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突厥和蒙古征服的影响（10001500年）(3)
但是在屈服奥斯曼突厥人之前，希腊基督徒进行了相当有活力的希腊文化复兴活动。对古典希腊和异教罗马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大约公元1000年后，拜占庭艺术家和文学家开始空前地珍视异教文化历史的成就。由古代希腊人创立的古典模型艺术复制品和以各种方式创作的文学作品都被仔细地再现出来，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皇帝阿历克斯（10811118年在位）的女儿安娜康妮娜用韵文撰写的历史著作《阿历克谢》（Alexiad）就是这种努力的最杰出产物之一。非常不同的是，边疆地区粗犷的叙述抗击穆斯林战争英雄的事迹的民谣，为匿名史诗《第根尼斯之歌》（DigenesAkritas）提供了素材，第根尼斯的英勇精神比拜占庭上层阶级有些矫揉造作的学术更强烈地迎合了现代人的胃口。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人突然扼杀了拜占庭的各种世俗文学；但是希腊文化复兴的余音在意大利还能听到，为大约两个世纪后、更富有成果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提供了重要刺激。
在宗教（基督教会）方面，突厥人在欧洲建立后，希腊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一个神秘幻觉的修士派，西塞切斯特（Hesychasts）推翻了以前控制大教长和教会其他高级职位的“政客”。从此，主教和其他高级教职人员就主要来自修道院，这是拉丁基督教会没有效仿的做法。当突厥人控制巴尔干大部分内陆地区时，修士派的胜利受到亲眼见到上
帝的鼓舞把大众的、感情的力量注入了东正教团体。因此，在小亚细亚已经非常普遍发生的、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地区也已经开始发生的皈依伊斯兰教活动几乎突然结束了，这确保了巴尔干大多数地区的基督教得以幸存。
在蒙古人统治期间（12401480年），东正教的北部分支，即神圣的俄罗斯出现了缓慢但非常明显的发展。农业已经从人口第一次聚集的河流两岸蔓延到森林地区。许多土地逐渐地被开垦成农田。这就使得人口相对众多、虽然极端贫穷的小农阶层形成，尽管土地贫瘠，气候恶劣。
从政治上看，蒙古人满足于包税制，首先由中亚商人集体承包，后来由俄罗斯当地的王公，其中莫斯科大公变成了总包税人。作为严苛但距离遥远的主子的代理人，莫斯科大公建立了征税管理机构。其结果是1480年，当伊凡三世宣布废除蒙古的最高宗主权时，他已经控制了一套现成的行政机构。莫斯科从此变成了唯一的**的东正教大国。俄罗斯教会人员很快发展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观念，继承君士坦丁堡，而君士坦丁堡继承台伯河畔的第一罗马，因为只有在俄罗斯，东正教保持了纯洁而不受玷污。从此以后，在俄罗斯公共生活中，俄罗斯是唯一被选择出来完成捍卫世界上真正宗教信仰特殊使命的观念就从止发挥作用，即使1917年革命之后也这种观念衰弱。
中国传统的胜利
正如已经解释过的，中国文明表面上受蒙古统治影响非常小。当新儒学最伟大的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在世时，新儒家在南宋时期得到全面发展。但是朱熹及其门徒没有像孔子及其门徒那样，忠实地维持古代的思想。因此，革新从不被大张旗鼓地允许，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无论是态度还是政府管理。
但是由于11、12世纪促进经济发展的某些事情，所以西欧直到18世纪才最终超过中国。例如，中国建立了大规模的冶铁业，利用焦炭作燃料，比欧洲大约早700年。与此同时，地区性的专业化生产为扩大国内贸易奠定了基础；从中国南部各个港口开出的大多数海上运输船只开始以空前规模发展海外贸易。
当然，儒家原则视商人为寄生虫。因此，当一个人经商致富时，他就禁不住购买土地，变得受人尊敬。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真正的大规模私人商业和工业企业从中国兴起；也许可以称为前工业革命的开端最终没有改变中国古老的社会形态。
官方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是阻碍社会真正发生深刻转型的另一个因素。即使当官方支持一种新式企业时，从长期来看，其效果也不佳。因此，当政府下令停止武器生产的时候，宋朝发展起来的冶铁业似乎已经终结了。官方先鼓励后压制某种产业的更极端例子是海外贸易和探险活动。明朝（13681644年）早期，海上长途航行受政府控制，结果是非常壮观的。14051433年间，太监郑和进行了一系列航行印度洋的探险活动，在此过程中，帝国船队真正到达南中国海的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门户马六甲、锡兰、卡利库特，甚至位于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并暂时建立了中国对其中大多数地方的控制。但是此后，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探险活动，禁止中国臣民建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或离开陆地。宫廷党派之争可能与这个决策有一定的关系，它对亚洲商业和帝国实力平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生活在靠近危险的蒙古边境的北京明朝统治者认为，当政府需要竭尽全力抵御游牧民族的时候，帝国的资源不能浪费于这种遥远的事业。
这个放弃在南中国海发挥积极作用的深思熟虑决策导致中国海外殖民地急剧衰落。这些海域的控制权转移到日本和马来亚的海盗手中，他们很快就使中国沿海平民船只的航行变得不安全。他们沿着中国许多水路渗透到内陆地区，甚至成功地打断了大运河的运输。
官员可以用这种方式践踏商人和水手利益的事实表明，中国官僚制度是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力量基本上被维持，因为大多数官员出身于地主乡绅阶级，而地主乡绅阶级的利益在于长期捍卫儒家传统，他们就能轻易地保持对中国社会的全盘支配地位，即使在新的商业财富迅速增长的几个世纪里也是如此。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直到1112世纪，农业财富与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一样快捷，甚至更快捷。这种农业进步的秘密是各种新水稻的引进（公元1000年左右），这些水稻成熟期短，在灌溉条件比较好的土地上，一年可以种植两季。更为重要的是，早熟水稻能够成功地在丘陵地区种植，虽然那里的梯田一年只有春季才能得到短暂的雨水灌溉。中国整体农业产量因此，大大提高，特别是在以前就适合水稻种植的南方丘陵地区。因此，当贸易和商业繁荣时，地主乡绅阶级也走向繁荣。他们的人数和社会地位的增长可能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重要性大致相当。随着曾经部分地保护商人利益（马可波罗见证）的蒙古统治者被推翻，历史舞台为汉族搭建，明朝最初组织、但接着便正式扼杀了中国的海外贸易。
乡绅阶级的社会支配地位意味着即使诸如火药（中国史料记载说，大约从公元1100年起）、印刷术（756年发明）、指南针（12世纪初第一次被提及）等被认为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技术发明都被控制，仅仅用于加强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力量。例如，印刷术扩大了儒家文人的圈子；但它没有像宗教改革时期欧洲那么急剧地用于将非正统的新思想带给大众。同样，火药使镇压地方军阀比以前更容易，从明朝完全驱逐蒙古人到1911年，帝国政府或多或少有效地维持了对全国（除了少数短暂中断外）的中央集权统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传统了。
总之，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达到了内部完善和平衡，任何整体社会崩溃也只能表面地、暂时地在中国学术传统的载体打上烙印，何况这种整体社会崩溃直到20世纪才发生过。19世纪欧洲人渴望接受的稳定神话是由以下事实为基础而虚构的：忽视了中国社会更早的时代和许多方面，实际上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即使当政府和官方文化仍然僵化地固守儒家理想时。