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欧洲的旧制度（16481789年）(2)
时大时小的变化最终遍及欧洲所有传统手工业部门。{本书首发站}（比奇中文网iqime）此外，通过系统而仔细地模仿其他国家的产品，新的手艺被创立了。丰富欧洲技术的最突出例子是手工业者、科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共同仿烧中国瓷器的事实。中国人小心翼翼地保护商业秘密，历经长期试验和失败后，欧洲人才学会如何烧制几乎可以乱真的中国瓷器。
与这些技术进步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组织机构形式的同步发展，这种发展使欧洲人能够为需要长期运行和大量人员合作的任务调集越来越多的资源，欧洲海外贸易特许状公司的重要性已在前文提及（第316页）。此外，诸如中央银行和国债等重要财政手段在旧制度时期也被引进，由此开始把经济关系从金银供应限制所带来的严酷现实中摆脱出来，并把最初不理解但非常剧烈的周期性波动引入价格体系。的确，第一次失控的信用泡沫（“南海泡沫”，17181720年）严重损害了联合股份公司的信誉，以致它们在欧洲主要国家都被认为是非法的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
通过学会利用精确的机械测量法补充手工业者的手工技巧，欧洲人还发掘了另一种工业协作过程的强大潜力。如果要让成型的武器射击准确，那么给大炮和步枪枪管钻孔就需要非常精确。同样，瓦特的蒸汽机需要活塞与圆柱壁之间紧密地安装，使齿轮、螺纹、轴承和其他零件协调运行。钟表、望远镜、显微镜只能由专家制造，他们能够把零件切割成特殊的尺寸，以便彼此分离的零件能够组装成一台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仪器。这不仅要求手眼灵活，而且取决于每个任务越来越高的机械精确度、产品制造过程中每个阶段的精确检测。
1789年，欧洲经济组织仍然是粗糙的，它们的重大应用到后来才被发现。但是，起步已经迈出，观念已经被了解，它的实用性已经被证明。生产过程急剧理性化的可能性也预示了欧洲的巨大优势和更加富有。
数学和科学
17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知识能量已经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宗教争论非常突然地转向关注其他问题。
数学在宗教改革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约翰开普勒（卒于1630年）、伽利略（卒于1642年）等人都在世。新的数学符号有助于扩大和简化计算，并引进新的数学概念。特别是自从阿拉伯人以来，几何学和代数学是被分别研究的，但是现在开始融合起来，由此创立了解析几何学。反过来，解析几何学又导致微积分学的诞生，它扩大了数学推理的范围，增强了数学推理的说服力，在物理学研究中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数学成为时髦的东西，许多人确信，如果把数学推理方法适当严格而仔细地应用于人类的所有问题，将可以得出真实而且被普遍承认的结论。勒内笛卡儿（卒于1650年）是第一个勇于这么做的有影响的人。他用几何学家的方法，从公理和不言自明的第一原理出发，所作的推理是如此有说服力，以致法国和其他国家迅速涌现了大批忠实信徒。他们积极地宣传和捍卫笛卡儿的观点。其他人被这种数学确定性的观点所激怒，但奇怪的是，他们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论。荷兰的巴鲁赫斯宾诺莎（卒于1677年）和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卒于1679年）是这些哲学家中最著名的两位。在此后一代时间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卒于1716年）以同样的雄心而著名。
这些哲学家缺乏任何满意的方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因为没有经验可以证明，以便不同意见的专家能够根据经验选择竞争对手。随着1687年伊萨卡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伟大而且一流的物理和天体运动分析得到发展，事情发生了逆转。像他的前辈一样，牛顿力图把被观察到的多样性归纳为数学原则。为了解释天空和地球上的运动物体的行为，他假设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地球引力。他认为地球引力按照一种荒谬而可喜的简单数学公式在空间发挥作用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牛顿同时代的一些人对这种根据距离发挥作用的力量的神秘含义感到震惊。通过谈及空间的下层（他在另一个段落里又称天空为“上帝的心灵”），牛顿企图澄清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努力对缓解这种焦虑感没有太大帮助。但几乎使每个人都认识到的事实是，牛顿的理论能够被经验所证实。牛顿的运动定律最初是通过他力图以数学表达月球运动而产生的。但是无数运动的物体都能被用于证明他的公式的准确。以这种观察和测量为基础，这个公式似乎很快便表明自己的确发挥了作用。事实上，实际情况符合牛顿的运动定律。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预言和自然规律的作用通常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当这些发现是新颖的时候，人们需要一种想象的行为去理解，它们是何等的特殊和激动人心。那些从小被教导说宇宙是由一个非常活跃的、个人的、随时随地可以创造逆转奇迹或饶恕过去罪愆的上帝支配的人发现，牛顿的宇宙观既是自由的，也是可怕的。上帝显得像个数学家，并决定相应地创造宇宙。在这种宇宙中，上帝的尊严似乎贬低为创造一个奇迹，因为这将地方性的、暂时的废除他自己的天命，承认自然规律不足以取得各种福祉和达到必要的目标。与路德或罗耀拉的世界观截然相反，路德或罗耀拉的世界观取决于上帝与单个个人之间密切而完全无法预测的关系，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大多数人仍然是基督徒，即使当他们被劝说接受一种新的牛顿宇宙观之后。牛顿本人也撰写了《圣经》注释，他希望从“神圣的文书”中发现隐藏的含义；他长寿的一生（16421727年）是新兴宗教运动特别多样化的证明，这些宗教运动强调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例如，在新教内部，当牛顿还在世的时候，英国的贵格会和卫斯理派、德国的虔信派就开始形成。在罗马天主教徒中，詹森派和寂静主义在牛顿时代取得了最大的影响。罗马教廷的正式谴责导致这两个虔诚教派最终消失，但是三场新教运动持续蓬勃发展到今天，尽管都发生了变化。
其他科学则不太遵循明确的数学公式。随着传教士和其他有学识的人记录他们的见闻，关于各种动植物生活的信息大多被收集了，有关遥远的或文明开化或野蛮的人类社会的新知识涌入欧洲。但是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数学公式不能从新信息的迷雾中产生出来。诚然，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Linnaeus，卒于1778年)偶然发现了一套植物分类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然是标准，因为法国的“重农学派”、苏格兰的亚当斯密（卒于1790年）的确相当成功地推断了如果政府不干预个人的本能行为所能发生的事情。由于坚信人类行为受理性的自私自利所支配，所以他们断定这种政策将促进财富和自由的增长。与牛顿的运动规律不同，这种自由放任理论从实践检验过，因为政府和人类一直拒绝理性地行动。
政治理论、历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