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非洲和大洋洲（18501945年）(2)
在非洲人同欧洲人遭遇冲突时欧洲人总是通过优越的军事力量向非洲人施加压力，而这样有时会产生表达非洲人悲愤和绝望情绪的狂热的伊斯兰运动。如在1837年由当地阿尔及利亚人在麦加附近建立的沙努西拖钵僧兄弟会；这个兄弟会遍及撒哈拉沙漠东部的绿洲，在那里他们带头长期反抗那些游牧居民，因为这些游牧民乐意看到那里沙漠地带的领土被法国和意大利费尽心机的兼并。在苏丹，另外一个穆斯林圣人穆罕默德艾哈麦德在1886年向他的追随者宣布：他是马赫迪，即伊斯兰教的重建者。他发起了对刚在尼罗河上游地区建立统治的土耳其埃及统治者的反抗。但是宗教的热情经受不住炮火的冲击，在18961898年，英队和埃及统治者协同行动再次征服了苏丹并且摧毁了马赫迪的军队。
这种穆斯林运动不会给非洲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新景致，因为狂热的宗教兄弟会团体常常在宗教复兴以前就转变为对领土的征服，例如19世纪沙努西和马赫迪派运动就是这样。然而，基督教传教士却带来很多新事物如学校、医院、带有非洲语言的文学和对西方文明的知识和技术基础的大概认识等。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规模在整个19世纪中都是不断趋于稳定。教会学校逐渐造就了一群非洲人，他们接受了西方模式和思想的正规教育。这经常让他们与任何传统的生活方式相背离。因此，随着西方教育模式的出现，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支柱崩溃了。
回顾非洲1978年以前的主要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在20世纪后期受到西方模式教育的人注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1850年、甚至是1878年，欧洲教育和其他形式对非洲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因为直到这时非洲本土政治体系像很多世纪以前一样控制着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欧洲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渗透仍然不太强烈，除了在最南端首先进入该地区的布尔人（荷兰人）为了逃避英国在开普殖民地（1815年建立）的统治，而于1830年代在奥兰治河一带与军事力量占优的班图部落发生了冲突。另外，如乍得湖附近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博尔努王国和突然兴起的祖鲁军事王国（1817年建立其建立者沙卡（17871828年）通过用近距离使用的重矛代替了传统的投掷器来武装士兵来改革军事战术。产生的结果非常如同古代希腊引进希腊方阵战术一样，实际上沙卡的军队以不同的年龄段来组织，并使军队常年保持战备状态，与古代斯巴达莱克格斯的体制不太相似。）等控制了大部分内陆地区。但是在一些居住条件好的地区没有出现一些类似于国家的任何事物，这是由于家庭和乡村纽带足以满足居民的所有需要、并且没有出现强大的外来者要求定期收税。
到1914年，政治和经济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除埃塞俄比亚以外，非洲当地的统治者和国家仅是作为外国帝国管理的一个委托人和附庸而存在，并且非洲大陆所有地区至少在表面上都没有逃脱被并入到一个或另外一个国家结构中的命运。这些发生的如此之快，究其原因又在哪里呢？
一方面是技术因素：工业革命使欧洲入侵者能够克服从前一直阻碍文明的生活方式传播到非洲的交通通讯困难。位于刚果河口瀑布上游的汽船能够自由地上下航行。当汽船与绕过瀑布的铁路相连时，新的运输系统就使比利时资本家开发内陆地区丰富的铜矿的计划变得可行了。那里没有缺乏可通航的河流，所以铁路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铁路使欧洲人能够到达南非的金矿和钻石矿、肯尼亚的咖啡种植园，这些正是英国资本和殖民者积极着手开发的。
当对疾病的传播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之后，欧洲人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蚊子和苍蝇的叮咬时，非洲疾病也不再那么恐怖了。但是在整个非洲人中，对疟疾和昏睡病的任何有效的控制方法是在欧洲殖民机构建立之后才出现的，而大部分地区到了二战时才有。
然而，当所有值得考虑的因素都满足于经济和技术条件时，欧洲人开始对非洲的渗透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对主要殖民国家的心理影响。传教士的事业极其重要，由著名传教士戴维利文斯敦所组织的受到良好宣传的探险增强了英国在非洲传教的兴趣。从1849年到1873年利文斯顿去世的时候，他为数百万英国和美国人戏剧化地表现了在非洲探险的奇遇。他在非洲内陆失踪和被非洲第二个探险者斯坦利（1904年逝世）所“发现”的事情通过报纸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但是斯坦利主要的兴趣在非洲的经济潜力，而不是拯救灵魂，后来他在刚果的生涯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欧洲人认为这两种事业并不相互冲突。相反拓展贸易和宣扬基督教是密切相关的。西方文明的优点让欧洲人会轻易地相信自己有一种道德的责任将非洲人纳入到文明的范围之中，甚至是使用武力。因此，上百万怀有良好意图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成为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因此，在临近19世纪末期的时候只要这些文明标准的持有者（传教士、商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陷入到当地统治者所带来的麻烦中，欧洲政府都更加乐意的派遣士兵到世界各地去支持他们的传教士和商人。
正是这种综合的想法使欧洲突然出现在非洲内陆。并且，这一运动一旦开始，一个帝国政府向前推进的任何步骤都会出于荣耀和竞争的原因而引起其他国家的追随。很快随着帝国扩张而涌现出了很多的特殊利益群体，如希望获得荣耀的并逃避军营程式的军事官员、追求事业的政治家、谋取暴富的资本家以及发现可以在国外比国内拥有仆人和更好生活的工程师、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都推动了帝国的扩张。
同时，在帝国主义者的思想中也充斥着很多伪善和残忍，甚至还有大量的种族情绪和自满的种族主义。但是当时公众的感情取舍却走向了另外，一面，认为带有伪善的理想主义是值得坚持的。当调查显示在刚果为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工作的代理人使用十分类似于奴隶制的残忍和非人道的手段来促进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时，欧洲和大众的感情被深深的震撼了。利奥波德被迫放弃了他的个人投资，比利时政府在1908年负责管理刚果。
欧洲人对于在刚果揭露的强迫劳动的反应非常强烈，因为从19世纪开始废除奴隶制度是军事干涉非洲事务的推动力之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论证欧洲人控制非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终的禁止奴隶贸易来说明欧洲和出现于非洲内陆是公正合法的。
但是欧洲人的道德、人道主义意识有明显的局限性。野蛮的奴隶制、多神教信仰和的法律制裁都是通过非洲国王的行政人员和护卫执行的，但是对于出现在非洲的“工资劳动”非洲人几乎没有任何认识，并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或寻找另外，一种可替代的雇佣关系。事实上文明发展需要非洲的劳动力，而由于奴隶制中所宿主的武力在欧洲人看来是不对的，所以帝国行政官员通常采取一种经过精心策划的荒谬的借口。他们要求非洲人用现金支付税收。但是大部分非洲人只能为了交付这种新的税收而挣取由欧洲雇主所提供的现金。这样欧洲雇主就会确保其将要实施的任何项目、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的都会得到充足的劳动力。
在迫使非洲向欧洲文明开放方面，两个彼此竞争的主要国家是法国和英国。法国1830年实现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并首先获得了非洲的领土。为了尽力守卫这块殖民地开放的沙漠地带，富裕冒险精神的法国士兵深入到了撒哈拉沙漠，在那里，他们与坐落在塞内加尔的法兰西帝国代表汇合。法队和法国传教士有一种教化非洲的梦想，并想通过建立从大西洋到红海横跨北方大陆的庞大帝国让法国变得强大。
法国的帝国野心同英国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计划相冲突。这种对非洲设想的伟大斗士是塞西尔罗得斯（1902年逝世），他先在南非的金刚石矿中获得财富，之后投入政治。罗得斯努力争取英国大众对他的非洲政策的支持。但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出现了于这种广泛流传的基督福音派的认识相对立的观点：新的“hardboild”学派思想，认为对于所有历史和人类生活来讲生存是最主要的，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取决于殖民者占领土地的多少和解决英国移民的多少。
受到英国为生存而奋斗的思想影响较晚的德国，1884年也出现在非洲，但是它在非洲（坦噶尼喀、非洲西南部和喀麦隆）和大洋洲（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更加残忍的侵略态度去弥补了这一点。意大利也像法国和英国那样，但是在红海取得很少的胜利后，1890年他们羞辱的败于重振雄风的埃塞俄比亚帝国手中，这也是非洲国家驱逐欧洲侵略者的唯一例子。在1876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组织了一个“探索和教化”刚果盆地的国际协会。这个国际协会很快成为掠夺这一地区资源的私人工具。同样葡萄牙也重申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非洲领土的所有。
这些迫切的欧洲殖民主义者间的冲突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起初的主要竞争发生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危机开始于1898年当法国殖民者占领一个位于尼罗河上游沿岸的荒凉村落法绍达时。法国对上尼罗河的控制看起来似乎威胁了英国对埃及地区的间接控制（1882年实现），并打乱英国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计划。通过英国调动在埃及的军队为解决大量的激进瓦哈比穆斯林派追随者和阻止法国向东非移动就可以看出，英国实际上已经预测到了法国向尼罗河开进。这让英国为埃及再次征服到提供了数目可观的兵力，但是从法国到达法绍达之前开始，一支装备精良的英队就开始行动、并脆弱的法国基地建立后不久就到达了这里。在极具紧张的几星期之后，法国在两国之间战争一触即发时退让；法绍达危机结束。
在之后的几年中，两个主要殖民帝国和平解决了他们之间一些重要地区的领土问题。这是由于欧洲局势迫使法国和英国结盟去遏制德国力量的兴起。后来在非洲的冲突往往加强了英法的重新修好。德国首先通过对英国在激烈的战争（18991902年）中打败的布尔人表示同情来来引起对英国的对抗。之后德国做出支持摩洛哥苏丹反对法国对其控制的姿态（1905，1911年）来向法国挑衅。这些帝国的争执极大地加剧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紧张局势。
尽管在18751914年，欧洲殖民管理获得迅速的发展，但是它们对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影响仍然是肤浅的。在南非和阿尔及利亚有大量的欧洲移民，但是在其他地区只有少数欧洲定居点，并且在很多地区欧洲人只是扮演一种名义上的最高统治着，他们的统治和管理很难实施到日常生活的事物中。
两种不同的帝国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殖民管理。一般来说，英国倾向间接统治。这是基于印度的管理模式，在印度英国的顾问置身于当地统治者的宫廷之上足以长期的控制所有重要的事物。将这种模式运用到非洲意味着先前的酋长和国王仍然存在于政府之中，并服从于来自英国长驻官方的偶尔干涉和很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