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18501945年）(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被胜利者所瓜分，伊斯兰教在政治上的命运陷入到了低谷。在这场决定性的灾难到来之前，随着巴尔干地区新**的基督教国家的兴起，或欧洲殖民政权在非洲的建立，伊斯兰世界在巴尔干和非洲的西部领地都被剥夺了。扩张于东方的伊斯兰教也遭到了同样命运。在菲律宾南部的美国人、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印度西北边界的英国、中亚的俄国人都包围了穆斯林国家和民族，并且迫使他们接受耻辱的统治。从此仅有贯穿于历史上的伊斯兰中心、位于这一狭长地带的国家尽管衰败但依旧保持着**，如阿富汗、伊朗和奥斯曼帝国。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却至少预示了一个地区的政治复兴。被激怒的土耳其人悲愤的坚决反对胜利者所签订的和平条约。在既是一个果断的将军又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年）的领导下，土耳其人成功保卫了家乡安那托利亚，并且在1923年使欧洲列强承认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收复。穆斯塔法凯末尔在热血的战争中塑造的新的、革命性的土耳其共和国政权是世俗化、民族化，同时对反对以个人财产和权利为代价来无限制的扩大政府权威的自由（道德）准则全然漠视。激烈的国内改革，包括废除伊斯兰教的官方地位（政教分离）、把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这座不可改造的城市迁到安卡拉以及强制的改变行为习惯（例如妇女揭开面纱）等，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生活。这些方案都进行过积极的、有效的宣传，而这些宣传是试图培养土耳其人民强烈的荣誉感和呼吁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支持这个政权。
官方的努力成功地克服了农民冷漠的情绪，并且激发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另一方面，难以磨灭的伊斯兰教情结仍然根深蒂固，1945年以后政府发展现代工业的努力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绩。土耳其共和国的确成功地唤起了大众的支持和参与公共活动的热情，但是，麻烦就在于这种部分基于伊斯兰教、部分基于土耳其人尚武传统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开始复苏。而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念通常不适合于工业主义，所以往往妨碍了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
在伊朗和阿拉伯地区，这种困境表现地更为强烈。1925年，篡位者礼萨巴列维夺取了波斯的政权并且开始了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这种改革与同时期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土耳其所推行的相类似。但是新沙阿（伊朗国王）的权力仍然脆弱、波斯的伊斯兰教信仰仍然极其强大，结果造成了其现代化发展远远滞后于土耳其。阿富汗的情况也一样，尽管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恢复了比之前几十年更有实际意义的**。
然而，在阿拉伯国家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巨变有着不同的反应。1919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将阿拉伯世界中比较富有和稳定的地区委任给英国和法国殖民当局进行统治。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了些许抵抗后就很快就屈服了。然而，在阿拉伯半岛经由伊本沙特所取得胜利引起了清教徒式的瓦哈比改革运动开始快速发展，从18世纪这场运动兴起以来，伊本沙特家族一直是瓦哈比改革者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保护者。到1925年，伊本沙特征服了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尤其是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圣城。
但极具讽刺的是，伊本沙特不是用获得的新权力在伊斯兰教圣地实现瓦哈比关于建立一个真正取悦于安拉的社会和政府的理想，反而在其统治的城市中引进了一些置于中央控制之下的设施，如公路、飞机和电报通讯等。在伊本沙特政权建立后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中，西方商人在阿拉伯半岛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且以购买开采权来开采石油的方式开始为这个统治王朝带来了炫目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瓦哈比改革的道德力量迅速崩溃、并随着源于石油带来的新财富而变节。
世俗主义也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得到了迅速发展。最重要的是寻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瓜分中东的法、英两国手中得到政治**的心情极为焦虑。伊拉克在1932年至少获得了形式上的**，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他阿拉伯国家才迎来真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梦想那个所有阿拉伯人完全统一于真理旗帜之下的早期伊斯兰教的荣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由法、英两国所强加的现存政治框架内，这种泛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却超越了其试图作用的范围。由于各种讲阿拉伯语的亚洲和非洲地区存在深刻的差异，所以泛阿拉伯思想是不实际的、直到现在也是一样。此外，伊斯兰教的准则成为极端束缚各种现代国家的基石。但是自古以来阿拉伯人的意识都同伊斯兰教紧密而不可分离的联系在一起，所以世俗主义者和非伊斯兰的改革运动，如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改革和伊朗的礼萨巴列维国王的改革等都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
这样的政治经历是极其悲惨的，在18501945年间穆斯林民族的文化或经济史中几乎不存在任何足以缓解这种趋势的事情。传统的穆斯林教育系统与教授西方科目的新式学校并存。这种制度的分歧与思想分歧相对应。大部分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穆斯林都把穆斯林的思想和准则同这些毫无疑问来自西方的技术和知识严格地区别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实现真正的创造力和发自内心的自信，的确在18501945年间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享誉世界的穆斯林人物。
同样在经济方面，现代工业有效的扎根于穆斯林地区。与发明速度极高的早期相比，此时的新商业和技术改进往往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例如欧洲的管理者改造了埃及和伊拉克的灌溉系统，结果开辟了新的耕地并且这些土地可以暂时的供应这两个国家的农业新增人口。同样在1930年代占据波斯湾大部分的石油工业由外国人进行指导并管理。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穆斯林**的首创精神已不再重要。
然而，伊斯兰教却并没有衰落。仍有数百万人保持着对穆罕默德的忠诚，即使是在大多数被西化的人中还普遍保持着可以将非信教者同穆斯林相区分的宗教仪式。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长期的对抗中穆斯林文明的继承者很难抛弃其宗教信仰，因为这似乎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背叛，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变节。
另外，在世界一些重要地区中长期持续对伊斯兰教皈依的进程一直延续到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例如在中非和西非的部分地区就是如此，那里的伊斯兰教士在与同样苦于和欧洲殖民统治密切联系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竞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穆斯林在失去统治集团的地位并和同命相连的印度教徒、佛教徒邻居及前臣民一样屈服于西方的政治统治后，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内部约束力空前高涨。
1945年以前在世界上七分之一的人口当中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这些人就是承认穆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的穆斯林教徒。相反曾遭受穆斯林统治的两个重要社会群体：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和印度的印度教徒都比较成功地应对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挑战。
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塞尔维亚对土耳其统治的反抗一直持续到19121913年，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的努力下将土耳其赶出欧洲，使得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除了一些零星的立足之地以外几乎全部丧失，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从1803年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起义和外交危机从奥斯曼统治下赢得了**。强烈煽动农民和城镇居民、充满仇恨和冲突的民族主义让巴尔干半岛在整个19世纪成为一个政治的火药桶。
与穆斯林不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没有明显感受到传统东正教与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不可协调的。所以这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是经过民族主义政府谨慎的推行，因为对于一个较小的政府而言国家的实力和安全要求当地的武器制造厂和通讯网络系统能够快捷的转移到任何有危险的边境地区，所以政府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努力就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巴尔干半岛社会随之同西方的结合似乎取得了前所的安全，因为即使在罗马时代帝国中讲希腊语和讲拉丁语的两部分间的文化鸿沟都很大。
印度教徒
印度的印度教徒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非常不同于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在1857年经历一场短暂的、令人震惊的哗变似乎要威胁英国在印度的政权以后，一个表面仁慈但实质独断专行、并且其成员大多是从英国大学招募的行政部门在印度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所体现的自由准则限制了这些公职人员利用政府权力来强制规划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英国人认为任何形式的贸易和制造业最好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是他们修建了相互连接的铁路网，前所地将整个次大陆联系起来。另外，英国统治者建立了一套教授内容与英国学校和大学中完全相同的教育体系，并在所有上层机构中使用英语。绝大多数印度人都没有进入这类学校。即使如此这些学校和大学还是造就一群为数不多的但极具影响力的被英国化了的印度人，他们大部分在政府中任职，起初是协助而后来逐步从英国官员手中接管职权。
在这一框架中，印度对西方文明的反应是在和平而相对迅速的状态下进行的。经济的革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人，如帕西人、希腊人、英国人以及其他人等。几乎没有印度准备将私人资本投入到新工业和商业等风险投资中，他们愿意将其积累的盈余资金投入到旧式的农村高利贷中或用来购买土地。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由于英国供给线部分的中断，这就要求印度的官员们必须立即找到一种可替代的资源以供应数千个迫切的项目。因此，努力建立新的工业并扩大已有工业已迫在眉睫。在战时条件下私人公司和国家企业间的区别不断淡化或甚至消失了。因此，在1947年印度**时，通过建立战时应急措施逐渐产生了一种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在政治方面，印度对英国势力的反应是强烈而独特的。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早在19世纪罗易，罗姆莫罕（1833年去世）在印度就采用英国的思想和言辞在印度宣传了大量的法律改革。直到1885年，在英式学校和大学中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足以为印度国民议会提供一个健全的委员会和有效的支持，而印度国民议会之组建之日起就以强调以印度自治为最终奋斗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其拥护者和敬仰者称为“圣雄”，即“伟大灵魂”的莫罕达斯卡拉姆纪德甘地(1948年去世)成为议会的领导者。甘地曾经接受过各种英国法律的教育，作为一个政治领导者，他结合了律师的机智和印度宗教传统那种坦然的感染力。尤其是他以非暴力原则组织了大量平民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191923，19301934年），其中有成千上万城镇居民乃至部分农村人都参与到这一运动中。英国统治者不能镇压甘地的运动，除非他们违背自己的理念：即要正当的抵制权利的滥用。
生来就处于高级种姓的吠舍阶层的莫罕达斯甘地也尝试克服被称为“贱民”和其他低种姓群体这种印度人传统的歧视。但是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不及发动印度教徒反抗英国那样成功。他效仿印度圣人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止一次地以发动“面向死亡”的绝食运动生活迫使英国统治者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让步。他将传统而与众不同的印度领导模式与他对很多现代通讯系统对英国对手政治和心理态度影响了如指掌的精通结合起来。这一新一旧、印度和英国手段的结合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并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的**。
另一方面，随着甘地及其追随者动员越来越多的印度教徒团结在印度国民议会周围，这就让印度的穆斯林感到不快。以盛行的甘地原则来建立一个**的印度将使印度的穆斯林成为一个相对弱小的宗教派别。几乎没有穆斯林愿意接受这种事情的发生。但当穆斯林联盟（1905年成立）提出建立巴基斯坦这个**的穆斯林国家的目标时，几乎所有印度穆斯林都加入了这一阵线。结果就导致了在穆斯林和带有印度民族主义的印度教徒中产生了直接的暴力冲突。
建立在这种直接或排他的（尽管甘地运动并不是这样）宗教基础上的印度式社会内部中，显然只要甘地倡导古代印度式的领导模式就会产生与之敌对的穆斯林运动。于是，在1947年实现**时却导致了印度的分裂，尽管实际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不愿看到印度的分裂。
中国对西方优势地位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