一个等量级的对手，所以看起来很强大。同时，因为已经是东亚最强的了，所以清军也没有什么技术变革的冲动或压力。当时清军的精锐部队有一半儿已经是使用火枪了。清军还有炮，尤其是仿制或购买的红夷大炮，这就已经足够了，许多对手什么都没有。所以清朝并没有什么压力去主动开放，也没有什么学习的冲动。
此前，明朝的对外开放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传教士，而到了康熙年间，礼仪之争的问题开始出现并激化。早先来的传教士都认为，中国人祭祖不算是偶像崇拜，这个礼仪是可以被包容的，但是后来的罗马教廷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坚持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中国人凡是入教就不能祭祖，这就一下子把交流的渠道掐死了，双方均无法做出妥协。最后的结果就是，清朝在雍正时期完全禁教，而罗马教廷以及西方传教士的势力也基本退出了中国。[注] 传教士基本撤走了，虽然中国的皈依者还在秘密信教，但东西方的主要交流媒介却没有了，所以清朝也不可能开放。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明朝在中后期虽然也有海禁，但是明朝的政府官员比较喜欢玩忽职守，海禁执行得不彻底，所以当时沿海的商业走私还是很活跃的。但到了清朝这样一个游猎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对于海外贸易是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他们认为，只要沾上商业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清政府对这种工商业贸易是根本轻视的，也正因如此，清朝的官员真正把海禁给严格执行了。多数时候只有广州一口可以进行贸易。相对于明朝，清朝是一个更加内向的王朝。
综合起这几个因素后可以发现，清朝在开放问题上存在极大的缺陷。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它靠着内陆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一个传统社会的高峰——康乾盛世。而在康乾盛世的尾巴上呢，英国人来了。
英国人当时来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来炫耀一下他们的工业文明，他们工业革命的成果。所以他们带了大量的礼物，不仅有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光学仪器（中国人特别喜欢光学仪器，当年利玛窦就是靠这玩意儿打开了传教的门路），还有玻璃制品、各种钟表，以及最先进的枪炮。他们把这些都送给中国人，让中国人看看英国人有多厉害。其二就是商量通商事宜，英国人希望中国可以按照西方规矩进行交流和贸易，希望能跟中国平等经商，通过行商来开展贸易，希望中国人能给英国商人提供一些据点，不要总是限制在广州一个地方。但很显然，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关于第一个目的，乾隆连礼物的包装都没有打开，看都没看就直接放到圆明园的仓库里了，后来英法联军还抢走了一部分。也就是说，英法联军从中国抢走的不仅仅是中国货，还有他们自己造的。据说当时马嘎尔尼曾送给中国几门速射炮，中国人居然也连看都没看，呃，中国人还是很牛的啊！[注] 至于看都没看的缘故，其实在于后面的原因，英国人要建立平等通商的关系，这个议题从一开始就障碍重重。
英国人刚从广州登岸的时候，正好赶上乾隆的八十大寿。这个时候一大帮西洋鬼子来了，还带来了一大堆礼物。当时的两广总督认为这些洋人肯定是来拜寿和进贡的，这是好事啊，于是就上报说有远夷来为乾隆上贡祝寿。乾隆听说这么远的人来给他祝寿，也很高兴，就同意他们来了。于是马嘎尔尼一行就进了内地，他们携带的礼物都被插上了贡使的旗帜。马嘎尔尼通过通事翻译也知道了插旗帜的意思，其实他哪里是来祝什么寿的，但他装作不知道，因为若是一开始就把来华的真实目的说破，那么他们也许就见不到皇帝，啥事也办不成了。后来一部分礼物走大运河北上，另一部分则走海路，从大沽上岸，再走陆路一直到承德，因为乾隆的寿辰庆典是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
但在快要见皇帝之前，有个关键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跪拜的问题。中国人坚持，外夷见皇帝必须下跪。英国人不愿意下跪，他们认为自己见本国的君主也只跪一条腿，若是要跪两条腿，还得磕头，这绝对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双方之间就起了摩擦，拼命交涉，和珅亲自出面都不行。后来马嘎尔尼想了个办法，让了一步，称英国使节到朝中觐见皇帝时可以行三跪九叩礼，但是和珅也得按照英国的礼节向英王行礼——马嘎尔尼随行带了英国国王的画像，要求和珅代表中方大臣向英王的画像行礼，这样两国就扯平了。但在当时的中国，怎么有人敢给一个夷人的国王下跪呢，谁也不敢，最后就不了了之了。[注] 中国人当时的世界观是天下观，天下的中心是中国，而中国亦是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应该向中国朝拜，不来也就算了，来了就必须得朝拜。当时没有外交部，这些事都归礼部管，这些朝贡礼仪都是国家礼仪，是不可动摇的。所有的外藩在名义上都是中国的臣子，哪里会有一个朝中大臣，特别是像和珅这样的人物，会给一个夷国国王的画像下跪呢？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拉倒。
最后，马嘎尔尼一行还是见了乾隆，乾隆也就没有要求他们必须双腿下跪，权当他们是化外之人不明礼仪，唱个大喏就算了，这样礼仪之争才基本告一段落。但是有些人，按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讲，特别喜欢意淫，而且超级会意淫，硬说英国人跪了，还说他们本来不想跪，但后来见到乾隆天威，马上就扑通一声双膝跪倒。话说回来，乾隆没有迫使英国使者按照中国的礼仪下跪，还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说了话，这似乎很大度，但事实上他是非常不高兴的。所以后来英国使者的要求全遭到了拒绝。乾隆给了他们一些赏赐，其中最珍贵的就是乾隆御笔书写的“福”字，然后傲慢地告诉他们，我们天朝物产丰盈，不需要和你们通商，你们回去吧。
虽然双方到最后仍然客客气气的，但实际上，马嘎尔尼的这次访华彻底失败。不过，马嘎尔尼也收获了一批副产品——他在内地走了很多地方，当时没有照相机，但是他随行带了很多画师，他一路观察过去，做了很多记录。他甚至还去了许多海防要塞，那些炮台什么的，他都看过了。在马嘎尔尼来之前，欧洲还流传着关于中国的神话。马可·波罗以后，欧洲关于中国的神话很厉害，东来的传教士也一直在建构这个神话。欧洲有段时间盛行重农主义，因此中国的神话传得更为厉害，欧洲人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但马嘎尔尼在中国经过细心观察后，发现根本不是传言中的那么回事儿。中国并不富足，穷人非常多；而且也没有一种合理的审判制度，官员喜欢贪赃枉法、胡乱断案，国家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军备则是一塌糊涂，虽然说八旗和蒙古士兵的装备看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但海防的炮台和那些守炮的士兵等都是摆设，这些炮既不能升降，也不能瞄准，要打的话，只能打一个地方——后来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军舰也见识到了中国海防炮的这个特色。
马嘎尔尼一行回国后，依据在中国的沿途见闻整理出版了大量的笔记、图画和资料，这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所以，如果没有马嘎尔尼使团的这次来华，那么鸦片战争还不会那么早地发生。当然，后来还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传教士，以及怀有其他目的的人也来了，进一步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人。当时中国也没有什么保密的概念，其实中国近代好像一直都没有这个概念，后来日本人还可以跑到中国的海军军事基地随便照相，以至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当年北洋水师各军舰的倩影都是日本人拍照留存的，我们自己则没留下。总之，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中国的情况逐渐为西方人所了解。1816年，英国又往中国派了一个阿美士德使团，这次他们没见到皇帝，什么事都没干成，但是在此以后流传出一个关于外国使节不跪拜的段子，并且逐渐发展成两个神话。
一个神话就是说，外国人的腿是直的，没膝盖，跪不下来。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美国特使华若翰才对这神话进行纠正，说外国人不是不能跪，他们也能跪，但只向上帝和女人下跪，不向中国皇帝下跪。林则徐禁烟的时候，还信这个事儿——外国人的腿是直的。也就是说，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在禁烟之前对外国的情况仍然很糊涂，一味相信只要把外国人打翻在地，他们就站不起来了，因为他们没膝盖。当时中国人还传言，虽然洋人枪炮厉害，但我们可以和他们肉搏，让他们放马过来，靠中国武术搞贴身短打就行。我们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冯婉贞》，这个冯婉贞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女猎户，课文说她跟侵略军进行了一场搏斗，就是靠近战、夜战，使洋人的枪炮不能发挥作用，然后就把侵略军打败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话，被后人虚构出来的神话。[注]
另一个神话是说，洋人吃牛肉粉为生，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或是大黄，那么他们就会因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我们只要不给他们茶叶和大黄，那他们就完了，我们就能不战而胜之。这种神话像林则徐这样的官员都相信，老百姓就更信了。[注] 不过，在中西方发生商业往来以后，英国人在一百多年里，从中国进口的最大宗商品确实就是茶叶。因为英国当时最发达，茶叶在英国从最早的高档消费品逐渐普及到劳苦大众，最后全民都要喝下午茶，甚至必须喝下午茶，一到下午茶时间，全英国的人都会停止工作去喝茶。而当时茶叶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中国，英国人来中国主要是买茶叶，销量非常大。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已经是以千万磅计，但是通商的地方只有广州。而且中国人出口的茶叶质量越来越恶劣。开始是把茶叶老老实实地卖给人家，后来茶商开始往收购上来的茶里掺泥土或沙子，再后来茶农也开始掺，最后搞得英国人苦不堪言。英国人的茶具中有种器具叫箩，就是因为当时的英国人被中国人逼得没办法，不得不用箩来把茶叶中的沙子、泥土筛出去，要不然就没法喝。此外还有洗茶的程序，得把茶洗一遍。实际上到鸦片战争前夕，中英贸易在茶叶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积怨。所以一度有英国人说，什么是鸦片战争，根本就是茶叶战争。当然啦，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的确是因鸦片引发的战争。
而中国人当时对英国人的商品也的确没什么需求。英国人当时往中国输入的毛织品、纺织品、玻璃等都没什么销路。唯一比较好出售的是钟表这一类，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制成品毕竟属于只有上层人物才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还有鼻烟，这也是专属上层人物享用的。就靠出口这些玩意，贸易怎么能平衡呢？此时中国出超，英国入超，而且差距很大，英国必须拿足额的货币来填补贸易缺额，于是英国人常常拿白银到中国来换茶叶。贸易的不平衡对英国人来说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以商立国的国家，这个问题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英国以商立国的理念已经发展到极致，英国人明确表示，他们政府的目的就是促进贸易，保护经商。这与后来战争的爆发存在密切的关系。
而在这边恰恰是一个对商业不在乎的王朝。中国在此时基本不征收商税，只对一些商品收过路关税。而且把对外贸易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广州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采用我们所讲的十三行制度进行管理，也就是公行制度。这种公行就是一种贸易商行，其实当时不止十三家。在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其实在中国沿海四个地方设了贸易口岸，分属江南省（主要辖今天的江苏、上海和安徽）、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四地，但实际上做起来的主要是宁波和广州。到了1738年后，宁波这个口岸也逐渐被废掉，只剩下广州一口。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清朝政府宣布确立广州一口贸易政策，同时下令关闭宁波等港口，限令外商仅能在广州一口贸易。
这种制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在北宋的时候就有这种制度，即市舶司制度。政府需要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但是官员又不想管、懒得管，于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最后，进出口贸易的具体手续都由商人处理，外商也由商人接待，官员只负责监督。在公行制度下，招待、管理外国商人的相关事宜都是由公行来管，商人设置夷馆安排外国商人居住，贸易结算以及征收关税等事务也都是由商人打点。当时全国只有广州一口有海关，这个海关隶属于朝廷的内务府，所以关税收入属于皇室的私家收入，而这些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西方的钟表——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的藏品大多是从这里买进来的。但皇家其实也要不了太多这些玩意儿，购买一部分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因此皇室也不鼓励贸易。当时所有的对外贸易只是为了满足皇室对西方各种奇技淫巧、各种小玩意的需要，他们就这么一点追求。但是英国人却把商业当成了他们立国的命脉。因此，中英贸易从一开始就显得麻烦，两边满拧。这种情况在今天应该是很难想象的。
在那个时候，主管海关的中国官员没什么需要具体操办的事务，他们对于进出口贸易毫不在意，只要商人按时交钱就行了。商人若是在交钱时打了折扣也不要紧，因为官员随时可以用各种借口对他们进行勒索。所以公行的商人有的很富，有的很穷——会打点上官的、机遇好的就会暴富，有的三两下子就被弄破产了。他们这些官商所定的一些规矩也挺好玩的。通事、外国水手和商人等都是由他们来管理，其实大部分时间他们也是稀里糊涂，所以我们常常会看见一些很奇怪的记载，他们制定了很多规矩，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比如说不能把夷妇带来，也就是说洋人可以来，但不能带老婆，也不能招娼。因为禁止携带夷妇，所以当时广州一带已经发展起专门以洋人为客户的娼妓业，我们当时管这些专做外国人生意的妓女叫“咸水妹”。可是这是禁不了的呀，于是行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官员发现有洋人买春，一般会对洋人进行惩罚，但这种惩罚也就是装装样子。而通事，也就是翻译，在交通中西时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当与官员打交道时，这些通事常常胡乱翻译，比如官员会骂洋人“你他妈的混蛋，不像话”，而通事就会告诉洋人这是中国官员在向他问好，在问候他的家人。反正是胡说八道。最后惩罚的时候，说是要打，但也不是真打。所以说名义上官府对进出口贸易是在监督，出现问题时也会对当事人进行责罚，但这些举动都是演戏、装样子。这种戏码一直演到鸦片战争前夕。
在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一般都是由儒家知识分子完成。但自宋以后，道统逐渐为治统所挤占，清代诸帝更是一直以合道统、治统于一自居，也即是说，皇帝变成了建构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人物。乾隆即曾说过：“朕希行事为天下后世法。”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四十一年四月初十，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1998。
道光即位元年就发出题为《御制声色货利谕》的上谕，号召百官节俭。究其实质，个人因素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库空虚，皇帝想虚华也虚不起来了。
当然，罗马教廷也并非礼仪之争幕后的根本推手。此前在华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会士，他们来华较早，传教政策比较开放，在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中享有声望。后来多明我会进入中国传教，因为教派之争，多明我会教士向罗马教廷打小报告，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最终才引起罗马教廷的介入，礼仪之争至此才正式升级。
当时的使臣中有斯当东父子，这一对父子回到英国后撰述了关于中国的大量见闻。现今较好的中译本有（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一本较有争议的作品对此事作出了详尽的考察，参见（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未几，敌兵果舁炮至，盖五六百人也。（婉贞）挟刃奋起，率众袭之。敌出不意，大惊扰，以枪上刺刀相搏击，而便捷猛鸷终弗逮。婉贞挥刀奋斫，所当无不披靡，敌乃纷退。婉贞大呼曰：‘诸君！敌人远吾，欲以火器困吾也，急逐弗失！’于是众人竭力挠之，彼此错杂，纷纭孥斗，敌枪终不能发。”该故事出自清人徐珂所辑的《清稗类钞》之战事类，原题作《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经删节后，该故事长期作为经典范文存在于中学语文课本中，以鼓舞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爱国豪情。
“中国人更进一步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壅塞……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置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参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5版，687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