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欧洲的自我转型（15001648年）(3)
在路德派的外衣掩盖下，社会经济主张也短暂地表现出来。{本书首发站}（小说网ianjieme）但是当叛乱农民把基督教的自由当作免除租税时，路德就公开激烈地抨击他们。因此，社会动荡和宗教激进主义在再洗礼派和其他教派中找到了表现场所。这些教派遭到残酷迫害，只在穷人中幸存下来，而且常常是以秘密或半秘密集团的形式。
15001648年间欧洲急剧的社会经济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宗教争论。但是不能错误地认为，仅仅因为明确而连贯的世界观的天然吸引力，对一种绝对可靠的宗教真理的寻求背后就一定积聚了大量能量。心灵平静需要对不确定性问题给予权威而充分地答案，日常经历给当时欧洲大多数人口带来了冷酷的不确定性。路德确信自己已经知道了如何获得上帝的恩典。这是他取得成功地秘诀之一，因为其他人迫切希望获得同样的内在恩典状态并确保灵魂得救。当一个人取得了确定性时，他自然希望既把得救的真理与他人分享，同时又谴责它掩盖的所有谬误。大量涌现的旨在说明这些道理的教义和著作很快就被取自教义问答中的系统教育所补充。教廷的捍卫者立即发展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宣传。更多的基督教教义知识和更深刻地服膺于被选择或被继承的信仰形式弥漫于整个欧洲。
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之一是，新教内部倾向于分裂为各种派系，甚至教派内部又分裂更小的教派。宗教改革家从弃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基督徒的单一天主教会的理想。但是《圣经》他们的唯一宗教权威来源能够被作各种解释。对一个人看起来不言而喻的真理对那些仅仅作为罪人并同样迫切希望获得灵魂拯救确定性的另一个人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被迫谴责其他人是错误教义的传播者，且常常比慈善更积极地进行。但是随着第一代宗教改革家激情的消退，建立教会组织、实施教义统一的努力在大多数欧洲新教地区取得了成功。在英国，这个过程是持久的。都铎王朝（15341603年）渐进的宗教改革不能满足清教徒的要求。直到奥利弗克伦威尔（卒于1658年）统治下的圣徒政府完全失败为止，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按照上帝旨意改造人类生活的努力。
罗马天主教会缓慢地应对这新教的挑战。最初，许多人希望二者可以调和。虔诚而且受过教育的天主教徒最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对付新教运动，他们常常担心通过反击路德派教徒而加深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但是追求武装新教徒头脑的神学确定性的激情也能被用于天主教的事业。圣伊格纳修罗耀拉（卒于1556年）就是这样做的。经历了像路德那样痛苦的个人皈依后，罗耀拉开始作为教皇的战士而宣传基督教真理。他很快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然后把他们组成“耶稣会”，耶稣会迅速变成欧洲和海外捍卫和宣扬天主教的最有效工具。耶稣会成立初期，恰逢特伦特宗教会议（15451563年）召开。经过漫长的三次中断后，特伦特宗教会议成功地颁布了许多有效的改革法令，在坚决反对新教的意义上确立了一些被争论的教义。
从此，教会改革要求的最初模糊性消退了，欧洲各地的人们面对一个组织比较精良的、统一的、被改革了的天主教会与同样坚强但组织不太严密的加尔文教运动进行殊死的搏斗的壮观景象，而路德派和保守的英国教会人士则对两种领导者都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教皇和皇帝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的失败、和几乎与此同时的英国清教徒革命（16401660年）失败，最终使许多人放弃了宗教争论，在这两场冲突中，宗教争论常常成为肮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遮羞布。
科学的发展
事实上，宗教改革期间，少数但一批重要的人物没有让追求神学确定性掩盖对其他更世俗事务的关注。例如，伽利略加里利（15641642）一生几乎贯穿了宗教冲突的，但是他更喜欢献身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他以望远镜观察和数学推理为基础而为哥白尼天文学所作的辩护、他为了把仔细记录的天文观察数据给予数学表达而进行的创造性努力等，开创了物理学和天文学至今仍尽的探索途径。勒内笛卡儿（卒于1650年）是另一个故意避开神学争论而着手创立严密的数学哲学，这种数学哲学以极其公正的态度、以理性为基础，为形而上学和其他各种自路德以来、甚至在路德之前人们就激烈争论过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其他知识传统也是活跃且富有成果的。帕拉塞尔苏斯（卒于1541年）、安德烈维萨留斯（卒于1564年）和威廉哈维（卒于1657年），以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为基础，如以精确观察人体结构为基础一样，在医学方面向盖伦的权威成功地发起了挑战。与此同时，一位迷信的神秘主义者约翰开普勒（卒于1630年）徒劳地力图发现行星运行轨道之间的和谐比例关系，但是经过大量复杂计算后，他的确发现了一种数学方程式，这种方程式能够精确地描绘各个行星在自己的轨道上所作的椭圆形运动因此，偶然地纠正了哥白尼的错误，也为哥白尼假设扫除了一个最重要的障碍。另一种乐观和经验传统的代表人物是弗兰西斯培根（卒于1620年），他认为仔细观察和系统地收集信息就可以使人类了解大自然的奥秘，而无需借助宗教启示或数学推理。
许多新仪器的发明，特别是望远镜（约1608年）和显微镜（约1590年）、钟摆（约1656年）、温度计（约1654年）、气压计（约1643年）等，为少数自然哲学家的观察和实验提供了比以前更精确的工具。加上从海外大量流入欧洲的各种信息，都为那些更喜欢这种研究而不是神学辩论的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因此，当（1648年后）敌对的宗教阵营最终被善于思考的人广泛地认为是耻辱时，自然哲学家准备并首先提供了一种世界观，虽然这种世界观也许不完整，但其吸引力并不亚于吸引以前许多代人注意力的、互相敌对的神学。
但是如果人们认为科学取代了宗教，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宗教改革时代给人生每一步都留下了高度的宗教关注。科学和其他世俗学术研究并不公开反对宗教主张，具有说服力的新教和天主教改革家都高度重视这些宗教主张。大约1650年后，科学研究得到了充分尊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至少那些生活在欧洲文明最活跃中心的不再沉重地担忧他们的发现将如何适应官方神学体系。争论继续爆发。但是无论捍卫基督教真理的教士，还是提出新思想的科学家，都不能镇压或推翻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在重大事件上，双方都诉诸暴力和普遍一致的需要，在宗教改革时期，这种普遍一致的需要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许多认识论方面的问题逐渐不再带到政治家和公众面前。
文化多元主义的出现
15001648年欧洲漫长而动荡的结果几乎出乎当时所有伟大人物的意料之外。欧洲人不是发现和实行普遍的真理，而是发现他们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知识多元化局面在欧洲大地比以前更真实地形成了。没有知识的官方等级制度为理解世界从理论上说，如果不是实际上的话，像中世纪那样提供完整的计划。每个**的教会、国家和职业都在根据自己的理解追求真理。这种多样性确保欧洲思想的连续而非常迅速的发展，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艺术和文学也越来越展示出多元化。在本章讨论的时间之初就开始兴起的俗语文学创立了各个民族的文学流派。绘画也倾向于偏离意大利大师们创立的范式，所以西班牙的维拉斯凯兹（Velasquez，卒于1660年）和埃尔格列科（ElGreco,卒于1614年），荷兰（伦勃朗，卒于1669年）和弗莱芒（鲁本斯，卒于1640年）画派，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欧洲总体传统之内发展。建筑仍然没有什么多样性。在整个天主教欧洲地区，文艺复兴风格的巴洛克装饰盛行，而在大多数新教国家和地区，以哥特式为基础的各种风格牢固扎根。
产生于中世纪模式的伤痕是巨大的。欧洲人从到比这更痛苦难忍或更普遍深刻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动荡也以最异常的规模激发了人类的天赋和个人的成就。与他们没有相遇的前人和后代相比，哥伦布和科尔泰斯、路德和罗耀拉、李奥纳多达芬奇和笛卡儿、哥白尼和伽利略这仅仅是最伟大人物中的一小部分是更深刻意义上的现代世界缔造者，正如这些伟人所做的，新世界的挑战无论字面意义上的还是比喻意义上的在他们瞪大的眼睛面前打开了。这些人和其他成千上万欧洲人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中所取得的超常成功被后世西方文明的经历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我们和全世界都是这种西方文明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