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亚洲对欧洲旧制度的反应17001850年(2)
此外，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英国官方政策力图减弱对现存社会制度和关系的震动。因此，例如，直到1839年，行政管理的语言才发生变化，以致任何想获得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学习他的穆斯林旧主人的波斯语，而不是英语。
但是19世纪初之后，英国和印度教都开始主动扩大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的范围。传教学院不顾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政策而创办了，它们把一种重要的新因素引入了印度。大量精力充沛的传教士私下来到印度，开始把英文书籍翻译成印度各地的方言。这为现代印度语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刺激，也为印度读者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打开了一扇窗户。
只有少数印度人变成了基督徒，因为印度教提供了与反对穆斯林教义同样多的反对基督教的证据。但是传教士在印度的活动，导致印度人与欧洲文明的广泛接触，这一定刺激少数印度人试图理解英国统治者所在的外部陌生世界。罗姆莫罕罗易（RamMohanRoy，卒于1833年）开了这种努力的先河，通过对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的研究，他认为世界宗教从根本上都传递了同样的信息种族一神论。他和其他人以及西方世界少数虔诚门徒很快意识到，印度教哲学家早于其他人之前很久就已经发现了这些普遍真理。因此，自豪而虔诚的印度教徒能够觉得，即使全盘借鉴欧洲技术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印度人拥有珍贵的精神洞察力作为回报。西方学者的确需要学习《奥义书》和“吠陀经”，特别是在18世纪早期，他们表现了承担这项任务的极大热情。
但是，热情地研究早期印度文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弹力。现有印度教的实践与吠陀的关系很少，甚至没有关系。这为印度教改革家打开了大门，他们通过精心挑选印度教各种宗教典籍，为许多基督教传教士和少数官员开始倡导的各种自由而人道主义的改革发现了大量的权威依据。考验性的事件就是“苏特”（suttee）习俗，即在丈夫葬礼上，用焚烧她死去丈夫的火柴堆烧死寡妇的习俗。吠陀经典中没有允许这种做法的权威依据。罗姆莫罕罗易发表了一系列谴责“苏特”习俗的小册子，并敦促英国殖民当局禁止它。1829年，他们禁止了它。6年之后，他们还决定为印度人引进学校教育制度，这种学校使用英语教学，并开设欧洲式的课程。罗姆莫罕罗易曾经认为这也是必要的，因而加以提倡，如果印度青少年希望获得科学真理的知识。
一旦对传统习俗和制度的这种干预开始了，就难以停下脚步。英国当局不久就发现每种改革都会引起对其他改革的需要。因此，行政活动跟不上传统社会结构越来越坚决和激进的转型步伐。大批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属于主张更快行动的人群。当然，绝大多数印度教徒仍然是被动的，只模糊地意识到正在进行改革的同胞们关注的事情及其抱负。然而，与印度穆斯林社区的对立是本质的，因为印度教的领导机构默许，当它不能满足需求时，而高级和低级穆斯林在探索周围发生的各种事物过程中是合为一体的。印度这两大宗教社区之间的这种差异保持到今天，正如所期望的，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印度再次成为印度教的国度。
基督教的巴尔干半岛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侧翼巴尔干半岛，基督教人口也发现比较容易看清他们的奥斯曼主子正在走向衰落。诚然，君士坦丁堡有基督教徒团体，他们因为是巴尔干人和作为土耳其人顾问而获得大量利益，因为他们的财富依赖帝国，所以不急于看到帝国分裂。但是地理位置的复杂性特别是商人和专业人员也落入了以“启蒙运动”的名义传播、并期望发生变化的西方文化的世俗化窠臼。围绕“尼西亚信条”字面意义的旧神学争论似乎与伏尔泰和卢梭的读者没有关联。此外，公民自由权利和自然权利的宣扬也没有地理或文化的限制。因此，巴尔干半岛的东征教徒严肃地对待这些思想，他们并非不自然地试图建立自由的、现代的民族国家，以取代正在走向衰落的奥斯曼政权。
这种精神加上巴尔干自古猖獗的盗匪行为，为塞尔维亚（18031815年）和希腊（18211830年）革命赋予了自己的特色，并使他们迈上了更完全地融入欧洲社会的第一步。但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民族拥有相互冲突的领土野心，这带来了问题。但是直到1850年后，这个问题还被隐藏在各地自由人对兄弟关系的充满信心的期望之中，这种期望影响了革命的派系划分。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
在远东，没有英国征服印度或俄国蚕食奥斯曼帝国那样的急剧事件打断儒家世界的平静。整个18世纪，中国仍然是强大的，日本保持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大约1775年后，这两个国家都开始发生变化最初觉察不到这是和平和繁荣依赖的基础。因此，到19世纪中期，当欧洲列强开始以工业和民主革命支撑下的力量蜂拥而至远东的大本营时，中国和日本的抵抗能力已经急剧地削弱了。
直到18世纪末，中国政府仍然是非常成功地、传统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无需太多描述。欧洲人在一个缺乏天启宗教和世袭贵族的社会里发现了太多值得崇敬的东西。许多远西的“启蒙运动”宣传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倡这些事物，而且容易说服自己相信，善良的中国人已经为他们梦想的社会建立了一种运行模式。但是中国人并不领这种赞扬的情。18世纪，他们似乎确实对欧洲知识和技术的兴趣不如这些事物传入之初那么大。其部分原因是总体上不信任欧洲人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内部发生了激烈的“礼仪之争”，削弱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知识人士之间联系的亲密性和规模。
对基督教传教士来说，礼仪之争是利害攸关的。最早渗透中国的耶稣会士采用适应当地习惯和礼仪策略，只要这些仪式与基督教教义不发生根本冲突即可。例如在中国，他们认为祖先崇拜和孔夫子崇拜是民间仪式，而不是宗教崇拜，无需禁止基督教皈依者参加。政治性不太强的传教士，如弗兰西斯修士被耶稣会的这种政策感到震惊，并向教皇抱怨。另一个问题是，中文词语“天堂”是否等同于“上帝”，它与异教的联系是否过于紧密而使这种翻译不正确。
显然，教皇也无法决定如何把“上帝”这个词语翻译成中文，很长时期内，教廷都力图找到妥协手段。但是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最终（1715年）教廷决定反对耶稣会士的做法。但是被呈报了这个问题的中国皇帝已经决定采用耶稣会的做法。“天子”自然而，然地觉得教皇的决定在自己的领土上侮辱了他的权威。因此，他下令禁止任何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除非他们承认耶稣会的地位。1715年后，顺从的天主教徒再也不能这么做了。因此，传教士要么被禁止传教，要么变成非法的。虽然有些传教士非法进入宫廷，但是用这种方式成功地规避帝国权威的传教士只能吸引穷人和卑微的下层阶级。因此，基督教不再以宫廷和上层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作为传播对象，而变成了小型的、似乎不重要的秘密团体，带点甚至公开反叛色彩。一批耶稣会士仍然滞留在宫廷，充当天文学家，当“耶稣会”1773年被教皇下令解散时，这种专业功能被转移给了天主教的遣使会。但是“礼仪之争”使中国人戏剧性地把基督教传教士当作外国列强的代表。大清帝国忠诚而顺从的官员们以与皇室天文学家保持一定距离作为应对之策。
打开中国对欧洲贸易的大门
直到18世纪最后25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都运行良好，以致中国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关注外部事物。但是大约1775年后，王朝衰落的传统迹象开始显现并增加。最根本问题的是在中国许多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农民的耕地已经被划分为小块，一个家庭不能利用这小块耕地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便度过饥荒岁月。欠债导致土地所有权丧失。放高利贷者逐渐把土地财富集中于自己手中，而欠债的农民积聚了很多怨恨，这些怨恨以暴力起义的形式零星地爆发出来。第一次严重叛乱始于1774年。此后几十年里，起义变得越来越普遍了，最后积累成1850年爆发的灾难性的太平天国起义。
这些内乱伴随着边疆危机。19世纪早期，中国的西北边疆仍然不稳定。18世纪草原民族的军事实力被中国和俄队所彻底削弱。但是这种异常的安全被南部沿海新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所打破，长期以来南部沿海集中了与来自欧洲“南海蛮夷”的贸易。这种贸易长期由广东商人协会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欧洲竞争对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但是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合法垄断权利，希望把欧洲各个港口的正常贸易形式引入广东。但中国人反对这么做，因为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加紧官方对贸易的管理。的确，在中国看来，19世纪早期广东贸易的发展是令人痛心的。大量中国人开始吸食鸦片，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都很乐意提供这种主要产于印度的毒品。当中国官员禁止鸦片进口时，欧洲商人就进行走私和行贿，以便贸易再次以法外开恩的形式进行，这是欧洲人在中国沿海第一阶段的活动形式。
1839年，中国派遣一名钦差大臣到广东，奉旨取缔非法贸易，禁止进口鸦片围绕如何惩处在岸上谋杀中国人的英国水手事件，中英两国政府爆发战争之前，钦察大臣的努力是相当有效的。让中国人感到惊奇和沮丧的是，英国的炮艇能够突破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结束这场战争的《南京条约》（1842年）几乎给予了英国提出的所有条件。除了广东外，还有4个港口对英国开放贸易，香港被割让给英国，英国领事被允许进入条约中开放的港口。其他西方国家很快就提出并得到了同样的特权，通过为居住在中国土地上的本国人要求“治外法权”（即免于中国法律刑罚），确获得了超过最初英国得到的优惠条件。中国人被这些事件所极大地侮辱了，但是又发现自己无能为力驱逐外国人。
中国从18世纪帝国强盛走向衰落是突然的，但是非常符合古代的先例。其他王朝也以惊人相同的方式走向衰落。所以，直到1850年后，中国生活的传统结构从根本上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无论外来灾难是多么痛苦，但也是传统的，因此，似乎不需要超过传统的医治方法。
日本社会的动荡
日本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整个18世纪，当中国正在中亚地区赢得帝国的时候，日本仍然处于和平状态。日本人口几乎没变化，没有出现中国那样异常的农民耕地的过度细分的压力。此外，1854年前，日本避免了外来侮辱。
但是，17001850年间，日本社会经历了煎熬。武士阶层失去了传统的军事职业。懒惰诱生了奢侈；奢侈加剧了各个军事阶层的沉重债务负担。这造成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分配之间的持续差异。日本文化反映了同样尖锐的二元性，缺乏美感的武士仪式与淫荡的城市艺伎的“漂浮世界”和散发铜臭味的暴发户并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武士家族有时收养商人的儿子，因此，而获得新的财源，少数普通武士也能跻身贵族行列。由于艺术家尝试了来自中国、西方和日本本土的传统，所以艺术风格的融合反映了以前曾经被分离的各种风格的同样混合。
对更为重要的是，一批日本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学习西方和中国文化。德川幕府曾经把新儒学定为官方哲学，禁止对其他哲学的研究。但是少数在某种程度上被德川幕府疏远的人不能被禁止追求外国学术，这些外国学术是通过荷兰商船携带的书籍这个媒介传入的，这些商船是被官方允许每年来到长崎港的。
还有一些日本人以新儒学和爱国主义为依据反对德川幕府政权。因为如果服从上级是如新儒学所教导的超常品德，那么幕府将军与天皇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书面文献能够使幕府将军的地位看起来不像一个篡位者，有些日本学者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敢于说出这种话来。其他人则抛弃了新儒学，而喜好古代的神道教，虔诚地试图把仍然有些模糊的神话和仪式精心编纂为更系统更有影响的教义。
知识界的情绪和反对潮流的真正重要事实是，他们倾向于融合起来，互相支持。因为西方学术不仅自身能够被评价，而且它强调了新儒学思想无可置疑的缺陷。所以，反对幕府将军、尊重天皇、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对西方学术的热情等，共同形成了一种知识基础。特别是在日本列岛的偏远地区，所谓“外部领主”对其祖先作为德川家族的敌人而不是臣属的事实记忆犹新，这种观念得到了强大势力的保护。因此，当1854年幕府将军被迫决定放弃锁国政策时，日本存在少数但活跃的一群人，他们对国家正在考虑的政策显然已经有了替代之策。
换句话说，日本的开放就像离线之箭，势在必行。它本身的确没有使这个国家发生急剧的变化，但它允许反对集团掌握权力，在恢复天皇和祖先合法权力的名义下，这些反对派开始全盘接受西方的技术。没有任何其他亚洲民族像日本那样准备利用与欧洲文明接触提供的机遇，因为此前没有其他民族知道文化的二元性，也不存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盛行于日本的两种思想的激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