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抵抗
所谓中国的反抗史就是抗拒史，其中抗拒最激烈的就是义和团，他们把西方的一切都排斥掉了，把所有沾洋边儿的东西全部干掉。从街上抓来一个长得像学生的人，搜搜包，如果发现里面有一张洋纸，那么那个人的脑袋就没了。有一支铅笔也不行，钢笔更不行。当时他们盲目排外，排斥一切。而这样做换来的是一个很悲惨的结果，我们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外国可以在中国北京驻军，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中国军队不能驻军，外国军队却可以。天津也是如此。后来中国人要在这一带驻军，只能把军队服装换成警服，以警察部队的名义进驻。[注] 不仅如此，中国还赔了人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这种抵抗是无效的，不仅中国的抵抗无效，其他地方，诸如奥斯曼帝国和非洲祖鲁人的抵抗也是无效的。任何地方的这种抵抗都是无效的，因为这是大势所趋。潘多拉的匣子一旦被打开，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在西方的工业文明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可能有很多种选择。比如，我们可能还在慢慢地走，出门还骑驴。进京赶考的人给老婆写封信，估计她三个月以后才能收到。过去的风俗，长久以来都这样，或许现在某些地方还是这样。因为中国两千多年大体进步不大，拿秦朝和清朝比的话，我们的进步有限，尤其是技术进步有限。有人可能说，秦朝烧不出瓷器来，清朝可以烧出许多花样的瓷器来。但秦朝的陶罐子也能顶用，一样可以煮饭、打水。还有马车，秦始皇那个时代的马车，跟现在我们看到的马车没什么本质区别，除了现在的马车是胶皮轮子而已，进步非常有限。
那个时候好不好呢？女性可能差点，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上学，婚姻大事都由别人做主，看上谁也不能直接嫁给他，除非你是卓文君。男性可能感觉还好，如果有本事就出来，考个秀才、中个举人很爽的。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现在人们普遍活得比较紧张，文明越往后发展，人们越紧张，也就没有闲暇去想其他的。一些有钱的读书人闲下来，就会想现在的生活太没意思、太乏味了，过去的日子多好啊，田园诗一样的生活。吟吟诗，喝喝酒，谈谈风月，一天到晚没什么紧张事，一觉睡到自然醒，多舒服啊。人们会怀念这样的生活。
实际上我们人类很难，作为人，很难有一种状态是感觉非常好的。当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既然我们不可能逃脱这个命运，那么我们的感慨，我们的愤慨，或者我们的不满意都只能是一种牢骚而已。那么我们干吗要这么折腾呢？这样想来，心情就会好一点，就会平和。我们可以设想，有没有可能摆脱这条道路？其实历史上很多人都在思考，是不是可以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这个想法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人一直都想走一条特色道路，一直都在想。
我们最早学日本。看上西方直接学西方就行了，干吗学日本呢？日本纳入西方是后来的事情，当时还不算西方呢。我们之所以学日本，是因为觉得日本好，学日本是捷径。我们认为日本学西方是学了一条捷径，我们如果直接学捷径就更捷径了。什么叫捷径呢？就是抄小路。人家这么走，我们抄小路，抄近道，赶上去，走到前面去。后来我们又学俄国了，也是想抄近路。学俄国实际上也是学西方，看上去俄国人抄小路突然之间就富强了，就厉害了，就变成苏联可以跟美国人抗衡了。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想学美国，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临时政府，那就是美国模式。为什么学美国呢？因为当时我们认为美国是最先进的，我们把最先进的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抄近路学人家，是想把那些貌似是捷径的东西学过来，这本质上就是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特色道路。这条道路无论怎样，还是离不开工业文明。也就是说，无论怎么讲中国特色，都不能回到孔子时代老牛破车的道路上去，都不能回避工业文明自搞一套。沙特是一个神权国家，但是它也接受西方文明。有时候接受得比较过分，一些大阿訇们会生气抗议。国王一看大阿訇们抗议了，就悄悄令手下把大阿訇坐的高级轿车全部收走，封上封条。大阿訇们出来一看车被收了，就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反对西方工业文明，而汽车那些玩意就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你们不能坐。大阿訇们想，不坐高级轿车，靠腿走路太难受了。于是之后再开会时，就同意了一些条例。也就是说，即使今天再保守的人，有一个问题也是能够想通的：他绝对会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有小车就不坐大车，有电梯绝对不会爬楼梯，如果爬一定是为了减肥。
我们现在能不能摸索出一条全新的路？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难走出这个大框架，很难走出来一条跟这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走自己的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
还有，中国人能不能不挨打？毛泽东说了，中国人学西方，但是为什么先生老打学生？[注] 的确，他们老打我们。但是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能去向西方学习吗？说实在话，我们走到今天也可以说是被打出来的。不挨打就学西方，日本人做到了。佩里舰队去了，一看日本人没什么大船，就递上条约订城下之盟，日本琢磨琢磨就软了，就同意开放——日本的开放不是从明治维新时开始的，而是从幕府时代就开放了。还没打，日本就开放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学。但是中国人做不到，这可能跟国民性或民族性有关。不挨打，就很难学人家，被打得很惨，才学得好一点。比如，在1901年之后，那次被打得最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从皇宫里逃了。大热天的，太后那么大岁数了，化装成农妇，坐着骡车，一路风餐露宿，还穿越苞米地，一身痱子，两天两夜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这下可受苦了。所以我说帝王之尊得挨点饿，挨过饿后，施政、做事什么的就好一点。总这么养尊处优的话，根本没法进步。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发现，日本的传统其实维护得很好，西方看东方很多方面是看日本。日本的历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们悠久，但是为什么它在西方受到的评价那么高？就是因为它走出来了，它成功了。你现在成功了，人家才会重视你的过去。如果你现在什么也不是，那么你的过去就是一堆垃圾。就是你想发扬国粹、弘扬传统，都没机会。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不能走出历史，那么我们过去的历史就什么都不是。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又该怎么去做？很显然，我们需要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冷静地审视过去，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反复跌倒。如果我们不能很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就很难吸取教训，很难避免过去的悲剧。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
这一招倒是袁世凯想出的主意。参见张鸣：《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8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作了一个国人皆耳熟能详的描述和概括，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随后，毛泽东就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参见《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当然，今天看来，毛泽东以“先生欺负学生”为理由，可能为了论证中国走苏俄道路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