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欧洲的旧制度（16481789年）(3)
社会思想的其他两个层面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首先，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理论不得不被人类发展出来，人们再也不能把上帝干预人类日常事务的说法视为理所当然了。一个声称依靠神圣权利统治的国王至多是一个篡位者，除非上帝从众多候选人中真正挑选他担任这个职位。接受牛顿世界观的人一定难以相信这种比较陈旧的理论，特别是由于许多国王似乎完全不称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在社会契约思想中发现了，它以沉默或更积极主动和明确的方式认为，生活在特定国家的人们都被假定一致同意政府的形式和权力。显然，通过给这种契约规定不同的期限，那么非常不同的实际结论就可以发展出来。例如，托马斯霍布斯认为，由于人类天性下流和残忍，所以只有通过把无限权力委托给一位绝对君主才能建立市民社会。相反，约翰洛克（卒于1704年）认为，公众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所以如果统治者跨越特定权力界限，那么人民就有权利反抗他篡夺的权力。洛克用这种方法为1688年“光荣革命”辩护，这场革命把一个完全合法的君主从英国王位上驱赶到许多坚持传统“神圣”天意观念的英国人认为是丑闻的境地，并且害怕刚刚结束的内战重新爆发。英吉利海峡对面，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在一个世纪后由让雅克卢梭（卒于1778年）提出。他认为，当君主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社会契约证明了反抗的合法性，因为人民的“共同意志”蕴含了不可转让和剥夺的权利。
无数语言学家、钱币学家和其他学者辛勤劳动的副产品是人类对自身看法的其他重大变化。他们把欧洲丰富的文学和历史手稿给予分类整理，知道如何把一个纪年体系转换为另一个，把各个地区、战役和其他历史事件编辑成可靠的顺序，赋予历史知识空前的深刻和准确。在这个学术圈子里，最伟大的人物是让马比荣（ReanMabillon），他掌握了辨别中世纪早期不同阶段、不同修道院和王室秘书处的书法不同风格差异的复杂知识，以致一旦看见有时只要瞄一眼他就可能知道手稿的出处和大致年代。当然，同样的经验也使得许多赝品能够被识别，这些赝品在不同时代为了各种目的而混杂在历史记录中，为欧洲学术提供了工具和概念，这些工具和概念后来被用于对其他文明的研究之中。正是在18世纪末，这种冒险的第一个激动人心的结果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当威廉琼斯（卒于1794年）发现印度的神圣文字梵文与欧洲的语言有密切关系时，由于梵文是如此古老，所以它为渴望洞悉他们最原始祖先特性的欧洲世界提供了新方法。
这些学术性的劳动使人们能够撰写比以前更精确而全面的史学着著作，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年出版）是其中最著名的史作，其他历史学家，如伏尔泰（卒于1778年）在当时几乎与吉本一样受欢迎。通过在自己的时代与基督教创立之间插入漫长而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加上各种有趣的历史事件、道德的功能以及神学标准，历史学家使宗教争论的烈火逐渐熄灭。因为在更全面的历史观影响下，教会和国家适当地回归使徒时代的条件这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期望似乎不再可能了，或者也许从某些罗马皇帝的行为来看，是可以渴望的！
虽然政治理论和历史学繁荣，但是纯粹的哲学终于穿越经验主义批评的针眼，强劲而茁壮地形成了，如果说它还有点深奥和脱离日常生活的话。笛卡儿以及17世纪追随他的哲学家的演绎推理方法接受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审视。首先是约翰洛克（卒于1704年）、接着是大卫休谟（卒于1776年）提出了感觉经验如何与人类思想有关的尴尬问题，并且得出结论：关于任何事物的一定知识都是不可能的。伊曼纽尔康德（卒于1804年）接受了休谟的结论，但是改变了他的批判逻辑的方向，认为仔细分析人类大脑结构和容量将使我们掌握准确而必要的有关感觉经验性质的知识，因为不可知事物本身只能通过人类感觉和思维模式才能被感知。康德用这种方式为19世纪德国哲学家打开了剖析“精神”的大门，在确立康德此前已经指出的可知的真实性方面，这些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发挥了创造性作用。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
与17世纪下半期开始进入新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步相比，除了音乐外，美术仍然是保守的。不同的风格出现了，但很快又消失了，各国的流派开始占据突出地位，或者相对衰落，朝着为丰富多样文化传统添砖加瓦的趋势表现自己。但是没有任何事物象牛顿的世界观那样完全新颖地从充满活力而传统的活动中出现。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法国文化的声望达到巅峰。人们崇敬路易十四政府权力和威严，还夹杂着对法国文学、行为举止、风尚的更多仰慕。古典主义坚信艺术优雅的原则能够被洞悉和遵循，因而在造型艺术和文学艺术中盛行。在伟大的艺术家手里，这种规则不是障碍。例如，伦敦的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伍伦（ChristopherWren，卒于1723年）、法国的三大古典戏剧家皮埃尔高乃依（卒于1684年）、莫里哀（卒于1673年）和让拉辛（卒于1699年）都力图遵循正确的规则，在不太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那里，这些规则就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18世纪，欧洲音乐进入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新的或新式乐器和对音乐定调进行的物理数学分析，赋予音乐家更多的新演奏技术。由于新技术太多，以至于新的难以分类，和声和作曲的“古典”原则不能像在文学领域那样成为阻碍因素，相反，通过集中注意力于可掌握的变数，古典规则反而刺激了创造性。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卒于1750年）和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卒于1791年）为后世欧洲音乐树立了标准，这些标准是根本的，虽然不是持久的，正如15世纪线条和空间透视法的发明为欧洲所创立的标准一样。
在文学方面，18世纪中期以后，古典理想逐渐消失，特别是在德国和英国。对各国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对绰号为“人类心理”的感情悸动的诱导性研究等，都使许多德国人和一些英国人相信，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只能通过自由发挥灵感才能取得。这种浪漫主义观点与大众的民族语言的新价值结合在一起。例如，约翰戈特弗莱德赫德尔（卒于1803年）满怀激情地争辩说，德国人只有使用德语而不是法语，才能取得民族文学的伟大成就。对文学的民族精神的同样兴趣鼓舞托马斯佩西（ThomasPercy，卒于1811年，）在他的著作《英诗辑古》（1765年出版）中收集了英国和苏格兰的民歌。
但是过分强调传统欧洲文化史上传统古典时代之后紧接着浪漫时代的做法是错误的。不同的风格和艺术创造性一直盛行。例如，在英国文学史中，约翰弥尔顿（卒于1674年）写作了伟大的基督教史诗《失乐园》时，威廉威彻利（WilliamWycherley，卒于1715年）正在创作黄色的“复辟”喜剧；到本章所述时期之末，罗伯特伯恩斯（卒于1796年）巧妙的朴实风格与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散文（卒于1784年）的词汇冗长的圆周句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样，路德的《圣经》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从流行，而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提供共同的知识和感情的古代罗马和希腊的古典文学则永远照耀着欧洲各国的文学，作家和艺术家正是依靠这种知识和感情才能创作，并知道任何随意提及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作品都会被轻易而快捷地理解。
欧洲支配地位的根源
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以及捕捉任何进入人类视野的新事物的渴望等，成为旧制度时期欧洲文化生活的标志。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冒险精神。因此，欧洲首次开始明显地领先于旧大陆其他比较保守的文明不仅在技术和军事方面，而且在科学、哲学、史学和学识等方面。只要无羞耻而自由自在地把理性应用于紧急事务不是决定性的正如在整个美术领域那么欧洲就不能被说成已经享有任何明确无误的优势。的确，中国和穆斯林艺术的精细和连贯风格仍然比欧洲人以其多种风格曾经力图产生的任何影响都要大。
但是西方成为世界支配力量的过程显然已经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必须追溯欧洲近期建立优势地位、最终战胜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的文化自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