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18501945年）(1)
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发生、并且开始改变欧洲的国家，供西方外交官、士兵、商人和传教士所支配的军事、经济和知识力量增长取得了极大增长。{本书首发站}（比奇中文网iqime）当亚洲各主要的文明都证明无法以传统方式抵御西方入侵者时，在18501860年这十年间开始了一个十分危机的时期。
标志着亚洲对西方防御崩溃的公众事件接连发生。首先是1850年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领导者的部分思想是在同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过程中形成。可以确定的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基督教因素往往随着时间而消退，尤其突出的是当西方列强不再支持起义者反对清政府时。但是清政府为了竭力扑灭这次历时十四年、并影响大半个中国的起义，帝国的统治者就必须给予西方的武器装备、以及与这些致命的新式装备有联系的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腾出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作用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视外国人为附庸蛮夷的中国传统成为一个彻底的闹剧。在183941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冒险家蜂拥到了在条约中规定对外国人开放的港口。他们迫切着手通过向中国人销售机器制品而赚取财富，并且断然拒绝扮演儒家传统为外国商人所规定的一种谦卑的角色。在中国人看来最糟糕的是：这些爆发的商人在与中国官方任何的争吵中，在他们的背后都会得到西方的枪炮和外交官的支持。这次打击以极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方式教育了中国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无法说服自己放弃儒家方式来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因此，直到20世纪中国仍然是虚弱而无力的应付西方，最重要的不是其固有的国家实力和力量的局限，而是中国社会领导者和统治者不能放弃其祖先一直运用很好的方式。
中国无力抵制西方压迫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教材。由于日本海岸防御无力阻止装备良好的战舰，从1638年就发挥作用的、严厉的闭关政策再也不能抵制西方海军力量的决心。很多日本人都坚定的承认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蒙羞的事实。然而，大部分日本人的反应仅是对外国人强烈的反感。当1853年美国派遣由海军准将佩里指挥的四艘战舰到达日本，并要求有权使用日本的港口用于通商和作为为航行于旧金山和上海之间的船只加装煤炭的基地时，这种情绪变得极其激烈。德川幕府开始犹豫不决，之后接受了美国的条件（1854年）。这在爱国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对幕府的领导者不满，认为屈服于外国要求的日本政府是不可原谅的、软弱的。很多反抗者寄希望于天皇，当再次反抗外国海军的失利让德川幕府进一步失去人们的信任时，天皇的权力通过明治维新（1868年）得到了实际恢复。但极具讽刺的是，以天皇名义推翻德川幕府的人一旦掌握政权，他们认为驱逐西方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政治机密。甚至在1854年佩里叩关之前就有很多日本人致力于这一事业，之后更是有越来越多的爱国的日本人开始系统地钻研那些使西方国家强大的技术和知识。为了保卫国家，他们显然要认真地改造国家。
没有哪个民族对西方的优势的反应像日本人做的那样尽力和成功。三个庞大的穆斯林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尔帝国尤其不成功。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中，奥斯曼土耳其与英国、法国并肩战胜俄国，讽刺的是，土耳其付出的代价比早期败于俄罗斯时还要沉重。先前苏丹虽然丧失了领土，但仍然掌握着统治权。但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及之后，土耳其政府认识到为了沿着自由主义、当然是西方的道路对传统的奥斯曼制度进行“改革”，就必须遵从西方外交官的建议。苏丹及其政府官员（不涉及帝国的穆斯林平民）有时能够破坏这种令人厌恶的改革，但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对这种变化感到不高兴和抱怨，而这种变化似乎只是对帝国基督教臣民有利、并且经常违背伊斯兰原则。由于帝国生存明显依赖一个个欧洲大国的支持，这样苏丹就无法摆脱令人厌恶的西方干涉。直到1870年代，英国扮演着土耳其主要保护国的角色，之后（1890年代），德国成为苏丹寻求支持的首要保护国。
印度莫卧尔帝国的命运表明缺少外援的强大穆斯林国家将会发生什么。当1857年在印度为英国服役的印度士兵得知土耳其战胜俄国的消息后，在“印度兵”中掀起大量的、反对他们外国雇主的起义。这些士兵（一些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只是简单地威胁将英国人驱赶到大海中，他们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获得印度普通大众的支持。因此，英国能够从本土派遣增援部队并打败起义者。之后，议会决定压制作为英国政权在印度的合法机构东印度公司，并且让伦敦内阁指定的总督进行直接统治。莫卧尔帝国也正式宣告灭亡。穆斯林在印度的统治权不复存在，大多数印度人随即遭遇到英国的统治。
对于穆斯林来说，伊朗的情况同样感到令人不安。英国和俄国的代理人竞相争夺对波斯和阿富汗王室的影响，他们交替地补给军队或派遣远征军来入侵该地区。当地统治者几乎无法摆脱充当一个又一个外国资助者傀儡的角色。
当然，亚洲所有帝国的虚弱并不完全是因为西方优越的军事和经济的压力。西方的存在对于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和清帝国已经极其严峻之时，这些帝国同时又遭受着可以说完全是传统的灾难。日本的幕府也失去了起初德川统治者那种快刀斩乱麻的作风。当时在亚洲的西方人通常数量很少，即使在印度也是如此。在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欧洲人以一队炮舰或一支哥萨克纵队就能轻易地在亚洲大帝国中执行遥远的欧洲政府的意愿，而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的内部衰落而非欧洲自身的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满族人、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大多数被统治者人民的眼中都是外国人。这让当权者感到任何一个呼吁民族和文化的团体都是极其危险的。这些团体的呼吁将会明显的危及到统治他们自己的各种外国统治者。但是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可以动员全体人民抵抗西方侵犯。因此，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帝国政权都无力掀起对西方人有效的大规模抵抗。而在统治者和人民系同一民族的地区、如日本和阿富汗等却对西方的压迫进行了许多有效的反抗，这本身也说明了（正如在阿富汗所发生的）为保卫民族**的物质基础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震动大部分中国和部分印度、奥斯曼帝国的第二个问题，是由人口过剩所引起的。在18601750年间几乎所有文明世界地区的农民人口开始连年持续增长。土地经过一代代人的划分和再划分，迟早会小的不足以供养一个家庭。农民们长期的蒙恩和处于半饥饿的状态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且可以发生的政治暴乱足以让帝国元气大伤。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只有历经造成成千上百万人口死亡的广泛运动那个灾难性的过程之后，那些引起奇异的危险状况才开始消失。当战争、疾病和饥饿造成很多的人口死亡时，幸存者才能够找到足够让他们得以生存的土地。在中国被破坏的各个地区尤为明显，革命的动力被扑灭，帝国政府最后的胜利（1864年）来得极其容易。在位于欧洲的土耳其地区（特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可以发现同样残酷的现实，那里的人口压力引起了叛乱，而叛乱被残酷的镇压，直到这一过程再次出现时整整损失了一代人。
西方人口也迅速增长，但在大部分西方地区中工业革命所创造的新的工作机会、和（或者）向不断扩大的定居地区所迁徙的人口使西方国家保持了一种稳定的人口增长，而这种人口增长为西欧带来的是一种人力资源，而不是衰落。除日本以外，亚洲社会对这一潮流毫无反应。由于传统的手工业贸易、尤其是与纺织业制造有联系的手工业无法与西方的机器制品相竞争，所以亚洲的城市就遭遇了受经济危机。城市和市镇沉重的承载着许多无依无靠的手工业者，再无法吸收来自于人满为患的乡村的移民加入到城市的经济生产活动中。但是在亚洲农村的移民还是向往着城市。数百万先前在家乡没有谋生手段的、遭受贫困的农民移居到市镇和城市中。他们或者死掉，或者通过打短工、提供少量劳务、乞讨或偷窃等竭力维持悲惨的生活。即便是受到长期的雇佣，得到工资也很少。很明显数目巨大的城市贫民阶层整体上往往成为一个极度不满、悲愤和对政治充满危险的群体。
亚洲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虚弱稍微与西方所展现的状况有所联系。这种颠覆传统社会关系的人口增长可能是对被改变分布和特点的一种的疾病反应，而疾病的这种变化是由于长距离的密切的联系所引起的，同样也是在16世纪由欧洲航海探索海洋所引发的结果。此外，重炮首次让中央政权能够轻易地战胜地方反叛者，因为那些反叛者再也无法躲在防御工事后来抵抗射程很远的重炮，此时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帝国政治组织中都出现了重炮的帮助。重炮的传播和早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从1500年以来西方探险家和贸易者所开辟的海上交往。亚洲的不幸或许是清帝国、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达到全盛时期的两、三个世纪后长期遭受着官僚性帝国政权的病症：、不公平的税收、僵化的体制和政府要员的极度平庸、愚昧，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西方对亚洲的压迫达到新的、剧烈的程度时，这些帝国的病症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同时有必要指出，西方的影响的确是近来才发生的，并且相对比较肤浅。从19世纪中期以来，当每一个伟大的亚洲文明都开始意识到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装备再也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时，已经过去了将近四五代人的时间。起初仅有少数的亚洲人直接受到了影响。1930年代以前的印度、1950年代以前的中国等大量农民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日本和穆斯林国家中，传统的农村生活模式开始较早的崩溃，但是整个亚洲的大多数人仅是在随后的两三代中才感受到了西方生活模式的影响。这段时间在千百年的社会历史中极其短暂。所以，认为这种似乎历经很长时间的、恒久不变的（生活）关系或方式是出现于1850年以后的文化冲突中，将是极其愚蠢的。
伊斯兰对西方优势地位的反应
19世纪中期，伊斯兰文明继承人面临的困境极其明确，那就是如何没有伊斯兰（信仰）的情况下塑造穆斯林（国家）。也就是说在面对西方时，伊斯兰的政治领袖和文化精英要以何种方式保持伊斯兰文化的特性，而同时又摆脱让人无法容忍的、僵化的伊斯兰神法，这种神法在很长世纪里确立、并支配了伊斯兰文明的统一。
迄今为止（1978年），唯一获得很多支持的反应就是借用西方语言中的“民族”概念作为建立现代化、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基础。但是，将穆斯林分割为许多较小的国家却产生了不好等的效果，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可能强大的足以重新恢复伊斯兰在世界中的骄人地位。同伊斯兰“普世主义”不可调和的民族主义有着更多的缺点。由于伊斯兰教的导师和传教士们必然会强烈的反对不再遵循由穆罕默德所昭示的上帝意愿的政权，所以统治伊斯兰社会的任何现代的、具有世俗观念的政府都无法获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因此，民族主义仍然不适合于政府，就像伊斯兰神法一样令人感到别扭，民族主义与现代政府、人们思维习惯的不相容性存在于伊斯兰所陷入到的极度困境的根源中，而这种困境是在想成功地处理西方人对其传统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中形成的。
在守旧毫无希望之时，穆斯林帝国明显衰弱了，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无力而迟钝。终究穆斯林还是坚定地相信安拉支配世界，如果安拉乐意颠覆穆斯林帝国，并且迫使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屈从于异教徒的统治，那么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除了耐心等待上帝神意的显现而别无他法。唯一合乎逻辑的是主张任何变化（如果必须要有变化）都应该更严格的遵守《古兰经》的戒律，也就是返回到清教徒式的、严苛的早期伊斯兰教当中。这一主
张是由瓦哈比改革者提出的，从18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以阿拉伯半岛成为基础。这种基于伊斯兰教基本的承诺和设想的主张在现实中是难以抗拒的。瓦哈比的任何改革都是超越个体、个人的层面；除了荒芜的阿拉伯半岛以外的所有地区，这些改革的执行都是由于政治的问题，但是这种思想路线影响了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很多敏感而认真的穆斯林教徒。
当然，有一些信徒是持对立的观点。在1839年以后，意味着效仿西方军事、法律、政治模式的改革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政策，并且从1850年代以后，在日常事务方面开始显现出实际的差别。很多土耳其人的确认可这种应对西方压迫的方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将所选择的政策路线同伊斯兰原则相调和。只有真正不再信仰穆罕默德预言的人才能够有意识的倡导效仿一些外国的、非穆斯林的方式。结果造成了奥斯曼社会的改革者缺乏支持，他们经常成为（或常被认为是）西方外交官的木偶或玩物。
在1879年至1908年间，苏丹阿卜杜拉哈密德改变了策略。他反对改革，反而回到了早期奥斯曼苏丹的独裁统治中。他努力的激发穆斯林教徒支持奥斯曼国家的情感，但是这种的尝试奏效，这是由于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十分不喜欢将阿卜杜拉哈密德的主张当成是哈里发的指示（即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另外，他使军队现代化的努力让他惹祸上身。那些学习西方技术（炮兵学习数学、军医学习医学等）的年轻官员希望分享权利。在1908年，就是这个团体青年土耳其组织策划了政变推翻了阿卜杜拉哈密德。不久之后，在巴尔干半岛战争（19121913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奥斯曼帝国几乎失去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领土。奥斯曼社会的改革者缺乏支持，他们经常成为（或常被认为是）西方外交官的木偶或玩物。
在1879年至1908年间，苏丹阿卜杜拉哈密德改变了策略。他反对改革，反而回到了早期奥斯曼苏丹的独裁统治中。他努力的激发穆斯林教徒支持奥斯曼国家的情感，但是这种的尝试奏效，这是由于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十分不喜欢将阿卜杜拉哈密德的主张当成是哈里发的指示（即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另外，他使军队现代化的努力让他惹祸上身。那些学习西方技术（炮兵学习数学、军医学习医学等）的年轻官员希望分享权利。在1908年，就是这个团体青年土耳其组织策划了政变推翻了阿卜杜拉哈密德。不久之后，在巴尔干半岛战争（19121913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奥斯曼帝国几乎失去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