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中世纪欧洲和日本（10001500年）(2)
从欧洲开始复兴到1200年的两个多世纪里，对阿拉伯和拜占庭文化传统中吸引西欧人的任何东西的渴望，加上勇敢和充满活力的创造性，为中世纪欧洲文化赋予了新的光芒，这只有古代希腊作为中东文化模式的学徒并最终超越它的时代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本书首发站}（小说网ianjieme）
在西班牙和南部意大利，学者们组织了系统地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的工作。大量专业著作和百科全书式的信息因此，被增加到以前绝大部分为宗教著作的拉丁语文化遗产中。其中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语产生的影响特别大。西欧人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种理性的、完整的、有说服力的宇宙观，但是，这种宇宙观是异教的。对那些拒绝自愿放弃任何知识传统的人来说，把亚里士多德思想与基督教真理调和起来的任务是极其关键的，无论是新来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还是旧的基督教信仰。
欧洲文化的一个层面总体上来自蛮族世界的遗产，特别是骑士生活方式也需要融入基督教模式，因为10世纪的野蛮和暴力与基督教的爱、希望和慈善相距甚远。
这些挑战最初都遇到了不计后果的抛弃。圣安瑟伦（卒于1109年）和彼得阿贝拉德（卒于1142年）似乎已经感觉到，如果人们坚决而严肃地追求理性，那么人类理性与基督教信仰必将互相支持。因此，圣安瑟伦发现可以证明基督道成肉身的逻辑必要性，彼得阿贝拉德开始对基督教作家之间围绕教义的争论而展开了批评性研究。与此同时，在法学领域，修道士格拉先（约1140年）从正反两方面有力地论证了教会法本身的自相矛盾，而欧内乌斯（Irnerius，约卒于1130年）则开始系统地研究罗马法，以期找到打开严重影响欧洲地方性习惯法的普遍混乱大门的钥匙。对这种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尝试一下的。
1000年后西欧的复兴还可以从被称为“罗曼式”风格的大型石头建筑的发展所证明。西欧建筑师显然放弃了以前占有一席之地的拜占庭建筑风格，而更喜爱残存的罗马巴西利卡和早期基督教堂所提供的建筑风格。以同样异常的自信心，蛮族的暴力通过诸如十字军（1096年开始）等事业而至少部分地被基督教化了，此外，还通过发展骑士理想，要求武装人员扶助弱者，向妇女献殷勤，保护“圣母”的教堂等。
约12001300年间，中世纪欧洲文化复兴的最初热忱发展出更复杂、动荡、但更丰富的内容。基督教信仰、宗教修会、对历史权威的天真接受，与人类理性、世俗、关键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尖锐了。但是这些紧张关系以各种各样的、混乱的方式暂时有效地被缓解了，因此，形成了中世纪文化的一个伟大13世纪的综合从此一群重要的敏感的西方人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这些。
在神学领域，信仰和理性被圣托马斯阿奎那（卒于1274年）和大阿尔伯特（卒于1280年）完全调和了。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罗列了权威性的观点，并对许多信仰和伦理道德问题，仔细推导出答案。他的著作很快就被认为是半官方的基督教教义阐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其他一些观点因此，被巧妙地用于提高基督教真理，而且根据信仰与理性绝不可能相互矛盾的总体原则，有些神学真理不能轻易达到无需外界帮助的理性，所以必须通过神圣的启示才能向人类传授。但是阿奎那并非没有批评者。其中最有影响的批评者怀疑其冗长的逻辑证据，他们更喜欢来自神秘体验的神圣事物的确定性、和通过密切观察而获得的世俗事务知识，而不喜欢依靠感觉提供的信息。如思想家波拿文都纳（卒于1274年）和罗杰培根（1294年）就代表了松散的柏拉图主义（和弗兰西斯修会）的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有意识地反对敌对的多米尼克修会的阿奎那和大阿尔伯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在行动方面，多样性和差异性比综合性更加明显；但是敌对的趋势和理想彼此以给予人类冲动广泛空间的方法而达到平衡。例如，基督教的骑士制度被“浪漫主义的”理想所抗衡，这种理想强调宫廷（即斯通的）爱情和在追求感官享受时敢于冒险的行为准则。或者，散布于纺织工人和其他手工业者中的异端遇到了弗兰西斯和多米尼克托钵僧团的宗教虔诚的抵制。与其他修道士不同，托钵僧团就在俗人中间生活和工作，他们布道、照顾病人、帮助穷人和无依无靠者，用另一种方式为基督教理想提供了实践证明。弗兰西斯修会的创立者圣弗兰西斯（卒于1226年）和多米尼克修会的创立者圣多米尼克（卒于1221年）都是这种新基督教感情爆发的最重要领袖。但是这里也存在困难，因为圣弗兰西斯对圣洁的强烈追求促使他濒于异端的边缘。他的一些门徒批评教皇和主教没有效仿基督和使徒过贫穷生活（像托钵僧团原则上所做的那样），这就已经滑过了边缘，尽管他们的圣徒创立者一直勒令不许越雷池一步。经过长期立法后，这些“精神上的”弗兰西斯修士被谴责为异端，尽管（或因为）他们极端虔诚。
13世纪的文学活动表达了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和感情，其中部分用拉丁语，部分用各地方言。大众故事常常粗俗地反对教士，根据《圣经》故事改编的天真虔诚的“神迹剧”演出，反映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当时最伟大的文学家是佛罗伦萨的流放者但丁（卒于1321年）。他喜爱的十四行诗和政治著作《神圣喜剧》几乎比其他人提供了13世纪欧洲生活丰富多彩的更准确画卷。
艺术史表明了鲁莽地奔向多样性的同样趋势。13世纪哥特式主教堂取得了复杂、精美、和巨大成功，解决了为基督徒做礼拜需要的大型空间问题。但是哥特式建筑风格很快演变为越来越复杂的装饰，直到繁纷复杂的窗饰模糊了墙面的拱肋、扶壁和柱子的简洁性。这种华丽堪与后来经院哲学的复杂和偶然的繁琐相比拟，也可能由于基督教信仰一定程度的薄弱性，故而增加喜悦和奢华的表达，而这正是“精神的”弗兰西斯修士抨击高级教职人员世俗化的地方。
中世纪文化综合的全面争论是1300年后的时代特点。14、15世纪，各种圣洁理想与人类对现实的满足之间的冲突，没有发现任何真正满意的解决方法。在此期间，意大利的发展与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的舆论导向出现了重大分歧。意大利变成有意识地复兴古典文化的中心，实际上是复兴罗马文化而不是希腊文化。许多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发现，研究异教拉丁诗人和西塞罗不仅提供了优美文学的样板，而且为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和行动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人文主义者，正如那些接受过这些教育的人骄傲的自称一样，很少公开与基督教决裂。实际上，人文主义文学艺术价值观常常得到富有的教会人员的欣赏，教会人员是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资助群体之一。
在意大利城市的环境中，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诞生了。像人文主义者的西塞罗风格拉丁文一样，它也是小心翼翼地模仿古代样板。建筑方面，圆柱、壁柱、圆拱构成了“文艺复兴”风格起源的因素。绘画方面，只有少数古代作品样板能够得到，可能因此，而发展出更深刻的原创性。空间和大约从1430年起线条透视法赋予意大利画家系统、非常理性、有视觉冲击力的技巧，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排列物体。其结果是创立了一种强烈而独特的绘画风格，1500年后不久，这种风格走向成熟。直到19世纪末，它一直是欧洲绘画的基本风格。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这种成功而冒险的新人文主义宣言和自然主义的兴趣则没有被表现出来。相反，欧洲文化传统中各种不协调因素之间的某种僵化起了阻碍作用。当雇佣兵队在法国富庶地区大肆抢掠财产焚烧房屋时，华丽的宫廷骑士精神与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的残酷现实是多么不协调。大众的不满情绪在农民起义和诸如英国的劳拉德派和波希米亚的胡斯派新异端运动中得到了宣泄。
欧洲文化的中世纪结构显然陷入了困境，但是对它的最终批判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而且只能由重大历史事件才能决定性地发起，如海洋向欧洲船只开放，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宗教改革。但是，关于现代欧洲起源的问题将留在本书第三部分讨论。
日本
日本早熟的宫廷文化没有完全消失，即使当帝国权力变得只不过是影子的时候。但是作为日本社会穿过北部群岛扩张先锋的边界贵族并不分享或崇敬第一个宫廷从中国唐朝全盘输入的优雅而半军国主义的文化。相反，他们发展了一套行为准则和武士道，强调作战勇敢、忠于被选择的主人、每个武士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尊严，无论多么贫穷或多么绝望。武士（或者如日本武士被称为的那样“萨姆乃”）倒变得严格而有约束力，甚至变成了成文法令。它起源于成功地军队纪律和精神，这是个别军官为了自己或部下扩充势力而招募的军队。当然，一支成功地军队占有一片领地，从领地居民那里征收捐税。世袭占有变得普遍了，但是持续的警觉和随时准备在战场上证明个人或集体勇气，一直需要保持已经赢得的一切果实。经常性的地方战争是其结果，因为不同战斗队伍的成员之间的任何争论都只能依靠刀剑来解决，也正因此，一支战斗队伍内部也不是一直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成员之间的分歧。
因此，日本的封建主义非常类似于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封建主义。甚至日本保存下来不起作用的帝国最高宗主权也类似于欧洲人模糊的帝国观念。当然二者之间有重要的细节差异。例如，日本武士组成宗族（真实的和假想的），而欧洲的骑士被契约关系臣服礼和效忠礼而不是被家族关系所束缚。此外，维持日本作战阶层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完全不同于欧洲。像中国一样，依靠手工劳动的精耕细作在日本盛行，稻田在这种耕作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相应地，人口稠密的农民阶级构成了整个日本社会非常贫穷但极其工作刻苦的大众基础，日本平均每个家庭生产的余粮比欧洲农民少。
大约1300年后，日本社会中的第三种成分开始取得更突出的地位那就是有智慧的市民和水手。由中国领先的航海技术的重大改进使日本社会能够出现这种发展。指南针、可调节的船板、龙骨、布帆而不是狭小的竹制船篷、造船规模和力量的增加，都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这使日本的船只沿海上下航行变得切实可行，甚至跨海航行到达中国、东南亚、比较近的太平洋各岛屿。捕鱼业很快发展成为重要的产业。然后，当中国在15世纪30年代退出海洋时，日本迅速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占据了海洋优势。
在这些情况下，海盗活动和海上抢掠为那些因为没有土地或在地方斗争中失势的贫穷武士提供了一种非常诱人的生涯。因此，日本海盗很快便蹂躏中国沿海。他们把大量抢劫的财物带回故乡的港口，这些港口的城市生活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了，部分地就是建立在这些丰厚利润基础之上。商人和武士互相紧密依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好战的、依靠自我的中产阶级，它在文明世界的唯一同类就在欧洲，欧洲的海盗也有助于市民风气的形成。
日本城市兴起也意味着新的社会环境出现，中国礼仪和日本现实两极之间都能表现自我。市民迅速创造了比粗鲁武士尚武理想优雅得多的日本高级文化。根据武士宗族和战争队伍的战争故事改编而成的戏剧就是这种互动的产物。日本绘画风格的发展是另一方面，它与中国风格有关，但又不同于中国风格。武士行为把这种优雅提炼为“茶道”，丝绸服装的运用是第三个方面。
日本的宗教历史反映了朝着**于中国榜样的同样发展趋势。佛教的禅宗最初从中国引进，但是在日本土地上，禅宗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先例的方式与武士道结合起来。年长或战败的武士常常遁入禅宗寺庙，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顿悟的形而上学教义，作为其冷血的军国主义世俗生活的弥补。大约从1200年起，佛教净土宗开始在日本占据突出地位。这支佛教派别吸引了更广泛的大众。它根据宗教集会来组织，公开批判作为普通人与救世主之间中介的僧侣。禅宗和净土宗偶然也会诉诸暴力行为。禅宗寺庙的确常常是大地主，因此，觉得自己不得不像武士宗族那样捍卫它们的财产。另一方面，净土宗造成了许多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爆发于1400年后，但是都没有取得长期成功。
15世纪，对自称太阳女神后裔的天皇家族崇拜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崇拜以前几乎完全局限于天皇的宫廷和家族，而且与中国的祖先崇拜形式完全同化。但是1400年后，太阳女神的主要神庙祭司开始对传统神话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因此，这种崇拜取得了形而上学的神学意义，可与佛教教义相比。这种被改变后的崇拜，或称“神道教”，能够而且的确对正在形成的日本民族认同和独特性意识具有吸引力，他们成功地海上抢劫及其引发的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极大地刺激了这种意识。
因此，到1500年，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强大、融合性已经可与旧大陆任何其他文明共同体相媲美。但是相对狭小而孤立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强大的日本文化承载者的种族同一性，束缚了这个新兴文明的全面发展。或者人们更应该说，日本文明传播到日本列岛之外并吸引其他民族（如菲律宾人和爱斯基摩人）进入它的影响范围之前，竞争的航海文明，即伊斯兰教文明和欧洲文明就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有效地把日本文化限定于一定范围，使它不能以从前地理位置优越的新文明那样的方式传播到其他民族之中。但是，日本及时取得了文明开化的地位，在现代保持了全面文化和政治**，而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洲不发达民族的文化发展却不能做到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简要地提到这些。到1500年，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强大、融合性已经可与旧大陆任何其他文明共同体相媲美。但是相对狭小而孤立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强大的日本文化承载者的种族同一性，束缚了这个新兴文明的全面发展。或者人们更应该说，日本文明传播到日本列岛之外并吸引其他民族（如菲律宾人和爱斯基摩人）进入它的影响范围之前，竞争的航海文明，即伊斯兰教文明和欧洲文明就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有效地把日本文化限定于一定范围，使它不能以从前地理位置优越的新文明那样的方式传播到其他民族之中。但是，日本及时取得了文明开化的地位，在现代保持了全面文化和政治**，而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洲不发达民族的文化发展却不能做到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简要地提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