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伊斯兰教王国及其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共同体（15001700年）(2)
这种要求随着完全确信的狂热而提出，通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军事胜利而维持，它把一种深刻的动荡因素引进了伊斯兰教王国。因为如果萨法维的要求是正当的，那么所有其他穆斯林统治者当然就都是篡位者。在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一些什叶派的重要集团准备同情地服从这种思想。的确，沙阿伊斯梅尔的支持者造成了1514年安纳托利亚地区大规模叛乱，以狂热的宗教情绪蔑视奥斯曼帝国的权威。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是迅速而有效的：苏丹“冷酷者”塞利姆（Selim，15121520年在位）平定了安纳托利亚的叛乱，残忍地俘虏了没受影响地区的剩余人口。这防止了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什叶派集团公开叛乱。接着他极力反对伊斯玛仪，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没有铲除动荡的根源，因为苏丹禁卫军拒绝继续反对异端的沙阿。在此后的一系列战役中，塞利姆兼并了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因与伊斯玛仪、以及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建立了联盟，从而控制了宗教战略中心麦加和麦地那。他的继位者“立法者”苏莱曼（15201566年在位）在国内树立逊尼派为正统，集中力量打击什叶派异端。他创建了由国家支持的逊尼派宗教学院，在帝国所有重要城市举办由国家控制的宗教仪式。这种政策在早期可能会引发最强烈的抵抗；但是逊尼派学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苏莱曼的规定，这部分地是因为国家俸禄的引诱，部分地是他们惧怕沙阿伊斯梅尔的宗教狂热和动荡、以及沙阿伊斯梅尔的宗教革命危及整个伊斯兰教。
大约从1514年起，沙阿伊斯梅尔发现，宗教革命的烈火需要加以控制。他召集伊斯兰教世界各地什叶派“十二宗派”的律法学者，在他们的帮助下，着手去除各种错误信仰，净化教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迫害逊尼派和什叶派内部不同意见的宗派，没收他们的财产。与此同时，作为最初伊斯兰教活跃力量的大众宣传活动被引向几乎接近正统的渠道。与当时新教牧师“教义简答”给其追随者思想打下的烙印一样，“十二宗派”原则在几乎整个伊斯兰教臣民中也非常熟悉地流传开来。
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决斗，充分表现在萨法维与奥斯曼皇帝的冲突之中，而且使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民族经常面临尴尬的两难选择。各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长期的、传统的、和地方性的分裂随时可能爆发为激烈斗争。宗教原则逐渐变成政治忠诚的试金石。印度莫卧尔帝国的处境特别尴尬。在他们命运的最低潮时，莫卧尔王朝的创立者巴布尔（卒于1530年）及其儿子胡马雍（15301556年在位）公开承认什叶派教义，以期从沙阿那里取得急需的支持。后来当他们在印度的地位似乎更强大时，他们又谴责伊斯兰教什叶派，宣布脱离它，以利于逊尼派的教义。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统治时期，莫卧尔帝国势力第一次得到巩固，他更喜欢声称自己**于宗教权威之外。他体验过印度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虔诚形式，直到令人烦恼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丑闻出现。
在阿巴斯大帝（ShahAbbas，15871629年在位）统治下，萨菲国家实力达到顶峰，但是到那时，宗教定罪已经减弱了至少在宫廷圈子里。奥斯曼帝国担心也出现同样的松弛现象，1638年，苏丹政府与以前的敌人达成了长期停站协议。1656年后，新任大维齐尔穆罕默德库普日里（MohammedKuprili）为首的改革派政府取得了君士坦丁堡的权力，实际上允许什叶派秘密成员再次自由地在奥斯曼社会活动，宗教紧张气氛的确大大缓和了。一个有趣的后果是在两百多年里，在克里特、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南部地区，基督教首次再度大规模转化为伊斯兰教，那些地区的异端伊斯兰教苦修僧团体变得特别活跃。
知识倒退和艺术进步
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什叶派分裂的文化反弹如它的政治军事后果一样深远。波斯诗歌源泉枯竭了，因为这种诗歌所依赖的介于神圣与人类之爱之间的微妙模糊是把伊斯梅尔追随者革除教籍。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说，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学者不能履行他们的社会职责。逊尼派伊斯兰教学者们没能主动回击什叶派的挑战即声称宗教教义的真实性。相反，他们诉诸武力，到处镇压竞争者和批评者。因此，当后来欧洲思想和知识明确质疑传统的穆斯林知识时，奥斯曼帝国的学术阶层无法及时地研究新学术。通过躲在奥斯曼国家警察力量的背后，他们逃避了一次挑战，“神圣律法”的专家们也拒绝严肃地对待第二次挑战，也许因为害怕在力图应付基督教世界新知识的同时，遭到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内部的宗教攻击。他们觉得更好的方法是重申《古兰经》，回忆《神圣律法》的注释，因而确保真主安拉的恩典。只要穆斯林的军事力量仍然强大到足以平等地应付所有外来者，那么这种顽固的保守主义和反知识思想就必然是一种可维持的姿态。只有到1700年后，当各地的穆斯林国家力量不能抵抗新兴的竞争者时，它的最终代价才变得清楚了。
主要由官方政策引导的知识无用思想并不意味着艺术的衰落。相反，穆斯林世界的大帝国兴起确保了对建筑和各种艺术创作充足而相对稳定的资助。例如，伊斯法罕就是由ShahAbbas大帝下令修建的一座花园城市。它是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宏伟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杰作之一。以相对较小但仍然非常宏伟的规模，印度的泰姬陵于16321653年被修建得符合莫卧尔皇帝的品味。波斯艺术也继续繁荣到17世纪。在印度，当画家把波斯的技巧用于表现印度教的宗教主题时，新的发展就出现了。这种绘画吸引了“拉其普特”地主阶层，他们的波斯化文化和对莫卧尔帝国所服的军役的确没有使他们抛弃祖先的印度教信仰。
的确，除了用当代西欧文化发展速度的标准外，无论以什么作标准，15001700年伊斯兰教都是处于繁荣时期。因此，没有衰落，也没有停滞，充满活力的发展是描述这个时期伊斯兰教社会的最恰当词语。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得益于事后聪明也正是在这些成功地岁月里，伊斯兰教没有抓住甚至注意欧洲人正开始把经济和知识的双重压力给他们带来的重大挑战。
穆斯林统治下的其他宗教
在从穆斯林转向远东文化地区之前，我们必须先简要地论述那些发现自己被穆斯林统治或处于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教世界边缘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历史。此外，作为奥斯曼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巴尔干的东正教教徒的命运也值得关注。
15001700年，印度教在印度复兴。穆斯林征服剥夺了国家对印度教的支持，虽然新统治者宽容大多数宗教仪式。这实际上迫使印度教走向街头，一群圣徒和诗人在街头，用各种新形式的崇拜对象取代印度古代无形的宗教信仰。
圣徒和印度教复兴者柴坦雅（Chaitanya，卒于1527年）被其忠实追随者视为克利须那神（Chrishna）的化身。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狂热信徒，他们反对种姓区分和其他宗教外表形式，以利于实行强烈感情的公共崇拜仪式。柴坦雅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孟加拉度过，那里的新兴教派有效地阻止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这意味着随着印度社会逐渐向东推进并驯服了恒河三角洲丛林地区，再次皈依印度教而不是伊斯兰教变成了融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当然，今天伊斯兰教国家孟加拉与印度之间的孟加拉河分界线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伊斯兰教曾经沿着这条边界取得巨大的成功。
两位重要的诗人苏尔达斯（SurDas，卒于1563年）和图里斯达斯（TulsiDas，卒于1623年）在复兴印度教方面甚至比柴坦雅的贡献更大，因为他们的影响不局限于一个教派。他们都从丰富的印度教神话中取材，用印地语诗歌给予表达。他们因此，创作了一一列圣歌和赞美诗，适合宗教仪式，并且被讲印地语的印度普通大众所理解。图里斯集中注意罗摩神，而苏尔则更喜欢克里须那神，但是这些神都被看作毗湿奴神的化身。因此，印度教的两大改革家的教义没有冲突。除了柴坦雅的追随者外，其他人都不批评古代梵文的宗教虔诚或者婆罗门教仪式。日常宗教在印地语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对神圣但人性化的神的崇拜而产生的亲切感使印度教广泛流行，完全能够抵制穆斯林和基督教传教士宣扬的教义，因为通过这些神，虔诚的信徒能够在公共宗教狂欢时刻进入神秘的神我合一境界。虽然1565年后政治衰落改变了形式，但是不能完全消灭印度教的精神。绝大多数印度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忠于祖先流传下来的变幻无常的宗教。
在三个较小的民族中，佛教复兴为国家宗教：锡兰的Singhalese、缅甸的缅甸民族、泰国的泰族。在每个国家中，佛教都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保护这些民族不受多种语言的、世界性的宗教信仰的侵袭：首先是伊斯兰教，其次是基督教。这些民族起初欢迎基督教徒，至少部分地是对长期穆斯林压力的抵制，但是当欧洲人似乎以重要形式威胁他们的传统方式时，这些民族就制定了孤立和退缩的政策。直到19世纪，这样建立起来的隔离外来者的障碍才再次在新来的欧洲人猛烈攻击下崩溃。
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基督徒臣民必然与他们的土耳其主人享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希腊东征教徒对拉丁世界的偏见与穆斯林一样深刻。因此，毫不奇怪，当大教长西里尔鲁卡里斯（CyrilLukaris）发起讨论来自西欧的加尔文教徒和天主教徒提出的问题时，他的努力取得了很小的成功。压倒多数的东正教教堂满足于他们从教父和4、5世纪主教会议继承下来的教义。但是，医务人员接触了来自意大利和欧洲其他科学中心的新思想。最能干的希腊医生在帕都亚大学接受过教育，他们在求学时代吸收了多方面的西欧文化。这些人提供了微弱但极其重要的联系纽带，通过这条纽带，基督教世界彼此分离的两大部分的知识联系被维持了。
当苏丹停止从巴尔干西部蛮荒之地的基督教山村招募他的奴隶家族时，奥斯曼政府与基督教臣民共同体之间关系终于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只要帝国的最高官员和军事首领曾经在遥远、异常贫穷的山村生活过1220年，那么奥斯曼帝国政府就会充满对基督徒农民的普遍同情。当这些职位被尸位素餐的人的子孙们占据时，完全不同的偏见就普遍出现了从1572年苏丹的奴隶家族之间首次被允许合法通婚，到1638年招募基督教山村村民的活动终结为止。
当帝国高级官职被城市生长的人控制时，他们就开始剥削村民，取缔那些力图利用农民劳动力建立商品化农业的人的貌似合法的行动。乡村地区处境急剧恶化，其沉重代价是基督教人口的普遍不满。
到17世纪末期，城乡之间深深的隔阂几乎，但只是几乎对应于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宗教界限的一条裂痕因此，变成了奥斯曼社会的一个严重而根本的弱点。但是农民的不满在大多数基督教国家也是正常的，其本身不必被夸张为必然衰落的一个标志。正是穆斯林的思想不愿意不仅如此，而且不能改变传统的态度和组织制度，考虑来自内外的挑战，才预示了衰落，尽管穆斯林艺术外表辉煌，穆斯林学术复杂，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尔帝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