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世界主义(3)
但是根据中央计划的苏联模式不可能达到所要求的效用。政府计划要求工厂管理者每年都要根据计划生产出一定数目的所有产品。奖金和处罚取决于是否按时生产出计划所规定的产品数量。因此，经常为数量而牺牲质量。因此，消费品经常质量很差而且也时常短缺，因为苏联将大部分的工业成果和质量管理人员都投入到了希望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生产中。结果与俄罗斯统治者自信的预测他们可以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相反，苏联的国民经济远远落后；苏维埃人民慢慢的再也不相信政府为他们所许诺的美好。
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声称的理想的破灭，所以工厂管理者就不再能有效的使用劳动力、燃料和原料。相反不太可靠的燃料和零部件供应迫使他们即使在萧条时期都要藏匿人力和原料，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确保在最后一刻完成中央计划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当没有新的农村人力资源和新的原材料储备时，工业生产停止增长，农业产量也在天气不好的年景中减少；当人们不再相信所许诺的时，生产极其复杂军备所付出的代价再也让人无法容忍。
在1973年之后的很长时间中，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出口，从而减轻了这些严重的困难。苏联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因此，可以通过出口石油来购买食物和其他必需的进口物资。这也抵消了与外部世界的账目，但是并没有缩小苏联浪费生产与其他地方有效生产之间的差距。
此后，随着1982年后石油价格的下跌，苏联面临着摆脱经济管理体系的弱点和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在1983年之后，里根总统说服国会批准一个富有雄心的军备项目，即想通过开发一种武器可以在空中拦截原子武器的设备来结束现存的僵持局面。美国付出很大代价的研究却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但是苏联很快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同美国开始研究的由计算机控制的“智能武器”的新技术相竞争。
而红军在阿富汗所遭遇的始料的失败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消沉的意志。苏联阿富汗战争（19781979年）与之前美国在越南的经验极其相似，因为俄国最初介入是为了支持一个处于危险中的政权正如美国试图帮助一个摇摇欲坠的饭政权一样。此外，正如中国和俄国的武装有效的援助越南的事业一样，美国政府也秘密的为阿富汗的游击队提供了战争必需的武器和弹药。而且完全相同的是大部分阿富汗人热爱穆斯林而不是事业，因为阿富汗者很明显是外国入侵者的傀儡。
随着信念在俄国几近完全丧失，在阿富汗继续行动的代价和同美国的军备竞赛所付出的代价一样让人不堪忍受。因此，1985年开始执政的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同美国签订了拆除并销毁所有中程核弹，并于1989年开始从阿富汗撤撤出红军的协议。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缓解外部的压力可以让他以开放和重组的方法提高苏联的经济效率。但是开放意味着允许对现存政治和权威的批评，并且通过自上而下颁布命令的重组无法缓解低效运行的经济。而且一旦公众批评被解禁，比戈尔巴乔夫所希望或想象的更加剧烈的变化首先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之后又在苏联内部开始发生。
结果真的令人惊讶。在1989年当戈尔巴乔夫禁止动用红军像早期那样镇压反对的民众运动时，他已经默许了东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制度的突然解体。戈尔巴乔夫甚至同意允许被解放了的东德在1990年与德国其他部分统一，这对西欧和世界的势力均衡有着深远的影响。之后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转而反抗俄罗斯的统治。仓促组织的选举批准了它们的**，结果造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1991年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俄罗斯共和国新选举的总统叶利钦掌握了俄国的政治领导权。
叶利钦开始尝试在俄国建立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东欧和中亚的其他前也不同程度成功地仿效了这种做法。而这却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但很少有群众暴乱发生；而且到处的人们都希望社会沿着更加自由、民主的道路发展。但是旧的道路不能立刻全部改变。例如在农村俄国仍保留了以前的集体农场，而俄国工厂向私人所有和管理的转变中并没有立刻实现有效的运作。相反陈旧的机器、浪费的生产和落后的质量监控仍然预示着将会生产出价格及高而质量很差的产品。这样就很难能够同海外进口商品相竞争，但是放弃现有的工厂而重新开始是不现实的选择，因为这将意味着大规模失业和更大的短缺。如何将俄国和前苏维埃国家的经济适应新形式的管理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几十年后的世界事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虽然苏联解体是1973年之后世界事务的主要事件，但并不是唯一的事件。第二个可能具有同样影响力的转变取决于长期盛行的民族爱国主义的削弱和宗教、种族认同感的加强。
世界范围宗教认同感的复兴影响了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各种狂热而仍然模糊的新信仰如巴西的翁班达派。同样种族认同感常常在生活于同一政府管理之下的不同民族中尤为显著。当新的通讯形式让无数的种族群体如俄国的车臣人、加拿大的法国人、遍及美国的印第安人等能够坚持他们各自的兴趣和权力时，民族主义思想所要求的将少数民族同化到主体民族中遭到了更多的抵制。
民族统一性削弱的影响后果波及全世界。民族国家除了面对原子内部宗教和种族的挑战以外，还随着跨国机构和各种联系的加强而不断遭到削弱。例如联合国建立了虽然比较虚弱但颇具雄心的国际管理机构来强化去管理和决策。国际商业公司也培育了有影响力的个人管理机构，同时科学家、军人企业家和其他专家也同其国外伙伴开始更频繁的交流合作。所有这些跨越政治边界不断兴起的金钱、物资、服务和信息流动的迹象都削弱了所有地方的国家统一性。
在这种条件下，自命不凡的独裁主义政权显得特别脆弱。当保存和散布文字和影像变得便宜和极易获取时，控制公共想法的审查制度和其他传统的方法也失去了效用。到1930年代，磁带录音、影印机和计算机网络都在官方为防止新闻和想法传播而设置的屏障中发现了无数的漏洞。
1979年伊朗政府的倒台为新通讯如何能煽动宗教革命反对一个独裁、世俗和现代化的政府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子。从国外流亡回来的什叶派导师霍梅尼将走私的磁带录音机带进国家，之后其追随者从德黑兰的天台上夜夜秘密的广播他对伊朗王政府的谴责。公众为了响应霍梅尼呼吁的宗教改革而兴奋的涌向了街道，并迫使伊朗王退位。霍梅尼从放逐到凯旋而归，并且直到1989年去世都一直保持对政府决策的最终裁决，在国内加强什叶派伊斯兰“圣法”并指挥强烈反对美国的“大撒旦”国外运动。
伊朗宗教起义是独特而非唯一的。宗教革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现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政治表现基本上仍旧是为了渴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只是偶尔寻求特定的宗教支持。但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穆斯林人都认为中宗教和政治是密切交织的。另外，在19471973年间以色列人与阿拉伯国家交战的胜利激起了所有穆斯林的宗教意识，这是因为对军事失败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认为由于他们没有很好的遵从编纂在“圣法”当中的上帝意愿，而这是上帝对他们的一种惩罚。但是霍梅尼和其他伊朗什叶派的领导者很快发现在20世纪将圣法应用到不断发展的全球化经济中需要痛苦的背离律法的信条。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统治者和更狂热的宗教改革者如在1970年获得利比亚政权的卡扎菲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是以色列人、美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或印度人等一些局外人或非信教者都认为穆斯林的政治叛乱很难妥善得到解决。穆斯林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也搞到十分尴尬。部分麻烦是由一小部分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引起的，但有时经常和背井离乡的巴勒斯坦人有关系，他们尤其但又不仅只对以色列人诉诸恐怖袭击。
外交的困境展现了这种混乱。例如美国在1973年战争之后给埃及和以色列同时提供武器和援助。美国也尝试通过“和平进程”进行协调，希望最终能在以色列和埃及（1979年）、约旦（1994年）之间达成正式的和平条约，甚至想在真正的和平或以色列内部和平没有实现之前就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931994年）间实现一种实际上不稳固的协议。此时美国正在援助伊拉克世俗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当他袭击霍梅尼统治伊朗时美国在这场激烈但毫无效果的战争（19801989年）中为伊拉克提供武器；但是当萨达姆20世纪50转而袭击富产石油的邻国科威特时，战线发生了巨变。当看到从波斯湾安全输出石油面临新的危险时，美国派遣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参战，并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盟友的支持下经过短暂的战斗就击败了伊拉克（1991年）。
之后第二年当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和穆斯林的波斯尼亚等相互对立的宗教群体对立的宗教团体（1992年）在波西尼亚开始一场让人感到痛苦内战时，穆斯林和基督徒间始料的一幕冲突在欧洲大地上演。这次美国支持穆斯林和克罗地亚而反对塞尔维亚，并且最后联合欧洲和俄罗斯支持派遣一支远征军到波黑执行在1995年达成的停火谈判。但是就像以色列一样，持久的和平没有出现，仍充满着数。
俄罗斯也面临着穆斯林的难题，不仅在阿富汗还是在19941996年在俄罗斯人和车臣间爆发了激烈而毫无效果的战争的高加索地区。其他的动乱包括为保卫他们世俗民族主义而反对穆斯林政党的土耳其和世俗军事政权受到宗教暴力反抗的阿尔及利亚。在法国和德国也有无数的穆斯林移民如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德国的土耳其人等产生了构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却没有威胁到公共和平；然而，在印度和中国作为少数民族的穆斯林也偶尔被暴露出聚众暴动和遭到警察镇压。
种族摩擦即使在一些并多涉及宗教差异的地方也表现地十分明显。例如在加拿大对法国**激昂而非宗教性的骚动积蓄了很大的力量，但却保持和平的状态。而在非洲一些长期存在的种族纷争转为暴力冲突。20世纪中期在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人相互残忍的屠杀，充满种族分歧的武装冲突也在利比里亚、苏丹、索马里和扎伊尔（1997年胜利的起义后更名刚果）之间爆发。另一方面，在南非让致力于种族和解政策的纳尔逊曼德拉执政的和平民主选举在1994年终止了白人的政治垄断。
种族暴力也充斥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印第安人中。例如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游击运动一定程度上从印第安农民后代的不满中加强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由古巴卡斯特罗政府所热心扶持动员反对美国经济和政治控制在尼加拉瓜和圣萨尔瓦多显得尤为重要，在那里里根总统利用秘密的代理人表面友好的进行资助而实际比他的前任更加残酷的从暗中有好的破坏这些地方的政府。
虽然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但是总体上世界事务却令人惊讶的保持和平。尽管国际贸易通过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增加了世界财富，但是全球市场经济的拓展扭曲并让现存的社会模式不堪重负。但无论何时当新的、更有效力的生产商开始供应物美价廉的产品时，其他人将失去他们惯常的谋生手段。市场价格无法保证新的工作就会立刻适应这种剥夺。因此，经济转变的结果就是在带来了繁荣时，也带来了凋敝。收入不平等将增加，并且在很多贫穷的国家中总体上财富和舒适度的缓慢增长仅能满足人们的生活。无论在穷国还是富国因为强加于大量人身上的长期利益被一些强烈的短期伤害而抵销，所以经济增长和技术的转变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这意味着近期全球经济的重大进展仍然是充满着不稳定性。特别是在前国家中的政治抵制或许将中断全球主义的潮流。另一方面，优越的财富和权力回报愿意接受这种最好的运行模式和廉价产品，而不顾会为利害关系和现存习惯带来多来代价。人类社会总是在常在改变和保持现状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不断强化的运输和通讯让由来已久的选择比以前显得更加迫切和痛苦。
1945年以后的社会和文化转变
20世纪后半期动荡的政治和经济巨变与人类社会的迅速变化相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第一，全球人口数量以前所的速度增长，同时富有地区和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人口更新水平以下；第二，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城市居民中，生育控制和妇女自由的新思想改变了男女间的劳动分工；第三，乡村生活自治衰落，商业农业和其他的都市风格渗透到了乡村各处。
每一个都值得详细的解释。首先关于人口的一些情况。现代人类数量的激增大约开始于1750年，当时人口统计学家估计世界人口总数大约是791000000人。之后的增长如下：
1850年1262000000
1900年1650000000
1950年2524000000
1996年5768000000
（来源：联合国，《人口简报》，1996年12月）
换句话说人口数量在18501950年翻一倍多后在19501966年间又翻了一倍多，而且到2000年预期将超过6亿。地球有限的资源意味着这种增长速度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但是当其迅速发展时，这种失控的人类数量将会让各地现存的人类还是其他的生命形式的分布不堪重负。新思想改变了男女间的劳动分工；第三，乡村生活自治衰落，商业农业和其他的都市风格渗透到了乡村各处。
每一个都值得详细的解释。首先关于人口的一些情况。现代人类数量的激增大约开始于1750年，当时人口统计学家估计世界人口总数大约是791000000人。之后的增长如下：
1850年1262000000
1900年1650000000
1950年2524000000
1996年5768000000
（来源：联合国，《人口简报》，1996年12月）
换句话说人口数量在18501950年翻一倍多后在19501966年间又翻了一倍多，而且到2000年预期将超过6亿。地球有限的资源意味着这种增长速度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但是当其迅速发展时，这种失控的人类数量将会让各地现存的人类还是其他的生命形式的分布不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