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非洲和大洋洲（18501945年）(1)
在19世纪初，对于欧洲人来说非洲仍然是一个“黑暗的大陆”，而此时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连广泛散布于太平洋的岛屿（为方便起见将相连的土地以“大洋洲”这个术语表示）仅被欧洲航海家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探索。在所有记载的历史中，这些土地都处于文明生活的边缘地位。但是在1850年之后非洲和大洋洲感受到了前所的文明扩张的力量，并且迅速的卷入到了互动的人类社会体系之中，而这个体系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都囊括起来。
非洲和大洋洲自古以来隔绝和落后基本上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大洋洲包含了一些珊瑚礁，这些微小的土地散布于浩瀚的太平洋之上。直到1759年，当能够让欧洲航海家精确的测量经度和纬度的天文钟发明之前，船只不可能找到任何较小的岛礁。这意味着系统的绘制大西洋图表被推迟到了18世纪中后期，并且仅在1820年代，当源于聚集在高纬度太平洋地区的抹香鲸的体油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业元素时，许多欧洲和美洲的船只才开始穿越在太平洋南部海域。
至于澳大利亚，陆地的大部分都是贫瘠的沙漠。在东部沿海足够的降雨让这个地方有这迷人的景致，而海岸线却被珊瑚礁所环卫使得船只就不能此停靠。以石器时代采集者和狩猎者的方式生活的土著居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欧洲人用来贸易，因此，在很多世纪中船只都不驶向澳大利亚。然而，在18世纪后半期，当英国海军系统的绘制了澳大利亚海岸线地图时，想象当中的大分水岭以南地区在东海岸被发现。为了缓解英国监狱的压力以及让这些罪犯在远离家乡的地球的另一面创造新的、更好的生活，于是在1778年，英国将装满罪犯的船只驶向了悉尼港口。作为缓解英吉利大不列颠岛贫困和人口过剩的慈善计划的一部分，在半个世纪之后即1840年，人们在更遥远而更具吸引力的新西兰岛上定居。在大洋洲的另一边、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直到1850年已经深深地受到了美国传教士的捕鲸者的影响。波利尼西亚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大洋洲其他居民没有任何能力抵抗西方进一步的侵入。事实上他们都要遭到灭绝的危险，因为他们显示了在面对西方船只所带来的疾病时是极其脆弱的。
1850年，非洲呈现出了更加复杂和多变的景象。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北非是从法老时代开始的文明历史的缩影。埃塞俄比亚和位于西非的尼罗河上游地区谷也孕育了长达千年之久的文明国家和帝国。来自印度、中东、印度尼西亚和欧洲的商人在非洲沿岸进行贸易，如果没有上千年的时间，至少也已经长达数几百年了，并且在东非和非洲南部的赞比西河附近存在着繁荣的港口。在非洲内陆有许多的王国，一些系统的进行着战争和奴隶贸易，一些更倾向于和平。
尽管存在上述情况，尽管总体上非洲靠近早期文明出现的中心地带，但是整个非洲还是落后于欧洲和亚洲。三个地理因素可以解释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
首先，非洲的土壤和气候普遍不适于耕种。大陆大部分地区降雨不足。广阔的撒哈拉沙漠几乎不能维持人们的生活。沙漠化造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划分，只有骆驼商队可以克服任何障碍而跨越撒哈拉沙漠。位于大陆西南部的一大片地区也是沙漠：喀拉哈里沙漠。这些沙漠被广泛延伸而只能用于饲养骆驼的半干旱的土地所包围。当然在非洲还有一些优良的灌溉地区，例如条件较好的刚果盆地和西非沿岸。这些地区日常降雨造就了赤道的热带雨林。砍伐这种雨林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并且由于太多的降雨都把土壤表层中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矿物质冲刷掉了，造成了这里的土壤通常都很贫瘠。只有东非高原（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和南非的沿海地区（纳塔尔，好望角）拥有真正优良的耕地，但这只占整个大陆的小部分。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早期非洲农民可耕作的农作物没有在欧洲和亚洲所耕种的多产。从印度尼西亚引进块根农作物（大概在基督时代开始和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大约1500年）很大程度上平衡了这种情况。从美洲引进的玉米尤其重要。玉米在西部海岸传播让那些具备玉米耕种土壤和降雨的地区人口取得大量增长。
非洲落后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在大陆大部分地区流行着让人变得衰弱的疾病。昏睡病、疟疾和黄热病尤其流行。昏睡病是由舌蝇传播的寄生物引起的。这种疾病传染人和骆驼，并且除此之外直到今天这种病仍然让适于人类居住的肥沃而诱人的土地闲置。实际上这种舌蝇在很长时间里阻止了人类对大部分非洲地区的破坏。苍蝇通常吸食羚羊的血液，但是对羚羊没有太大的危害，因为这种野外的牧群对这种人和骆驼致命的寄生物有免疫力。狩猎的人们对于在羚羊身上广泛传播的传染病非常脆弱，所以不能长期以捕食羚羊为生。因此，在苍蝇生存的区域，尤其是对于狮子来讲人类必须放弃食肉者的角色。
对于非洲人来讲，幸运的是苍蝇没有滋生于非洲大陆的整个地区。疟蚊所携带的疟疾更是广泛的传播，但是非洲尼格罗人对这种疾病有很强的免疫力。这是因为遗传突变（镰状细胞性贫血）和普通红细胞相比没有给疟疾寄生物提供太好的繁殖条件。这就在导致欧洲和其他外来者迅速死亡的国家中非洲人却存活了下来。另一方面，从父母双方身上都遗传这种镰状细胞性贫血的特性是非常致命的，只有携带一半正常的、一半镰状细胞性贫血基因的人才可以对这种疟疾有免疫力。
黄热病是第三种由虫子携带的疾病，这种疾病也在非洲广泛分布并且对非洲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考虑到这种疾病就可以理解至少比起欧亚等地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来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整个大陆直到19世纪仍然是有很少的人居住。
第三个拖累非洲的因素，是地理上的障碍，即运输和交通的困难。由于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都在海平面以上，因此，河流在入海口处十分湍急。这样会中断河流运输，并且让海上物资很难进入到几十英里远的内陆。而尼罗河和尼日尔河却是例外。在这两条河中在内陆深处才会有些落差。因此，非洲最早和大部分高度发展的文明在尼罗河谷和尼日尔河谷兴起完全不是偶然的。在这些河流中组织长距离、大规模的船只运输物资相对比较容易；这样统治者就可以在一些地方集中大量的食物和原材料，而专家们就可以在这些地方开发出我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技术。
在那些只能以驮畜群和搬运工运输物资的地方，将大量食物和物资集中到一个地方代价很大，所以很少有剩余的物资供专家使用。因此，在非洲大部分地区都产生繁荣的文明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在一些地区发现了罕见的珍贵物品例如黄金、盐和铜等，规模相当大的村落肯定会出现在这里。例如罗得西亚的津巴布韦采矿中心可能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存在的大量遗迹让早期的研究人员十分困惑。
非洲地理条件为强大国家的出现和贸易者长距离的流动带来了很大的局限，而就是这一点也确保了非洲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更加多样性的文化、语言和人种。另外，在北非和部分东非的地中海地区的人的体型类似于南欧人和中东的阿拉伯人，非洲是居住在刚果热带雨林地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俾格米人和生活与非洲大湖区、也是世界上已知最高的马赛人的故乡。与其他民族关系紧密但是又与非洲大陆其他民族有很大差异的是布西曼人和霍屯督人（经常与白种人混居），布西曼人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附近、而霍屯督人存在于好望角地区。
在非洲分布最广的人种被称之为尼格罗人种。在这个一般的分类中，部落间和村庄间的人体差异都是非常明显。只是因为在1850年以前当地的非洲的群体在大部分时间中都能够有效地保持与陌生者的生物和文化上的隔绝。这就让每一个群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体形特征。另一方面，与陌生者规律而频繁的交往可以导致生活状态的开化。很明显的是在不同的非洲地方群体中不可能有基因融合和遗传基因的完全变化。
由于地理和技术因素使得非洲的交流已经很不方便了，而非洲人讲数百种不同的语言更是加剧了这种困难。阿拉伯语在北非和东南部沿海一带成为一种贸易和文化用语。阿拉伯语也深入到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沿海雨林以北的西非草原地区。在这些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很久就产生了农业和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公元1050年之后这些地方受到了强大的穆斯林影响。因此，当地的国王和君主引进伊斯兰专家教授神圣的穆罕默德箴言。但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阿拉伯语仍然是学术用语，如同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一样。在讲不同地方语言的人群中阿拉伯语成为共同交流的纽带。
另外一个大的语系是班图语。将这种变化相对较少的班图语的部落散布在整个非洲中部和大部分南非地区。而在不同的班图语中这种密切的相似性说明了这些民族只是近期才逐渐四散。大约在公元前后班图人掌握了栽培印度尼西亚的块根作物和使用铁器、并且成为了刀耕火种的农民以后才有能力穿越刚果热带森林时，他们开始了从大概位于贝宁湾附近地区的扩散。后来一些讲班图语的部落出现在刚果热带雨林以东的草原上。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家畜。随后他们沿着东非和南非草木繁盛的高原向北、向南扩散。由于镰状红细胞性贫血的突变而产生对疟疾的免疫或许是班图人拥有的主要优势之一。在雨林中他们侵略俾格米人；在草原上班图人出现以前，霍屯督布西曼人就消失了。
在东部沿海的城市中，一种贸易语言斯瓦西里语是由阿拉伯语和班图语混合发展而来的。除了阿拉伯语以外，讲闪米特语的地区主要在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周围。但是在西非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尼罗河上游和大湖地区，混乱的语言将人们分割成彼此不可理解和几乎没有语言联系的群体。
直到大约19世纪中期，一种促进变革的强大力量一直作用于非洲。穆斯林自北向东影响着非洲，同样欧洲自西向南影响着非洲。但是这些外部因素只是一方面。在非洲内部不同寻常而急剧的建立国家是其全部事业，而处于大陆边缘地位的穆斯林和欧洲人则对此有着不同程度的支持或阻碍。
两种经济的变化有助于解释19世纪在非洲大量国家的建立。大部分基本的情况几乎都没有记录，所以美洲的农作物如玉米、花生和红薯等首先被引进到非洲不同地区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无法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农作物被引进的任何地方里，粮食生产都得到了迅猛的增长。这使得人口得以增长，而后更加密集的人口可以为强国的兴起提供必须得士兵和其他专家。
同时运行的第二个经济转变是奴隶贸易的禁止和对非洲商品如象牙和棕榈油等的求的增长。西非的奴隶贸易在18世纪到达顶峰，但是从英国福音派基督教改革者为先锋的人道主义原则出发认为应当禁止（1807年）从西非的奴隶进口，并最终（1833年）几乎消除了奴隶进口。1933年之后英国政府在西非海域建立一个海军中队，这支军队根据指令拦截贩卖奴隶的船只。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有奴隶被捕获时都被运到塞拉里昂英国海军基地，并在此放归自由。在这里产生一种极不正常的混居，并且在很久之前在非洲这个地区就有狂热的基督教人口。
只有阿拉伯人进行东非的奴隶贸易。该地的奴隶贸易不断扩大，一直持续到1860年代在英国外交和海军威慑下第一次限制并最终在1897年废除了该地的奴隶贸易时。
而正是由于奴隶贸易的兴盛才让一些沿海的统治者建立了大量的国家，如西非的贝宁国王和东非的桑给巴尔苏丹王国。因为捕获奴隶从根本上严重破坏了非洲的财富和人口，因此，禁止奴隶贸易必然有助于为以后国家的建立提供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基础。
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欧洲机器制衣和其他产品与各种非洲原材料的交换不断增长。组织这类贸易并从中收税并无损国家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欧洲和商人也发现向非洲出口武器有利可图。随着象牙贸易的增长，狩猎者可以使用新枪来猎杀大象。枪也给统治者和酋长带来了很多好处，他们可以让士兵使用一些新式武器。随着效能好的军火的传播，包括一些像在祖鲁战争中诞生的锋利的长矛和西非博尔努王国的装甲骑兵等优越的武器都完全过时了。当然，这为整个非洲政治体系带来了一种让人极度不安的因素。
这些在农业、贸易和武器上的影响深远的变革足以颠覆非洲社会。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因素。狂热的穆斯林教徒的活动增加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变革，而这个种变革在185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非洲的穆斯林传教几乎和伊斯兰教一样久远。并且在整个19世纪中对穆罕默德的信仰不断扩大到新的地区，直到20世纪传教的方式与以前都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异。在东非和西非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都发现穆斯林律法的思想非常有助于对国家的统治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例如在阿散蒂王国（现代的加纳）尽管很多地方仍然保持着多神教信仰，而且穆斯林并入到阿散蒂村庄仅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但是组织健全的阿散蒂王国的王室中有一个穆斯林律法专家组织帮助统治者管理他的日常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